车上放棒球棍违法吗:病重的祖国：二十世纪的流亡作家们

周冰心：病重的祖国：二十世纪的流亡作家们时间:2010-08-04 17:32 作者:周冰心点击:687次
——索尔仁尼琴终结一个时代 　　引言：对于宏大的默默无言的历史而言，为一种精神信仰而纯粹性的流亡已经在世界上终结，流亡文学也随着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在2008年8月3日的去世而画上句号，那些在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欧洲流亡作家们现在都已回到自己祖国，相信只有死能承载他们的动荡不息的灵魂。在一个时代拉上帷幕时，我们要纪念他们试图用文学拯救病重祖国的梦想。
　　流亡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在全球普遍性发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政治课题，一部欧洲流亡史应该是世界正史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史才能被称作展现全面风貌和立体完满。世界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艺术史更是离不开浩浩荡荡的流亡者带给它们的杰出贡献。我们回望一下，一战、二战期间，没有流亡巴黎、美国的众多俄罗斯、德国、东欧的哲学家、作家、学者、科学家们的贡献，这些国家在上述领域上会逊色不少，反过来，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又为自己深受封闭、内耗和侵占、专制、独裁之苦的祖国逶迤出一长串荣誉。现在，这些伟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们所忽略，当作理所当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来，没有他们身体上的流亡到美国和欧洲，世界科技史、文学史、哲学史都得改写。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流亡，他们不过只是他们祖国千万集中营受迫害者中的一员，早已被“消身”溶化掉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看看苏联时期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谁都会明白那些倔强的流亡者如果留下来面对的普遍下场。
　　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去国流亡，折射了世界演变过程中欧洲独裁政治力最为阴暗和丑陋、狠毒的一面，“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流亡在二十世纪以前是以被动性的流放、放逐来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国、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帝国，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正如维柯(vico)指出的那样，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流放惩罚的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尊严，对信仰真理予以毁灭性打击，但它得借助对身体、生命的折磨达至对灵魂的打击。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总结的所谓的“惩罚景观”：“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东西方世界开始由大规模流放转向更大规模流亡的转捩点，这与上面提到的19世纪初现代文明加速，远洋航海技术、蒸汽机的一一问世，以及海外冒险、扩张、殖民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有关。世界第一次连成一片，土地的疆域得以飞速延展，国界变得模糊难辨，“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总面积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一直持续到1955年万隆会议时，整个东方才都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前后，也有不少俄国文人学者陆续流亡欧洲和美国，原先居住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贵族后裔，日后成为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的纳博科夫家族也在流亡之列，小纳博科夫随家族流亡德国。但直到1921年为止，大批的苏联流亡者才正式到来，这还不包括日后被政府强行驱逐的流亡者。1921年，新政权尚未顾及到在文化领域施行全面清洗，以至于像日后流亡到法国，写出不朽名著《俄罗斯思想史》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A.Berdjajev）等，还能在1919年在苏联国内建立“自由精神文化学院”，举办公开的哲学讲座，听众甚至包括红军官兵和工人。1922年，新政权突然逮捕了全俄一百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文人和科学家，其中包括别尔嘉耶夫、洛斯基（N.Losskij）、弗兰克（S.Frank）等世界著名学者，将他们（连同家属）一并驱逐出境。 此时，流亡文化的意义才第一次彰显出来，他们不再是清一色的政治诉求者，他们只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教授、科学家等等知识分子，他们甚至都没有选择1917年帝国崩溃时流亡，因为，他们都是吟唱俄罗斯文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土地选择他们。但他们除了思想和声音外，一无所有。唯有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信仰，但无力抵抗刺刀和大棒下的驱赶，只好流亡欧洲，或者自动流亡，成为“流亡者”，自由主义信仰让他们都付出了不能在故土生活下去的“惨痛代价”。他们也为以后要流亡的知识分子确定了一个标准：为了普众的福祉，为了维护独立的信仰尊严，宁愿担承亡命天涯的厄运，也绝不作顺民和沉默的“大多数”，颂扬暴政就更不可能了。
　　令人深思的是，在苏联时期颂扬暴政、沉默的大多数，后来成为“古拉格群岛”上的岛民，都被那个政权最终消声掉了。而那些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精英无一例外地活着，并有许多成为世界经典作家。他们甚至还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在苏联解体后于1994年光荣地被迎请回祖国，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
