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我所亲历的国共谈判等等

《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序言　　笔走龙蛇若许年，非儒非道亦非仙，　　残生有幸皈恩马，壮岁无成愧班骞。　　三面图书一面字，半生颠沛半生安，　　春蚕虽老丝不断，枯柳千行亦飞棉。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已活了九十岁，自属无憾!但一生碌碌，一事无成，毕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与张文白(治中)先生合作，给他作机要秘书整三十年，跟随他参与了不少的国共和谈，最著名的为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和北平和谈三次，本书主要记载我所亲历的这三次和谈；第二件是从1949年起到2004年止，已写下文史资料和论文超过二百万字。　　我撰写文史资料的时间很长，从1949年起，已开始为文白先生代笔写作《张治中回忆录》，历时十一年，三易其稿，拙文《十年耕砚倍辛酸》载《书林》1986年第10期，详记其事。　　本书是一本文史资料专集，内容散见于国内外书刊，记录了我这五十余年的部分经历，其中有许多独家材料或第一手资料。如《重庆谈判》、《北平和谈》、《整军谈判》等都属这一类。事件的当事人多已先后去世，我还活着，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人。敬爱的周总理在1959年号召我们老一辈人要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存真地写下留给后人，我即着手整理资料，精心组织，写下若干篇章，主要者均已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其中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国民党蒋介石的力量由强转弱，由大变小终至瓦解，最后总崩溃。中共则相反，由此而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获得全胜。其中《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活动大事记》曾刊登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党史通讯》第85期上，材料比较详实完整。为什么能做到这地步，因为整个谈判过程，特别是毛主席的大量活动我都亲见、亲闻、亲历。　　谈判期间，毛主席住在张治中家里，我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当时联系和领导的工作人员有张治中的事务秘书、警卫秘书、副官、服务员、管家、厨师(厨师金焕珠原是张治中的保定军校同学、陇海铁路局局长陆福廷的厨子，曾随张在成都工作一年多，故对川中乡土菜很擅长，如赖汤元、武抄手、怪味鸡、麻辣子鸡等均甚熟悉。毛主席爱吃辣子，金所做的菜甚合毛主席的口味，脆皮鸡、铁锅蛋等为所有客人赞美。毛主席、周总理经常尝到，十分满意)。毛主席离开桂园时特嘱咐备办一桌菜饭，慰劳桂园所有工作人员，连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亦参加。周总理在张一纯的小册子上留言：“你们是青年人，世界属于你们，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张一纯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照顾过领袖生活的，一般人对此无所谓，共产党对此是十分重视的，解放后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张治中的寝室、办公室由毛主席亲住、亲用。张夫人洪希厚的房子由周总理亲住、亲用。楼下的秘书室由我和徐冰、王炳南同用。　　警卫室是张治中的警卫秘书张立钧、洪世瑞和毛主席的警卫员陈龙(化名李友学)、龙飞虎(原在重庆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龙于建国后任济南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开会时，时有接触)同用，另一警卫员叫颜大龙，现仍在北京。当时毛主席的主要秘书是徐冰，所有座谈会的组织以至会见的主要客人，由徐冰负责。周总理的秘书是王炳南，主要办理周总理交办的具体事务。桂园楼下是会客室和餐厅，会客室是《双十协定》签字地，三面玻璃窗加百叶窗、纱窗，朴素的沙发，蓝色布套，仅能坐十来个人，南墙上悬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字，北墙为《秦淮夜泊》图，图上有一老翁题诗：“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其东墙为蒋介石手书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其西墙为一牡丹画卷，作者为红薇老人，是名医郑曼卿的母亲。　　楼下入口处两侧都是衣帽架，会客室对过儿是餐厅，仅能坐十人，有沙发椅十把，餐厅后是备餐室，其后是厨房，靠近餐厅，便于传送。以上为毛主席、周总理服务的人员都由我联系和支配工作，我是间接地照顾过领袖的生活。我联系指挥最多的是传达室的唐绍庭同志，考虑到毛主席到重庆的主要任务是与蒋介石面对面谈判，其次是要做大量的统战工作，因此叮嘱他多准备小纸条和小本子，来访的人不必按国民党的繁文缛节来办，每个人只要写下姓名、地址、电话就行。毛主席、周总理会不会见，由他们的秘书传言。所以会后找报导材料非常顺利，写大事记既具体又详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管家是张家惠，张夫人的亲属，建国后由我介绍给王炳南派任为南京市政府参事，活到九十多岁。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北平和谈》和《整军谈判》两文。特别是《整军谈判》，多为世人所忽视，马歇尔、赫尔利、艾奇逊对军事三人小组亦有回忆录，但因不明内幕，泛泛而写，不得要领，不明实质，没有我文写的真实、深刻、可靠。再次是《毛主席与张治中在双清别墅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料十分珍贵，反映了时人不同的建国思想。　　对于前人的文章，我比较重视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其中有一段话：“夫文章乃经世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建树，文章也算不上“不朽”，但已出版的几部小书，白纸黑字，流播人间。千百年后，人们还可以从图书馆中看到，这也是事实，也算是敝帚自珍之私，鸿爪留痕吧。由于年事已高，本书委小女儿余永燕收集、整理，修订成册。　　是为序。　　余湛邦　　2004年3月15日于北京　　　时年九十一、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是大事，毛泽东到重庆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胜利和团结。胜利与团结是双喜临门，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就连全世界人们亦寄予热情的期待。重庆各界更是人心振奋，期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1945年8月28日凌晨，我和两位同事坐了张治中的车从城里出发。重庆地区经常多雾，今天却天气晴朗，难得的秋高气爽。我们中途在一个小镇休息，用电话和机场联系，知道从延安回来的飞机要到下午才到。我们从从容容地下午二时才赶到九龙坡机场。当时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一大堆人。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各民主党派人士、社会贤达、文化人、新闻界、文化界、各国通讯社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除蒋介石指派的周至柔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邵力子、张澜、沈均儒、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冷NFDB1秋、陈铭枢、左舜生、章伯钧、李德全等人。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机场上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下降，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停机坪。机门开了，毛泽东出现在门口，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欢迎掌声。毛泽东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巴拿马式帽子，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显得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一面手挥帽子，一面同赫尔利同时下机，张治中、周恩来紧跟着走了下来。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新闻记者早已摆好相机，顿时前后左右响起了咔嚓嚓的快门声。　　照相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主要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蒋介石不仅是个反共头子，也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统治下，诚为鲁迅所形容的“杀人如草不闻声”!加上当时重庆情况复杂，社会秩序混乱，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确实是身入虎穴，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关于住处，毛泽东一下飞机，周至柔就说已为他准备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是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在汽车旁对毛泽东说：“已为您准备了市郊黄山和山洞林园两处，任您选择。”毛泽东未置可否。在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来。他原来设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一住下来就感到不合适。红岩不仅地方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住。惟一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园中山四路十八号)。那里的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还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50号(大家习惯称“周公馆”)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周一开口，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红岩来，下午会客，晚上回红岩睡觉。桂园这名字，大家并不陌生，它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房子是孔祥熙的爪牙、后来任财政部部长的关吉玉的产业。1938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诚就租作官邸。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桂园邻近蒋的侍从室，所以张和陈商量，租让过来，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房子不大，一楼一底。楼下是会客室、餐厅、备餐间、秘书室、副官室、盥洗室。楼上是卧室，大小五六间，张一家十来口，也够拥挤的。楼南是个院子，院子东面是大门口，传达室、汽车间各一。院子西面是警卫员室，经常住着一个手枪班。楼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厨师和工作人员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编的围墙，很不严实。　　值得一提的是客厅，它是《双十协定》的产生地，是名流汇集、高谈阔论的场所。那是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长方形房子，周围摆上朴素的沙发，只能坐十来个人。东面、南面是窗子，外层是百叶窗，里层是玻璃窗。墙角处摆上两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摆设都没有。南墙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的横幅，字体雄浑，笔力遒劲。东墙悬挂蒋介石手书的戚继光语录：“若谓战无不胜，固属欺人之谈，然劲敌从来未尝不败……”西墙是女画家红薇老人画的一幅花卉。北墙是《秦淮夜泊图》，是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画家的作品，上题七绝一首：　　春风吹梦到天涯，人在天涯梦在家，　　梦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阁听琵琶。　　这些字画，体现了当时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毛泽东住桂园，安全是个首要问题，最操心的是周恩来。他不仅对毛泽东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细检查，而且对警卫工作亲自布置。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位颜太龙同志，龙飞虎原在重庆，加上陈龙共三人，力量是单薄些。开始，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政治部有警卫营，大多是我家乡的子弟兵，我准备用他们来担任警卫工作。”(张治中时任军委政治部长)。周考虑再三，认为当时重庆十分复杂，散兵游勇多，前线下来伤兵多，袍哥帮口多，一般警卫管不了他们。两人商量结果，决定派宪兵担任。张治中和宪兵司令张镇一谈就解决了。　　在四十三天的谈判中，毛泽东除了头尾三天在林园外，其余全在桂园。早上八九点由红岩村来，晚上回红岩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楼上，会客在楼下。有时谈判也在会客室内进行，不少次还进行到深夜。所以当时的桂园，既是毛泽东在重庆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号外一出，广播一播，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各阶层人士、中外友好，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采为快，纷纷来到桂园。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上自蒋介石，下至五院院长以及各部委会的负责人；进步人士，知名人士，文化学术界、新闻界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谭平山、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陈启天、王昆仑等；社会贤达如褚辅成、傅斯年、王云五等；实业界巨子如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西园、潘昌猷等，加上国际友人、进步作家等，纷纷来见，宛如众星拱辰。　　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王昆仑还提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屈武提到了于右任对和谈的态度。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而且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希望毛泽东提高警惕。毛泽东为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我们干一件工作，开始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可以理解。如果一开头就有了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一、重庆谈判：唇枪舌剑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按：指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　　“毛先生到渝二十天了，谈判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　　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毛迂回地问。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于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蒋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趋于成功。”蒋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他还进一步问道：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毛进一步为蒋指出问题的要害。　　蒋匀田听了，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问：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反问一句。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参见蒋均田：《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页。）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一、重庆谈判：谈判桌上的斗争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一、重庆谈判：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安排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主席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主席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等着了。没多久，小轿车鱼贯而来，孙科是会长，先到。以后陆续来的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吴铁诚、覃振、贺耀祖、王世杰、梁寒操、鹿钟麟、翁文灏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冯玉祥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夫妇、罗申武官。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傅斯年、王芸生、刘清杨、张申府、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高崇民、史良、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实在是盛况空前。　　毛主席要来参加，群众事前并不知道，但一下车进去就被群众发现了。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遍山城，人人都以一见为幸，如今被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不仅路的两旁站满了人，挤进会场的也很多，把门的工作人员来不及看请柬，事实上也拦阻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由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陪同进去，逐一介绍来宾，互相握手问候。好些大革命时代的熟人，几十年阔别了，更是热情握手，殷勤问候，有的感动得泪满双颊，说不出话来。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毛主席，千百双热情的手伸向毛主席。　　人越来越多，实在拥挤得厉害，会上致词的，讲演的，匆匆忙忙，我连内容都没听清楚。张治中看到人流如此拥挤，有些着急了，劝毛主席早点离开。毛主席仍然举止从容，毫不介意。一面和人谈话，一面观看图片，最后连陪同参观的张、邵、冯都被挤散了。好不容易才由警卫人员和周恩来在人丛中开出一条路，把毛主席接出门口，张治中跟着也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警卫是十分困难的，如万一有少数暴徒混进去，结果不堪设想。我们回到军委政治部和同事们谈起今天的情况，大家都为之担心，张治中舒一口气说：“今后再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形了!”　　另一件是宴会上发生的事。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欢送毛主席，到会五六百人，主要是国民参政员、新闻界、文化界、社会贤达，然后是国民党大官。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　　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首先指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注。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在大前提大原则上已完全一致，具体问题中70%已达成协议，其余的继续磋商，准备发表公告，让全国人民知道。最后还说：“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当时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接待表示谢意，并同意张治中对商谈结果的估计和说明。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紧跟着是宴会，饭后有京戏晚会。那天晚上，我们在张治中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早就到会场张罗了。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人忽然跑到周恩来身旁附耳说了一会儿话，周突然起身离开毛泽东往外走，脸上显得有点紧张，我们感到纳闷。散会后回到政治部，才知道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也就是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被人开枪击中在公路上。这事使大家为之震动，张治中更是神情紧张，马上用电话和各方联系，一直忙到深夜，还没有得到确实的答复。　　到底是误杀还是预谋，是政治事故还是责任事故一直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疑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双十协定》签字前发生的，是毛主席还在重庆时发生的。消息一经传出，山城为之震动。经过多方调查核实，才弄清了真相。　　事情是这样的：10月8日下午五时，李少石坐小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回沙坪坝寓所，回程经下土湾时，适有国民党重迫击炮团一名排长护送三十名新兵向壁山前进。一士兵正在路旁解手，少石同志的轿车无意将士兵的头部撞伤。司机未发觉，没停车，该排一名班长鸣枪警告，子弹刚好从小车后工具箱射入，穿过少石同志右肩胛入肺部，司机急驱车送市民医院抢救。由于流血过多，到7时许不幸去世。事件的经过，由宪兵司令张镇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先后在报上发表谈话，才算平息下来。周恩来还到医院看望李少石同志和受伤的新兵，答应负担医疗费，指示钱之光办理一切善后事宜。　　这几天真紧张，万一毛泽东的坐车外出也遇到意外事件，那可怎么得了!真使人提心吊胆，捏一把汗。当时张治中的紧张焦虑，就更不在话下了。　　一、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局势虽然诡谲多变，但谈判还是达成了协议。10月10是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下午，国共双方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难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亲身参加谈判的代表感到协议得来不易，满怀喜悦，就是办理事务的人员，知道谈判内幕的我们，也是喜气洋洋，十分高兴。从一清早，大家就忙开了，把小小的客厅和衣帽架收拾整齐，茶水香烟准备好，在会客室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横摆着一张条桌，覆以桌布，摆上签字用的笔墨。会场简朴、肃穆、庄严。但没有邀请记者和任何人参加，所以具体情形当时报上并没报道。　　下午四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双方代表先后到场，互相致意，并审阅了事先誊写好的《双十协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从脸上表情看，显得既严肃又高兴。全体代表中，只有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协议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报上公布。　　签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双方代表建议：“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奔波，应请他下楼相见。”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泽东主席下来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贺。　　应该说，协议的达成，是中共方面识大体、顾大局，大大让步的结果。例如中共在商谈中和协议上始终表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和实行三民主义；在部队数字方面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为二十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愿意以后继续协商。这些让步，有利于说服国民党中的右派同意协定的签订。张治中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也说：“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定见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特别是亲身参加商谈的我们，真是几经折中，舌敝唇焦，好容易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自然更感到愉快。”　　重庆谈判过去五十九年了，事实说明，没有这个协定，国共两党的公开斗争就不能暂告一段落；没有这个协定，以后的停战协定就不能产生；没有这个协定，也不能为解放战争积聚足够的力量以至于统一全国，这个协定是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伟大意义的文件，问题在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再好的协议也终必成为一纸空文而已。　　《双十协定》签字后两小时，蒋介石全副武装，佩着短剑，亲到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人略事寒暄，互致祝贺，即乘车同赴国府路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休息了一会儿，就乘车直奔山洞林园，夜歇林园，与蒋介石就未了问题最后交换意见。　　11日凌晨，由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同赴九龙坡机场，飞返延安，蒋介石特派陈诚代表他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数百人，毛泽东是在双重胜利的欢呼声中飞返延安的。是夜，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欢迎晚会，宾主尽欢。12日，张治中飞返重庆，毛泽东亲自送至机场，路上毛又再次表扬张治中：“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的胜利，击破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了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也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　　二、重庆谈判毛泽东活动大事记（1）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简短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到机场迎接者，除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外，还有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郭沫若、陶行之等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与来迎者一一握手并合影，然后乘车至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即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王世杰。部分中国记者追至桂园，向毛泽东提出可能留渝日期、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机场谈话何以不提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休息片刻，旋即赴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举行的欢迎晚会；会见南方局负责人和章汉夫、许涤新、胡绳、戈宝权等人。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来渝消息，下午发行了号外，消息如同春风，迅速吹遍山城。　　毛泽东夜宿林园。　　8月29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园和张治中商谈有关谈判的内容、程序等问题。　　下午，毛泽东同蒋介石作首次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毛泽东当面加以驳斥，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无内战是欺骗。最后，蒋介石提出谈判三原则：(1)所有问题整个解决；(2)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3)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继续就谈判的原则、方针、程序作长时间商谈，双方同意先作一般性交换意见。　　毛泽东夜宿林园。　　何应钦以参谋总长名义命令各战区重新印发《剿匪手册》。　　8月30日　　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赶回城内，分访宋庆龄、孙科、于右任和赫尔利大使。于右任、孙科适外出，未遇。　　下午，在桂园会见7月间赴延安的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冷NFDB1秋等，就和谈问题交换意见后，前往民盟总部(即特园，又名“民主之家”)看望张澜和鲜特生，作较长时间的密谈。张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毛泽东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中共的政治主张。张澜指出，蒋介石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　　周恩来晤见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就政治军事问题作了一般性交谈。　　晚上，毛泽东和代表团成员参加张治中在桂园举行的晚宴，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等作陪。饭后，于右任辞去。吴铁城来。毛泽东与孙科、邹鲁、叶楚伧、吴铁城等交谈。孙、邹、叶、吴走后，毛泽东会见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铭枢、王昆仑、王云五、傅斯年等人。柳亚子赠毛泽东七律一首，称毛泽东是“弥天大勇”、“霖雨苍生”，并向毛泽东索诗留念。　　会客后，毛泽东回红岩村和工作同志欢聚。　　8月31日　　上午，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黄炎培、王云五等作陪。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商谈。　　下午，毛泽东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他们对和谈的意见。饭后，毛泽东与客人畅谈。这次会见、畅谈长达十小时。　　9月1日　　上午，周恩来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继续商谈，就军事问题交换意见。　　下午，毛泽东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前往中苏文化协会，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参加酒会的有：苏联彼得洛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宋庆龄、冯玉祥、覃振、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陈立夫、吴铁城、梁寒操、鹿钟麟、贺耀组等，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左舜生、李德全、傅斯年、王芸生、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张申府、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席间，毛泽东和覃振、冯玉祥、谭平山等人亲切交谈。　　晚八时，毛泽东赴吴铁城宴会。　　9月2日　　上午10时，毛泽东约请王世杰到桂园，根据中共一贯主张和前四天的谈判情况，就下一步谈判提出八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果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恢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之后，周恩来与王世杰继续商谈。　　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作陪。毛泽东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宾主洽谈甚欢。毛泽东在主人的纪念册上题写“光明在望”相赠。　　下午，毛泽东会见邹鲁和各方友好。　　晚八时半，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座者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群、陈立夫、吴鼎昌、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甘乃光、吴国桢、王云五、周至柔、白崇禧、翁文灏、雷震、许孝炎、张伯苓、莫德惠、江庸、左舜生、傅斯年、冷NFDB1秋、黄炎培等。　　宴会之后，毛泽东同蒋介石作第二次商谈。内容是中共军队编组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二、重庆谈判毛泽东活动大事记（2）　　9月3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商谈，并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提交国民党方面，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　　十、军队国家化；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　　王世杰就9月2日与中共商谈结果写成一份简要纪录《今日商谈之结果》，提供蒋介石参考。　　下午三时后，毛泽东往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等；五时，会晤韩国临时政府诸负责人；六时，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征询了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晚七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宴，会见英、美、法等国大使和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节。与会者有宋庆龄、冯玉祥、李德全、张澜、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等。看苏联电影后返回住处。　　(以上五天商谈均未设专人记录；以后谈判由林园、桂园转至尧庐，即中山四路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侍从室，也即蒋介石官邸，有专人记录。)　　9月4日　　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回访的白崇禧。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会商，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要他们拟具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复案。蒋自拟要点如下：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周恩来同张治中在桂园就两党进一步举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约请，与他共进午餐。作陪者有美国访华团团长施奈德及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吴国桢等。　　下午五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和蒋介石作第三次直接商谈。　　晚上，毛泽东赴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之招待会。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历时三小时。　　9月5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赴邹鲁宴会。　　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向记者发表谈话，并评论中苏条约。　　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代表和各方友好。　　晚上，毛泽东出席七月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邀请宴会。　　晚八时，应蒋介石邀请，参加招待苏联大使的晚会，看京剧。　　9月6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于右任宴。丁惟汾、叶楚伧、陈立夫、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作陪。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访晤居正；参观中正学校、中央大学校址后，往沙坪坝南开中学访柳亚子、张伯苓。毛泽东以《沁园春·咏雪》词书赠柳亚子。适邻居青年卢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为他题写了“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题：“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题：“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宋庆龄宴会；宴会后访晤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9月7日　　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访陈立夫，未遇。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覃振宴。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往访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各谈一小时余。参加加拿大大使欧德伦茶会，谈两小时。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冯玉祥宴会。　　9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因事赴欧，逾月方归，故未与会)在尧庐商谈。张群提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内容如下：　　一、实行和平建国方针和三民主义，均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　　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　　四、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对恢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能力酌量使其为地方服务。　　五、惩治汉奸必须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要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地方安宁。　　六、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七、双方停止武装冲突，中央部队不能只靠空运，必要时需用铁路，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八、原则上赞成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会议的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改编为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及可能，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放人员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行为。　　下午四时，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和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出席了茶会。毛泽东致词，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援助。　　晚七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孙科宴会。　　9月9日　　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接见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参见于立群：《难忘的往事》，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二、重庆谈判毛泽东活动大事记（3）　　9月10日　　红岩村礼堂落成。毛泽东出席全体工作人员举行的欢迎晚会，观看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中共方面主张在国民大会前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国民党方面同意，但主张改称政治协商会议。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办法、参加人数、会议内容及权限，双方无大争议。国民党方面同意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但坚持原选代表有效。