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后花园：富饶东北为何被封禁200余年

　　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

　　——康熙帝

　　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的23年间，清廷曾几次颁发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增税赋。顺治十年(1653)时，还颁布“辽东招垦令”，召民垦荒。但到了康熙六年(1667)，刚亲政不久的少年天子康熙帝就下诏吏部，宣布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从此东北被封禁起来，长达2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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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与世界相遇》作者：周力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尚贤的《盛京形式》之折

　　顺治十八年 辛丑 三月 丁巳(1661年4月6日)

　　时值阳春，天有暖日，地有春草。

　　奉天府刚来的新府尹张尚贤，却并不春风得意，反倒心急火燎，连日难眠。他是奉天铁岭人，曾在山东登州、辽阳担任过地方官。上任后，他便对奉天全境进行了踏查寻访。一路上他看到，陪都奉天整个境内一片荒凉：

　　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此外患之可虑者。

　　……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

　　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

　　他还看到，“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

　　全省，只有沈阳、辽阳、海城还稍微有一点州府县治的模样，但辽阳和海城却没有城墙。

　　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

　　何其凄凉，如今人口已达百万、数十万的盖州、凤城、金州，当时才“不过数百人”。那时的铁岭、抚顺只有流放迁徙之人，不能种地，单身的人一大半儿都跑了。

　　看到这些，这位张府尹犯难了，他“朝夕思维”，“夜不能寐”，为家乡，为清朝的发祥之地的荒芜着急。

　　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

　　他急忙写出奏折。

　　尽管此时，顺治驾崩不久，8岁的康熙小皇帝才继位还没改年号，宫中之事全凭孝庄皇太后做主。为了尽快转变这人稀地荒的局面，他还是决定要把这“盛京形式”之折上奏朝廷，期待能得以解决。张尚贤的“盛京形式”之折，曾一时引起轰动。

　　其实，辽东荒芜，清廷并非不知，亦曾采取过措施。

　　明末清初，辽东地区战乱频仍，百姓流离，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顺治入关时，为了使百万满族人能“从龙入关”，绝其后顾，清兵还毁坏了大量村镇房屋和田地农具。也使明朝200余年，不间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辽东修筑的密集型城镇，“从山海关到开原，形成的5里1堡、10里1台、30里1城的建筑体系”，毁于一旦。

　　东北一下子变得万户萧疏，满目疮痍，空旷如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顺治元年至康熙六年(1644—1667)的23年间，清廷曾几次颁发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增税赋。

　　顺治十年(1653)时，就曾颁布过“辽东招垦令”，即被后来称作的“辽阳垦荒事例”视招垦人数，予以加官晋爵。

　　招垦令规定：能够在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至60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达到50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倘若数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级。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辽阳知县陈达德故去。因他是响应“招垦令”号召，“招众出关，才得任为县令。他死后，老百姓想拥戴他的儿子继任，得到顺治的特殊恩准。顺治曰：

　　陈达德为首招众出关，因俾为县令。今殁，而百姓愿戴其子，必其子同有招徕之劳，故乐与共事。应如所请，从之。

　　可见，清廷对招垦之事很是重视。

　　康熙二年(1663)，清廷又颁布了《辽东招民授官令》，规定“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

　　对应招者不仅奖以官职，还发给粮食。每名应招者给月粮1斗，每地一晌给种6升，每百名给牛20只。田地允其任意耕种。政策非常宽松。

　　正因如此，山东、河北一带遭受黄河水灾的难民，或沿着渤海沿岸的陆路，出山海关北行，进入东北辽河平原；或从胶东半岛海路，渡过渤海，登陆辽东半岛，纷纷举家前往关东逃荒谋生。

　　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但“招垦政策”实行不久，即被废止。代之而来的是严厉的“封禁政策”。

　　康熙六年(1667)，刚亲政不久的康熙帝下诏吏部，废除“招民授官之例”，“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此外还谕令在山海关、喜峰口等九处边门设关卡稽查，对人们出山海关严格限制。之后几年里多次修筑柳条边墙，划关外为禁区。

　　康熙三十年(1691)后，又谕令凡要出山海关的人，无论旗人汉人，一律事先“起票”。

　　这“票”，即出关的许可证书，要到兵部才能取得。而且繁琐严格：旗人要领满文票，汉人要领汉文票，经由山海关时，要到衙门去查明年貌、籍贯、造册报部后，方可出关。对汉族民人出关限制更为严格，出关的汉民，不仅实行所谓“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手续，而且在限期内必须返回原籍。

　　封禁东北的政策始于康熙、雍正两朝，贯彻完善于乾隆、嘉庆两朝。

　　乾隆帝即位后，不仅因袭了前两朝的封禁政策，而且强化扩大了对东北的封禁。

　　他于乾隆五年(1740)颁旨，命令奉天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严行禁阻流民，偷越出关。态度强硬：

　　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严行禁阻。

　　甚至对已经出关到达奉天的汉民仍不放过。他谕令：

　　对已经迁徙奉天境内的汉人，迫令取保入籍，不愿者限十年内勒令回籍。

　　同年颁布禁令八条严禁各关口、海口进入流民，对关外私采人参、矿藏以及整治清朝宗室风俗均制定了法令。

　　乾隆二十七年(1762)后，他对东北逐步实行了全面封禁。《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就是在这一年颁布的，条例中对吉林、黑龙江地区进行严厉封禁。

　　乾隆三十七年(1772)，柳条边以西以北的蒙古王公领地被封禁：“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 。

　　乾隆四十一年(1776)谕令：

　　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以致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县管理。至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流民居住，今闻流窜渐多。著传谕付森，查明办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

　　至此，东北地区实行全面封禁。由此可以看出康熙、乾隆时期，统治者对东北的封禁主要在边外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对边内盛京地区尚网开一面，只是实行限制。

　　嘉庆帝即位后，依然施行封禁政策。嘉庆八年农历五月初二(1803年6月20日)， 嘉庆帝谕示：

　　山海关外，系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以致妨碍旗人生计，例禁有年。自乾隆五十七年京南偶被偏灾京南受灾，高宗纯皇帝格外施恩，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属一时权宜抚绥之计，事后即应停止。

　　他对东北地区重申禁令：

　　除只身前往之贸易佣工、就食贫民， 仍令呈明地方官给票到关查验放行、造册报部外。其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即遇关内地方偶值荒歉之年贫民亟思移家谋食，情愿出口营生者，亦应由地方官察看灾分轻重、人数多寡， 报明督抚据实陈奏，候旨允行后， 始准出关。仍当明定限期，饬令遵限停止。毋得日久因循，致滋弊端。

　　虽贵为大国之君主，以封建帝王说法，蒙满汉回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均为其子民。但清统治者为其一族之利，终将东北地区封禁起来，不欲他人染指。就是后来的俄国侵略者，也对这片“荒无人烟的富庶土地” 居然几乎千里无人，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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