　　流亡与欧洲某些国家一党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没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就不可能产生“流亡者”这个群体。“流亡者”在一个开放、多元、宽容、兼听、制衡、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反之，则就无可避免地会出现被祖国放逐的现象。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克兑斯在其遑遑巨著《１９世纪文学主流》中开篇即是“流亡文学”。他说：“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他们发出异质的声音，付出的往往是一生幸福甚而生命的代价，一生要漂泊离散祖国以外，永不能回转。
　　流亡的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只是为了维护某种传统价值观。流放和流亡都是距离上放逐，但后者却有着：“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前者却没有。
　　现代性流亡的产生还透射了世界所谓多样性政体和多极世界互为制衡的巨大谎言，它是现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试金石，因为，二十世纪的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维持上述与人类普适公义、自由平等相悖行驶秩序的国度。
　　现代性“流亡者”早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已经成为一种“抗拒、不从”的现象，他们是人类社会最后的、最纯粹的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们/她们也是最易受“仇恨”和“漠视”的漂泊者。
　　造成二十世纪流亡这一现象大面积扩展的无疑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极权政治都有意识形态话语强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历史性信念上用整齐划一来归化，用意识形态全权话语来控制、吓堵国民，使之“犬儒一生”，成为“沉默不语”的羔羊。流亡现象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二十世纪产生的三个主要的流亡文学形态（俄国〔苏联〕、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反抗这种“单行道式”强加性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反抗的结果就是大批知识菁英被国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这种勇气的都是一批本国最出色者。
　　“流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命运，流亡者逃离困厄不前的现状，逃离专权独裁的国度，身体虽然是释放了，但却也被完全切断了和故国的关切联系，原乡已经在地理意义上与他毫无关系。这是所有“流亡者”面对的集体境遇，这对忧愁伤感的流亡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最大的精神打击，他们被割断了与母体脐带的精神联系，他们会为这个噩梦背一辈子的“游乡梦魇”枷锁。和遥遥无期的归途相比，梦醒后只有面对“流亡异国”的现状，他们要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找到各自的栖息地，这是两种文化的纠缠，原乡和流亡地文化的黑夜与白天。这也是两种文化压迫，流亡者的文化命运是难以遗忘和难以进入。两个文化世界和两种文化压榨就横亘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炼狱后才能重生。萨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布鲁克·罗斯进一步指出：“流亡应该是指被放逐到异地的政治性活动和文化性活动……文化的部分则是指由于从祖国被流放到异地所形成的心灵落差与震撼，使流亡者产生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并借此来重新反省祖国家园文化，因此‘放逐’经常与批判、富创意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流亡”基于一种“流亡者”无奈、失望、悲伧的逃离，但动因却植根于对祖国热爱而痴诚的执念。我们看到，“流亡”最本质的动机是对现状的无可奈何，而不得不选择形式上的离开来逃避某种心灵和精神、信仰上的困境、困厄、煎熬。然而，“流亡者”决意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流亡知识分子们难以想到这是将要作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们已成为被控制母族事实上的“他者”，无论对谁而言：自己即将要逃离的祖国/母国与要前往流亡避难的他国/他乡。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飘散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过唯一一个传世话剧剧本：《流亡》（Exiles），其主题即是流亡者归来，流亡是为了归来。
　　这对于那些文明、文化极为自信的国家：前苏联等大国流亡者们来说，尤为如此。如果要让“流亡”成为一种情感绝决的事业，几乎是对流亡动机本身的挑战。因为“流亡”缘于一种炽爱，而流亡是流亡者祖国对他们“爱”的单方向褫夺，所以说，“流亡”是煎熬和无奈、悲怆、情感的险峰旅行，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理解“家国”咫尺在望，不可亲近的痛苦，这一切却都是他们坚守理想和信仰所付出的情感代价。会有一种声音盘旋在流亡者上空：“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犹太背景的德国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Adorno），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掌权后即离开祖国流亡美国，在他的形而上流亡者视野里，他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以此来回避旧文化的羁绊。阿多诺是普遍蔓延忧郁愁绪流亡者之外，极少数几个还在此寻找流亡乐趣的流亡知识分子：“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但未必减轻每一种焦虑或苦涩的孤寂感。流亡这种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的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阿多诺认为流亡情境的产生，使得知识分子可以在依附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大大地拥有自主性，边缘性身份的催生反而能让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得以保全。“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
　　边缘性身份是流亡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最直接的心理创伤，于母国、于他乡而言，他们都绝难成为两种社会的精神趣味和标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流亡意味着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这就注定流亡是一股“逆向”的旅行，他们不甘于被“驯化”，更不同于犬儒者的沉默不语，他们要成为一种照耀犬儒者的镜子，萨义德说：“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
