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红之瞳漫画74:吊庄印象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在清末民初时期，照相似乎是妖术。照相能够把人和物的瞬间存在凝固为一种永恒，相对于画像确实是质的飞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里程碑性质的发明。

与平面、静态的相片相比，人脑中的印象虽然是立体、动态而鲜活的，但随时间推移，印象会逐渐模糊乃至于消逝。所以，人们又要借助文字和纸笔，储存印象，以寻求人和物又一种永恒的存在。

离开银川三年之后，我对于吊庄的印象，虽然当时感到深刻，但现在已经感到十分的模糊、非常的遥远，仅仅残留粗旷的轮廓，细节已被风吹雨打去。凭借残存的记忆，写下这段历史，作为一张老照片，记载永不忘却的记忆。

第一次听说吊庄，是在老厂办公会上。地处民族区域的老厂，防盗成本很高，不仅绞尽脑汁，而且颇费投资：厚厚的砖墙在加高之后，还要装上电网，在砖墙的四角，建有高高的岗楼，岗楼上还安装着探照灯，并紧跟技术进步，配备上摄像头和监控室。但是，相对于盗贼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老厂的阵地战却捉襟见肘，防不胜防。据说，保卫和盗贼之间经常上演“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拉锯战，其中的盗贼都是吊庄的青年。

吊庄确实是一种特别的存在，仅名称就特别生动：吊庄，吊来的村庄，好像大吊车吊来一个集装箱。初到偏远而神秘的银川老厂，第一次好奇不在吊庄而在该嫁未嫁的伊，一个平淡而富有心思的姑娘。一次临近周末，我鼓足勇气，约伊周末找自行车陪我到乡下转转，伊说从没去过乡下，可以考虑。但第天上午，伊约来男友一起去银川西北郊的西湖游玩，算作对我约请的答复。

为掩饰我的约请确是客观需求，不是别有用心，在去西湖后的周末，我仍向伊借自行车独自去吊庄，以此满足我另一种好奇。骑出城区不远，道路变得崎岖难行，脚下尘土飞扬，路边的农田正在荒芜，偶尔长着稀疏的小麦，好像营养不良的病人，远远可以望及的村落，可能就是吊庄。

路一直崎岖到吊庄，以至往村里延伸，成为吊庄独一的主干道。走进吊庄，第一印象是全无规划，错落无致，全然不像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新村庄，而好像真是原封不动地吊运而来。沿主干道走下去，可以看到沿街摆菜的小摊，算是庄里的集市，也有小型百货店，以及卖饭的铺子，里面正做的像是饼子一类。店铺门旁都坐着三五人群，都带着他们的标识物-白圆帽子，多数在说话闲谝，其中一群在观看两人在下一种既似象棋又似小时玩过的“憋死茅”的石子棋。

类似城市里的店铺，街道两旁的房子都是门面房，像是有钱人家的。沿房子间的空隙处横插进去，才发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的房子大大小小、破破烂烂，坐落乱七八糟，不分东西南北方向，而且多数没有院墙。这让我顿时明白他们热衷盗窃的原因：人类文明始于人用树叶遮蔽自己的私处，这是人具有产权意识并知道自我保护的开始。对于自己的产权缺乏保护意识的人，也很容易侵犯他人的产权。

走到庄边，又见到半耕半荒的田地，与它们的主人一样处于高度自治状态。习惯耕种的农民不敢去偷窃，而习惯偷窃的盗贼也不再愿意去耕种。推着自行车沿庄边向前，再寻到有缝隙的地方，然后往回折。这时穿过的多数不是公走的路，而是庄民没有院墙的院落，无意中闯入他们的私有领地，遇到的是主人们默默的疑惑。又走回到街道，穿街而过，继续在庄民的疑惑中浏览另一边庄容庄貌，状况基本对称。不过，在庄边空旷地，耸立着一座寺庙，鹤立鸡群。

把自行车锁在台阶边，拾阶而上，进入大堂，原来是伊斯兰教堂。地上铺着红地毯，墙上贴着默罕默德的教义，案桌上也摆着贡品。与汉族一样，信奉神灵，不仅需要言语，更需要有实际投入的行动。可能不在礼拜天，大厅空无一人。与内地佛庙道观相比，厅内设施虽显得落后和陈旧，但比起庄民的家院，已经足够富丽堂皇。这让我联想起曾经挂职的喀什，那里的教堂比学校还要多，还要好。

防盗意识迫使我没敢多呆多想，便匆匆赶回自行车边，骑上车沿村边往回厂的方向而去。回去的路一样崎岖难行，我狠命蹬着车子，居然掉过两次链子。路上遇到的工厂，也象老厂那样围着高墙，跟家无院墙、门不闭户的吊庄的形势正好相反，其中，颇有你弱我就强以及光脚不怕穿鞋的道理。黄昏时分，我终于摸回公司，电话问伊如何交车，伊说车子放车棚，钥匙给门卫，这让我如去吊庄那样感到失望，但姑且聊以自慰的是仅此一趟吊庄车行足够伊平日骑半年的磨损。

回厂后，询问厂办主任得知，吊庄是政府移民工程，由于整庄搬迁的创新，已经成为政府的重大政绩。但从所见所闻判断，基层政府并没有念好上级的好经，至少没有规划和管理好，所以才有半荒的农田、错乱并无院墙的宅子，以及游手好闲的盗贼。吊庄的盗贼多为青少年，盗窃对象除少量民品外，主要是工厂。工厂里的电机、变压器等工器具和原料、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物资被盗走后，几经周折，低价出售，获利很小，但给工厂的损失和破坏却很大，有的要造成长时间停产。因此，吊庄周边企业正在持续遭受的是吊庄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破坏性的盗窃。

