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清廷最后的救亡策为何失灵

　　黄波:清廷最后的救亡策为何失灵？

　　2011-04-24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被清廷当“救命郎中”请回来的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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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在南方者,实力不够,一般党人,每思利用项城,以推翻清室,一时拉拢,尚有途径可寻。惟北方以清室二百余年之根柢,环境恶劣,进行颇不容易。……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

　　这段话把袁世凯的心事和算盘揭示得清清楚楚。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劻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两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言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袁世凯的手段固然厉害,但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取了一些救亡策,只是形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恶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多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疵,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在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中,清廷和立宪派的关系已趋紧张,不久清廷推出皇族内阁更如兜头冷水,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