　　世界上所有的极权邪恶国家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体现在表象上鲜花般的美好歌颂赞词，另一方面则却是相反，无边的黑暗和残忍的地狱实质。这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大多数人只能被鲜花美好歌颂一面所迷惑，而不了解黑暗残忍地狱的另一面。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只有流亡知识分子能具天眼的同时看到两面，这是他们特有的感觉，但流亡者要为这两面性的两极痛苦所搅扰，他们几乎都有在地狱中浸入黑暗的人生经历，是从地狱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一息生命，此后的一生永不能平静、安谧的用田园心境来写作，他们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泪水，以至于没有办法再享受人间的乐趣，即使在流亡的自由途中，他们还在流亡的自由异乡孤独着。
　　流亡是叛逆者的事业，摆脱迫害、追求“自由表述”是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们出走的一致原因，他们有着惊人的某种偏执性，他们执拗于一种真理般的信仰：“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
　　事实证明，流亡知识分子换来的自由表达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人格的文学”，有尊严的反映一个民族在极端国度里生存本相和苦难的文学。
　　“流亡”在二十世纪的跃现，本身是世界在走向多极的象征，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是全世界人民对“流亡”运命充满着同情和叹息，并对流亡者背后的“他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与憎恶。因为，“流亡”总是与独裁、极权、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人类社会的极端思想紧密相关，希特勒法西斯纳粹主义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流亡；斯大林共产教条主义之于二十至七十年代苏联知识分子逃亡，等等。这些人类巨大的“人祸”灾难，有的至今未得到全面认识和真相大白，大多属“东方主义”阐述范畴（苏联的亦东亦西），可见人类灾难与“东方”有着多大的联系。
　　二战期间，美国早就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它庇护了前往流亡的一切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作家，以助他们逃离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前往新的西方帝国中心。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学者、苏联、东欧的科学家、艺术家也是如洪流一般，出色的流亡知识分子包括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1928—），两人均曾担任美国总统行政体系中的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可谓流亡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历史语言学家史毕哲（1887—1960）、奥尔巴赫（1892—1957）、武器科学家和太空学家泰勒（1908—）、布劳恩（1914—1957），他们甚至在随后到来的冷战中帮助美国战胜苏联。
　　“流亡”效应同样对“流亡知识分子”精神意念上也是一种折磨，有的几乎影响“流亡者”一生的心情。已故美国著名后殖民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可谓是“流亡者”的代表，他一生的研究就是吟咏“流亡者”的哀歌，他的母国是领土被以色列侵占至今不还的巴勒斯坦国，他身上被负着三重身份（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5岁以后接受西方教育并归化美国的美国人，以讲授英美文学的学院东方知识分子）。东西方血液、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复杂矛盾交织的现实，促成了他思想运用上互为作用，将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它身份，并且协调暗含于他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伊斯兰世界的宗教虔诚调以当今世界最为多元、自由、叛逆的美国精神，使得他现今留存下来的一大批文化、思想哲学批判都留有这种调和烙印，其中以《东方学》、《知识分子论》、《文化与帝国主义》最为闻名遐迩。萨义德用来自第三世界东方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流亡洞彻精神，在东方主义/后殖民研究（东西方阐述与被阐述）和文化哲学（帝国扩张文化及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两个领域拓展上，显示了他犀利透彻而锋芒毕露，不被驯化、豢养的独立人格品质，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流亡”、“放逐”，萨义德有着与流亡作家黑塞、茨威格、韦弗尔、马尔克斯、昆德拉、哈维尔、奈保尔、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米沃什等东西方流亡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的感同身受。萨义德不同于昆德拉的是，后者母国和流亡地都身处欧洲，虽是流亡时意识形态暌隔，但地缘亲近，文化差异不大，所以昆氏很快就同流亡地法国融为一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写出了《缓慢》、《身份》、《无知》等无根性法语作品，这与他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笑忘录》等根置于母国，用母语写就的代表作，关注视境早已大相径庭，可以说昆氏现在的作品已完全脱离了母国、母语的根系，这是他与萨义德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另外，萨义德来自亚洲前殖民地，至今领土都被占领，文化差异同美国天壤之别，民族内心伤痕累累，少年时代远游美国接受美国教育，虽受美国学院独立自由思想浸染，却不敢相忘母国，相忘东方，所以他的毕生学术成就都在此展现，而他的身份在两边却都是放逐人和边缘人，这使得他具有双重视角用来思考问题。他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的一种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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