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前博导李连生狼狈逃走记

西安交大能源动力学院前博导、教授、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前副主任李连生（资料图）

    2009年9月，我曾在重庆花费整整三天的时间，去“粉”一个会。啥会？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致开幕词时，对我国科技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学术造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令我记忆犹新。韩启德说，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已显得非常突出；而对于违反学术道德弄虚作假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他要求科学研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韩启德的痛陈，缘于中科协此前进行的一项重要的调研。调研发现，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比如，在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和项目管理上，官员的权力过大，往往直接指定和左右评审专家，使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得不到保证；在人才评价和科技成果、资助项目评定上，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常常简单地把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等量化指标作为唯一标准，形成被大家戏称为“学术工分”式的评价方法；在科技奖励上，重政府奖励，轻学术共同体奖励，两者缺乏衔接，一些政府奖励的同行认可程度比较低。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科研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科技经费使用的效率还不高，而且助长了一些浮夸的风气，不利于学术道德的建设，也不利于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的激发。

    中科协的调查表明，超过六成的研究生认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

    在这位中国科技界领袖态度坚决地表示“要追究学术造假责任”后一年五个月，也就是本月9日，科技部宣布了取消西安交大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消息。原因是：学术造假。新华社记者采访证实，这一奖项的取消为我国之首例。

    科技部的决定引发了全国媒体的热议。一些评论认为，西安交大的学术打假是些许的进步；另外的评论则认为，中国的学术造假何其多，这才首例取消奖项，实在是很可怜。报社于是决定派出我去往西安，希望跟被取消该奖项的科研成果第一完成人李连生见面和对话，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李连生曾是西安交大能源动力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教授、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不过，早在2009年5月，他的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就被免；去年3月，其校内职务被解除殆尽，还被学校解聘——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已经去了别处工作，此去未必能够见到。

    进一步打听得知，李连生的家还在西安交大家属区，但人已经去江苏工作了。知情人士说，是交大党委书记通过私人关系，推荐他到江苏一个开发区搞科技工作去了。

    11日，我乘飞机赶到西安。咸阳机场起降航班甚至让我的起飞时间有所推迟。报社的想法是：先在西安寻找，如果他不在而去了江苏，我们可以再去江苏跟他交流。

    此时成都人刚过完年，而西安人尚未从年味中缓过劲来，甚至连一些卖湖南米粉的小店都没开门。另一个不利的因素是：高校还未开学，想找到校方其他人采访，也有困难。

    西安当地的一家报纸率先找到了位于交大二村10舍的李连生的家。李闭门谢客，只留给了这家报纸的记者一句“谢谢你们的关心”，就匆匆关上房门。我赶去的时候，李家大概已经没人，数次敲门，只听到室内有只小狗跑来门边“应门”，发出汪汪声。

    12日晚9点多，我终于得见了李连生夫妇——在李家宿舍楼楼下的院坝里，他俩刚刚从一辆沃尔沃轿车上下来，正说着话准备锁上车门，就被我发现了。李连生的脸跟此前公布的照片变化不大，很容易辨认，可我上去打招呼，他却连连说“我不是李老师，你认错人了”，他的夫人熊春杰更是失态大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叫喊之后的结果，是两人重新又坐上沃尔沃，飞也似的逃离了他们的家。

    从志得意满到声名狼藉，似乎只在转瞬。随后，我设法找到了李连生的手机号。拨打他的号码，一直是转到秘书服务。

    一般而言，来电可以屏蔽，但短信总是可以看到的。我决定尝试继续沟通，又编发了短信，告诉他我能感受到他和夫人正承受的巨大压力，但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就应该去面对，而且生活还要继续，一切宜向前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丢掉过去的包袱，轻装前进。

    短信发过去，不见回复。继续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聊聊，舒缓一下压力，也似泥牛入海。

    西安交大是在国内排名靠前的著名高校，在西安的地位十分尊崇和令人仰慕——巧的很，奋力抨击学术造假的中科协主席韩启德，这里竟然就是他的母校。通过朋友的襄助，我把学校校长郑南宁、党委书记王建华、宣传部长贾箭鸣等人的手机号都拿到了，试图就此事采访校方的意见及看法，并通过他们说服李连生接受我的采访。

    事与愿违。郑南宁校长一连几天持续性不接听我这个陌生的电话；王建华书记心平气和地听我讲完来意，说自己正在跟朋友谈事情，让找宣传部长，就挂机了，此后几天再不接听，发短信交流，也不见回复；贾箭鸣部长最有意思，接听后，我的话还没讲完，他就切断了通话，然后是直到15日我离开西安，每天都不接。

    如果说小偷是为拿走了不该得到的东西而心虚，不敢见人，校方的态度则令我感到不可理解——学问家的气度，一点也没有体现。武汉大学一位教授私下告诉我说，中国高校几乎都有学术造假的问题，包括北京的高校，西安交大并不算严重的。

    因为采访的效果极差，我最终放弃了就此事写新闻稿。但学术不端的前景，仍有必要探讨。中国工程院杜祥琬副院长曾详细描述过中国科技界的“13宗罪”，也即目前存在的13种道德、学风和管理上的问题。其中包括：论文、著作造假，抄袭、剽窃愈演愈烈；靠拉关系、忽悠、“跑部钱进”，争取项目经费；进行“友情评审”，移花接木，炮制假成果；伪造学历、伪造SCI（即《科学引文索引》）引用查询证明；拉拢利诱评委人员；院士候选人提名材料不实，把别人成果或集体成果包装到自己头上；院士、名人多头兼职而不能尽责；有的专家学者对自己并不权威的领域，以权威的姿态发表评论；有的单位集体造假，搞“应试科研”；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化，偏离科学性；有的领导干部干预评奖甚至院士增选；以钻营代替钻研，以权术代替学术，有物质没文化等。

        杜祥琬院士认为，影响科技人才成长的首要因素，是“大家都‘忙于事务’，年轻的科技工作者都在想当官。”他曾公开表示对学术造假的痛恨说：“如果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出现了学术造假行为，一经查实，将立刻取消院士头衔！”

    中国科学界的未来怎么办？北大原校长、中科院院士陈佳洱认为，文化风气是真正的灵魂。风正才不会腐败，精神才是风正的源泉。中科院院士王乃彦说，院士们和做学术的不能像“电视购物”里面的推销员，不能干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 

　　杜祥琬院士建议改革现有考核评价体系、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建立科技诚信作为授奖和评职称的依据，高度重视社会监督；此外应提高学术不端者的违规代价——“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

　　 中科协主席韩启德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可以委托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来进行；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职称应完全由与行政管理分离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遴选院士要听取候选人所属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意见；国家科技奖励应该在获得各学术共同体所设奖项的人选或者项目当中来遴选；建立和完善同行评审人员的信用制度；开展科研项目后评估和追溯评价。

    学术共同体这样的组织能将科学的小偷拦在门外么？兴许能。兴许，它们能带来中国科技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