中共方面主张重选代表，或增选三分之一代表。对此双方未获协议。　　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指使阎锡山军队侵占上党解放区。上党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开始自卫反击。　　9月1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就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进行磋商。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己见，一再拒绝中共方面的提议，双方未获协议。　　晚上，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席间，周恩来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向上党地区进攻的消息，在座者皆为之愤愤不平。　　9月12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之请在林园与蒋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作第四次商谈。　　下午三时，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张厉生在尧庐进行商谈，内容是：(1)国民大会问题；(2)政治会议问题；(3)施政纲领问题；(4)各政党参加政府问题；(5)承认解放区问题。以上问题均无进展。　　9月13日　　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宴会。　　下午三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会见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并单独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介绍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方针，还高度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意义和作用。　　晚七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戴季陶宴会。　　9月14日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以及各方来访友好。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白崇禧宴会。　　9月1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邵力子在尧庐作长时间的商谈。中共代表本着顾全大局的态度，作出包括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重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方面所提主张几乎一概否定。双方未获协议。　　下午，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与张澜作长时间密谈。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和谈情况，告诉他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等已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继续磋商；目前症结仍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正在美国大力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应当将两党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参见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页。）　　下午五时，毛泽东在桂园宴请在重庆的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周恩来、王若飞、徐冰、潘梓年等作陪。宴会至晚八时结束。　　9月16日　　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三位美国士兵，他们是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毛泽东倾听了他们谈的问题，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毛泽东与三位美国朋友共进晚餐，并一起照了相。　　9月17日　　中午十二时半，毛泽东应邀赴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座。毛泽东与蒋介石作第五次直接商谈，赫尔利和张群、吴国桢在场。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合影。会后，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张群、王世杰、蒋经国六人合影。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潘昌猷等。毛泽东赞扬了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次茶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　　9月18日　　毛泽东应邀出席国民参政会举行的欢迎茶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现今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各党各派应在这个方针之下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往访朱家骅、陈果夫，陈称病未晤。　　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研究关于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　　9月19日　　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研究关于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的新方案。新方案要点如下：　　一、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接近七分之一，即国民党军队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应为二十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六十个师，则我方应为十个师。　　二、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愿意采用国民党方面所提意见，合并解决。第一步，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我方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我方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我方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我方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均由我方委任。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军队缩编与驻地问题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提出上述新方案，国民党方面仍认为违背“军令政令统一”，指责中共分裂。中共方面据理严正驳斥。双方未获协议。　　9月20日　　毛泽东会见陈立夫、叶楚伧、程潜、贺耀组。陈立夫在同毛泽东交谈中提出要中共考虑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要中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余注)、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的谬论，毛泽东当即予以严正驳斥。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大公报》负责人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招待宴会。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老调，毛泽东当场予以驳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参见《重庆谈判纪实》：《大公报负责人宴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二、重庆谈判毛泽东活动大事记（4）　　9月21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队缩编与驻地问题继续商谈。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方案，指责中共“割据地盘”。中共方面即以事实严正驳斥，指出：割据是军阀所为，革命党人焉有割据之理!批评国民党方面自高自大，不愿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最后，国民党方面出示由邵力子草拟的《会谈公告》征求意见。　　9月22日　　上午十时，毛泽东邀请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会见，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毛泽东会见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9月23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4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5日　　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两代表，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并由国共双方报告近日谈判情况。　　9月26日　　毛泽东外出分访各方友好。　　9月27日　　毛泽东答复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所提出的十二项书面问题，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与文化建设的纲领和政策，并评价了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　　自9月22日至26日休会后，今天，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恢复商谈，继续讨论军队缩编和解放区问题。关于中共军队问题，双方商定同意成立另一小组，先行商谈再议；关于解放区问题，双方同意暂时维持现状。　　9月2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继续商谈，达成两项协议：关于参加军队整编小组人员名单，中共方面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关于政治会议，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以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名。　　9月29日　　谈判休会。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共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外间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想要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青年学生蒲公英、白明、夏雷、叶无等。蒲公英等请求到延安去，毛泽东说，要革命，延安也可以，这里也可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到延安去，勉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10月2日　　（晨，柳亚子应毛泽东之约来红岩村见面。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应允，时间另定。柳亚子请毛泽东题赠《七律·长征》，毛泽东允写《沁园春·咏雪》相赠。）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解放区问题等继续进行商谈。最后，双方同意就一个多月来的商谈作一纪录公开发表。　　10月4日　　毛泽东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时局，“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高度评价柳亚子的诗。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继续商谈，集中讨论解放区问题。双方未获协议。最后中共方面宣布，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画家尹瘦石来红岩村，为毛泽东画像。画像完毕，毛泽东与尹瘦石握手致谢。　　10月7日　　毛泽东再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随信录赠了《沁园春·咏雪》。　　10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这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张治中以邵力子所拟《公告》为基础重新拟定，由刘孟纯执笔写成的。至此，即作为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　　晚上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在军委礼堂举行的欢迎欢送晚宴。会上，在张治中致词和介绍国共两党会谈概况后，毛泽东发表简短讲话，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晚宴之后，观看文艺节目。深夜，毛泽东由宪兵司令张镇陪同，乘车返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10月9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与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在座者有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下午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商谈关于青年党与民盟问题。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会晤毛泽东，坐片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　　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与蒋介石作第六次商谈。　　毛泽东夜宿林园。　　10月11日　　晨，毛泽东与蒋介石做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　　（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返延安。飞机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中午一时三十分到达延安。　　10月12日　　张治中由延安返回重庆，毛泽东亲送机场。协议全文在报上公布。　　(作者附言：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中，工作极为繁重，参加的活动很多，有些活动我不知道，有些活动的具体时间及谈话内容我知道得不确切，因此无法写入，如会见宋庆龄、章士钊、朱学范、易礼容、刘仲容、赵超构、李文采、新民学会旧友，以及美国人韩丁、坦纳鲍姆等，就未写入。因篇幅关系，凡是毛泽东未参加的谈判及活动写得较少。由于我接触面较窄，资料收集得很不完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勉力写出这篇大事记，愿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线索，以期更完整、准确的《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活动大事记》问世。文中错漏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和补充。)三、谈判期间的周恩来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40年。他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张治中将军家住处桂园相距甚近，他们时相往还。当时我在张的身边工作，所以有幸见到周、张两人的频繁交往。　　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建立“广泛代议制政府”；第三，“共产党那样军队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成立，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第四，当上述方针进行的同时，“美国准备对中国提供信用借款及贷款”，“俾有助于中国健全经济之发展”。其具体措施，除了先后指派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作为执行人之外，还派遣美军十多万人，企图控制中国；出动大量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独占受降，抢占地盘；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并继续以大量美械武装国民党部队；通过种种借款、租借法剩余物资转让以及商品输出等手段，抢救国民党面临崩溃的经济，并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军事三人小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中出现的。它的重要性虽然仅次于《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它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国内一切事态都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而发展的。张治中对此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美国人虽然非常重视国共问题，可是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从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马歇尔使华》两书看，它们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不仅没有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内幕，有时甚至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斗争史都不知道。美国人在《马歇尔使华》一书中指责赫尔利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歇尔对中国问题同样一无所知。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整军会议开会的前夕，马歇尔以顾问身份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共领导；三是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四是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　　这个方案只有少数人知道，从未公之于众。按照这个方案，在陆军中，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整编后的比例，不是后来规定的一与五之比，而是一与二之比。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亦从未提过要求，现在突然各取得30%的兵力，这是蒋介石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张治中后来告诉我，蒋看到这个方案时，脸上勃然变色，额筋暴显，满面怒容，几乎要破口大骂。从大革命开始，蒋对共产党政策一贯是限共、溶共、灭共，现在要让中共取得这样大的兵力，他怎能容忍!但当时他正投靠美国，仰人鼻息，怎敢翻脸所以立刻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修正后提出的方案，中共和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一比五，海空军两项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时间虽不长，只有11天。但是会上谈判，会外协商，个别交谈，不断地紧张进行。双方都是寸土不让，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了协议。　　四、整军谈判：四大障碍　　会上虽然以美国所提方案作为讨论的蓝本，但实际上争持最多的却是另外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整编后中共军队数字问题。蒋介石向来采取限共、溶共政策，自己不抗日，也不许别人抗日。抗日战争开始，只允许中共拥有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一个军，到1944年，只许编为四个军十个师。事实上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与日军作战，部队已远远超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以上。重庆谈判时，兵力已超过一百万，中共为顾全大局，只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蒋表示十二个师为最高许可限度，可以考虑。中共最后让步，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由于双方分歧过大，所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军事部分只是含糊地说：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交军事三人小组拟订方案时讨论。）到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又缩回去了，重弹整编为十个师，十二个师为可以考虑的最高限度的老调。综合其理由为：(1)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是经中央政府核定的，以后擅自扩充，未经政府批准，违反军令的统一；(2)1943年要求四个军十二个师，1944年增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1945年又增为四十八个师，要求与日俱增，无有已时；(3)整编后中央政府军队只保留九十个师，而中共却占二十四个师或二十个师，比例不相称；(4)民国以来，部队既多又扰民，人民不胜负担，如不大大削减，无力建设国家。　　中共方面则作了针对性的驳斥：(1)抗日救国，人人有责，谁能抗日谁就需要军队，你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还用所谓政令、军令束缚别人，人民不能容许；(2)我们深入敌后，到战争结束后就已解放一亿人口，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沦陷区抗击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不增加军队怎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3)你们假抗日，真剿共，还要保持九十个师，劳苦功高的中共军队为什么不能保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你们号称拥有二百多个师，实际是七折八扣，我们现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的民兵，比例有什么不相称(4)不错，战后是需要裁减军队、建设国家，可你们不但不裁减，而且在全国各地进攻我军，仅用来封锁陕北和包围各根据地的兵力就达七十九万多人，这是为什么　　中共代表所表达的，义正辞严，理由充分，在张治中看来，对中共军队数字问题，他内心向有看法，和蒋介石不一样，不过在蒋的顽固态度下，也感到很难办。在这个问题上，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第二是伪军问题。伪军问题实质是国民党军队问题。因为不仅汪精卫的伪军是为配合蒋介石而建立，而且不少还是从国民党部队投过去的。所以当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时，蒋就狡猾地说：“原则上自无问题，惟严惩汉奸必须依法行之，解散伪军必须妥慎处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到了军事三人小组，文字上则写成：“所有受日本之直接或间接主使而在中国成立之军队，以及政府及中共以外之个人或派系所保持之一切军队，应尽速解除武装并解散之。”连“伪军”两字都不用，而且把它与所谓杂牌军、地方军并列。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理屈词穷，无力辩解，但最后还是中共方面让步，讨论才得以继续进行。　　第三是后勤补给问题。蒋介石出于限共、溶共的险恶用心，到抗战中期以后，就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补给拒绝按章办理，克扣阻挠，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连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都一再表示不满。中共方面指出：“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要求在盟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中公平分配给所有抗日部队。重庆谈判时，中共正式要求：“实施公平合理之补给。”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中共重提旧事。国民党方面，初则诿之于“军需独立，补给须遵照经理法规”。后在理屈词穷之下，只得同意一旦整编完毕，补给照国民党军办理，并答应在补给区开会时，双方军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是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实质上是解放区问题、根据地问题。这是个最棘手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共奉行的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自然非建立根据地不可。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建立了更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此是从来不肯承认的。到重庆谈判时，更一再要求，为了政令统一，所有根据地一律并入地方政府；为了军令统一，一切游击部队、地方部队，都归所在战区管辖。还说：“战争已过去，解放区不复存在。”中共方面自然不肯轻易同意，把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武装轻易交出。但为顾全大局，表示如国民党能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各项意见，则愿把“中共军队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并可迅速将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八个地区让出，军队复员。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双方意见距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一边。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协定名称问题；整编与统编的划分问题；宪兵和警卫队问题；铁路沿线障碍问题等，亦有争执，但不是实质性、重要性问题，经过讨论，也就得到大体一致的协议了。　　四、整军谈判：“共产党的代表”　　这里有一个插曲很能反映张治中的特见、远见和个性。当国共双方为了整编后的军队数字问题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张治中认为，中共本来就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现在愿意裁减为二十至二十四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应该考虑接受以便早日达成协议。因此，有一天他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指出：政府军队除整编后还保留五十个陆军师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而国民党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宪兵、防空兵、防化兵等，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的。在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热，相持不下的时候，马歇尔刚好在蒋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陪同下进来，见此情形，惊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忿忿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急忙向皮宗敢示意不可直译，并杂以他语，遮掩过去。在国民党集团中，很少人会有张治中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即使有，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力争。从这个插曲中可以看出，张治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主张也是比较公允的，这是他一贯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主张联共、亲共的流露，以致被蒋介石看成是“共产党代表”，以后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能毅然投向人民，这是必然的。　　尤其难得的是，张治中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国共双方签署宣言，同意中共参加抗日，就不能不让它发展军队；尤其既然同意中共军队深入敌后，更不能不同意它发展军队。既要它参战，又限制它扩充，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最不讲理的态度。他还认为，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不是哪一个党派所独专的，要参加抗战就得有力量，他对蒋介石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和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一根本认识，支配着他的态度，贯穿着他参加谈判的全过程，所以处处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连马歇尔也觉得张比较好合作，对张中途因处理新疆三区少数民族问题离去，由徐永昌、陈诚接替感到不满。临回美国前，马歇尔还特别邀请张到住处相见，请他吃饭，看电影，有惜别之意。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是距离很远的，分歧是很深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才使这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得以结束，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参加会议的三方面都到场了，还邀请了中外记者参加。这是一间约五十平米陈旧的会议室，正面一排是长桌，桌上摆着整军方案的中英文本，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签字后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致词。张治中、周恩来的发言中都认为这个军队整编方案得来不易，如能付诸实施，则可以结束十八年来国共两党的纠纷和对立，使中国进入新的和平时代，全国人民所期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国家将可实现。双方都表示对于签署的文件，将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马歇尔的简短致词虽只寥寥数语，但却很有刺激性。他说：“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显然，他所称的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他可能已收到有关主战反和分子的阴谋挑起战争的情报了。　　我们拿这个方案和政协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相对照，就看出了所遗留的重大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内容仅仅是：(1)双方同意全国部队整编为六十个师，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部队的比例是5∶1(仅指陆军)；(2)中共方面在《双十协定》中的要求是：“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补给制度”，而在这个方案中，总算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如何使军队属于国家，如何实施军党分治、军政分治和以政治军等重大问题，在这个方案中只作了极其空洞的规定。尤其是没能联系东北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解决，除了仅仅承认中共方面在东北可编一个军外，蒋介石还是坚持“东北问题是恢复主权问题，根本不存在停战问题”的顽固态度。在张治中看来，这是鸵鸟态度，十分不现实，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必然遗留重大的后患。　　（这里应该指出，当时无论是《政协决议》或整军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优势的。在政治上，中共同意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指导原则，在未召开国民大会、组设联合政府之前的过渡政权——国民政府委员中，委员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党内外人士中选任，而且在四十人中国民党占二十人。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否决权，要有全体委员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推翻其否决。在军事上，中共承认蒋介石是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整编后的军队，国民党陆军为中共陆军的五倍。这些，中共为什么都同意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实际上已做了回答，他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四、整军谈判：三到延安　　整军方案通过后，马歇尔显得十分高兴，但国共两军的冲突未见停止，反而日益增加。加上许多地方由于军事冲突而造成交通梗塞，妨碍了对日俘日侨的集中和运送，这使马歇尔感到非常恼火。张治中亦认为这种情形不该继续下去，否则对和平至为不利，于是三方面同意出发到全国去视察。　　这次视察在1946年2月25日由重庆出发，共历时七天，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徐州、新乡、张家口、集宁、归绥、武汉等地，然后访问延安，才回重庆。此行主要任务是检查各地情况，对冲突事件就地调处，特别着重恢复交通。上述各地，除延安外，都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军事三人小组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商量说：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处境很困难，物资缺乏，粮食更缺，希望能协助解决。张治中考虑之后，同意了，亲笔写了条子，命令国民党后勤单位照发。后勤人员收到条子后议论纷纷：“真是奇文，我们正和共产党打仗，要我们来接济他们!”张治中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奇怪!《政协决议》通过了，整军方案签订了，今后国共还要进一步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统一编组军队，共同建设国家，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张治中这种天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同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了一些节目。三月上旬的延安还是够冷的，大家都穿上大衣、棉衣，马歇尔斜躺在靠椅上，腿上还盖上一床毯子。节目演出前，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讲话。张治中在强调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之后，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双方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以爽朗乐观的声调幽默地说：“我这次到延安来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赫尔利一起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第二次是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来，这次为了整军方案的落实又到延安来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讲完话走下来，他在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回到座位上，毛主席笑着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毛说：“是的，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才到南京去。”　　这个插曲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首先，它充分体现了张治中一贯的联共亲共主张，他确实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无论处在逆境或顺境，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极端反共的蒋介石统治下，他能坚持联共亲共，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也代表着一种伟大的预见远见。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会胜利的，是能胜利的。事实证明，写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多难得的预见呀!第三，他的这段话，只有他敢说，别人是不敢说的。别人说了蒋介石会不答应，会认为出了格而遭贬责，而他说了反而成为历史佳话。这个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非常鲜明生动。　　3月5日，军事三人小组由延安飞返重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为了统一内部，策划反共，于同年3月1日举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张治中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军队整编方案的签订和视察的经过报告，希望方案能够百分之百地实施，以促进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会上反共分子纷纷发言，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CC分子郑亦同的发言，冷嘲热讽，极尽挖苦反对之能事。他质问张治中怎样能使整军方案百分之百地实现。蒋介石端坐在主席台上，毫不表态。张治中气极了，马上站起来质问：“郑亦同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对这个方案准备来个七折八扣吗”这话引起全场哄然大笑，郑亦同语塞不能置答。　　四、整军谈判：东北谈判局势逆转　　整军方案签订之后，和谈重点转入东北停战谈判。张治中对蒋介石处理东北问题时的昏庸傲慢、颠三倒四，感到非常生气，但又痛感无能为力。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而至于不可收拾。　　马歇尔自延安回重庆后，满怀喜悦，踌躇满志。他认为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四项任务中，前三项已大有希望，剩下来的仅仅是提供信用借款及促进美中贸易，因此他立即电告杜鲁门，建议召他回华盛顿，以便向杜汇报中国局势，研究如何通过财政、经济、贸易途径来控制中国的计划。　　杜鲁门总统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正式召马歇尔回国。马歇尔于同年3月11日动身，一去就是三十九天，到4月18日才再到中国来。他真没想到，在这三十九天当中，中国的局势大大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反映了他对中国，特别是对蒋介石缺乏了解。他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如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和CC分子之流，而不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正是蒋介石本人。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也缺乏认识，估计过低，中国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为什么当时局势会大大逆转呢　　原来，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早就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联军。中共军队北上抗日、东渡黄河后，本来就先后在晋、冀、察、热等地建立了大块大块的根据地。到日本投降，中共军队凭着一双铁脚板从晋、冀、察、热等地大踏步地向东北推进，比拥有强大的海空运输工具但远在抗日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走得还要快。于是，中共在东北逐渐处于优势。　　还有，魏德迈知道蒋介石军队腐败，对抢占东北并无希望，同时他认为苏联在东北的力量不容易一下子排除出去。所以他曾分别建议杜鲁门和蒋介石：第一步，通过联合国把东北托由美、苏、英三国代管，让蒋介石做好准备；第二步，利用国际压力，认为有《雅尔塔协议》，可以压苏、英等国的同时退出东北，再由蒋介石接管。但是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犹豫，蒋介石更根本不予考虑。蒋从来就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自己拥有五十多个美械师，加上其他正规军、杂牌军、伪军，总兵力对中共占压倒的优势。再加上美国的全力支持，剩余物资的补充，不愁不能在东北取胜。