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金术士香炉蛮王:我国一季度末城镇失业人数909万 结构性难题凸显

        与此同时，今年的“招工难”不但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安徽、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初见端倪。而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今后五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将达到１３００多万，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也就是说，“招工难”和“就业难”这一结构性难题愈加凸显。

        就业工作进展顺利

        尹成基透露，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３０３万人，完成全年９００万目标任务的３４％。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３３万人，完成全年５００万目标任务的２７％。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４１万人，完成全年１００万目标任务的４１％。

        在元旦和春节期间，相关部门帮助３９万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和６６．６万多名就业困难人员享受政策，帮助２．２万余户零就业家庭中２．５４万多人实现就业。

        尹成基说，中央财政今年将投入４２３亿元资金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目前已下拨２０１１年就业专项资金２７８亿元。

        他指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一步将统筹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相关文件并进行部署，继续开展“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启动新一轮“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集中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努力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定。

        同时，全力推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对首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进行绩效评估，适时启动第二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推动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深入实施，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

        安徽省是中部劳动力资源大省，全省６７００万人口中，长年外出务工人员约１３００万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５０人的企业达２３００余家，缺工总数达到２５万人。

        不仅安徽，河南、四川等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开始遭遇“招工难”。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告诉记者，去年四川引进了仁宝等项目，今年仅成都市的几个重大项目用工量就在４０万人左右。目前的情况是，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服务机构不再单一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沿海去打工，而是积极争取农民工“就业不离乡”。

        同时，农村可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持续减少。刘家强介绍，２００９年四川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１５８０万人，而当年四川省输出劳动力为１２０９万人，因此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可转移的数量仅为３７０多万人。

        刘家强分析，随着可供向省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持续减少，省内就业空间不断扩大，工资待遇不断提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向省内回流必然成为一个趋势。

        近几年出现的“招工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以至于有人质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已经到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透露，今后五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将达到１３００多万，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可见，我国劳动力不是总量不足，而是总量过剩。

        也就是说，在企业高喊“招工难”的同时，“就业难”实际上才是更加突出的问题。

        三大难题有待破解

        “要解决‘招工难’‘就业难’困局，治本的办法是加速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是想成为市民，我们要做好吸纳这部分人进城的准备。”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

        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鸿斌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招工难’，主要是一些农民觉得在城市里打工几十年也不过如此，还不如回乡谋生。

        “我亲眼见过一个农民工职员，进城１０多年了，有住所、有工作，但孩子教育、家庭户籍、医疗保障等方面都无法与同样的城市职工同步，最终还是没能摘掉‘农民工’的帽子。”姜鸿斌说。

        他认为，技能培训缺失也是导致两难困局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的农民想出来，但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自己能干点啥，“不敢出，不会出”的现象严重。

        “过去我国的产业层次较低，对工人技能要求不高。”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赵湘平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工作都需要劳动者具备越来越高的技能。比如，当保姆也需要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器。因此要有计划地对劳动力进行培训。”

        他说，目前的“招工难”是缺“普工”和“技工”。赵湘平建议，让考不上大学的城市、农村学生都接受专业、系统的技术培训，一方面解决“招技工难”的问题，一方面提高全民族职业技能素质。

        周天勇认为，所谓的“用工荒”，严格来说应该叫“青壮年员工荒”，实际上是用工“歧视”造成的。不少企业的劳动力消费模式，是招收二十岁左右的单身青年男女，让他们吃住在集体宿舍，一天工作１２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一些企业在招工时，年龄、性别甚至地域歧视十分明显，严重限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加剧了所谓的“招工难”和“就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