“兔子不吃窝边草。”兔子的初衷可能是想优化居住环境并用草遮盖洞口，防止天敌入侵，但由于曾有“狡兔三窟”的记录，所以被人理解为不仅是防御的策略，而且是对外进攻的策略。人借鉴兔子的智慧，通常的做法是在远处作恶，在近处行善，甚至要在乡里表现出绅士和善人的作派。同样，盗窃作为违法行径也需要合理半径：离家近，易被发现，易于追缴赃物，而且，一旦坏名，好事坏事再做都难；但是，如果离家太远，不仅行动不便，转移变现赃物也不方便，因此，合理的盗窃区域是以居住地为圆心的圆环。吊庄的盗贼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也采用近交远攻的行动策略，将目标锁定在一定区域的工厂而实施周期性的盗窃。

国有企业往往雇佣民工做苦力，相当于二等工人。到车间检查时，遇到两个做搬运工的吊庄庄民，会说汉话。在与他们的交往、交谈中，我感受到吊庄庄民的另一面憨厚、朴实、吃苦耐劳。如同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坏人，但国民却对河南人评价不好，其中缘由在于人们认定一个组织或集体好，要看大多数人的表现，而认定认定一个组织或集体坏，则只需要看少数人的表现，这也是“一锅老鼠瞎一锅汤”的道理。

其中一位庄民（M），听说我对吊庄感兴趣，便约请我到他们家做客。等到周末，长得象民工，但脑瓜很灵光的蒙古人张石头用他处里已经报废的大客车拉上我再次去吊庄。记得当时下着濛濛细雨，时间不长便驶入吊庄，在一家门口停下，说这就是民工（M）的家。

推门而入时，正遇上民工（M）迎接我们。让我们到背面临街正南方向的堂屋坐下，说这是儿子住的，自己老两口住西厢房。儿子儿媳都在工厂做工，没在家。屋里收拾的很整洁，而且已经实现电器化，基本家电一应俱全，茶几上摆着招待客人的糖果、花生，还有香烟，床和家具摆设都体现着回汉的结合。趁他们说话的空，我抽身来到院子里，院子很大，中间种着果树和青菜，远离房屋的一面养着牲畜，除猪外，牛、羊、狗、鸡、鸭、鹅六畜满堂，靠墙边建着几处大小不等的屋子，象是它们各自的宿舍。

正在转悠着，他们也跟了出来。M说这儿以前是坑，是他从外面运土填高填平，形成这个大院子，言下之意，他的多占是有代价的，如同超生罚款。说着又让我们到他住的西厢房。西厢房里的摆设相对陈旧而传统，除一台黑白电视外，还有妇女和小孩各一，妇女可推测是M的老伴，比M还要显老，小孩七八岁的样子，以为是他们的孙子，其实是他们的小儿子。这里与新疆民族地区一样，计划生育只是形式，类似官场中的劣胜优汰，人口生育也是劣生优汰，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越高。

快到午饭时，我们起身告辞，在M的留让中，我们走出院子，来到车上。在回去的路上，雨还在下，烟雨朦胧。我在想，在中国，事因为熟人而相对好办，人因为地面熟而相对能量大，此次吊庄之行能够深入是因为有熟人引路。所以，日本人进驻中国需要二鬼子的襄助。想到二鬼子，我又进一步在想，当政府无道时，顽民铤而走险，或有一线希望；而当政府有道时，顺民虽然总赶不上他的主子，但凭着忠诚和勤劳，总能混得超过一般。M便是吊庄庄民中的一员顺民，日子过得可能比靠偷盗度日的同类要好，要稳定，其房屋、院落以及家里的摆设便是明证。

对于国民来说，凡遇集体活动，吃饭和喝酒总是重要而有意思的事项，“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张石头之流来说，他们的兴趣不在吊庄，而在中午的这顿酒饭。但对于我来说，此次吊庄之行，唯一的缺憾是没能在M家做客吃喝，否则，感获肯定更多。但在我们回去后如何就餐的，连同在M家的诸多细节感获，现在都已经被时间流水般地冲走，只留下以上大致的印象。但可以推测是集体会餐且最终属公款消费，因为惯例和常规易于忘却，而意外和例外却难以忘记。

人挪活，树挪死。同是在运动，结果天壤之别，除自身生理原因外，还在于挪的主动或被动。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徙”。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流动而充满活力和斗志，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遇上水草丰茂适宜生存的地方后，便定居下来，开始安逸的农耕生活，但随着对山林、水土的过度开采，其生存环境又变得恶劣，这时他们已经安于现状，安土重迁。野兽驯化家禽，对于人是进步，而对于动物则是退步。

在新疆很多民族区域，维族人宁肯呆在缺食少水的山上等待政府扶贫，而不愿迁到山下不远的广袤平原去自食其力地耕种。宁夏回民在明清时期逐步内迁，清末捻军的运动战更让回民遍布全国各地。现在其生活习俗已经与汉人几无二致，宗教信仰更是名存实亡。而留居原处的回民却原汁原味地在恶劣的环境中过活。政府施予他们的父爱主义，虽然改进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但并没能改进他们的思想意识。吊庄，可能是一种拔苗助长，吊庄村民的思想和习惯还需要时间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