所以他自始至终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尤其失策的是，蒋介石在接收东北时，派了一个政学系中坚分子、典型官僚党棍熊式辉去沈阳。熊去时，带了一大批“蝗虫”去“劫收”，把东北划分为九个省，由政学系的徒子徒孙就地分肥，明争暗夺，贪污受贿，弄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这些人，对蒋介石的抢占东北只能起破坏作用。原来，开始蒋介石准备派张治中去东北组设东北行营，张连初步的人事安排都准备了，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正秘密准备。谁知政学系把东北看成是块大肥肉，据有东北，正好为一派一系搞发展，他们的头头在蒋介石耳边嘀嘀咕咕，把张治中改派到西北。张向来不谋私利，不搞派系，对此当然不会表示异议。有人说，熊式辉既是保定军校生，又是日本士官生，和蒋介石一样，得到重用是一点不奇怪的。蒋介石用人从来依赖“三缘”——血缘、学缘和地缘，熊正是三缘之内的人物。　　话说回来，在《停战协定和声明》签订后不久，东北就发生了“营口事件”，蒋军向中共军队进攻。从这个“协定”说，除了长江以南和东北有条件的军事调处外，应对全国普遍适用，于是马歇尔于1月24日通知国共双方，建议立即命令北平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前往营口调处。以后东北发生类似事件，均由军事三人小组命令军调部照办。中共方面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这很合理，但是蒋介石坚决拒绝。到同年2月22日，马歇尔再次建议，认为派遣军调小组，不仅可以调处冲突，亦可以为讨论中的军队整编方案实施复员时打下基础。中共方面也同意了，张治中也认为完全合理，但是蒋介石又再次坚决拒绝。　　事情很清楚，蒋介石已决心以军事方式抢占整个东北，不愿在行动上受到限制。以后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直到马歇尔回国述职那一天，蒋才被迫勉强同意派遣军调处小组到东北去，但又提出许多条件加以限制。马歇尔走了，由吉伦将军代理，直到3月27日，吉伦邀集张治中、周恩来反复讨论，才正式作出决定：　　由精选人员所组成之执行小组应立即派往东北执行下列诸指示：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留驻之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作必要及公开之调处。　　张治中认为，这个停战协定是签订了，但是行动太慢，局势已恶化到不可收拾，这个协定是终究解决不了东北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蒋介石不愿放弃消灭共产党军队、独占整个东北的野心。　　问题还不止此，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做出了一系列恶化局势的事情。3月16日，蒋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然声称要撕毁《政协决议》；3月31日，蒋军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街等地大举进攻；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公然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同时派遣优势兵力包围豫南、鄂北的中共部队，进攻热河赤峰中共部队，拒不承认华南地区中共军队的存在，还派遣空军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等等。这些都使得政治气氛大大变坏，军事冲突更加紧张。到4月中，苏军从长春撤出，中共部队即从伪军手中解放了长春。　　长春问题是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严重障碍。从中共方面说，在抗日战争中，从敌伪手中解放领土，人人有责，不是哪一家所能独占。无论《双十协定》、《政协决议》或《停战协定》，对此都无明文规定不许解放，《东北停战协定》亦只说“双方另行商谈”。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认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他有权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全境，并且曲解1月10日的《东北停战协定》，把向东北开入国民党部队不受停战协定的限制说成是有权占领所有地方。因此悍然声称，中共军队必须撤离长春，让蒋军加以占领，才能开始谈判东北的军事部署与政治问题。殊不知，中苏条约只能约束两个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内部；整军方案亦只规定：到整编完毕后，在东北地区国共双方各占兵力，而无规定双方应驻何处。　　到这时候，张治中被任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任命公布，急于筹备往西北事宜，而蒋介石也忙于准备还都南京。至此，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已接近尾声。国民党方面委员先后由陈诚、徐永昌继任，此两人一向都不是主和之人，不可能胜任此职，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以后有关国共两党的事，由马歇尔奔走于蒋介石、周恩来之间，三人间接谈判，而不采取会议形式。到同年6月，蒋介石大打出手，掀起全面的内战。战的一手出笼，和的一手自然只有休息。两党和谈，至此几乎陷于休眠状态。　　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一到延安　　张治中的一生，周旋于国共两党的斗争和联合之中。我作为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亲历亲见诸多。他主张两党合作，反对国家分裂，积极参加国共和谈，曾三到延安。　　张治中参加国共和谈，主要有三个高潮，首先是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先后宣布只有国民党部队才许接受日本投降，为中共方面所坚决拒绝。国共两军在各地发生冲突。张治中旧事重提，建议蒋介石正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蒋同意了，接连三次去电邀请。中共方面也同意了。这时正好先任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奉命参加国共调停工作。于是蒋介石派张治中偕同赫尔利于8月27日飞赴延安，第二天就顺利地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这就是一到延安。　　在这里，有一点是必须交代清楚的。蒋介石为什么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当时言人人殊，各种分析推测都有。说穿了，蒋向来玩弄反革命的和战两手。战的一手，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和的一手，以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前者是实的、主要的，后者是虚的、次要的。两者轮换使用。当战争准备未完成前，把主和的张、邵等推出来；一旦准备好了，就让主战的来代替。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百孔千疮、筋疲力尽，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加以国内外人心厌战，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的。他对中共的态度，一是恨，非吃掉不可；二是怕，他常对心腹左右说：“共产党厉害呀!你们不行。”　　毛泽东到重庆是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周恩来对此费尽脑筋。红岩坡陡阶多，会客不方便；曾家岩五十号又太狭小；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十八号桂园。房舍和设备比较合用，而且距离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一开口，张马上同意，自己把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的一所平房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内心的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在毛泽东刚到重庆的第一天(8月28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就在张治中、邵力子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跟着又设宴欢迎毛和代表团。第二天就接毛和代表团到他的官邸林园交谈。毛、蒋单独谈了三天，双方代表又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当时中共的代表正式指定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除张治中外，还有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根据9月2日双方代表交谈的内容，写下一份《今日商谈之结果》。包括：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民主自由问题；政党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行政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受降问题共八项内容。　　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无准备，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等语。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他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并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拦阻，终于同意写入协议。但是蒋另有打算，就是准备抽象赞成，具体否定。他的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提出的《谈话要点》内容共十一项；蒋介石根据王世杰归纳的《今日商谈之结果》，拟就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代表商谈，则改在重庆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介石的侍从室所在地)。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但是双方都明白，如通过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亦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果把它们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三四十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体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协议。在同年10月10日于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表约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他家里吃饭。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在谈判的后期，协定的主要条款已基本达成协议。当时社会上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对此也很不放心，便找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已都安排了日程，要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这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二到延安　　10月8日晚，张治中假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盛大的欢迎、欢送晚会。邀请全体参政员和重庆的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五百多人参加。在当时的重庆来说，这是规模最大的盛会了。在会上，张治中有一篇欢迎词。他首先提出毛泽东到重庆来的重要性，为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怀。然后说明双方商谈的情况。最后说：“毛先生准备日内回延安，所以今天的集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毛先生回延安，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毛泽东也有一个简短的答词。首先对蒋介石的邀请和张治中的欢送表示谢意。然后特别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最后说：“困难是有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0月11日，在张治中亲自伴送下，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当晚，中共中央为张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第二天张离延安，毛泽东亲自送至机场。这是二到延安。　　张治中参与和谈的第二个高潮是整军谈判。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旧政协会议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旧政协会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　　张治中一赶回重庆，马上投入军队整编的谈判，也就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的活动。　　整军谈判是一场艰苦的拉锯战。双方针锋相对，真是达到舌敝唇焦、筋疲力尽的境地，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中共代表义正辞严，理由充分。连马歇尔都不能公然袒护国民党，他背后一再称赞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五、张治中三到延安：三到延安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地点是重庆上清寺“尧庐”。　　应该指出，无论旧政协决议或军队整编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了优势，中共方面作了让步的。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部署方案的实施，同时也为了检查和解决各地两党军队的冲突，周、张、马三人坐了专机到各地视察，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张家口、归绥、徐州、武汉等地。最后到了延安。延安并没有两党部队问题，所以去那里，主要是马歇尔想亲到延安去看看实际情况，并和毛泽东会见。这是三到延安。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演出一些节目。三方面都有讲话。张治中在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性后，表示希望百分之百地做到，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还幽默而爽朗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鼓掌欢笑。张讲话后，毛泽东对张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你也会住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到1947年2月，蒋介石在战事节节失利的时候，又想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再到延安去，却为中共所拒绝。张治中没有再去延安，最后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1）　　（五十多年前的国共北平和谈，它在20世纪中所占地位虽不是太重要，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是个重大转折点。它的出现和演变，标志着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向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执政的过渡；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标志着社会生产关系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五种社会混合所有制的过渡——五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真够得上翻天覆地、旋乾转坤，而为历史学家所特加注意。）　　我是北平和谈自始至终直接参与的惟一健在者，有必要把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留一见证。　　由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被迫“引退”，回到溪口，由亲临前线退到幕后操纵，国共和谈空气一时甚嚣尘上。尤其毛泽东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李宗仁和国民党军方渴望暂时停战，缓一口气，对和谈更表示得迫不及待。在这种背景下，已由南京返兰州的张治中经不起李宗仁函电纷驰不断催迫，不得不于1949年2月间飞到南京。　　和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从何着手，目的何在，如何进行，对对方的估计等，都得从长计议。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当前主要是劝蒋出国，蒋在溪口幕后操纵是和谈的最大障碍。张治中很天真，认为劝蒋出国有把握，而忘了桂系的阴谋诡计，于3月3日约吴忠信同机去溪口。屈武和我则早两天由南京密赴上海，转船由宁波到溪口。　　张治中到溪口的第一天，就挨了蒋介石的当头一棒，蒋厉色对张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我们在溪口住了八天，张治中、吴忠信同蒋介石也谈了八天，每天晚上张把和蒋的谈话详细告诉我，我作了记录，并且把要点缮清请张亲自核定。毛泽东提出的八条，张都逐一请示蒋介石，蒋亦一一答复。除了外间已知者外，这里且记述一些轶闻。　　关于划江而治问题，外间有许多传说。事实上渴望划江而治的是李宗仁，是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是以CC派为代表，但是连蒋介石自己都不相信。张治中对蒋说：“南京方面意见，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则联合管理。”蒋答复：“不必由我们提出，共产党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连蒋介石都认为划江而治不可能、不容易，至于对国民党了解最多最深的张治中、邵力子更从来不抱这个希望，不提这个主张。　　关于外交问题。张治中对蒋指出，“过去一面倒亲美反苏是一大失误，今后务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获致邦交之平衡。实行美苏并重，不亲美亦不亲苏，不反美亦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中国在远东处于极有利的重要地位，应善为运用，首先派人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蒋对此频频点首，但说：中日问题不宜忽视，中日两国如能亲密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及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将来可望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　　关于国家体制问题，张治中向蒋提议：“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蒋对此频频点首。　　此外，对整军问题、联合政府问题、谈判代表问题、内阁改组问题等蒋都一一表示了意见，张治中认为达到了摸底的目的，欣然飞返南京。　　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召开了四次会议，讨论和谈问题。参加会议的是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黄少谷(黄绍〖FJF〗NBD2E〖FJJ〗、刘斐未到)，张治中在会上传达了他在溪口与蒋谈话的记录。由于蒋对和谈八项条件有了指示，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议，有人提出问题时，张亦能加以解答。会议结果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仅作原则性规定九条，就是外间所传的九条“腹案”，包括：(1)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2)同意重订新宪法；(3)法统问题与宪法同时解决；(4)军队整编原则应照1946年双方同意的方案处理；(5)同意没收官僚资本，但须另订条例；(6)同意改革土地制度；(7)同意重新审议过去对外条约，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废除；(8)同意召开政协会议，产生联合政府；(9)谈判开始，即行停战。　　张治中认为既摸了蒋介石的底，又有了和谈腹案，代表人选已定，是可以开始谈判了。但为了慎重起见，3月29日又再赴溪口，我工整地抄了一份和谈“腹案”给张，备他面呈蒋介石。蒋看后没意见，只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但归途中，蒋经国却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蒋、张临别时，蒋介石从山上亲送张到山下，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回到南京，张就命我写一新闻稿，强调蒋上述两句话，他认为这对气焰嚣张、反对和谈的CC分子具有镇压的作用。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2）　　3月31日晚，何应钦在他的官邸设宴为代表送行，除了六位代表外(卢郁文秘书长已率领工作人员先行飞北平)，我亦叨陪末座。何态度谦逊，平易近人，轻言细语，有如教授上课，毫无军人跋扈骄横之气，得人好感。从宴席的气氛看，大家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是战败求和，中共大军压境，隔江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颓势毕露，瓦解之势，有目共睹。何对张治中频频举杯劝酒说：“你到杭州拿着总裁的信劝我就任行政院长职务时，我说过，你必须负起和谈责任我才能到任，今天你要出发了，祝你马到成功，不负众望。”张疲倦的脸上勉强露出笑意说：“局面太严重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家都知道，我对国共和谈、国共合作，从来存着一种‘痴心梦想’，形势如此，我怎能袖手旁观，置身度外。前途如何，是很难逆料的!”张的调门如此之低，大家默然无语，只有频频举杯相劝而已。　　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名义由南京飞抵北平，有如下值得注意的事件：　　其一是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没到机场迎接，到场者仅为齐燕铭、刘亚楼、薛子正。而且周第一次会见张治中时厉声责问：“你为什么到北平前先到溪口你是有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对此虽多次反复解释，终未能平息周的愤怒，这对和谈成为一种障碍。　　其二是张治中在正式和谈开始前，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蒋出国，让李宗仁放手谈和。其天真率直，世所少有。他不知李宗仁和整个桂系的如意算盘，正是首先排除蒋的存在，取蒋而代之，其次与美英拉拢，希望取得美国的支助。有人提醒李宗仁：蒋介石在溪口正在把你当猴耍!李笑说：他耍我，我也正在耍他。李宗仁、白崇禧密交给刘斐的任务主要在此。具体行动由甘介侯等执行。甘找过傅泾波，走司徒雷登的门路，但遭到拒绝，要求美国以美式装备武装桂系军队，亦未成功。李、白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张治中给蒋的信，当然也如石沉大海，这也说明张对蒋缺乏深入理解。　　其三是和谈进行中，4月8日，毛泽东约请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谈话，连吃饭带谈话达三小时，周恩来在场。张除谈及有关和谈问题外，还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一贯主张，其要点是：(1)国民党亲美派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我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以国共合作促进美苏协调，以美苏协调促进国共合作，促进远东与世界和平；(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4)我们既然主张和平，要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能对人家采取敌对和刺激的态度，最近我们对待沈阳、上海美国领事的态度是否必要，值得考虑。毛泽东针对张的意见，不久在报上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批判的七种所谓谬论中，有四种是针对张治中的。建国后，我为张代笔写回忆录时，张把那次谈话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我用速记记下，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团结报》1995年2月15日1685期加以转载，这是饶有史料价值的文字。　　其四是张治中由南京出发前，曾率全体代表往见李宗仁辞行请示，李坦诚表示：“只要是你们同意的谈判结果，我就签字。”到达北平开始谈判没几天，李还致电毛泽东：“自宗仁执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秉己饥己溺之怀，纵有汤镬之刑，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说得好听，可是当我们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南京，李却逃之夭夭，飞返桂林。　　其五是当和谈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末尾，张治中知道大势已去，大局已成，他有一番极其沉痛的说话，体现了他的思想、胸襟、性格与风度。　　他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个结束了。孙总理去世已二十四年，我们没有把中国建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羞愧和耻辱!”　　“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国民党二十多年太狭隘了，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今天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革命大义，天下为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放宽些，重新合作。”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误会、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远大得很，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其六是由于张治中在会上最后说到：“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便宜不出外，不但对弟弟的能干表示敬重高兴，还应格外帮助他，不但站在兄弟立场是如此，即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如此。”听到此，周恩来忽然起立说：“兄弟的比喻，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清廷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表示其严肃性!”　　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对革命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区分得异常清楚，处理得异常有效。他对张治中兄弟比方的批评确实表露其严肃性，但当谈判破裂，张治中坚持要回南京“复命”时，周用尽一切方法挽留，又充分体现其革命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显例。七、北平和谈：在政治漩涡中　　和谈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在国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各方面都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分崩离析。在国外，蒋的惟一靠山——美国，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已感无济于事；再加上马歇尔八上庐山，大失所望，离华时恼羞成怒，见于词色；同时，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中，蒋竟把赌注押在杜威身上，让孔祥熙父子助杜威竞选，使杜鲁门老大不高兴。美国决定全面从中国撤退，抛弃蒋介石。其他列强，战后筋疲力尽，自顾不暇，力不从心，不敢插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能不再次乞灵于历来惯用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　　蒋介石曾先后在1947年2月、1948年6、8月三次电召张治中面谈。第一次提出四到延安的建议，张治中表示不愿意去，说：“去了亦无用。”蒋一再要求，张说：“如邵力子愿同去，可以考虑。”谁知一向中共提出，就被坚决拒绝。第二次，张治中在七天之内就国内外形势为蒋作了详尽的分析，劝蒋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蒋介石认为可以试探和谈，甚至先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他说：“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要等形势稍为好转之后才能谈和。”第三次，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治中指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除了由蒋亲自倡导和平，放弃戡乱，再无别法。蒋最后说：“要和我就得要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而且在谈话的第二天总理纪念周上，还大骂主和的人“是向共匪投降”，“甘心做共匪的奴隶，贻害中华民族”，云云。　　蒋介石既然不愿意马上谈和，为什么又三次找张治中去商量呢这反映了蒋当时心慌意乱、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这里得倒叙一笔，描述张治中在这一段历史，亦即在两党和谈中所处的地位。　　从1946年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地位很特殊，许多人的眼睛都瞧着他。甚至顽固反共分子如陈诚，他在发出“三个月内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六个月内解决东北共军”的狂言后，曾到张治中家征求意见。张对陈说：“你有这个把握吗”陈答：“如果六个月内消灭不了，那就永远消灭不了了!”张说：“这不能算是个把握吧”　　张群在194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也到张治中家请教。张说：“你一定要把握住两项政策：对外，改善中苏关系；对内，力图恢复和谈。两大政策实现了，你就成功了，否则一定失败!”隔不了半年，张群又来征求张治中意见。张治中说：“你失败了，你不但不能把握住两大政策，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下了戡乱令，你应该不干这个院长!”张群皱着眉头说：“那有什么办法，党内风气是这样，院长职务也辞不掉!”　　后来孙科组阁，找到张治中说：“你必须参加，否则我不干!”　　后来何应钦组阁，张治中拿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去劝驾，何也说：“你一定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蒋介石电召张治中至南京是有用意的。12月8日已谈了一次，白崇禧逼蒋介石下野的电报发表后，蒋又约张谈了一次，主要是说：翁(文灏)内阁是拖不下去了，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你来组阁，不过你的态度太明显，恐怕立法院通不过，因为他们好些人还反对在不利态势下谈和。另一个是让孙科来组阁，你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你看怎样。张表示不愿组阁，最好连副院长也不要担任，国防部长更不合适，要谈和，也只能以代表身份去谈。蒋不愿勉强张，然后找孙科谈，希望他出来组阁，孙一口答应了，但表示必须组织巨头内阁，然后才能起作用。所谓巨头，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而且口称非张治中参加他就不干。张和孙晤谈，答应充当一名政务委员。后来孙对张说：“我曾就组阁后的方针向蒋请示，蒋说：‘内阁组成后，你们大家研究去，如果大家认为一定非和不可，我也可以考虑的。’”孙在内阁名单公布时还发表了一篇谈话，表示要争取“光荣的和平”，并曾尝试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中国内战。虽被拒绝，但宁沪之间的和谈空气还是逐渐浓厚起来。）　　在差不多同时，还发生了一件惊动国内的事件，就是华中剿总白崇禧在12月25日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电文由张治中、张群转)，力言大局至此，实不能再战，只有停战以言和。同时向记者透露：非蒋下野不能谈和，应该让别人来谈。背后还搞所谓“五省联盟”。用意非常清楚，是逼蒋下野，让李宗仁来主持。蒋认为这是落井下石，因此万分恼怒，竟至拍案破口大骂。　　七、北平和谈：劝蒋下野　　1948年初，蒋介石一意孤行，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充当总统后，局势每况愈下，张治中于同年5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请蒋考虑下野，让别人来主和。蒋断然拒绝。张又和吴忠信密商多次，联合张群三人一起进言，蒋亦未同意。到白崇禧通电“逼宫”，张、张、吴三人又再向蒋详析利害，蒋才勉强同意。谁料山西的阎锡山此时到京，对蒋下野极不赞成，认为事尚可为，不必出此下策。蒋又有些动摇了。但是严峻的现实逼得蒋无路可走。孙科虽登台，但军事、经济、财政、金融仍毫无办法，社会人心不安已达沸点，蒋不得已，才决定发表1949年元旦文告，提出愿与中共和谈的建议。这种毫无诚意的伪装和谈，中共根本不予理会，毛泽东于同年1月14日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基础。　　蒋介石从这八项条件中看出中共态度十分明确坚定，而各方对他的元旦文告反应又极冷淡，于是在同年1月19日下午4时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主要参加者有张群、吴忠信、张治中、邵力子、孙科、吴铁城、陈立夫等人。蒋对大家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李宗仁字)出来和谈，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半晌没人发言。事情本来很明显，蒋如不下野，中共怎会答应开始和谈，李宗仁又如何能主持和谈。最后吴铁城说：“事关重大，是不是先召开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这话很快传出去，外间马上有反应：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介石打倒的!)最后，蒋只好说：“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案，下野文告怎样措辞，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张治中说：“文告可否请邵力老执笔”邵谦辞，蒋就让别人写。到同年1月21日下午，蒋把中常委请到官邸，正式宣布下野，并把文告念了一遍。会上一些自命孤臣孽子的如谷正纲之流，痛哭流涕，亦无法挽回。蒋介石即日登机回浙江奉化溪口。　　这里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在他宣布下野时，张治中因逗留南京已两个多月，一心惦着西北，曾当面请求回西北去。蒋立即制止说：“那怎行你一走，李德邻就会多心了。”张说：“我现在内心非常苦闷，我还是先回西北吧!”蒋严肃地说：“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和谈，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在座之人也纷纷附声劝告：“你现在万万不能走!”显然，蒋为了达到下野后幕后操纵的目的，不仅需要李宗仁当傀儡，也需要张治中等去负责和谈，和中共去周旋。　　蒋既下野，按照蒋记宪法，应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于同年1月22日登台，当日就宣布接受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并希望早日开始和谈。跟着孙科也发表声明，提出谋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以后报章又先后出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永久的和平”等论调，和谈的空气渐趋浓厚。　　这时候，张治中曾经做过一件很天真的事情。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不久，他就以西北公务积压待理为由，请求暂回兰州。李同意了，但嘱务必早去早回。张乘机向李进言：“为了进行和谈，必须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就要更换新人，不能老是一套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李说：“你看请谁出来”张说：“最好能把孙夫人(指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字)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如能请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李当时表示同意，也进行过努力，但没成功。张治中竟没想到，在这样局势糜烂的时候，宋、李怎肯被拉下水怎肯甘居李宗仁之下而李宗仁也不见得真心愿意请宋、李出山。这件事被宋庆龄知道了，解放后史良有一次告诉张治中：“孙夫人对你的建议很不满意，说是你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张治中是同年1月底回到兰州的，而北平不久就解放了，同时，中共中央发言人于2月6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着重指出惩办日本及国内的战犯为和平谈判的必备条件。李宗仁看到和谈已有开始的可能，就不断给张治中去电报、电话催促，张被迫于2月22日飞回南京。　　七、北平和谈：两到溪口（1）　　当时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一方面摆着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仍然牢牢地掌握实权，在溪口幕后操纵，李宗仁仅仅是个傀儡。李上台后曾呼吁美、英、法、苏调停中国内战，但遭到拒绝，又提出对国内的六项政治措施，包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而无法兑现，感到脸上无光，牢骚满腹。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动了去溪口的念头，于是便和李宗仁商量。李表示同意，并嘱咐张治中就内阁改组问题代他向蒋请示。　　同年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秘密坐飞机去溪口，屈武和我则从南京秘密坐火车至上海转海轮往宁波再去。我的印象很深刻，下车后先到蒋的故居。这是一座砖瓦木石结构的古老庄院，面溪背山。大门是砖砌的大圆拱门，进院内又是一个半圆门，我们被引进里面的候客室。坐了片刻，我信步往里走，看到一大间木制厅堂，正面摆着蒋介石的祖先牌位。据说国民党文武官员到此都要行三鞠躬礼。我们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就被招待到蒋介石的新居。新居离故居不远，枕溪卧流，一楼一底的洋房，虽不大，但洋气十足。张治中、吴忠信住楼上，我和随员住楼下，屈武则住到附近的招待所去。故居是封建味十足的庄院，新居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房，两者合起来，正符合蒋介石的身份，看来这不是偶然的。那天，蒋不在山下，却住到山上雪窦寺妙高台蒋母墓庐去了。墓庐是平房，就在墓附近，国民党文武官员到此也须到蒋母坟前鞠躬。　　张治中、吴忠信第二天上山，一连和蒋介石谈了五天，下山后又住了三天，前后共八天，张把和蒋面谈的内容详细口授，由我记录整理。　　张治中此行目的有三：其一是就中共所提八条向蒋摸底，为和谈作准备；其二是请示行政院长孙科辞职后继任人选的问题；其三是劝蒋出国，以便由李宗仁放手主持和谈。　　关于中共所提八条，蒋介石并不太重视，谈话中只涉及一、二、三、四、八条：(1)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张、吴都认为无法接受，不加谈论。(2)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还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缩减到国防需要为度，三年之内完成。(3)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根本回避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提法，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4)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回避了中共所提第八条的主要内容，即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接收南京反动政府的一切权力，而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另外，关于和谈代表人选问题，李宗仁原提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彭昭贤、钟天心，中共方面反对彭、钟，蒋表示可于北方籍的立监委中遴选一人，结果挑选了向来办教育、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李蒸。到3月28日，李宗仁又提了刘斐，凑成六人，中共表示同意。　　关于行政院长继任人选问题，孙科坚持不干，并于3月3日提出辞呈，蒋表示可不勉强。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继任。蒋初坚决反对，并说何必一定要挑选与我关系深的人继任。但经李宗仁再三请求，张治中、吴忠信又从旁极力劝说，蒋才同意了。张治中于3月10日回南京，第二天就带了蒋给何的亲笔信，会同顾祝同、白崇禧一起到杭州劝何，何才勉强同意。同月12日何应钦正式宣布担任行政院长。　　关于劝蒋介石出国问题，蒋非常反感，反复说：“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当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这里又一次反映了张治中的天真，蒋介石怎么会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我们3月3日一到溪口，就知道俞济时带来蒋的侍从官一班人马在溪口照样办公，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地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工作。