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朗的日子

    每一天，到了下午五点钟，便是“文娱活动”时间。那时候，我们学校原只招男生，不久也兼招女生了。少男少女都喜欢在一起玩集体游戏，例如围坐成一圈，甲同学拿着手绢在圈外行走，偷偷把手绢放在乙同学的身后，乙发现了，便拿过手绢起身追甲，甲立刻围着圈子逃跑，若逃到了乙原来所坐的位置，便算安全着陆；乙只好继续悠转，又把手绢放在丙的身后，丙便去追乙。如此这般，循环追逐，半途被逮住的，要罚做节目。老实说，这种“掉手巾”的游戏，十分简单，在今天，恐怕只有在幼儿园里的孙儿们才感兴趣，而我们这批大男孩和姑娘们竟乐此不疲，实在十分搞笑。不过，这种集体活动，对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当时却不无作用。

    又不久，我们组织了学生会，大家学唱革命歌曲。最爱唱的歌是《解放区的天》。这首歌，曲调流畅，充满西北情调，它夹杂着“那咕哟嗨”之类的衬字，让我们这些岭南青少年觉得十分新鲜。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唱着唱着，我们的心情也明朗起来，仿佛广州天上的阴霾以及长期压在心头的困惑，也都一扫而空。

    当然，我们还唱《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冼星海的《歌唱新中国》。本地的音乐家，则谱出粤语革命歌曲，像《人民武装进行曲》，歌词是：“我哋係人民嘅武装，就係人民嘅希望；枪杆揸在手，仇恨记在心头……”这支歌，原是广州工人纠察队唱的，我们学生也跟着唱了起来。那时，我们刚刚学讲普通话，口齿还不流畅，例如把“普通话”三字说成为“煲冬瓜”之类的错误，还时会发生。所以，当唱粤语革命歌曲时，便感到分外亲切。这些歌曲的旋律，也都激昂慷慨，雄壮有力，把同学们青春的激情调动了起来。

    渐渐，学校里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这是地下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培养发展的对象。有些“积极分子”，为了表示进步，向工农靠拢，便脱掉了鞋子走路。多数同学则认为这些“赤脚大仙”有点做作，颇不以为然。不过，在集体游戏中，在革命歌曲的鼓舞中，校园里明显呈现出一派健康活泼的气氛，我们也朦胧地产生了向往社会主义的情绪。

    广州解放初期，治安良好，物价稳定，人们对新社会充满期待，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

    解放前，许多广州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并不了解。国民政府控制的舆论，经常散布共产党要搞“共产公妻”的谣言，让人们将信将疑。而逃到了台湾的蒋介石，一直宣称要“反攻大陆”。在1950年春天，国民党的飞机还多次飞到广州轰炸，我们又听到了多年来响过的警报声和高射炮的射击声，一时间人心惶惶。总之，人们对人民政府既有好感，又存戒心，真像是心里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

    我住在西关，家里老一辈的人，思想守旧的居多，对人民政府的疑虑也多。不过，当时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叔伯们一下子心情明朗了许多。

    我的一位姓廖的堂姑丈和堂姑母，他们的女儿二妹，活泼可爱，年纪和我相仿，我们常在一起或是捉迷藏，或是在地上划了方格，玩“跳大海”。在1938年左右，人们听到日本军队要占领广州的消息，大家慌了手脚。堂姑丈姑母，便赶忙带着三个儿女回乡避难。谁知道，二妹却在中途走失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堂姑丈们走到沙贝村，准备摆渡过河时，渡口挤满了逃难的人。船小人多，只能分批渡过。姑丈姑母忙着提行李，等到船到河中心，才发现单缺了二妹。他们慌了，左右张望，却瞥见二妹还在岸边，一个劲捉蜻蜓玩耍。姑母紧张得很，一面高声呼唤，一面央求艄公把船撑回。艄公死活不肯，说大家都急着上路，不能来回折腾。又说反正河面也不算宽，他让姑母到了对岸，再折回来寻找孩子。堂姑丈姑母没法，只能死命盯着二妹，喊她不要乱走乱动。

    船到了对岸，人们上船下船，花费了好些时间。堂姑丈姑母托熟人先带领另外两个孩子回乡，夫妇俩则回身去接二妹。那时天色渐暗，等到折回原处时，巳不见了二妹的踪影。他们急出了一身冷汗，四下里寻找打听，旁人都说没有见到孩子。在兵慌马乱之际，实在谁也顾不上谁。后来有人说，似乎看见孩子啼哭着，被一个人牵着走了。堂姑丈姑母赶紧沿路查询，却怎么也找不着。天愈黑，他们的心也愈乱。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得已又返回渡口，可是，那时连摆渡的艄公，也巳回家休息了。“野渡无人舟自横”，他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在岸边坐了一夜，也哭了一夜。