有一天，我到招待所看望屈武，亲眼看见谷正纲等人也住在那里。蒋一方面背后操纵一切，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对张治中、吴忠信表示，他一定竭尽全力支持李宗仁，说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蒋介石甚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终生也不愿再执政，云云。　　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后，一方面积极考虑阁僚人选，另一方面则忙于筹备和谈。曾以院长身份先后四次召开会议研究和谈腹案。参加者：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不在南京，刘斐的代表身份还未发表，此外还有翁文灏、贺耀祖、黄少谷、彭昭贤等人，笔者担任纪录。地点是伪行政院一间小会议室，在院长室附近。　　第一次会议，何应钦先作简单致词，然后由张治中详细介绍去溪口和蒋介石谈话的经过。提到中共所提八条时，张亦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作了轮廓的分析估计。其中特别强调中共所提八条中的第一条关于惩办战犯问题，指出中共把它列为八条之首，并已先后三次公布战犯名单，2月6日又曾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和平谈判必备条件”，足见中共之重视。但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估计和谈中，它将会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须详加讨论，预为之计。　　第二次会议，继续充分讨论，并决定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草拟和谈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偏重政治，乙案偏重军事，重点是立即停战，划江而治。均作为原则性限度，具体条件则视谈判情况而定。但到第四次会议时，大家又认为分甲乙两案无必要，只用甲案，乙案作为参考。同时考虑到中共方面坚持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态度十分强硬，恐怕先提对案不合适，因此改对案为腹案，作为内部掌握之用，至于国防部所提的意见和要求，仅作为和谈时参考。此外还考虑到，和谈事关重大，而且局势变化急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决定请二月间已迁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即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迁回南京，并指派大员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　　何应钦认为，和谈准备基本完成，同时国统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不能再拖，而要求和谈的呼声更是日甚一日。于是在3月23日宣布内阁改组名单，接着24日就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组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28日补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京)、刘仲容(同时为李宗仁的联络员)，要求中共早日决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3月26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以齐燕铭为秘书长。特别声明以毛泽东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和谈。　　中共广播一公布，各方面都活跃起来，不仅老百姓街谈巷议，报章刊物纷纷作各种报导和推测，国民党的立监委，尤其是各派系如CC集团等，亦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意见。卢郁文在张治中家召集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对筹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分头办理。　　到同月28日，张治中告诉我，把上述和谈腹案和国防部意见用工楷抄写一份，29日他就带上了文件和屈武一起再飞溪口，向蒋介石汇报，30日才返回南京。　　后来，张治中告诉我，在溪口两天和蒋谈了多次。蒋看了和谈腹案之后虚伪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分手时，蒋从妙高台一直送张到溪口，还重复地说：“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由溪口到笕桥飞机场，屈武和蒋经国同车，分手时小蒋狠狠地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回到南京时，屈武把小蒋的话告诉张治中。张老大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是要当面质问他、教训他的!”老蒋说一切要小心!小蒋说会死无葬身之地!两句话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和居心!　　张治中回到南京时天色很晚了，还马上找我口授了一个新闻稿，分送各报发表，主要是说蒋介石要和平，愿意终老是乡。用意是，一方面为和谈造成较良好的气氛，另方面对反对和谈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使和谈较易进行。但他没想到，这次到溪口，却引起了中共方面的严重抗议。七、北平和谈：两到溪口（2）　　行期迫近了，张治中这时候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痛苦。他一方面早已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另一方面又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如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一种感恩知遇的旧伦理观念束缚着他，一时不易解脱出来。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承担下来。他的心情和态度，可以从下面一个插曲中看出。　　飞赴北平前夕，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也是张治中的老朋友俞树立先生来见，笔者陪同晤谈。　　“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俞问。　　“……是的，当前情势确实十分险恶。”张答。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俞问。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张说完了，长叹一口气。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俞又问。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脸色忧郁，心情十分沉重。　　“您不是到溪口去了吗，到底怎样”俞问。　　“一切方面，一切问题，都谈过了，临别时蒋从山上住处一直送我下山到溪口，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言下带点兴奋，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俞问。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条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张的脸色又回复到开始的忧郁。房里的空气显得特别沉闷，使人有窒息之感。　　行期迫近了，代表团成员分两批飞往北平。3月31日，卢郁文率领大部分工作人员先行。张治中则应立法院邀请，向全体立法委员作和谈问题的报告，会场气氛很热烈，报告引来了热烈掌声。同日晚上，何应钦在他的官邸举行送行宴会，仅一桌，参加者六位代表，加上翁文灏、贺耀徂、黄少谷，笔者亦被邀参加。何应钦先举杯祝代表们一路平安，和谈顺利，并对大家的任务和辛苦表示慰劳祝贺之意。由于筹备工作早已全部就绪，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亦已充分讨论过，所以席间并没有再谈及和谈的话。总的说，是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据我所知，这六位代表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方面，带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基本上是同床而异梦，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4月1日上午，六位代表和顾问、秘书等驱车至明故宫机场，伪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到机场送行。在京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亦多到机场相送。休息室内谈笑风生，气氛相当活跃。记得邵力子棋兴勃勃，和他人对弈，李宗仁、张治中旁立观战。　　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但是对和谈都有一点共同的，就是希望划江而治，平分秋色，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蒋介石向来把和谈作为反革命两手中的一手使用。他时刻不忘的是消灭共产党，绝不甘心于和平。所以张治中、吴忠信3月上旬在溪口向蒋陈述意见时，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时，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考虑到形势太坏，能否做到没有把握，所以还向张、吴说：“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我们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在谈到何应钦组阁问题时，蒋更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主，不宜分心!”当时蒋的心腹参谋总长顾祝同曾向蒋建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残部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编组成若干强大兵团，防止共军渡江，以确保江南半壁。同时把江南各军、师管区的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以备最后决战。蒋同意了，并把防守江南的任务交由汤恩伯负责，编组二线兵团则由顾祝同负责。　　在蒋介石授意下，不但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政治上也是同样的配合。从3月26日中共广播决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消息后，南京、上海等地，以CC为骨干的各种团体纷纷举行集会，以各种名义如“全国和平促进会”、“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政治委员谈话会”等，大肆叫嚷什么“国体不容更易”，“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律程序”，“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仍应遵循不变”，“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为”等，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气氛，对中共施加压力，为实现划江而治做后盾。　　至于李宗仁，在和谈问题上，和蒋介石有同有不同。希望划江而治是相同的。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对备战以求和也是相同的，他曾对唐生智说：“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他幻想的是“对等的和平”，而不是他对国民党和谈代表所说的“只要你们同意，我就同意，纵然在和谈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也愿签字”。但在和谈的动机和目的方面，蒋介石与李宗仁大不相同。蒋希望在划江而治之下，积蓄力量，向中共反扑过去。李则希望在划江而治之后，联美、联苏、联共以压蒋，取而代之。所以李宗仁一方面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计划武装桂系部队；另一方面又派人拉拢苏联驻华武官罗申。他交给刘斐的任务，就是要他到北平后见机行事，联共压蒋。李认为，全国人民主和，立法院支持他，美国政府支持他，苏联不反对他领导和谈，只要把中共联络上了，就可以利用这几方面的力量来压蒋。　　至于六位代表，张治中和邵力子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刘斐属桂系，李蒸派系色彩不浓厚，章士钊属社会贤达。他们对和谈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章在同年2月间以上海人民代表团名义，邵以个人名义到过北平，心中早已有数，知道划江而治不可能，而且已作好不回南京的准备。张治中长期参加国共和谈，对国民党军政腐败有深刻的认识，照理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离南京前对友好和笔者已表示此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他和蒋的关系太深，所以仍然作划江而治的梦想，在溪口时也是这样和蒋介石谈的。刘斐则是受李宗仁之托，当然希望能取得划江而治的结果。　　中共所提八条，是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作隔江而治的美梦，双方可谓南辕而北辙，和谈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4月4日，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明确指出：“不管你们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军的。”这不啻给蒋介石等人以当头一棒!七、北平和谈：飞抵北平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4月1日上午由南京起飞，下午三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我当时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下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我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意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出于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是群众自发地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为什么人们如此兴高采烈这使我联想到大革命时代，当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箪食壶浆、争来欢迎的景象。这是解放区的新气象，使我们内心触动很大。　　1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七、北平和谈：与周恩来的争吵　　这次交谈，据我事后从张、邵口中所知，谈及三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接着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要我去。我所以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的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纵指示，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还一再提出责难。张在解放后写回忆录时还对笔者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张治中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当然这是以八项条件为基础。”周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然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张治中谈了他一贯的看法。而周、林、邵未作表示。张的话大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轴心国失败了，同盟国也感到精疲力竭，各国政府都希望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全世界人民更是厌恶战争，渴望过和平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和平，是世界大势所趋，对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次到北平来，就是抱着一片真诚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不过，国家和平统一之后，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是长期以来奉行一条一面倒亲美的错误外交政策。我主张，我们今后要实行美苏并重的外交政策。就是说，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的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别的不说，就单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中，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抗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太平洋到中国大陆，这样，中国就成为美国的负担。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为了支援中国，也必须出动大量的军队越过遥远的西伯利亚来援助中国，不但是苏联的负担，而且使苏联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中国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们应该好好运用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首先要谋取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家不和平统一，是谈不到实行这个外交政策的。　　七、北平和谈：会晤毛泽东　　从同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继续个别对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分别会见了国民党的六位代表和秘书长，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与章士钊；第三天，黄绍与刘斐；第四天，李蒸与卢郁文。事后张治中曾两次向我谈到他会见毛主席的情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告诉我，那天谈的话很多，他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涉及以下几点：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　　2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末了，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其内容除了上述和周恩来所谈之外，还作了以下补充，大意是：　　(1)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团结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张治中这种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而不是政治上美苏并重。政治上美苏并重是一种中间路线，外交上美苏并重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中间是有显著区别的。　　七、北平和谈：李宗仁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　　从4月1日至12日，是双方代表不断对话商谈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　　第一件是李宗仁和毛泽东来往电报。李电4月8日发出，经张治中转送毛泽东，主要用意三点：(1)表示谦和的诚意，自称“排除万难，决心谋和”，“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2)关于战犯问题，“宗仁凛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原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为所谓战犯也者，虽有汤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一句话，希望取消八项和谈条件中的第一条。(3)针对八项条件的二至八条说：“至立国大计，愿遵先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为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一句话，如果国共合作，遵守孙中山遗教，一切问题都可不提。　　毛泽东的复电，主要内容也是三项：(1)强调八项条件，“双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原则以求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这是原则性。(2)是灵活性，“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3)建议“早日成立和平协定”。　　从上述电文看，内容针锋相对，距离甚远，但并未关闭谈判大门。　　第二件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为和平设置障碍。何应钦转来国民党中常会三次会议的要求：“(1)双方军队立即停战，各守原防，静候整编；(2)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符合独立自主、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不能改变。(3)中共应停止暴力行为，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生命财产。(4)政府之组织及其构成，应以能实行上述要求为条件。”从上述电文看，可以看出反动派昏聩无知，垂死挣扎，李宗仁、何应钦亦无力决定和谈条件。　　第三件是张治中到北平后，综合各方情况，认为李宗仁虽别有用心，但确有求和之意，而蒋介石在溪口幕后操纵，则即使和平达成协议，李亦无法采取行动。蒋留在国内，终属和平的最大障碍，因此反复琢磨之后，给蒋去信，详细分析蒋介石出国的利弊，劝他下大决心，早日成行，勿作和谈的障碍。信由屈武带南京托由吴忠信转呈，蒋介石未予置理。　　从4月1日至12日，从双方代表商谈中，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从无休无止的秧歌队伍中，从报刊传来的国内形势中，我们受到熏陶和启发，思想感情逐渐由触动而走到质的变化。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照，说明了人心的向背，指出了时代的趋向，对新事物和人，由陌生、好奇而感到可爱可亲，是代表团成员的一致变化。　　七、北平和谈：和谈正式会议　　到同月12日，双方商谈已基本结束，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治中，并言明即日晚召开双方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立即召集全体代表、顾问、秘书开会研究。大家的思想感情虽然已有初度变化，但到底未经彻底改造，所以当大家看到听到这个草案后，其第一概念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不但从具体条件看，和南京方面所希望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且从全文的措辞和语气看，充满了“降书”、“罪状”的斥责，南京政府怎么可能接受。　　不过，事已至此，国民党方面的全体代表不得不逐条逐款加以研究，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准备送给中共代表团。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似箭般飞逝，我们怀着沉重、失望和苦闷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时前到达会场。　　这是一栋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封建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长排条桌，两端是双方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气氛异常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首先，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执政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1946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国民党部队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愿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因此在双方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中，首先要明确战争的责任。　　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不限任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编，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为完成此艰巨任务，特组设整编委员会。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全国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应进行改革，解放军到达地区，先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解放军未到达地区，南京各级政府应保护各地农民组织及活动，不得加以妨碍。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然后，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1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2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3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改。　　4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上希望修改：第一，双方军队各自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第二，具体的改编办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定入协定之内。第三，分两阶段进行，其负责机构，前阶段可名为监督或监察委员会，第二阶段才名为整编委员会。　　5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这样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6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7关于永远根除内战，保证永久和平，建立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一节，条文中，尤其毛泽东主席和我的谈话中反复强调，我认为非常正确。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立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二十三时十五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月14日晚上，中共代表团送来《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作为定稿，不书“草案”字样。晚上九时，双方代表团再次在勤政殿继续开会。　　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细的说明，主要表示：　　1我们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凡是对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应该妥协的都尽量妥协，写成这个最后定稿。　　2我们作了两个让步：第一，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办法，以解决一切过渡时期的问题。第二，军队整编委员会，不冠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但是解放军渡江和军队改编两点，我们不能让步，否则违反八项条件的精神原则。　　3关于军队的集中整顿与改编，南京代表希望分两阶段进行，由双方各自负责，然后交由整编委员会统一处理。这是原则性问题，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靠的是反动武力，这个武力如不彻底消灭，另行改组，则内战仍无终了之日，这点我们是不能退让的。　　4关于解决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南京政府代表提出暂时行使政权，等到联合政府成立才交出来，这也是个原则问题。军队是政权的先遣代表，北伐时就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设政务委员会，军队所到，旧政权即予接收，新政权即行成立，这次人民解放革命运动，也不能例外。　　5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已接受了二十多处，主要的如战犯不提名单，“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也删去；带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样也删去；关于军队整编，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6南京政府代表多次提出要求马上就地停战，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字后永无内战，并愿意和谈期间暂不渡江。我们希望南京代表能说服南京政府毅然接受这个协定，并欢迎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贯贤先生能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仪式。　　最后我们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或不签订，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首席代表最后的宣布，有如天空中的一声霹雳，使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万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于捉摸。七、北平和谈：沉痛的话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对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有如下一些沉痛的话：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最后，张治中还说：　　“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争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太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周首席代表对于张治中这段话，马上加以纠正说：　　“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以一道合作。但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全体代表会谈至此结束。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连夜开会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惟有毅然接受。最后大家推黄绍代表、屈武顾问把协定带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黄、屈于4月16日由北平飞返南京，即往见李宗仁，白崇禧在座。他们听了黄、屈的汇报，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全文，李宗仁表示犹豫，白崇禧则极力反对，顾祝同火速把协定送溪口呈蒋介石。蒋看后拍案大骂，说出了两句不伦不类的热昏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民党中常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宗仁、何应钦则立即给南京代表团来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　　七、北平和谈：留居北平　　到4月21日凌晨，忽听街上一片“号外，号外”之声，原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下达命令，指挥百万大军于21日凌晨先后于铜陵、江阴数处渡过长江，所谓长江天堑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大军踏在脚下!　　是晚深夜十二时，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延至22日，张治中命我草拟电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并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21、22两日就成为大家纷纷商议的话题。从态度上说，大家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中共代表知道了，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恳切挽留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对于中共代表的恳切真情，大家都认为有理，都很受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的“复命”的理由。周恩来至此，恳切地对张治中说：“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使张十分感动。林伯渠和李立三也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得力，竟然把张治中的夫人、女儿都接来了，张也就不好意思再说“复命”的话了。事后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对的。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特务把杨虎城全家杀了，连秘书全家也不放过。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把追随他多年的原浙江主席陈仪、原武汉市市长徐会之、原参谋次长吴石等人都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本来是蒋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的工具，蒋逃离大陆，和的一手失去作用，根据“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则很合适。所以张、邵回去，必将成为阶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而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了宋绮园了。至于周恩来说即使全面的和平不能获致，局部的和平还是可能的，不久，果然先后出现了新疆起义、绥远起义、湖南起义、四川起义、云南起义，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根据《国内和平协定》的精神原则，这个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的协定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北平和谈至此结束，一生奔走为和平的张治中将军，至此终结了他毕生的和谈历史，掀开了他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的历史新篇。我跟随张治中将军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也到此结束。　　在六国饭店将近一个月的紧张生活中，我和中共接待人员逐渐建立了感情，增进了相互了解，临别时他们希望我留点纪念，我为他们题了三首小诗：　　(一)　　如萍浪迹到天涯，奉使虚随八月槎，　　南北终更新法统，炎黄他日庆一家。　　(二)　　胸中邱壑见鸿沟，肉食焉能与共谋　　坚臼异同应有界，是非原不待千秋。　　(三)　　南望烽烟遍百津，焦心日日复年年，　　功成一战虽不朽，万里河山生野烟!　　临分手时，我还和他们说了几句带感情的话，我现在的心情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愿过去的一切，随无情流光而永远消逝，愿今后的一切，另写生命史上的新篇。　　北平和谈过去五十五年了，当时我是血气充盈的壮年人，如今，已成白发盈头的90老翁，每忆前尘，历历在目，不禁百感交集，热泪沾襟!　　八、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1）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住香山双清别墅，8日单独接见张治中，毛、张谈话连吃饭，近三小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座，内容十分重要。后来我为张代笔撰写回忆录时，他把谈话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当时有记录，概要如下：　　毛一见张，就马上起立紧握张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谢谢你在重庆谈判时的殷勤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我很抱歉，当时你用上等好酒席招待我，而你后来三到延安，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米招待你，很抱歉咧!”毛的态度有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使张感到十分亲切友好。“不敢当。当时从谈判到事务，一切都是和恩来先生商量好的，是他想得周到，我不过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张谦逊地说。　　“到这里后生活怎样住旅馆方便吧有什么需要和意见，请随时告诉接待同志。”毛诚恳地问。　　“没有什么，很好，很好。”张说。　　“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毛不多寒暄，直接进入本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答。　　“是的，国共两党从第一、二次合作到现在，经过无数次的商谈，有些问题当时得到解决，有些得不到解决就暂时搁下，有的当时解决了但事后又有反复，是需要耐心地慢慢协商的。不过，主要的是双方要有诚意。现在中共方面已经表示诚意，因此事情就有了50%的把握，只要你们也有诚意，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说。　　“李代总统早就公开表示过以您在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我们当然以此为依据来谈，但事情总是复杂的。”张治中到北平前，曾两次到奉化溪口，就毛所提八条请蒋介石表示意见，进行了摸底。在南京时又由何应钦主持研究出《和谈腹案》九条，胸中早有成竹，现在是想先听取毛的意见。　　“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也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历史终必会做出结论的，人民也终必会做出结论的。”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主观要求是一回事，客观现实是另一回事，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为蒋介石争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规定，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充了这两句，然后又说：　　“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联祸结。对此，我们感到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的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形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的斗争亦将结束了。谁胜谁负，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您们执政了，您们怎样做”张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然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说。八、毛泽东与张治中在香山的单独谈话（2）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毛扼要地说明。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采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相反，如果中国不能采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还不止此，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的。”张具体地、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最后幽默地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张换一个题目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以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决地向张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向，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张具体地提出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没想到张治中对敌友界限一时还不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以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平。不久，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张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重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次重要谈话距今已五十五年了，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边倒向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一面倒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面倒向苏联。苏联和中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方法；在建设上，也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途径和模式，我们绝不能因为崇拜“老大哥”而亦步亦趋。过去曾长期一面倒向苏联，后果如何，有目共睹。　　在思想体系上一面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正确的，但经济上呢科技上呢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尤其是科技水平，除了个别方面外，一般都比先进国家落后十多年，甚至更多，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学他的。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谈判中相识　　我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都是跟随张治中将军进行的。张治中是国共关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对国共和谈具有相当的影响，对建国后张治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剖析两人的交往史十分重要。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我眼看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返延安。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去机场的路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九、张治中与毛泽东：“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为张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又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重要。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一般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主席很重视，并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张治中在北平是安顿下来了，虽然由于西北兼职不得不经常来往于西安北平之间，但主要活动在北平。张一决定留居北京，毛、周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张解决寓所问题。　　我是陪同张治中夫妇一起去挑选房子的。先看方巾巷的一栋小洋房，张嫌房间太小，又是楼房，上下不便。再看东总布胡同的一座，三个大院子，气派不小，张夫人又嫌门槛太多，迈步出入困难。看了好几处都有缺点，最后选中了北总布14号，以前是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房舍，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容百把人。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淮河根治工程开始，张是中央慰问团团长。动身前，张病倒了，毛泽东特派他的夫人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毛泽东有一回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四棵，即派人送一棵到张家。菜重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菜抽苗开花，花足有二三尺高，人见皆称奇。　　九、张治中与毛泽东：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老和我都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时四十分抵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五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的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三千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三千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一一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二十七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十二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十一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一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三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五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罗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了相，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到武汉的第二天，毛主席面江而立，将下长江游泳，张治中为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噢!”跟着向我伸手。我迈进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那温暖的手，心突突地跳，行动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器轰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楚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我又想到我的名字既不好念又不好写，容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又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勾于吗”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大概是我的紧张和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幽默对我说：“Yú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江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坦诚相待无话不谈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观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九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二十天的视察途中，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四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净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您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圜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毛说：“我不能坐滑竿。”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竿。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竿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竿!”——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他没意识到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多苦头，这使他从感情上自然而然地趋向中共。张的主张、言论渐趋“左”倾，使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背后问过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中共分子”王力辩说：“不是。”这时正值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委第四届执委会改选，张得到多数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中共许多党员被逮捕，周恩来亦受软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采取的第一次阴谋行动，他本人却伪装不知，并召见了张治中和邓演达。张治中对此事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而且措辞尖锐，态度激昂。蒋略加解释。张、邓退出后，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这段时间，张起了参加中共的念头，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很高兴，说：我得请示组织才能答复你。过了一些时候，周对张说：欢迎你参加，不过，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有所不便，不如稍待时机为好。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张在北京曾谈起这段往事，张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说：这很难说，有多种可能性。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由广州出发，迅速推进，1926年9月、10月先后克复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周、张接触因此中断。　　蒋介石到南昌后，反对革命的凶相毕露。在1927年“四一二”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很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说：“已到上海。”张弄了旅费给陈，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已嗅到火药味了。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由武汉到上海转南京，出国到欧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一干就是十年。他当时心情十分苦闷：眼看国共两党分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到蒋介石的肆意蹂躏；又见蒋相继发动了五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张治中要求担任中央军校的职务，用心良苦，是有意回避国共两党的斗争锋芒。这十来年中，他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　　真诚的友谊，在逆境中，在患难相济间会愈加巩固。周恩来和张治中之间，在长时期中能相互谅解、合作、支援，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患难相济真诚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中断了十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张、周、徐、叶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是有明确指示的，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了大祸，十分焦急。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认为国民党政府单作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张治中对此由衷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来、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　　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张治中亦于1939年年初调重庆工作。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13日，蒋介石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何应钦于15日上午召集军委会会议研讨。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处理，则将引起两党进一步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容。白、张两人来回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紧张。张最后说：如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上去白随即拍案起立，大声呵责：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种话!张见白感情冲动已极，就不再说了。张、白二人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政治上分道扬镳，真可谓泾渭分明。　　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总统罗斯福派他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事。居里临走时约会周恩来。某日，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明日居、周将要会见，找个借口把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跟着，会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治中既气愤又感到好笑，开始时还在一旁静观，后来看越来越不像话了，忍不住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然没有交付讨论，何必白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讨论。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谈判过程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合作得不错。张治中不但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建议人之一，而且和赫尔利亲到延安迎接，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又慨然答应把他的官邸桂园腾出，借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使用；对于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都主动热情地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自始至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多次濒于破裂。在关键时刻，我看到张治中常常绕室彷徨，来回踱步，时而苦思冥想，时而摇头叹息，以至于饮食无心，面容消瘦。尤其到了谈判末期，社会上谣传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会见毛泽东时，甚至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很焦急，亲来和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安排得很紧，要在10月10日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10月11日，张治中亲自陪送毛泽东乘专机回延安，在驱车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建立后，周和张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此时，被盛世才关押在狱的一百多名中共人员，处境十分危险。新疆远处塞外，中共力所不及，但一经周恩来向张提出，请其多方设法释放被押人员并护送回延安，张慨然答允。1946年夏，张治中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专派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避免了牺牲，保存了力量。张治中这样做也是很难得的。　　1946年1月，举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讨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问题，张治中与周恩来再次携手，签订了《整军方案》。十、张治中与周恩来：生死亦可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周对张也很尊重。即使在国共和谈中，彼此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有时争辩得十分激烈，也还是互相尊重。张治中认为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他在湖南、新疆省主席任内，都注重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决定大政方针。　　1949年4月21日，由于南京政府顽固地拒绝了双方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张治中认为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诚挚地对张说：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是会干不利于你们的事的，还是留下来吧。最后，周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两天后，周恩来指挥上海地下党把张的家属由上海接来了，张于是决意留下来。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的主要想法是：我是个国民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党魁，而我是他的亲信、重要干部，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人家会不会说我是党员背叛了领袖呢张治中曾经读过十年线装书，旧伦理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他。毛主席、朱老总、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都来看他，劝他，帮助他解脱思想上的包袱。最后，周恩来和他谈心时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这使张治中衷心感激，毕生难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共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张治中极力拥护，写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送给周恩来看，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句。周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这是诤友。周、张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周对张如此，张对周也是一样。　　张治中到北平不久，就对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他指出：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同工业发达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同清廷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这些意见，都是有一定见地的。此外许多年，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建议，供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参考。他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在视察制度的建立上，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应否是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的建议方面，等等，都显出他的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好些被采纳。　　建国以后，张治中的社会活动频繁而紧张，周恩来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两人除了公务上的接触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欢聚一次，周从不拒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约了陈赓、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二十多位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拳拳之情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有神经性腿痛症，甚以为苦，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常带一些珍贵药品送给张。仅仅在1961年，就先后给张送去过虎骨胶、燕窝等物，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年，周、张同机飞广州。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仪式，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周真的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周恩来处境也很困难，但他得知张的情况后，马上派人把张保护起来，并且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旁假惺惺地说：我们对张治中不为已甚，三到延安嘛!甚么“不为已甚”!后来在康生、江青等人开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黑名单中，“张治中”三字赫然纸上。康生还造谣说：新疆×××等叛徒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会上指出：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新疆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这之后，周恩来还特地派人代表他到保护地301医院看望张治中，备致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的情况还好时，才放下心来。　　由于周恩来的大力保护，张治中的处境稍好些，后来回了家。以后，他因年老体衰，疾病渐多，于1969年4月6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心情沉重地环顾四周，看到我在场，就想起了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说：这些东西你保管不便，都交给我吧。并特意叮嘱张治中的老伴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1）　　张治中之所以能多次代表国民党及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除了他对当时社会及国共两党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外，也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有关。　　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编者按：蒋介石肄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张治中民国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先后同学。但是张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郁郁不得志。开始，他由于自少景仰张骞、班超的为人，请求到边疆去，未得批准，却被派往安徽北洋军阀倪嗣冲部当见习官。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出走，投奔广州。这是他毕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此后，由于保定同学的关系，张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先后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　　当时张治中正在桂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竭诚拥护。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张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蒋本想邀张到黄埔来，但是党代表廖仲恺考虑到桂军、滇军、湘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埔军校的决策，不能仓促从事，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廖对张说：“桂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你暂时可不到黄埔军校来。”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在黄埔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张积极参加，献计献策，初步得到蒋的赏识。　　1924年底，桂军军官学校刚结束，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蒋介石便把张治中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1925年2月，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自任东征军总指挥，调张任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襄赞指挥军事。这是张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因此立了战功。不久，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自兼师长，以王懋功为副师长，张治中为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蒋复先后委任张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不久，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张被任为军官团团长。至此，张一身兼八项职务。蒋对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这段期间，张治中和中共的关系拉得紧。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深相结纳；邓演达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张、周、邓三人经常在一起。张和熊雄、恽代英、高语罕亦时多往还，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縻、尼拉等亦多接触。因此思想上、作风上颇受影响，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当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社会上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当时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由于所处地位特殊而重要，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同时又有保定同学的支持(当时校内军事教官大多是保定学生出身)，另一方面复与中共人员关系密切，所以就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言论上、行动上时多“左”倾，比较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也起了疑心，曾背后密询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5年廖仲恺被刺杀，蒋利用廖案逼走胡汉民。1926年“中山舰事件”，又逼走了汪精卫。同年初，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提出反共的“整理党务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并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至此，大权独揽，左右一切。同年6月，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遂任张治中为副官处处长(口头上都称副官长)。这是个重要部门，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蒋还对张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张群)接替。”张高兴地接受任命，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华，深得蒋介石嘉许。　　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2）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树立个人独裁体制。这样一来，不可能不遭到武汉方面领导人包括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谭平山、甘乃光、高语罕等的坚决反对，情势十分紧张。尤其邓演达、蒋介石之间如同仇敌，武汉方面反蒋空气至为浓厚，是年3月12日、15日先后两次举行反蒋讨蒋大会。张治中自感身在夹缝中，十分苦恼。　　先是1927年1月间，蒋对邓演达的咄咄逼人已感到不能容忍，遂电召张治中去南昌，一见面就指斥邓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张治中立即为邓演达申辩，说：“这是邓的一时冲动，如您能约他来南昌面谈，误会自可冰释。”蒋反问：“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张连答：“是，是。”　　张治中回到武汉，邓演达即到张家中说：“我准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张一听，急了，立刻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如能到南昌面谈，一切自可冰释。”邓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张一听，知道问题已十分严重，再说也无益，只好沉默下来。　　到3月，武汉的讨蒋大会开过，蒋又急电召张治中往见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更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无可挽回，即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但邓是否同意不敢说。”张随即返汉，邓对张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事情演变至此，一切糟了。　　当时，张治中的处境非常艰窘。要论政治主张，张应跟着邓走，但蒋是一贯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张不忍背叛他。反复考虑，无法两全。后来邓逼他表示最后态度时，张痛苦地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此时，蒋介石已率领军队攻入上海，随即占领南京，发动“四一二”政变。张治中无法在武汉继续停留，遂悄然离汉赴沪，到了蒋介石住处。当时许多人在座，陈铭枢亦在座。蒋一见张就说：“好了，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张在心灰意懒之余，请求出洋考察。蒋坚决不同意，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任务给你。”原来蒋到南京后，要在大本营内筹设一个军训机构，名曰军事训练处，交张负责。张对军事教育素有志向，积有经验，于是答应下来。这个训练机构成立后逐渐扩充，成为军事训练总监和军训部的前身。　　是年7月9日是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铭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作报告，引人注意。张在报告中无片言只字提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尤引起纷纷议论。　　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下野回奉化溪口，张治中获准出国考察。张行前去溪口住了一周，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旨在协助蒋总结过去，对蒋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对第七军的处理等重大事件，条分缕析，指出其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认为颇有见地，但亦作若干辩解。　　军阀混战，他为蒋立下大功，三十九岁当上行营主任。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历史处在军阀混战和国内战争的漩涡中。张治中对这两者在思想上、政治主张上是划分得一清二楚的。　　张认为，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是为了统一分崩离析的国家。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是正统，而地方割据则是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应该平定；而国内战争，则是两党之争。所以张对蒋介石围剿苏区，不以为然，始终采取回避态度。　　张治中在1927年底出国考察，历经欧、美、日各国，历时五个多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由南京直捣北京，电召张回国，计划让他担任北伐大军一个方面的作战。但北伐军进展神速，等到张从国外回到南京，北京业已解决。　　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介石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在蒋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他深知张治中对军事教育向来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张一经请求，蒋立予同意，且加奖许。　　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十年，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蒋冯大战中的平汉路之役。　　原来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分设了四个集团军：以从广州出发的军队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山西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以桂军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北伐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下专设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负责整编全国军队。蒋的嫡系一师不裁，还在北方大肆招兵买马，收编了十几个师，月月饷项照发；而第二、三、四集团军却一文不给。这样就激起了各方的反对。首先举兵发难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沿平汉线南下，蒋派兵堵截，于是展开了平汉路大战。　　蒋在调兵遣将之时，找到张治中说：“我将到河南前方亲自督战，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准备在武汉成立行营，自兼主任，请你充当参谋长，代我行事。”谁知到军委开会时，蒋对大家说：“主任一职就让文白来担任，不用先充参谋长，他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的。”大家没有异议就通过了。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任务很紧迫，张治中随即率领中央军校学生编成的一个团出发，到武汉后又把武汉军分校的四营学生编为一个团。以这两个团为骨干，建立了武汉行营。行营的任务很繁重，除了前线作战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一切军务悉由行营负责。当时，蒋驻节河南驻马店，张曾两次飞赴前方，参与军事策划。为了安定人心，张把两个团学生分别部署武汉三镇，穿上崭新整齐的军服，昼夜上街巡查。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正式训练的，其军容、精神很像个样子，加上新式的枪械，严格的纪律，整齐的步伐，使人耳目一新，三镇人民也就相安无事。张还故作镇静，公务之余，时而到汉阳兵工厂视察，时而登黄鹤楼品茗赏景，时而出现在总理纪念周给大家讲演，时而应武汉大学邀请给大学生讲话。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当时的武大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他们在联俄联共上是同志，后来多次一起参加了国共和谈。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介石终于取得了胜利。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1928年蒋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不但不反对，反而表示支持。当时何是蒋手下的第二把手，显露出取而代之的野心。蒋对何应钦、张治中一样赏识、提拔、重用，但蒋对张放心，对何不放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平汉路之役蒋是胜利了，但问题并未解决，因为蒋的独裁越来越露骨，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目无元老，囚禁李济深于汤山，对非嫡系部队仍然歧视打压，结果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一起联合反蒋，于是爆发了陇海路大战。这次军阀混战，规模之大，面积之广，都是空前的。从形式上看，蒋处境孤立，有被围歼之势。然而蒋集中兵力，分路击破，金钱收买，威逼利诱，终于获胜。对于张治中，蒋从其主持武汉行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了张的军事指挥才能，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统率，并要他指挥嫡系的第五师、第二十一师，负责一个方面，担任特别任务。张从5月参战，至10月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率兵于10月底凯旋南京。基于过去同样原因，张要求解除兵权退回中央军校。蒋对张说：“教导二师是你一手组织、训练、指挥出来的，现在已成各师的表率，又缺适当人选，还是由你继续统率吧。”张说：“我在中央军校的任务，比带兵更重要，教导二师可交冯轶裴试任，我还是回军校吧。”蒋看张情词恳切，只好同意，内心更加喜悦。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3）　　蒋介石的陇海路大胜并没能平息反蒋之风，相反的，由于其倒行逆施，坚持独裁，反蒋事件不绝如缕，到1933年遂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福建事件”(即所谓“闽变”)。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的支持下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号召全国反蒋。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部军力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闻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调整部署，率兵入闽，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在这次战役中，蒋介石继续重用张治中，使其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古城之役，张不战已屈赵一肩之师，长驱直入福州。完成蒋交付的任务后，张再次提出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抗战伊始，蒋把精锐交他指挥。他写下遗嘱上战场。长沙大火，他当了蒋的“替罪羊”）“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咄咄逼人，形势十分险恶。尤其在上海一带，日本浪人四处挑衅，焚烧三友实业社，捣毁中国商店，日舰沿江游弋，登陆布防，无理要求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救国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悍然发起夜袭，大举进攻。我十九路军将士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奋起抵抗，爆发了神圣的淞沪抗战。