    从广州沦陷到抗战胜利，再到国民政府溃退，早巳返回西关居住的姑丈一家，十年来一直打听二妹的下落，但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我家的大人也吩咐小姐妹轻易不要跑到廖家去，以免触动堂姑丈姑母对二妹的思念，让他们伤心难过。

    广州解放了，过了一段，报章上有报道说，好些抗战期间失散的亲人，在“军管会”的帮助下，得以团圆。这消息，堂姑丈姑母半信半疑，他们抱着试试的心情，也向派出所干部报告了二妹失散的情况。干部们认真记录，嘱他们相信政府，请他们耐心等候。

    又过了半个多月，忽然，派出所派人来说，丢失了十年的二妹，当时确是被人拐卖，现在，通过联系各方，把她找到了。这真是喜从天降，堂姑丈一家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赶紧跑去领人。亲友们闻讯，也都到廖家道喜。那时，我三步两脚跑了过去。只见堂姑母和二妹在前厅抱头痛哭，邻里亲友则默默地挤在门口，谁也没上前打扰。我也只愣愣地远远望着。此情此景，就像杜甫在《羌村三首》所说的：“世乱遭飘泊，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相对亦唏嘘”。的确，只有经历过丧乱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百感交集的滋味。

    回到家里，我把二妹家里悲欢离合的过程，写成了一篇记叙文，题为《重逢》，署名“黄花瘦”，向《广州日报》投稿。过几天，文章见报了，编辑部只删去署名中的一个“瘦”字。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时，十分兴奋，家里人也为我高兴。但更重要的是，二妹一家的重逢，让许多亲友真切感受到时代的不同，感受到解放区的天，确像是明朗的天。

    那时，中学生们感到真正获得“解放”的，是学校宣布取消期考排名的制度；有些学校，还采用“五级记分法”，即以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来判断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取代划分过细而并不科学的“百分制”。这一来，同学之间，没有了互相攀比，互相嫉妒，压力减轻了，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反得到加强了。不过，据知现在学校里对学生排名的重视，更甚于以往，这真是始料所不及。

    年轻人，是可塑的。当我们认识了自己的过错，便自动编写了活报剧《偷木瓜》，在全校的晚会上演出。我身体瘦小，被编派扮演骑在别人胳膊上去摘木瓜的“小蟊贼”，又假装一不小心，摔在地上，做出呲牙咧嘴的样子，惹得观众们哄堂大笑，而我们则在演出的满足感中，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从此，“麒麟寨”人马，成了学校里遵守纪律和热心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

    到了暑假，政府提倡扫除文盲，我们便开办了“工人夜校”。选出了举止斯文工作负责的郭同学担任“校长”，选出数学成绩优良的老廖、老吴，担任算术老师，我则当语文老师。夜校没有经费，大家便凑了些零用钱，买了些笔墨纸张，供学员们使用。没想到，夜校开学时，竟来了三十多人，都是些经过沧桑的中年男女。当我们几个毛头小子，看到课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时，既是紧张，又是兴奋。首先，我们教学员们学写自己的名字，学算术的加减乘除，学写简单的书信。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努力，学员颇有收获，上课很少缺席，我们十分高兴，备课也愈认真。

    有一晚，轮到我上语文课，我让学员在纸上默写生字，自己则学着当老师的样子，一边背负双手，在书桌间来往逡巡，一边不断地念诵生词。念着念着，忽然，有人在我的手心上用力捏了一把，我吓得“哗”地叫了一声，回头一看，那捏我手心的学员还在挤眉弄眼。再一瞧，此人正是在附近的理发店曾经替我理发的师傅。我正想发作，可回心一想，我这当“老师”的，若和他吵了起来，那成了什么样子？于是，我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默默地走开。

    在课时的后半段，我要学员们在黑板上默写词语。轮到那理发师傅时，我便一板一眼地念：“岂～有～此～理”。这四个字，他写不出来，急得抓耳挠腮。大家看到了他狼狈的样子，也知道了我的用意，不禁哈哈大笑。那师傅一脸没趣，我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我回想从前自己也有过调皮的举动，经此一役，便对“尊师”一词，深有体会。

    我们的夜校，办得很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六十年过去，当年在一起担任小老师的伙伴们，都已垂垂老矣。中学毕业后，我们走的道路各有不同，各历崎岖，各尝尽酸甜苦辣，但相聚时，回首前尘，都记得解放初期广州市“军管会”的工作成绩，都记得那一段明朗的日子。

    (题签：吴瑾)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 黄天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