在全国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十九路军愈战愈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向上海增兵，在陆海空的立体战争中渐占优势，十九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是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回京，到达浦口，张治中往迎。张在寒暄后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答：“十九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藉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慨然说：“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马上下令，把散处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上中央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五军，由张任军长，迅速带领出发。　　为了振奋人心，激荡抗敌空气，张建议蒋以全军统帅名义通电全国。蒋接受了，电文中有如下词句：　　……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突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逼烧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旦，以救危亡!　　张治中在2月16日由南京率领全军出发，行前于鸡鸣时写下遗书一封，遗书中说：　　现在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特立此遗书，表示百折不回之决心。　　在此之前，何香凝特意寄给张治中一信，并附来女士褂子一件，要张转达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信末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此诗充满爱国热情，张治中马上把信件和女士褂子传示全军将领，士气为之大大高扬。　　战争是残酷的，从2月16日至3月5日的二十天中，张治中配合十九路军，经历了庙行战斗、浏河战斗、葛隆镇战斗三次艰苦的战役，歼敌无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牺牲亦大。但终因蒋介石本无抗战决心，和日寇谈和，订立了屈辱的休战协定。第五军和十九路军都后撤整顿，另调驻地。张治中仍一本素志，请求解除兵权，回到中央军校。　　张治中有鉴于“一二八”抗日是被动应战，事前又缺准备，损失太大。他认为日寇亡我之心不死，“田中奏折”所定战略绝不会改变，为了未雨绸缪，向蒋介石建议，请划分全国战区，分头准备。蒋同意，交给林蔚草拟方案。经过研讨决定，分别设置四大战区：河北为第一战区，蒋介石自兼司令长官；山西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沪、宁一带初设警备区，由张治中负责，“八一三”战役后改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广东为第四战区，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以后战事扩大，又增设第五至第十二战区。　　中日如再战，淞沪仍是主战场，而沪宁警备区应是战争重点区。蒋介石有意把这个重大责任交给张治中，是重视他的才华和经验。张得令后，马上组织精干人员，先后在南京、苏州秘密设置备战机构，自己把中央军校的日常工作交给别人，全副精力投入此项工作。在这段期间，张秘密派遣干员前往宁沪各战略要点进行调查设计，对兵力部署、防线设施、指挥系统、兵源补充、后勤供应、舆论准备、群众组训、军民合作等，都有严密、慎重、具体的计划，整个作战方案基本定下，并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一切在积极进行中。　　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忽然霹雳一声，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所扣，南京政府乱成一锅粥。何应钦在南京借口拯救蒋，演了一出戏中戏。除派出大批飞机准备轰炸西安外，还组织了三路大军西出潼关进攻西安，还急电在苏州的张治中，请他指挥三路大军中的一路。张治中当即坚决拒绝，反对以武力解决事变，并且马上乘车驰返南京，联合志同道合者进行反对。他深知如照何应钦部署去搞，将置蒋介石于死地。危难之际，反映了他对蒋的忠诚。可是，尽管他力竭声嘶地反对，何应钦还是一意孤行，军队迅速西开。幸好得到共产党周恩来的斡旋，蒋介石才转危为安，脱身返回南京。　　在这段时间，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东北伪政权出笼之后，日寇更是咄咄逼人，战争危机一触即发。张治中根据上海敌情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建议，认为对付日寇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九一八”在东北；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长城之役、“一二八”之役；第三种是判断他要动手打我，我先打他，即先发制敌。并提出，接受过去被动挨打的惨痛教训，这次应采用第三种方式，请蒋决定。蒋立即批示：“应由我先发制人，但时机应待命令。”　　不久，日寇在芦沟桥点起侵略之火。上海方面得到情报，知日寇在各哨所增加兵力，在屋顶架设高射炮，各据点构筑工事，在市中心区和南翔试设炮位，撤退侨民，扩充义勇队及在乡军人，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至上海，在浏河、吴淞间控制军舰十余艘，对各海口实行封锁。张治中判断日寇即将动手，于8月11日下达命令，各军师立即向上海预定防区进驻，在12日晨全部进入上海，行军机密迅速，如神兵天降，上海市民惊喜交集。张的部署是在13日拂晓前全面出击。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力量对比，我军确能按原定计划一鼓作气将日军全部赶下黄浦江去。无奈蒋介石犹豫不决，误信外国使团的调停，三次下令不许进攻，贻误戎机，功亏一篑。　　张治中参加的两次淞沪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醒了民众，振奋了人心，也显示了他个人的风格。　　张回后方休整了仅一个月，蒋介石就派他充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不久，又派为湖南省主席。蒋的着眼点是，抗战将旷日持久，日军将沿长江而上，湖南成为后方重镇，非有分量、有威信的干员不足以胜此重任，张治中也就欣然接受。　　在这段时间，张治中遇到一件不幸之事，就是长沙大火。　　原来，武汉三镇于1938年10月25日陷落，长沙暴露于敌前。形势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张治中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大谈如何放火，如何破坏，一个人谈了很久，在座者很少插话。最后，蒋向负责交通的人问：“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即使是空车也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回答，蒋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了。倒上煤油，所有的东西全烧完了!”蒋又问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还没回答，蒋随即说：“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别让敌人来住!”继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蒋的话不但是下命令，必须执行，而且起了统一认识、煽动、动员的作用，使在座的人都认为焚城是天经地义的事。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4）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事实上是新河)，既未请示批准，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　　1939年1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为重点。张治中到侍从室就是担任第一处主任。蒋对张的任用是非常重视的，而张也确实不负所托，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处处表现得好，深得蒋的欢心。　　由于工作关系，张、蒋两人每天在一起，蒋对张极为信任，重大事项，当面一商量，马上执行，举几件突出事例为证。　　1939年秋，日军在广东钦州登陆，越过十万大山攻取南宁，然后回兵扫荡攻占昆仑关要地。国民党兵力并不少，但作战不力，结果全军大败，国内震动。蒋介石为此亲临柳州，在郊区大石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陈诚、白崇禧、林蔚、张发奎、梁寒操和总司令、军、师、旅长等四五十人。张治中认为，此次失败主要在将不用命，士无斗志，为了挽回颓势，必须整顿军纪，严明赏罚，因此约会陈诚、白崇禧、张发奎、林蔚等，建议他们在会上作出检讨并自请处分，从白、陈、张起到总司令、军、师、旅长，或降一级，或记一过，或革职查办，或交军法审判，开列名单，送请蒋介石定夺。蒋认为很好，当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士气为之大振。蒋再次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在昆仑关打了一个胜仗，夺回据点，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及以下四千多人。“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在全国先后设置十二个战区。单位多了，大本营直接指挥多有不便，于是在桂林设西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天水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分领若干战区。但是实行结果，感到指挥难通。首先，军事指挥多一层次，命令到达行营再到战区，再到集团军、军、师、旅，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效率。其次，行营原是委员长派出机构，作战时，一方面代表委员长指挥军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根据下级要求向大本营提出申请，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第三，蒋介石指挥军事往往直接到军、师、旅，甚至到团，多一层次即多一手续，难于适应。因此，张治中向蒋建议撤销行营一级。蒋经慎重考虑，同意照办。　　蒋介石向来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又要兼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您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蒋说：“你说的是，可是找不到适当人选。”过了没多久，蒋亦感到不方便，就辞掉了。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治中看了，深深不以为然，向蒋劝阻说：“您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怎可以兼一个事务性的小单位的局长太不成体制了。如果您认为这个单位重要，非有分量的人充任不可，还有参谋总长嘛。”蒋说：“好，那您去征询何应钦的同意。”开始何应钦表示不愿意兼，张对何说：“如果你不兼，委员长要自兼，你也不好意思。”何无可奈何才答应了。后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张心下深庆蒋没有兼，否则威信受损，还招来烦恼。　　张治中与蒋介石关系之密切，还表现在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面。　　有一次，大概是1942年吧，在黄山蒋的官邸举行军事会报，张治中慷慨陈词，直言不讳说：“当前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党内外到处充塞不满的呼声，如继续每况愈下，前途将不堪设想。”又说：“目前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一般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已到极点，主管无法解决，行政院尤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会后出门，何应钦拍拍张治中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1942年2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5）　　新四军事件一经公布，国内外震动，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于右任愤然地说：“他(指何应钦)欺骗了我!”张冲说：“这使我无脸见人。”连孙科都表示忧虑。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则通电反对。黄炎培说：“这是绝对错误的!”美总统代表居里正式向蒋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政府也表示要蒋停止国内冲突。反对之声，来自国内外四面八方。蒋介石自知理亏，于是指派张治中和张冲去和周恩来谈判解决办法。　　当时，周恩来住在上清寺曾家岩五十号，距张治中住处桂园甚近。张访周谈了几次，首次表示歉意说：“这是少数人的过激行为，希望能和平解决，不影响两党团结和抗战大业。”周恩来严正地说：“事件的性质很清楚，绝不是蒋所说的‘问题很简单，事件也很普通的整顿军纪的局部问题’，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的一次大暴露，方式是突然袭击。问题是很严重的，怎可能不影响两党关系”张说：“事已至此，总得设法和平解决为好，希望以全局为重，以抗战大业为重。”周说：“从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来看，国民党此举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对这个反共投降大阴谋，我们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加以制止!”反复商谈多次，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六项要求：(1)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2)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3)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4)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5)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6)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张治中抄报蒋介石，蒋悍然置之不理，谈判遂中止。　　自此以后，国民党反共气焰虽甚嚣张，但双方的谈判仍在不断进行。到1942年秋，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来重庆参加谈判。林是黄埔四期，张治中的学生，蒋介石就指派张治中负责。张和周恩来、林彪对谈，谈了八个月之久，周将最后意见四点抄给张，张转报蒋介石：(1)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2)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个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3)陕北地区，照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4)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在张治中看起来，中共所提条件相当宽大，如确具合作抗日诚意，应予接受，随着这一条款的执行，两党摩擦有可能终止。无奈蒋介石及其属下坚拒，和谈又一次中止。　　到1944年5月间，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到重庆继续谈判。蒋介石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代表参加。谈判时间由5月至10月底，地点由西安到重庆，过程遥长、曲折而又艰苦。最后林代表中共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等主张，蒋介石一口拒绝，和谈又一次失败。最后仅由张治中、林祖涵二人在国民参政会分别作报告，诉之于社会公断。　　到同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表示愿调解国共两党争端。国共双方同意。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当时代行政院院长，亦有时参加)，加上赫尔利，从11月谈至1945年夏，双方互提条件。关键在于蒋介石坚持不肯立即结束党治；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须通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立；拒绝中共派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等。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两党谈判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到重庆，却把和平谈判推上了第一个高峰。　　先是1943年夏某一天，蒋介石电约张治中往见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蒋立书一亲笔信给毛泽东，发出邀请。信由林彪带返延安，但杳无信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热烈庆祝，张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目睹两党关系已恶化至极点，内战一触即发，因此向蒋介石旧事重提，请再次发出对毛泽东的邀约。蒋立予同意(按：事后知吴鼎昌亦有同样建议)，连发三电，毛泽东欣然同意。蒋介石于是派张治中做代表会同赫尔利坐专机到延安迎接——这是张治中一到延安。　　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6）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十二、张治中与邓颖超　　偶清旧物，发现邓颖超大姐给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　　嫂夫人前问好!邓颖超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此信从头再看，不觉浮想联翩，深深陷入往事回忆之海。　　张治中将军同邓大姐的交往时间很长了，最早可以回溯到大革命时代的1925年。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入伍生总队长和军官团团长。周、张一见如故，常相往还，因而张治中又认识了邓大姐。据张将军写回忆录时告诉我，邓大姐当时虽然年轻(邓比张小了十四岁)，但政治上很成熟，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条理清晰，和周恩来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周恩来是1924年由法国回广州工作的，邓大姐是1925年8月8日由天津到达广州和周结婚的。有人说：“他们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后来也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可是张治中告诉我，确实举行过婚礼，他亲身参加了。地点是广州市太平餐室(按：太平餐室位于广州市中心旧汉民路财厅前东侧，在当时广州只能算二三流餐室)，虽然并不排场，但参加的人不少，他记得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都到了，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1960年，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请我们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听后会心地微笑。后来，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属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立场和利害，但私交甚厚，两家人时有往还。周称张是文白、文白兄，称张的夫人洪希厚叫大嫂。张称周是恩来先生，称邓是邓大姐。往还中难忘的一次是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张治中第二次飞渡天山之前，邓大姐和周恩来双双来到张家——重庆桂园。　　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举行暴动。1945年9月，复大举进攻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蒋介石因形势危急，立命张治中前往调查，商得苏联方面调停。张在10月再次飞新。张治中受邓大姐和周恩来之托，于1946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把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监狱的中共人员一百多人护送回延安，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干部。以后，邓大姐和周恩来还为此一再向张治中夫妇表示谢意。　　解放以后，周、张两家同在北京，来往接触更频繁。邓大姐和周总理对张治中一家十分关怀照顾，对张的生活、家庭以及子女的学习、工作都一一关心到。张患腿神经性痛风疾，老来时时发作，甚以为苦。周每次出国，常给张带来一些珍贵的药品补物。就只1961年有账可查，由邓大姐手送经我签收的，10月12日，虎骨胶两盒，燕窝一个；10月17日香蕉一大篓；12月20日，燕窝一斤。从邓大姐的亲笔信看，措辞多真挚!　　特别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张治中去世后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邓大姐于百忙中特别为它写了一篇序。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概括了张治中的一生，高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张治中的一生：“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我与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如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以及张治中将军都已谢世，仅以此文为念。　　十三、写在张治中将军年谱前面的话　　张治中将军是一位在民国史中起过一定作用、政治主张一贯鲜明、思想倾向错综复杂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必要为他写一个年谱。　　张将军的大半生，生活和周旋于国共两党关系之间，国共和谈是他重要的经历，20世纪40年代曾与“和平老人”邵力子并称为“和平将军”，“张治中三到延安”曾是流传于民间的美谈，这个年谱就是贯串着这一根线而写的。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有血肉难分的纽带；既一贯主张亲苏联共，又同时为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出力；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桎梏——这就是他的根本矛盾。这个年谱力求表达这个矛盾。　　这个年谱的内容，包括他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政治主张、思想倾向以及为人处事的作风态度，力求暴露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联系，对他的长处、好事既不渲染，对他的弱点、错误亦不隐瞒。至于对他该如何评价，每人心中都有一架政治天平，那就由人们去自行掂量吧。　　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1）　　张治中，原名本尧，后改治中，曾字警魄，后用文白，盖警取文，魄取白而成。民国时期的军事将领、军事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解放后身份是起义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协总会理事等职。　　1890年(庚寅、光绪十六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西乡洪家疃村穷苦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祖父名邦栋，半自耕农。父名栋征，农民兼手工业者。母洪氏。二弟本舜，字震中，三弟本禹，字文衷，四弟本汤，字文心。妹一，早夭。　　1896年至1905年(丙申至乙巳，光绪二十二至三十一年)六岁至十五岁　　入乡间私塾念了十年线装书，曾应童子试，未中。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十六岁　　往安庆考陆军小学，其母为此四处筹措旅费，反复叮咛，“咬口生姜喝口醋”。张一生记取，嵌于右任书成横匾，贻留子孙。　　1907年至1910年(丁未至庚戌、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十七至二十岁　　陆军小学未考取，于是开始了流浪生活，曾奔跑于巢县、安庆、扬州等地，先后当过杂货店学徒、缉私营候补兵、预备警察、正式警察等，艰苦备尝。在此期间，喜读进步书刊(如梁启超《饮水室文集》)，名人历史传记，对赵武灵王、张骞、刘邦、项羽、凯末尔、玛志尼、加里波的、俾斯麦、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等皆甚景仰。目睹国事日非，耻辱频仍，遂由忧国而爱国，由爱国而产生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1909年与表妹洪希厚结婚，感情甚笃，一生相伴。生两子五女，长子一真，次子一纯，长女素我，次女素央，三女素初，四女素因，早夭，五女素久。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二十一岁　　辛亥革命，由扬州去上海参加学生军，志切北伐。　　1912年至1915年(中华民国一至四年，壬子至乙卯)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上海学生军改为陆军部入伍生团，旋又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两年后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三期步兵科，学习三年。这一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目睹北洋军阀飞扬跋扈，贪污腐化，帝国主义喧宾夺主，盛气凌人，心情沉重，言词愤怒，莫可名状，从而坚定反帝反军阀的决心。同时对学校的军事教育、管理制度甚为不满。　　1914年父母相继去世，张性纯孝，无限悲伤。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二十六岁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分发安徽安武军倪嗣中部见习。不久，倪率师北上参加军阀混战，张为避免做牺牲品，即借故离队往上海。　　1917年至1923年(民国六至十二年，丁巳至癸亥)二十七岁至三十三岁　　1917年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担任大元帅职务，计划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即由上海到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到广州后的七八年间，为了革命事业，曾奔走于粤川之间，历任驻粤云南护国军后改赣军连长、营长，四川护国军参谋，靖国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靖国桂军军校大队长，独立旅参谋长等职。中间曾一度进上海大学选课听讲。这一时期，常读《新青年》、《新潮》、《响导》等刊物。在上海时，曾先后往见陈独秀、瞿秋白。　　1923年祖父在乡去世，张由穗回籍奔丧。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三十四岁　　1月20日，孙中山先生总结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张治中当时任桂军军官学校校长。　　6月16日，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担任领导工作。张治中接受和拥护三大政策，任军校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军事教育训练方案等的研讨制订工作。18日，中国国民党部分监察委员提出反共提案。　　12月，桂军军官学校结束，张调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团长、学生代总队长、军官团团长等职。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三十五岁　　2月1日，广东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张调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同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黄埔军校、桂军军官学校、粤军武备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均参加大会，其中黄埔会员六百余人，桂军军校二百九十余人。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国民党失去重心。　　4月11日，王懋功调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　　6月23日，黄埔学生和广州工人学生为支援上海“五三”惨案举行游行示威，行至沙基，遭英帝射杀，酿成“六二三”惨案。　　7月1日，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7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誓师北伐。　　8月26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刺杀，群情震动愤激，胡汉民受嫌去职。　　10月1日，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王懋功任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二师负责广州卫戍任务，张治中调兼二师参谋长和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　　11月8日，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在北平西山举行会议，另立中央，大肆反共、反三大政策。　　12月30日，主要由国民党右派搞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　　从此和由左派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更趋剧烈，张治中当时态度是中间偏左，偏向后者。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三十六岁　　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占优势，中委、候补中委60人中，共产党员占14人。2月5日，王懋功的第二师是粤军精锐部队，王当时又兼广州卫戍司令，是重要的实力派，汪拉拢王做后盾，为蒋介石所发觉，蒋即采取卑劣手段，将王缴械押送上船驱逐出境，王部多受牵连，但张治中仍任参谋长。　　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排除异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共产党员自周恩来、李文龙以下均遭软禁，苏联顾问住宅被包围。事后蒋召见邓演达、张治中。张不以蒋做法为然，当面侃侃而谈，言词激昂。蒋不置一词。退出时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　　5月22日，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党部改选，张治中由于态度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得到中共支持，他又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当时校内军事领导和教官以保定学生占多数)，因而也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支持，当选为执行委员。　　在黄埔期间，张治中与邓演达、周恩来、恽代英、熊雄、高语罕等往来甚多，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李糜、尼拉等亦多接触，思想上颇受影响，曾一度要求参加中共，未成。　　5月15至22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准备清共，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大权独揽。　　6月6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张治中任副官处长，主管人事、编制、事务。张曾向蒋建议，请周恩来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以恢复由于“中山舰事件”而中断的两党合作。蒋不同意说：此职已定邓演达担任，周可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张转告周，遭周拒绝。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2）　　7月1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蒋介石主持大会，张治中任会场指挥，口齿清晰，指挥有条不紊，引人注目。　　8月，北伐军进展顺利，继7月17日攻占长沙之后，向汀泗桥、贺胜桥推进，蒋介石由衡阳坐船去长沙，张治中送蒋说：武汉会师不成问题，会师后请特别注意两党问题，一定要保持合作，避免破裂。　　9月7日，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　　10月10日攻占武昌，蒋介石先任张治中为学兵团团长，后又派兼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政治部主任为周佛海，主任政治教官为恽代英。　　某日，蒋介石在汉口举行公宴，李立三在会上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讲话。由于蒋在反共、大权独揽和人事上的不恰当做法，已引起国共两党许多人的反感和反对，两党裂痕渐露，张治中对此甚感焦虑。　　11月，北伐军攻占九江、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反对，阴谋在南昌另成立中央。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三十七岁　　1月，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与武汉的矛盾日趋激烈，邓演达反蒋的言论不断发表。蒋电召张治中去南昌，斥责邓的种种不是，并说：他的言论完全在骂我。张尚不知蒋还想利用张在武汉分校的力量与邓对抗，就急急为邓申辩说：他的言论是一时冲动，如你能约邓来一谈，误会即可冰释。一再建议蒋约邓秉见。蒋略表犹豫后说：你真想我约邓来谈吗他肯来吗张连声答是。　　2月，蒋介石派戴季陶赴日，进行勾结。张治中在1月、2月两月内还集中全力筹备武汉军分校，于2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从踊跃报名的六千多青年中考取约一千人(学兵团不在内)。以后炮兵大队、工兵大队又先后从黄埔、南昌投来，人数日益增多。　　3月，蒋介石在南昌制造一连串反革命事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通过维护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等项决议。　　同月中旬，蒋介石第二次电召张治中去南昌说：你要是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入，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只给你使用。张看蒋的态度很坚决，知不能劝说，便说：我回去想想办法看。　　张返汉后，邓演达、恽代英等劝张反蒋，否则辞职。张说：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内心十分痛苦。　　同月，陈赓突然到武汉见张治中，说需要旅费去上海。张帮解决后问周恩来现在何处。陈言已去上海。张叮嘱到沪后转告周，务必注意行动安全。张当时已意识到政局将有变化。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反共大屠杀，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反动势力响应，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杀害。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7日，武汉国民政府开会，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下令讨伐。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通过清党决议。　　4月中旬，张治中被迫由武汉去上海见蒋介石，请求考虑出洋。蒋不许，还派他到南京筹办大本营军事训练处(即军训部的前身)。　　4月下旬，国共两党斗争十分激烈，重大事件不断发生。4月底，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二十人在北平被杀，5月，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湖南马日事变，许克祥大肆杀戮，6月，蒋介石、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实行合作，共同反共，8月，中共在南昌举行轰轰烈烈的起义……在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复杂。　　7月9日为北伐誓师一周年纪念，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纪念仪式，蒋介石亲临主持。当时参谋长是朱绍良，总政治部主任是吴稚晖，副主任是陈绍枢，而蒋独指定军训处处长张治中在会上作报告，引人注意。当时还是反共高潮，而张在长篇报告中，只谈一年来的军事发展与成就，只字不提两党分裂，亦无一语涉及中共，在场者议论纷纷。　　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先回奉化再赴日本。张治中趁此机会获准出国考察，行前赴溪口见蒋，住了一周，详细谈谈个人的意见，对蒋在领导上的种种缺陷，特别是对两党问题的处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为了充分做好准备，张直到年底才出国。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三十八岁　　张治中在出国考察期间，目睹欧、美、日各国国势强大，中国人在外备受凌辱。在途经新加坡海上，船上举行晚会，一英国人化装清朝官僚，戴雁翎帽，拖猪尾巴长辫，丑态百出，张向船主强烈抗议无效。归途到美加交界处的大瀑布，张向美国官员要求过加拿大国境。美国官员说：可惜你是中国人，如果是日本人就可以了。张受此刺激，一股富国强兵的思想油然而生。　　7月，张由海外归国，被派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请求调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工作，先任教育处长，张当时动机有二：一是对军事教育颇有兴趣，军事富国强兵的思想在起作用；二是看到国共两党斗争日趋激烈，他以军校做避风港，从而避免了正面冲突，一生从未参与反共战争。他任教育长，继续十年之久，桃李遍全国，但张从不利用此搞派系，以深得蒋信赖。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巳巳)三十九岁　　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编遣军队的计划，同时又由于其他因素，爆发平汉路之役。10月，张出任武汉行营主任，支持蒋的军事行动。12月战事结束，张返军校原职。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四十岁　　是年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爆发陇海路战争。张奉令率教导第二师并指挥第五师、第二十一师参加。11月战事结束，张仍回军校。　　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四十一岁　　“九一八”事件发生，全国轰动，张力主抗日，表示愿往第一线指挥。10月，平津沪穗等地学生大规模集中南京请愿，众推张出面解围，张对学生作长篇讲话。首先叙述国家民族灾难深重。同情学生行动，然后指出日寇力量强大，我们需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一致对外，方能有成，劝学生不要轻举妄动，最后誓言：治中本人守土有责，一旦战争爆发，定当身临第一线与敌周旋，马革裹尸誓不后退。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学生均为之动容。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二岁　　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举国轰动，群情激愤，张面见蒋介石，力言非支援十九路军不可。蒋派张任第五军军长率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军校教导总队参战。经庙行、浏河、葛隆镇诸役，战况惨烈，予日寇以沉重打击，第五军亦伤亡惨重。3月，蒋介石接受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全建议，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建立复兴社，即蓝衣社，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商派张治中主持其事。张婉拒，但仍担任辅导委员。并在军校不断发表讲话，讲题为《领袖的一天生活》、《革命青年应皈依三宝》、《蒋先生的人格和修养》、《拥护领袖之真谛》、《开明专制》等，为蒋吹捧，甚至到抗日期间，在中央训练团仍反复重讲。　　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张仍回军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十三岁　　是年冬，李济琛、陈绍枢、陈明仁、蒋光鼐、蔡廷锴等在闽组织人民政府，举旗反蒋。蒋派张任第四路军总指挥，轻取古田，进入福州。年底战事结束，仍回军校。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十四岁　　6月16日为军校成立十周年，在张主持下举行三天盛大庆祝，全国各方代表四千余人，进行多种活动。张发起编纂《中央军校校史》，从黄埔建军第四期开始，历时两年始编成。共约二百万字，计分十卷：本校创办，成立后环境艰难与奋斗，组织沿革，军事教育，军事工作，党务，政治训练与政治工作，本校先烈，校务行政，建设等，采用纪年本末体，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计二百余万字。但还未定稿，不久抗日军兴，故未能正式印行，试刊稿于1949年散失。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仅存一套。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3）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岁　　继续主持军校工作及《中央军校校史》编纂工作。秋季，率军校学生参加首都南京军事大演习，任东军司令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戌)四十六岁　　2月，南京政府鉴于“一二八”之役缺乏准备，损失惨重，特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国防区，张被派为京沪军分区主任。蒋介石认为中共已龟缩陕北一隅之地，力量大大削弱，无能捣鬼，因而除加紧封锁外，对抗日方面只稍加顾及。制订了一份抗日纲要，并分发各军分区据此拟订实施计划，从军事、经济各方面作准备。张以苏州留园做机密策划据点，拟就该区作战计划，积极准备抗日战争。他反复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只抗日，不反共，对两党事件、地方纠纷，一律不介入。7月，京沪军分区改为京沪警备区司令部，张任司令官。　　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软禁，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何应钦力主讨伐张、杨，当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研拟京沪抗日计划，何请张担任三路军之一的指挥，张不允，张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坚决反对“讨伐”。12月25日，张学良随蒋介石返南京，被软禁于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张治中往探视，婉言慰藉。　　由于国难深重，人民渴望有一个领袖人物领导全国，同时部分人对蒋介石的被扣产生盲目同情，使蒋介石在国统区的声望、地位有所提高。张治中认为蒋不但应成为国民党的领袖，而且应成为抗战领袖、全国领袖。蒋得知张探访张学良，甚为恼火，当面把张骂了一顿。张对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东北军、西北军的处理，内心十分不满，请假往青岛疗养，不回苏州。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四十七岁　　张拟订对日“先发制人”的战略经蒋介石批准，各项准备工作正积极进行，一声枪响，“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上海附近日军蠢蠢欲动，张先被派为京沪警备区司令官，后任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于8月12日凌晨进驻上海，正拟向日军先发制人。忽接蒋介石电话：不得进攻。事后方知是上海各国外交使团建议南京政府划上海为不设防城市，因此延误战机。战争爆发后，蒋又于14、15两日两次下停止进攻令，使日寇得以从容增兵遣将，蒋既推翻自己批准的“先发制人”战略于先，又不许部队按计划转移到苏州一线预定阵地于后，置部队于不利之地。张的二弟文衷于南口之战运兵的途中不幸牺牲。蒋左右摇摆，无意抗战，尤为明显。在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下，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政府逃至武汉。　　9月22日，张被调后方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11月又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于25日到任。张目睹湖南的混乱、残破、落后、涣散，与抗战需要极不相符，下大决心予以整顿改造，首先标出“军事第一”与“风气为先”两项目标，并以“廉正勇勤”作为行动准则。　　到任后首先处理三件大事，即伤兵、役政与土匪。张一到任，即提出具体方案，集中全省人力、物力、经费，对伤兵的管理、生活、医疗逐一加以解决。然后建立和健全军管区，规定每月征兵数额，由军区统一办理，严禁一切机关、部队擅自征兵。至于土匪，张认为根本问题在政治腐败，是官逼民反，所以除了适当收抚外，不断从政治上、社会风气上采取措施。主要是制订了两大方案，即《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　　12月中旬，延聘省内专家学者和国内知名人士成立战时设计委员会。　　1938年四十八岁　　为了组训民众，改进政治，1月中旬成立行政干部学校，晏安阳初任校长，集训第一批四千名高中生分发至基层，取代一部分保甲长，并计划继续培训五万名学生分发至全省七十五县去。其中仅第一批就包括督导员五百人、技术辅导员四百五十人、政治训练员一千人、乡镇长两千人、妇女训练员五百人。县长也重新甄别派用。　　2月初，为了对基层作实地调查，轻车简从，便服出访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攸县、醴陵和浏阳等县。　　为了整顿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2月下旬的农历除夕，将劣迹昭著、后台很硬的周神仙(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的罪状审讯处决。3月中旬，又将侵吞巨款、枉法贪污的新化县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处死。6月，将办理征工事务中收贿舞弊、陷害善良的监工员唐立成枪决。7月，将贪污巨款、拒不交代的华容县财政局长张作典处死。省公路局长周凤九在工程界素负名望，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修建公路时监督不严，偷工减料，二三月间又迭出事故，死伤群众多人，以渎职罪撤查。　　5月上旬，在省一级建立抗日统一委员会，成员包括共产党人士如徐特立。在县市乡级，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开始组训。将保安处库存旧枪全数拨给，还将在湘各部队替换下来的旧枪支弹药一律交湖南使用。　　5月10日，举行军事参议会，出席代表者为地方素负众望、热心爱国的领袖人物，讨论抗敌事宜，推动两大方案的实施。　　5月底，第二次出访历时半月，对湘西地区作了全面的调查。　　有鉴于省内各地国共两党摩擦事件不断发生，中共党员时有被关杀事件，中共代表徐特立为此会见请求法办处理，张皆秉公办理。张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有此现象，6月间去电蒋介石，恳请重申给予中共合法公开活动的地位，以减少两党摩擦，加强两党团结，蒋未答复。此后复兴社分子对张大肆围攻。　　8月上旬，举行全省教育会议，主要讨论革新教育，改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现象，使莘莘学生皆能参加抗战工作。　　8月末9月初，武汉外围战事激烈进行，为此在南岳召开全省治安会议，讨论保卫湖南的军事问题，指定若干临近战区的专区为准游击区，进行战时准备，并整顿全省保安团队，设立长沙军分校，培训团队和警察的干部。　　9月，省内绵亘一千余里的国防工事完成，针对日寇可能由湖北与湘东进攻，耗资三百余万元，冯玉祥曾来视察，表示赞许。10月下旬，武汉失守，湖南成为抗战前方，张紧急召开全省三级会议，拟订应变方案，决定将省府迁至湘西沅陵，长沙仅留一行署，张决定和大家一道参加作战，领导打游击，并邀约叶剑英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指导游击战争。　　南京沦陷前，张学良由浙江转移至安徽、江西直至湖南沅陵。是年秋，张于视察湘西途中，特往访张学良，此为张治中二访张学良。张学良表示急于为抗战出力。　　12月12日晚，长沙大火，全城基本化为灰烬。先是武汉沦陷后，蒋介石旋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焦土抗战”方针。至12日上午9时，蒋急电命张：“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接着又命侍从室副主任林蔚以电话敦促：速作准备，勿误!张即将筹备及执行责任交长沙警备司令部及省保安处，于核定焚城纲要时规定：必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焚烧前须先放空袭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至13日凌晨二时，张方入睡，忽报城内起火。张急起打电话，而各方联络均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警备司令部、警察局、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河，竟未请示，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事后蒋飞来长沙，酆悌司令、文重孚局长、徐琨团长遭枪毙，张治中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九岁　　2月，处理完长沙大火后，调往蒋介石侍从室任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机要。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4）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五十岁　　9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　　1940年，政治部所属在四川綦江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原是康泽、桂永清等搞的集中营，当时发生关杀拷打学生事件，张据报调查属实，曾亲往綦江处理，将首事人员押交军法机关查办，立即释放尚在关押学生，并慰问。不久，就下令将战时干部训练团各团予以撤销。　　1941年(民国三十年)五十一岁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15日何应钦以参谋总长名义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对新四军的处置。白崇禧力主撤销番号，张则主张不撤销番号，或两种处理方式同时签呈蒋介石选择。言语之间，争执至面红耳赤。白拍桌厉声而言：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这种话!白、张是保定三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由此感情几至破裂。未几，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华，目的在了解中国情况，到重庆后拟约见周恩来。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上竟有人提出，将周软禁一天，不使与居里会见。当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力排众议：此事委员长当已知道，现在既未交议办，我们怎能擅作主张：况如此处理，殊不高明，徒然引起美国人误会。至3月2日，张向蒋上万言书，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并举上述两事为例。　　7月9日，三青团成立三周年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在第一次全国团干部工作会议上宣布对团员进行总考核，制定《干部政策纲要》。　　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态度由助日转而助华。张对美印象向来不佳，但由此开始转变，逐渐认为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非对内争取国共两党团结、对外争取苏美两大国援助不可。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五十二岁　　1942年，中共中央加派林彪到重庆参加谈判。林是黄埔四期生，蒋介石当即派张为代表，谈判地点是重庆上清寺桂园，张的公馆。经八个月商谈，至1943年春，周恩来与林彪提出最后意见四条。同年夏，蒋对张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兴奋地答：很好，很好!蒋当即书就亲笔函交张。当时适逢林彪要回延安，张在家设宴饯行，将函交林带返延安。但延安未回复。　　昆明组织力量倒孔祥熙。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五十三岁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五十四岁　　3月29日，在渝召开第一次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　　5月，中共中央派林祖涵继续商谈，蒋介石派张与王世杰为代表，时间从5月到9月底，地点从西安到重庆，谈判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根据地等，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无结果。9月国民参政会开会，张与林在会上分别作谈判报告。林旋即回延安。　　8月，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组青年军。　　9月初，美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建议调停两党争端。国共双方表示同意。国民党代表除张与王世杰外，加派宋子文。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赫尔利每会均在场。谈判至1945年3月，无结果。　　11月，新疆伊宁爆发“三区起义”，消灭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政府。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五十五岁　　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张再组人员进行倒孔祥熙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于14、20、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张作为蒋的代表与赫尔利于27日飞到延安，28日迎接毛主席到重庆——这是一到延安。张将上清寺桂园住家腾出，供毛主席、周恩来每日会客用。毛主席到重庆后，蒋即举行欢宴，面对面多次交换意见后，蒋即指定张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为代表。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不久，蒋内定派张治中赴东北接收，组织东北行营。张已做好准备，连主要负责人名单都拟好了。讵料于1944年，率众“暴动”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武装进攻绥来，威胁迪化，9月13日，张奉派赴新了解情况，14日飞新，16日返重庆。继续参与和谈。不久，苏联政府致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参与伊、塔、阿三区与新疆政府间纠纷的解决。　　至9月下旬，两党谈判已基本获得协议，但外间谣言纷纷，有人甚至向毛主席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秘密劝告。周找张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周说：“预定10月1日”，并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啊!”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护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好日程，须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　　10月8日，张于军委礼堂为毛主席举行盛大欢宴晚会。参加者全体参政员、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党政军人士五百多人。席间，张和毛主席作简单致词。　　10月10日，谈判达成协议，在桂园签订《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一般称为《双十协定》)。签字后，毛主席会见双方代表。11日，张护送毛主席回延安——这是二到延安。离开重庆时，张毛同车去机场。毛对张说：我经过调查，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说：何以见得毛说：有事实可证，你能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不简单。康泽在四川綦江办的集中营被你撤销，是做了好事。　　张13日飞新疆，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继续举行和谈。　　12月1日，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遭受国民党镇压，发生“一二一”特案。延安、重庆举行支援学生大会。16日，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重庆参加政协会议。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20日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中国内战。　　12月20日，蒋经国奉派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路过迪化，向张治中传达蒋介石意旨，望张早日结束新疆和谈，返回重庆。　　12月30日，马歇尔来华，国、共、美三方会谈亟待开始。蒋介石致张急电：“此间有要事待理，希冀暂时回渝为要。”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5）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五十六岁　　1月2日，新疆和平条款政治部分签订，张治中3日离乌鲁木齐回重庆，途中因事耽搁，6日才到达。　　1月13日，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党法草案及军理问题等五项决议。　　2月10日，国民党制造“校场口事件”，打伤民主人士多人。　　2月14日，张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开始商谈，至25日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谈判中，由于中共保留数字问题，争执激烈，几度陷于僵局。某月，张向蒋介石汇报，建议对中共部队数字作让步，言语之间，蒋生气发怒。适蒋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陪马歇尔来见。马见状，问何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中共代表谈判。张急以手向皮示意，不要照译，并假以他语。　　3月29日，乘机离渝赴新，途中因故于4月4日到达乌鲁木齐，开始了历时两月的艰苦谈判。　　5月5日，张在迪化纪念大会上宣布，不管谈判结果如何，决心在新省实行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方针，并严厉取缔贪污、赌博、鸦片三大毒害，与民更新。　　和平条款签订之后，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明确指出：军队的职责在卫国保民，地方事务与地方政府职责，绝对禁止军队干政，绝不容许有歧视轻视各族人民之事，尤其对各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更应十分尊重。　　6月6日，签订新疆和平条款有关军事部分的文件，即附文二，准许伊方保有民族军队骑兵、步兵为三个团，总人数不超过一万两千人，均按国家军队编制，归国家领导，由国家补给。　　同日，释放被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共人员一百三十一名，并派专人与车护送回延安，于7月11日安抵陕甘宁边区。幸于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及人民战争之前数日到达，如有延误，不堪设想。　　在和伊方谈判期间及和平条款签订之后的几个月内，为了缓和省内民族矛盾、争取新省和平安定局面以利于从事改革和建设，张治中断然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7月1日，新省政府改组，除省主席、秘书长等少数委员由中央直接任命外，其余均由省内十区保荐，中央加以委任，组成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宣誓就职。三区领袖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拉希木江、阿巴索夫、赛福鼎任省府委员。泛土耳其主义者麦斯武德就任新省监察使，艾沙、伊敏任省府委员。分别代表激进派与保守派。　　7月1日明令宣布，自即日起全省免除税收半年，农牧税一年，所有征收局一律撤销，人员全部集中乌鲁木齐进行甄别和培训。省政开支请准由中央补贴。　　同时组设人民财产清查委员会，凡被盛世才及其手下非法没收的财产，准许当事人具报，一经查明，原物在此的一律发还，原物不在此折价赔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费力很大，只能尽量做到。　　7月18日，由省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和颁布《新疆省政府纲领》。主旨在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中苏亲善，进行经济建设，切实严禁贪污、赌博和鸦片。对政治、民族、外交、经济、财政、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各方面，均有明确规定。　　7月19日，明令宣布释放全省政治犯。盛世才统治下，新疆全省是一个大监狱，被监禁的人充斥各地监狱，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经过三个月的清查，才基本弄清，规定凡属政治性人犯，不论案情如何，一律释放。这件事是办得比较彻底的。　　8月28日至9月4日，张治中访问伊犁，到伊犁专区所属各县视察，直至中苏边界的霍尔果斯。此行和各族各界人士以及苏联领事等有广泛接触，了解了基层许多情况，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和平条款签订不久，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刚易帜，张到伊宁市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国徽、国旗残存痕迹还不少。最值得注意者为三区革命暴动时，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仇恨太深，以致发生对汉人乱砍乱杀之事。视察各地办理救济工作时，发现残余汉人甚少，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阿合买提江曾主动对张治中说：革命起来时，有人主张大杀汉人，我是不赞成的，如果听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在伊宁暴徒大杀汉人时，阿巴索夫曾保护了好些汉人。阿是新省府副秘书长，其爱人是汉人。　　9月2日，三区革命初起，塔城官吏军警和群众一千四百多人逃入苏境，和平条款签订，这批人由苏归来，一进入国境，沿途遭三区暴徒凌辱、殴打、屠杀，经查明者三十五人，造成塔城额敏惨案。新疆人民激愤，阿合买提江等感到处境狼狈，心情不安。　　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不顾各方强烈反对，悍然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新疆产生代表十八人，伊、塔、阿三区有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七人。会议期间，新省部分代表提出“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给予高度自治案”。张对此有脱离祖国、分裂民族倾向的提案，曾详电于右任，邵力子、蒋经国、王世杰、白崇禧等人做了大量工作，才把提案打消。　　自新省政府成立后，张治中即筹划新疆建设，从年底开始，先后成立了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和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邀请一些学者专家参加工作，先后修建了乌鲁木齐的红雁池水库、和平渠、阿克苏的帕化塔什防洪工程、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大厅等，并勘测和试航塔里木河。　　省内暂告稳定，张治中即采取若干措施，以增进中苏在新疆的亲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撤销乌市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准许在新苏联人组织苏侨会(归化就是大民族主义的名词)。其次是恢复乌市中苏文化协会，亲任会长，请苏驻新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任副会长，屈武任秘书长，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再次是大力协助苏方从哈密、星星峡两地运回抗日战争时期存放的3100吨物资。第四是与苏方研拟《中苏在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新省和苏方均已同意，可惜南京政府主管部门犹豫不定，未能正式签订，但双方贸易交流早在进行。以上各项，苏方颇为满意，对增进双方亲善和新省安定起到良好的作用。　　年底，张治中有鉴于和平条款签订已半年，三区民族部队也已成立，补给照章逐次拨给，但国军始终未能进入国境线。海关、邮政、法院等始终未能按照法定行使职权，因此多次向阿合买提江谈及，希望履行双方签订的条款。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6）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五十七岁　　1月3日，张由新疆飞回南京。翌日，马歇尔备晚宴请张往见，宴后看电影，意甚拳拳，但由于八上庐山失败，面上时露沮丧之色，张亦感怅惘，两人盘桓达三小时许。　　2月初，蒋介石对张说：大家都希望你再到延安走一趟。张说：晚了!蒋说：姑试之。张说：一个人去不大好，最好请邵力子、张岳军同去。蒋的要求由美大使司徒雷登转达。中共马上从广播上拒绝：除非取消伪宪法，并恢复去年1月13日的军事位置，否则无法证明不是欺骗。　　2月21日，伊方激进派发动群众，包围省政府，提出若干无理要求。25日保守派发动反击，鼓动群众游行示威，包围省政府，打死阿合买提江司机，冲入省府内，正在开会的阿合买提江及省府委员等从后门狼狈逃走，门前两派群众混战一团，酿成“二二五”事件。　　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中共驻沪、宁、渝等地人员撤退。7日，董必武率领驻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张与邵力子到机场送行。不久，张飞迪化(乌鲁木齐)。　　3月31日，张有鉴于在新汉族高级官员，尤其军事将领不了解其方针政策，经常发生军人干政乃至违反政策、破坏政策的言行(主要针对宋希濂、叶成等)，召集在寓所作长达四小时的秘密讲话，运用矛盾原理分析新疆问题，说理详尽深刻，其结论是：“军事一定要服从政治，和政治配合。政治上失掉新疆，不是军人的责任，军事上失掉新疆才是军人的责任。无论军事政治都由我负责。我的态度和政策是正确、宽大的，并不是软弱，这不用怀疑。”　　4月16日至5月8日，张治中访问南疆各地，听取各方意见，收集大量人民信件。并举行各种座谈，发现激进保守两派斗争异常激烈，针锋相对，攘臂怒目。激进派主张反汉、反中央、亲苏，口号是打倒黑大爷(指汉人)，汉族军队撤回关内，实行再革命、再暴动。保守派主张亲汉、亲中央、亲英美。张居中调和不生效，同行的阿合买提江和麦斯武德讲话也无用。　　张治中由南疆返乌鲁木齐，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尤其了解了南疆、北疆的真实情况，毅然决然辞去新省兼主席职，推举麦斯武德继任，5月19日南京政府诏令发表，遭到三区方面的极力反对。不久，苏联驻新总领事萨维列也夫返国述职，张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除对苏联在新疆和平上的帮助表示感谢外，暗示目前尚存在三区维持特殊化不能统一的问题，希望给予协助解决。　　6月，根据和平条款，民主选举新疆省参议会，激进派与保守派竞争异常激烈，但保守派有地方军政汉人支持，占了优势，激进派只好以封斋节即将到来为理由，要求暂时休会。　　三区方面不甘心政治上斗争失败，转而采取军事手段。于7月10、13日以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游击队为骨干，裹胁群众分别围攻军事要害托克逊县的库米什和吐鲁番县的胜金口。如得手，则乌鲁木齐通南疆和东疆的后路即被截断。张治中审度形势，认为已到最后关头，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则只有全面撤退或从事全面战争，别无他途可择，其后果不是使新疆脱离祖国就是使全省变成火海，于是在暴徒逼近守军已不足百米的危急情况下，毅然下令出击，暴徒溃败，死伤甚重，从此蜇服不敢稍动。原定计划在喀什、哈密等地响应的暴徒也销声匿迹。从俘虏口供中，证明吐鲁番、托克逊两地指挥者均由三区所派，这使得阿合买提江等紧张害怕，情绪低沉，深恐不测，但张治中仍作为局部偶然事件处理，力图维持合作局面。　　差不多同时，三区负责人员之一的阿山专员乌斯满于7月、9月两次派代表团至乌鲁木齐，求见张治中，表示愿协助政府对抗三区，请求在军事和物资上给予支持。张深知此对省内团结不利，第一次约同阿合买提江一同接见，对所提要求不予满足，但已引起三区的更大不安。　　阿合买提江等深感处境困难，内心极度不安，于是在8月12日以返伊宁过肉孜节为借口，离乌返伊，从此一去不返，新疆又重新出现对峙分裂的局面。　　9月，张治中考虑到三区代表已全返伊宁，何时再来殊无把握；同时眼看国共两党关系日趋败坏，不忍坐视，因此请假返回南京，访问苏杭台湾各地，稍事养息。　　10月上旬，张往台湾新竹温泉看望被囚的张学良。久别畅谈，既兴奋又惆怅。酒后，张学良赠诗一首：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酹和己，惟有清茗对此心。这是张治中三访张学良。　　10月下旬由台返回政治低气压的南京。　　为了寻求解决时局的办法，在11、12月间，张曾先后约晤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和白崇禧等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邵力子认为蒋介石“即有实行民主的意思，也没有实行民主的习惯，和平问题渺茫得很”。张劝黄少谷改变《扫荡报》(黄当时是社长)的强烈反共态度，转向主和，如做不到，则应辞职不干。黄说《扫荡报》主和不可能，但辞职多次，未获批准，表示毫无办法。熊式辉刚从东北失败归来，情绪低沉。张征求熊对时局意见。他说：蒋(介石)用人离不开地缘、血缘、学缘，前途悲观无望，但无主和联共之意。白崇禧是张在保定的亲密同学，他同意张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已无望，但并不认为主和、联共是可行的办法。陈诚比白崇禧更反共，而且个性向来刚愎自用，他对张关于时局和蒋介石的分析持不同看法，毫无灵活松动之意。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八岁　　国民党政局江河日下，张向蒋介石机密建议：派遣特使赴苏，打开中苏僵局，以利于国共两党问题的解决。在蒋同意下，张于1月7日在苏驻华武官罗申回国前约会长谈。张提出平时美苏并重——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战时善意中立，以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主张；希望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具体步骤以改善中苏关系。罗申表示热烈欢迎。　　1月下旬由南京飞回兰州，居城郊六十公里的兴隆山上。　　3月初，张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话，坦率大胆地分析当前危机，指陈痼疾根源，痛责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说连“二五减租”都谈不到，“耕者有其田”更杳不可寻。结论是：“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正是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在各种座谈会上，在甘肃专员县长会议上，都有类似的讲话，还引导大家讨论如何确保西北局面问题。　　3月29日，蒋介石单方召开国大。5月1日当选总统，国民政府主席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改组为西北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匪之别名也，张一生主张亲苏联共，从未同共军作战过，绥靖主任职务是剿匪，深感与一贯主张矛盾，张因此向蒋坚辞西北职务，愿充当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蒋不允，仅将西北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作为让步。　　5月5日，张在兴隆山向蒋再上万言书，要求改革制度——放弃中央集权制；改变现行政策——转而采取“亲苏和共”，“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经济”；再一次强调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有百利而无一害。　　5月12日蒋介石复电：来函和意见书已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　　6月蒋介石到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电约张去。27日上午蒋、张作三小时长谈。张认为必须从政策上来一个极大的转变，主动宣布停止战乱，停止战争，请苏联出面调停，改组政府，改革党务，才能旋乾转坤，挽转大局。蒋表示：现我方处劣势，停战尚非其时；美不怀好意，利用日本控制中国，对付苏联，你可试与罗申续谈，不怕美方吃醋。又说他担任总统是一大失策，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不当总统。　　7月15日，张在甘肃省兰州参议会上讲话，以“说清病源，勇敢革命”为题，详细分析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集中攻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结论是：“当前问题不是技术方法的问题，而是原则政策的问题，必须在原则上，政策上作革命性的转变。”　　9月，张赴甘肃河西走廊视察，经永登、山丹、武威、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到玉门油矿，与工人会见。登嘉峪关，俯瞰长城尽头。　　10月间，张考虑到自己终必奔走和平，不能再返迪化，为新疆和平演变准备，首先向蒋建议，将不能贯彻亲苏政策的新省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调离新疆，以陶峙岳继任。不久，又在兰州兴隆山上电约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研商。认为西北有马步芳、马鸿奎，兰州和平演变可能性不大，但争取在新疆地界实现，因此，决定将完全与伊、塔、阿三区对立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当时的省主席麦斯武德撤下，换上鲍尔汉。此二人不去，新疆和平起义是不可能的。　　11月，继东北解放之后平津被围，蒋介石电召张与傅作义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5日，蒋约张谈话。张力主放弃“战乱”，恢复和谈。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现在还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又问张：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张拒绝。蒋又说：那就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张坚决拒绝说：您如愿和平，我愿当一参军供奔走。不久，孙科组阁，张仅任一不管事的政务委员，不愿担任实职，妨碍和谈活动。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7）　　1949年(民国三十九年)五十九岁　　1月，北平解放，蒋军淮海战役惨败，白崇禧通电逼蒋下野，电由张与张群转蒋。张约同张群、吴忠信联合劝蒋下野，蒋发表元旦文告，表示愿有条件地恢复和谈。但各方反应冷淡。14日，中共中央以毛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声明》八条，旋宣布蒋介石为首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蒋知不能恋战，于19、21两日召开有张治中等参加的御前会议，宣告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张见事无可为，于1月底飞返西北。　　2月7日，张在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上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长篇讲演，详谈自己三年来为和平奔走的经过，表达一贯的和平主张，暗示西北将来非和不可。　　蒋名为下野，实则在奉化溪口幕后操纵。当时孙科、李宗仁都曾秘密活动，吁请美、英、法、苏出面调停，遭拒绝后，李不得不宣布：“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一面屡促中共决定和谈人选和地点，一面不断以电报电话催促张治中返南京负责和谈。2月22日，张由兰州飞返南京。　　3月3日，张约同吴忠信飞奉化。目的在：(1)为和谈摸底；(2)请示孙科内阁继任人选；(3)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主持和谈。蒋坚决拒绝出国，但对(1)(2)两项有具体表态。　　3月12日，何应钦继孙科之后出任行政院长，为研究和谈问题，先后召开四次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贺耀祖、彭昭贤、黄少谷(黄绍雄、刘斐未到)，拟订了“和谈腹案”。　　3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为和谈代表，通知南京政府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和谈。南京政府亦公布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雄、李蒸、刘斐为和谈代表。3月29日，张治中及顾问屈武携带“和谈腹案”再飞奉化，向蒋作临行请示。　　4月1日，张率领代表团飞到北平(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带一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筹备)，住六国饭店。是日晚，周恩来等宴请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分头商谈。周与张第一次交谈，周质问：为什么来北平前要去溪口见蒋这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权控制代表团。还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从4月1日至12日，双方代表不断采取分别商谈的形式进行谈判。中间，毛泽东主席曾先后分别会见南京六位代表。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时第一句话是：谢谢你在重庆时的盛情接待。张在与周恩来、毛主席谈话中，都曾详述他对外政策的美苏并重主张。主要有如下三点：(1)国民党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也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2)中国太大，未来建设中，只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外援，只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廷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抵平后，默察各方情况，深感蒋留在国内，实为和谈障碍，因再写一长函，分析出国的利多弊少，再次劝蒋出国使李宗仁能放手谈和。蒋不置复。　　4月13日晚，在中南海勤政殿，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的全体会议。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内分八条二十四款，并作说明。张治中以首席代表身份初步表示态度，旋即散会。会后张即召集代表团逐条逐款讨论，提出修正意见三十多处，并与中共代表团继续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在原地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周首席代表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接纳南京代表团修正意见二十多处，并加说明。限期20日前答复，否则实行渡江。张首席代表作再一次长篇发言，表示须将协定修正案正案向南京请示方能决定。16日，派黄绍雄、屈武二人飞返南京。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反提出要求先订立停战协定。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张治中等留在北平。　　4月下旬至6月，张对去留问题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多次分别予以开导。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张已叛变，明令撤除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通缉归案。6月27日，张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和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毅然投向人民，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同他采取一致行动，起义来归，和共产党推诚合作。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评张治中声明》。同时，民革的四个方面在北京举行民主派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参加了，并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被推荐为中央副主席并兼任对台工作委员会主任。　　从5月至年底这一段，张过着一生中比较悠闲的生活，对马列书籍逐渐感兴趣，除自学外，还让其多年亲信为他读讲《干部必读》和毛泽东著作，政治态度彻底改变，思想方法亦有所变化。　　6月，新政协筹委会成立，8月开第二次全体会，毛主席邀张参加。还说：将来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也请你参加。张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主席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该从年初一做起。　　8月26日，兰州解放。　　9月8日，毛主席、周恩来面告张：中共已派联络员邓力群去新疆伊犁，望你能为新疆和平解放尽力。张欣然表示同意，除口头陈述情况外，并随即提出书面建议，得到采纳。张即于10、11两日拟就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鲍尔汉两电拍发伊犁，由邓力群转去。还写了信给其婿周嘉彬军长，嘱即在阵前起义。毛主席于21日函张，附来陶、鲍17日复电两份，并说邓已由伊犁至迪化，与陶、鲍面谈妥当。陶、鲍分别于10月25日、26日领衔起义，新疆全境解放。不久，张又就新疆解放后的处理问题向毛主席、周总理面陈意见书，内容包括：新疆的地理历史与政治沿革，伊宁事变与和平协定，省政府改组与伊方撤退，对新疆问题的自我检讨等，毛主席对此作了许多指示。　　9月下旬，张参加新政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中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5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张被推为理事，后复任西北友协分会副会长。　　11月22日，由北京飞兰州，随即陪同彭德怀将军飞往新疆，组织新疆军区和新疆省政府。12月6日、13日对新疆起义部队作两次长篇讲话——《怎样改造》、《续谈怎样改造》。是月底，飞兰州转西安。　　1950年六十岁　　1月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在大会上致祝词，指出世界、中国、西北的光明前途，号召西北军民干部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共同努力。1月底，密赴广州从事解放台湾活动。　　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张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约，对全国同胞广播。号召全国人民为加强中苏友谊和合作，谋取远东与世界和平而奋斗。　　6月，由穗返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7月，游姜女庙，登山海关，北望万里逶迤的长城，南俯波涛起伏的渤海，诵碣石之篇，缅怀前烈，感慨万千。后返西安，应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作了题为“五个月来的见闻和感想”的广播。主要指出中央一切政策，都遵循共同纲领，符合人民利益，表示完全拥护，并以个人在新旧两社会的见闻作比较。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一定能建成。　　9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张致闭幕词，号召西北广大干群为完成新西北建设而奋斗。　　10月，国庆一周年纪念，张在西安《群众日报》发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一文，主要指出一年来在军事、政治、外交、财经、文教、法制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科学性。　　10月22日、24日，周总理、毛主席先后召集会议，征询对抗美援朝意见。有人主张慎重，有人问苏联态度如何，张力陈必须出兵支援，会后还写了长篇书面意见送周总理、毛主席。　　解放后，张心情舒畅，常对家人言，有了共产党、毛主席，一切有办法，我过去的忧愁苦闷，一扫而空，亲撰对联：“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是年冬，请书家代笔，悬挂办公室中。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8）　　1951年六十一岁　　年初，中苏友好协会西北分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开幕，张以分会副会长名义发表讲话，题为《为推进中苏友好而努力》。指出中苏友好的重大意义和多年来友好合作事业的开展，号召西北人民为继续加强中苏友好而努力。　　5月，张和邵力子奉派赴皖，慰问治淮民工，突然病倒，毛主席派江青持亲笔函来慰：“望专心养病，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　　10月，建国两周年纪念，张发表《伟大的人民政权》一文，刊登西安《群众日报》。论证人民政权之所以伟大，由于它是争取国家独立、世界和平的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具有坚强力量与高度效率的政权，政权的性质决定于马列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胜利是必然的。　　10月23日返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25日抗美援朝一周年纪念，在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上发表《抗美援朝与世界大势》的长篇讲演。刊登西安《群众日报》，对当时世界两大阵营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世界面临和平与战争，非此即彼，我们的主张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就必须对帝国主义坚持斗争，所以抗美援朝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12月，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29日，张在西安对西北大学等六个高等院校的教职员生一千五百余人作了题为《思想改造问题》长达五小时的动员报告。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然后阐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再进而论述思想改造的途径、方法与态度，具体生动，深入浅出，反应颇佳。还制成录音，送西北各地大专院校传播。　　1952年六十二岁　　1951年开始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3月告一段落，16日在西安举行宣判大会，张作《争取“三反”运动的全胜》的讲话。对运动的发展与成就作出估价，号召大家继续努力，不要松劲，将来还要作深入的思想批判。　　6月，西北区第二次民政会议举行，张在会上作题为《继续加强民主建政工作》的讲话。对新政权建设、群众路线、社会福利以及救济优属等方面工作作了估计，指出任务繁重，前途远大，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与工作效率，不断前进，为国家建设打下坚固不拔的基础。　　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纪念中共成立三十一周年举行大会，张被邀请参加和讲话，倍感荣幸激动，作了题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胜利前进》的讲话。在讲话中，满怀深情地歌颂党的伟大，歌颂党的三大法宝的胜利，歌颂在党领导下三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才是永远胜利的道路。　　8月，张由西安返京，翌日，毛主席亲来张家，垂问殷勤，交谈两小时许。　　11月，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西北各界在西安举行庆祝大会，并开展“中苏友好月”运动，张发表《伟大的苏联与世界》的讲话和《发展中苏友谊加强中苏文化交流》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伟大的苏联，歌颂伟大的中苏友谊，号召西北人民以实际行动参加友好月活动。　　1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并改组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张在闭幕会上致词。对军政委员会三年来的工作与成就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并指出已收到四大效果：(1)人民生活初步改善了；(2)人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3)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逐渐形成；(4)人民组织起来了。号召大家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1953年六十三岁　　2月，张返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大会上发言，介绍自己在西北三年多来的工作和见闻，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继续抗美援朝、制定宪法、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三大任务。　　6月，视察甘、宁、青三省生产救灾工作，行程六千里，历时一个半月。每到一地，除听汇报和实地视察外，都举行座谈会，和工人农民干部交往，听取对大区意见，宣传政策，就地解决问题。回西安后旋即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行政会议上作了详尽的汇报，重点在人民生活、领导作风、农村五多、农业税问题等。　　9月，返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集中时间听取和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和报告。　　12月，返西安，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传达报告。对总路线的精神内容、规律性及重大意义作详细的叙述，重点在工业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等问题，并以全国和西北三年多来的成就，说明完成总路线具备条件，确有把握。　　同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寿辰，张于19日致函祝贺。在历述解放前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之后指出“这许多光辉成就的获得，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分不开的”，而“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您的领导下发展和壮大的”，然后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像您这样一位天才的领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说：“没有列宁、斯大林，就没有今日的苏联，没有您就没有今日的中国。”　　1954年六十四岁　　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决议，张于西北行政委员会结束后返京，以后即未再外任工作。　　7月，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成立大会开会，张应邀致词。除了指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党与政府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外，特别强调(1)要确立共同一致的奋斗目标；(2)要认识科研的长期性与艰苦性；(3)要虚心向苏联等友邦学习。还指出当前任务在配合工农业生产，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问题，密切理论联系实际，支援国家建设，充分利用西北有利条件，为国家建设开辟广阔前途。　　8月，中央人民政府会议通过关于解放台湾的决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随即发表联合宣言指出：“除蒋贼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张为此作题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重点在陈述是非、利害、得失并宣扬政府政策，希望他们抛弃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和对美帝的依赖，弃暗投明，毅然回归。　　9月初，第一届人大开会前，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张得知毛主席在开幕时不准备讲话，特建议致开幕词。毛主席未同意。散会后，张上书毛主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您是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怎能不讲话最后，毛主席接受了张的建议。　　会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张提出好些意见，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在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第三十九条，主张在“主席”后加“为国家元首”或“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字样。并以书面和口头向毛主席陈述，毛主席说：“加这一句是不科学的。”故未通过。　　9月15日，张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宪法表示完全拥护，认为有三大特色：(1)结构严谨而明确；(2)内容完整而充实；(3)措辞简易而明确。它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部真正的宪法，第一部人民民主的宪法，它不仅反映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幸福远景的宪法，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的新宪法”。张被选为常务委员。并被推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会后，张上书刘少奇委员长并转毛主席，建议为密切政府和人民关系，请确立常委视察访问制度。毛主席立即接受，并扩大到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12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　　同月，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理事。　　1955年六十五岁　　春节，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对海外侨胞广播。除了阐述党和政府的对台决策外，主要针对海外侨胞的疑虑，指出台湾所谓反攻大陆，绝不可能；解放台湾也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望侨胞拥护政府决策，勿为诿言所惑。　　5月，视察安徽的工农业、水利、生产救灾、互助合作、统购统销、文教、治安等工作。此行历时一个月，行程十四个县市，广泛接触了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士。看到了农村的新兴气象、各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看到各级干部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缺点。回合肥时，在座谈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汇报，受到安徽省党政领导的重视。　　7月，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四月，陪同贺龙元帅赴波兰参加建国十周年典礼，归途中在苏联参观六周。访问苏联是张几十年来的夙愿，此次总算如愿以偿，感到十分喜悦激动。回国后除向毛主席汇报并在全国政协作报告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访苏归来》一文。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9）　　1956年六十六岁　　1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愿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待遇，不咎既往”。不再提“除蒋一人而外”。　　5月，中央酝酿特赦在押战犯战俘，张于12日至30日前往监狱，分批会见在北京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二十六人，进行对谈。每次晤谈均在三小时以上，先由战犯叙述改造经过，心中感受，表示态度，不少人流涕满面，哽咽不成声，使人十分感动，然后张为他们分析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必然原因，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建设，宣扬中共政策，为他们指出出路，希望他们努力改造，争取宽大处理。他们都表示竭诚接受。　　6月，参加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9月，中共第八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张被邀参加，心情激动，特撰写《伟大的人民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文，热烈祝贺，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11月12日为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举行全国规模的庆祝，毛主席亲临大会并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总理作报告，朱德副主席赴南京谒陵，盛况空前，张应邀去人民大学、铁道学院等讲演，并撰写《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实现了》一文，刊登各报，传播海外。　　同月，赴广州、广东南海和海南岛视察文教和侨务工作。　　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视察行动。从1954年视察制度建立后，张即一再表示，我在解放前足迹几遍及全国广大城乡，现在我仍希望每年不断深入基层，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谈一谈，反映些情况，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这次他还是这样做的。历时二十天，同行者五六十人，分组分区活动，既有深入调查，也有综合讨论；既听群众意见，又反复核实复查；既及时向地方党政领导提问题，又向中央作综合汇报，调查结果受到各方重视。　　1957年六十七岁　　1月，在广州会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谈到解放台湾问题，分析了美蒋矛盾、台湾内部情况，以及陈诚谈话，说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行性正在逐年增加，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平解放的信心。谈话报道后，台湾和海外纷纷评论，反应强烈。　　2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配合政府和平解放台湾工作成立对台工作委员会，推张主持。张会见上海《文汇报》记者专谈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指出当前对台政策是和平协商，整个解决，只要台湾能回归祖国，一切问题都可以商量。并介绍了台委会的三项工作：研究、宣传、联系。在台人民如肯回国参观探亲，将予协助，保证来往安全。　　春节，台湾发生美军在台北枪杀刘自然事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捣毁美国大使馆和新闻处。张作对台广播，指出美帝阴谋在于搞“两个中国”、“托管台湾”，企图把台湾变成美帝的军事基地和属地，作为分裂中国、侵略亚洲的跳板，因而号召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祖国一起联合抗美，解放台湾。　　3月，民革三届二中全会开会，会上对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意见分歧，提出不少问题，张作了题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的长篇分析，并总结其结论为：和平解放的可能性确实越来越大，不必怀疑。台湾所以迟疑不决，在于存在一个幻想(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两个顾虑：顾虑美国干涉，顾虑中共政策是否可信。　　同月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二届三次会议，作了题为《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发言。这是在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前有感而发的一次发言。主要是有鉴于当时党外对中共的统战方针意见有分歧，因此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由于中共领导全国革命胜利并执行统战政策，使党外人士得到六大好处。然后指出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三个问题，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对统战政策的执行与执行方法问题，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最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从思想认识上解答问题；第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个发言发表后，得到各方的好评。　　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开幕，张有鉴于整风反右刚开始，台湾方面利用他不久前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一文，对中共进行歪曲污蔑，污蔑中共是一党专制，党外人士不过是附庸，怎可能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语，张在大会上发言，题为《事实俱在，不容歪曲》，根据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不久，他感到余意未尽，写了一篇短文《说几句重复的话》，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坦率而诚挚地说明自己对帮助党整风的态度。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张在北戴河，未能参加庆祝大会，特致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向全体指战员敬致诚恳热烈的祝贺。函中对解放军在十年内战、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的丰功伟绩，作了概括的叙述，并分析其所以取得如此伟大成绩的因素：其一是用马列毛泽东思想彻底武装；其二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其三是军中民主制度；其四是坚持一切为人民，军民关系处理得好。发表于《人民日报》上。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张发表《坚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文，表示热烈庆祝。　　1958年六十八岁　　元旦，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主要是分析国际形势，介绍国内建设。指出台湾的出路，是和平解决。前者根据对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国家三种力量的分析，说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后者根据国内政治的安定，经济建设的成就，说明台湾的怀疑污蔑是毫无根据的。最后指出：台湾当局今天光明正确的做法，就是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国共双方再作第三次合作。　　2月1日，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　　4月，民革中央整风期间，张撰写《自我检查书》一份，长达万余字，对解放后九年来的经历作一次系统的回忆与自我批评。5月3日，将《自我检查书》连同1950年所写《六十岁总结》送毛主席审阅。5月22日，毛主席亲笔复函：“……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9月10日至29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邀张同行。全国大跃进开始，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普遍成立，大办钢铁、大办水利之风刮遍全国。张根据沿途所见，特别是和毛主席朝夕晤对所听到的，写了详细日记，拟发表，毛主席未同意。张又分别撰写《人民热爱毛主席》一文刊登《人民日报》，《随从毛主席视察各地简记》送人大常委会编入《1958年视察工作报告》第二辑。毛主席回京后曾接见新华社记者作了重要讲话，提到“张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10月，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对台湾接连发表几次文告，张应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之邀，做了题为《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对台广播。历数过去国民党被美帝抛弃的事实，指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驻台高级官员的言论，都可证明美帝已感到台湾是美国的一个累赘，将来终必抛弃你们。希望你们先发制人，主动抛弃美帝，同中共平等合作，共同抗美。　　是年冬，毛主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学习宣传，张于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伟大的灯塔，伟大的原动力》的发言，刊登于《政协会刊》。　　12月，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讨论台湾问题，出现不少分歧，张应大会请求，作了题为《关于对台湾政策的正确认识问题》的长篇发言。集中地分析以下三个问题：即(1)台湾一起解放好还是先金门、马祖，后台湾澎湖瓦解好(2)解放台湾采取军事方式好还是和平(政治)方式好(3)关于蒋介石、美国和我们新中国的关系以及蒋介石集团的内部关系问题，指出中央决策一起解放，整个争取，以台湾上层为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不要有丝毫怀疑。年底，命人书大字横幅：“思想开阔，心情舒畅”八字，悬挂客厅中。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10）　　1959年六十九岁　　3月，参观北京市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农场、学校、制片厂、居委会等，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作了视察报告。就市政建设、生产发展、妇女劳动力、工农生活等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感想和喜悦，也谈到生产任务偏重、工厂附属设备不足、城市住宅分布等存在的缺点，提了一些意见，特别强调今后视察人员一定要和视察单位的职工、农民、学生一起吃饭，千万不能搞特殊，引起大家的共鸣。　　4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9月22日童小鹏同志送来周鲸文《风暴十年》一书(香港印行)，对新中国和毛主席多方造谣污蔑，张阅后十分气愤，因写《解放后十年来点滴活动》一书，以亲身经历予以驳斥。但未能发行，只编入《七十回忆录》中，作为该书的第七章。　　10月，建国十周年，举国欢庆，张写《举国腾欢之日寄语台湾在危难苦闷处境中的故旧们》一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由中国新闻社发寄海外。《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印尼《生活报》、缅甸《新仰光报》等均予刊登。　　12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协文化俱乐部招待并会见北京地区特赦释放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陈长捷等人，举行座谈。杜等纷纷发言，表示对党和政府的衷心感激：“向真理低头，向共产党致敬”，“今后有生之日，皆图报答之年”。不久，周总理接见并讲话，着重谈立场问题、思想问题与实践问题。给予具体亲切的指示，杜聿明等表示诚心接受，作为今后继续改造的座右铭。　　1960年七十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二次会议。　　是年夏，完成《七十回忆录》定稿。此稿撰述起于1950年，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分七章，共约百余万字，详实地记录其七十年中(1890—1959年)的主要经历。稿成，曾打印数十份，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6年8月家被抄，不仅打印稿，连原稿、原始材料(包括若干原始档案)均荡然无存。浩劫!浩劫!遗憾!遗憾!　　1962年七十二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三次会议。　　5月，以人大常委访朝代表团副团长名义赴朝访问。团长彭真，另一副团长陈叔通。此行历时十日，访问了多处工厂、农村、历史名胜，深受朝野人士热烈欢迎，深深为朝鲜的各项辉煌建设、人们精神奋发、社会秩序良好、全国清洁卫生等所感动。　　1963年七十三岁　　11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四次会议。　　年初以来，渐觉体力不支，经常昏睡，极少参加活动。　　1964年七十四岁　　5月，自料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决定回家乡最后一行，视察皖中、淮北的一些工厂、公社和文教机关团体，历时一月归来后写《回乡访问记》日记一册。　　冬，病突发。经检查，是中风，由脑血管剧烈痉挛所引起。自是体力大降，经常卧床。除必须参加的活动外，终日养息，参加会议也不发言。　　12月，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七十五岁　　12月，最后一次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北京冬寒难忍易病，自1960至1965年，张每年都来温泉，亦充分利用时间参观农田、水利、工业、文教建设，五六年间走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十余县。　　张晚年甚豁达，常对人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与赵寿山友善，相逢常对弈。赵后得食道癌，去世前张曾书上述数语相赠。　　1966年七十六岁　　8月28日从北戴河回京，两小时后，红卫兵即进门抄家，上楼下楼，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四次。由于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派人到北戴河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当面指着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已极度衰弱，至此再忍不住了。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我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10月1日，国庆十七周年，张登天安门参加庆典。毛主席笑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主席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　　1967年七十七岁　　是年起长期卧病，病情日趋复杂严重，经常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一切政治活动均已停止。国庆，仍勉强坐手推车上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对毛主席说：“你的脚步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人超过5%了吧”　　1968年七十八岁　　秋，致函周总理并转毛主席，请求于死后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迄未得复。　　10月10日，自知病已不起，不久于人世，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秘书余湛邦笔录，全文如下：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　　特别是，我的后半世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眼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们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过去常同一些老朋友说：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了。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法。　　不过，在政治上我还是想说两件事：　　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们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我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不过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之下，倒行逆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无数先烈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全部变色的危险，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苏两国友好联盟关系，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不能不使人痛心的。当然，伟大的苏共、伟大的苏联人民，是终于要起来推倒那一小撮苏修集团的统治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我已不久于人世，我别无他念，我但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治中(亲签)　　1968．10．17　　1969年七十九岁　　4月3日，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由其夫人洪希厚率子女讣告周总理转毛主席。　　4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周总理亲临主持。参加者仅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卢汉、刘文辉、刘斐、罗青长、黄永胜、丁江、傅学文和家属，寥寥可数，场面冷落，草率了事。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1）　　广州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从1931年进校到1938年离开，连读书带工作先后八年，长期涵育，恩情深厚，我时刻不忘。1937年武汉沦陷，长沙、广州震动，清华、北大已迁云南，中山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亦拟迁滇。其中纷纭往事，值得一记，爰逐一记下，留之后人，作为参考史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九三一年考进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创立的，校址在广州文明路。我是1931年暑假考进去的。给我最深刻的永恒的印象是进校门一个大操场，照壁上刻下孙中山手书的四个擘窝大字“明耻立信”，每字一二米见方，校的中部是一座高耸的钟楼。楼的东侧书孙先生遗教“知之匪艰”，西侧则书“行之维艰”，礼堂内分两层楼，正中是孙先生遗像，其左侧是孙先生遗墨“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其右侧是遗墨“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其含义我反复揣摩，当时我耽读鲁迅作品，只能从鲁迅作品中去找答案。所谓从根救起来是指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反封建，方能把中国救起来；所谓迎头赶上去，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抛其糟粕。　　礼堂是孙中山先生主讲《三民主义》的地方，亦是华南各省闹学潮的根据地。“九一八”之年举国群情振奋，反日进入高潮。中山大学是领头羊，多种激烈主张纷纷出笼。记得每次大会主持人离不开邓时通、马景曾、楼桐茂、孙某某，他们是学生领袖。邓时通是众所周知的特务学生，出入昂首阔步，腰插手枪，是广州公安局长何荦的打手；马是文科学生；楼是地理系拔尖学生。1983年我回广州，知邓时通已被镇压，马任省文史馆馆员，楼、孙则不知下落。某次大会，大家认为校长许崇清软弱无能，又非学者，应予罢免，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人选，请中央核定。亦有人提戴季陶、朱家骅，但多人反对，认为一切戴、朱余孽都是党棍，不能考虑，结果中央批准了邹鲁。邹是西山会议派，又非学者，本非理想人选。　　1960年，周总理有任务到广东海防前线，邀约张治中同行，我是张的机要秘书，得以随行，但我趁机返文明路一行，发现上述孙中山遗墨均被铲除，我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又周总理视察黄埔军校旧址，我亦随往，发现军校校舍陈旧破败达到极点。回京后，曾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趁黄埔的人尚多在世，应将军校旧址复原，并对蒋介石重新评价。其二是建议恢复中山大学原有孙中山遗墨。经过若干年，这两个建议都通过组织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来从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处得悉：黄埔军校旧址业已由广东方面恢复，但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遗墨则无消息。　　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2）　　罗定小县城有三件怪事　　中山大学迁校，第一步是从石牌迁返文明路旧址，结果法学院则迁往芳村花棣某助教家，他家房舍众多，足容纳全院有余，我们还搞过歌咏救国宣传工作，演出过流行的小话剧《放下你们的鞭子》。　　法学院不久随全校迁往罗定县小县城，初来乍到，发现罗定县有三件非常稀奇的事：第一件是厕所都是高楼，高达一二丈，毫无粪气，非常卫生。第二件是米店不卖米，都卖豆豉。原来罗定县苍蝇特多，米筐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远看是豆豉而淹没了大米。第三件是看不到报纸。当时有一同学带了一个最原始的收音机，我会速记，由我每夜收听整理成小新闻，印发各院系。当时法学院院长黄元彬因事未到院，院务由几个知名教授：范扬(范是政客，我到军委政治部任张治中机要秘书时，他是第三厅副厅长)、漆琪生(漆是名教授，我上过他的课，印象不错，他的夫人黎缇维是我预科时同级同学，是个诗人，我对她有好感)和老教授薛祀光、郭冠杰等主持。漆淇生还到我的住处慰问我说：“你的简报虽然很小，但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你继续办下去。”　　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3）　　日机空袭下的一幕惨剧　　当时日机空袭频繁，校内挖了好多防空洞。我们无知胆大根本不躲避。某次我去大操场，敌机临头，头上但闻咻咻响声，不久爆炸声大作，咻咻是炸弹尾翅冲击空气之声。名教授孙寒冰家的楼前死伤枕藉。孙教授从上海调来，所写抗战文章，甚得我们好感。　　轰炸刚过去，我即回宿舍，门口呈现一幕惊心动魄的惨剧，防空洞口落一炸弹，树上挂了一条大腿。这是日寇欠我们的一笔血债。通常空袭我都避入此防空洞，但此次我却在大操场，否则这大腿可能就是我的，好险呀!　　对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不敢怠慢，每次警报一拉响，我兄弟即拔腿走去法学院院长郑彦家，他家住东山一栋三层钢筋水泥的建筑，有地下室，比较安全。他是我的顺德小同乡，对我兄弟特别好，富于乡土感情，留我兄弟躲避和吃饭。建国后他逃台湾，仍时有联系。他的部下都是我的熟人，如侨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朱集禧是我预科时的同班同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董世芳，是法学院同学，他是台湾国民党，后是候补中委，每年春节都互有贺年卡往来。台湾国府新闻局局长肖自诚、曹圣芬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兼随从秘书，我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兼随从秘书。因工作关系，在国民党中委会或政治委员会上时有相遇，蒋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时，肖和我同任会议记录。建国后，肖的儿子肖湘留在大陆，在宁波中学教历史，与我有书信往来。　　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4）　　贵县、南宁、龙州沿途见闻　　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租了几艘电船，足以容纳全校职工和图书仪器，由各学院派押运员负责押送。我是法学院的押运员，预科时的同班同学陈伯中是理工科押运员。电船悠悠荡荡溯河而上，经梧州、贵县、南宁、龙州入越南转火车到海防、河内去昆明。　　西江水浅滩多，船每过滩，我们为减轻船负，避免搁浅须集体上岸步行，涉水而过，大家欢笑和洽有如旅行。西江匪多，常有劫船之事，各船均带枪支自卫，由青壮年晚上值班。我是壮年人，每夜荷枪上船便值班。月黑、风高、星稀，别有风味，到天明鸡啼才下船睡。我当时有小诗一首，颇能表达当时心态：　　过去一滩又一滩，西来见月几回圆。　　群山踽踽崖簪树，二水溶溶石作关。　　晓角吹开千岑雾，晨鸡啼破五更寒。　　岂无去里离家梦，还将怒气上刀环!船到贵县融县，是沙田柚子的故乡。甚价贱，一元钱可买一大篓，饭后大家争开柚子，交换品尝，大快口福，状甚欢乐。同船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般职工，亲如一家，十分难得。南宁是大城市，繁华热闹。同行熟友有黄闰科、谈荣森、副教授卢干东等。　　龙州是民族杂交地区，我们入市玩耍，东西极贱，大家置了许多东西，吃的、耍的都有，由于要办理过境手续，停了几天。一出镇南关(时易名友谊关)便到越境同登市。过境时，关吏对行李诸多滋扰，给予一元几角便顺利通过，我当时心里想，怎这样腐败海防、河内是大城市，人民习惯不吃内脏下水，我们每餐都大吃一顿，以为猎奇。在河内，我却在偏僻处看到妇女挑担，站在街尾行小便，心想何等不文明礼貌!火车转入云南，须经第一站老街，书名“牢该”，心下有奇异感。过牢该须办签证。办公处法国人跷腿桌上，满脸流氓气，态度傲慢，我们很气愤，有一位教授大怒，拂袖而去。有人告诉我：“法国派到越南的统治者都是文化很低的市井之徒”，这与我平日所想象的法国人印象相去甚远。　　河内至昆明是轻磅轨的小火车，千山万丛中蜿蜒逶迤奔驰，车头常与车尾相接，遥遥相望，蔚为奇观。山洞隧道特别多，一个接一个，煤气烟雾弥漫颇不好受。　　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5）　　离开中大展开军政生涯　　昆明是云南首府，闾阎辐NFDA4，市事繁华，人物众多，长途跋涉后，在此休整，多日大家畅游风景名胜，十分欢畅。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是“金鸡”、“碧马”牌坊，孙髯翁的长联以及西山昆明湖大观园，一一细览，印象美好。我爱好古典诗词，颇多收获，最后游西山写下七律一首：　　湖水溶溶万顷开，无边春色自东来。　　西山卧佛天为帐，北NFDA5长蛇地作阶。　　仰望龙门星可摘，环观南泽海无涯。　　朗吟髯老千秋对，万众长怀绝代才。　　中大迁校的地址是澄江，距昆明尚有一二百里，中站是呈贡县，图书仪器以此为中继站，我们息足于此，我则以押运员名义每隔二三日押一批图书仪器到澄江去，运输工具是骡马，骑的是毛驴，我因不熟谙畜生性情，鞭打前面的骡马，被踢一脚，剧痛几乎翻身落骑。又受到小驴子的欺负，很生气。但此种押运生涯，日有不少补贴，生活不错。澄江渔产丰富，但风浪颇大，风景优美。　　到是年秋，我因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梁寒操的邀请，辞去中大法学院图书馆职务，到桂林任职。由昆明到桂林，路途不近，路经曲靖等地，居民特穷，有住山洞者，我确曾见大姑娘不穿裤子，叹为观止。　　过毕节县时适值中秋，日寇犯桂甚急，夜宿“鸡鸣早看天”小客店，臭虫极多，夜不成寐，起吟小诗如下：　　戎衣铁马未遑眠，屈指行程路八千。　　欲拒还迎峰宛转，乍明乍暗水无边。　　灯花昨夜空成蕊，寇火今朝复漫天。　　衣带渐宽终不悔，家园东望又一年　　到桂林是四五月份了，谒梁寒操，被任用为同少校秘书，从此展开了我漫长的三十多年的军政生涯，奔走于渝、兰、新、宁、沪之间，主要是军职，曾到抗日最前线，并参加了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柳州军事会议。　　旧址重游写下小诗六首　　中大西迁，由广州出发，又回到广州，终结了不寻常的此行。我没有随校到韶关、坪石，到1945年国民党惨胜，才回到广州。重游中大预科宿舍，这是古文庙，大革命时是农民讲习所，我曾住此三年。至此随校西迁最终结束，旧址重游，感慨万分，曾写下小诗六首：　　(一)　　犹记当年入泮游，红棉如血径通幽，　　风华往事成追忆，前度余郎今白头!　　(二)　　秋到人间落叶知，风高云淡送凉时，　　书声朗朗出偏殿，瓢饮箪餐志不移。　　(三)　　宫阙昔为孔家店，农民曾作救国场，　　鼓声惊断渔阳梦，誓扫倭氛赴国殇!　　(四)　　当年战场是礼堂，鱼龙混杂斗玄黄，　　邓楼孙马称领袖，居然夺印作文章。　　邓时通、楼桐茂、马景曾、孙某某是当时学生领袖，常主持大会。某次学生大会中，认为校长许崇清不称职，将其大印夺来，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人选，请中央选任，结果邹鲁当选，任中大校长十年。　　(五)　　戴朱余孽皆党阀，汪宋蔡邹称英雄，　　岂意西山元老派，十年蹉跎负孙公。戴季陶、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人称其同伙为戴朱余孽，邹鲁以政客作风办学，本身又非学者，十年内除能建石牌新校址、平山堂等建筑以外，无何特殊建树。　　(六)　　马革戎装八春秋，沙场不死作孺牛，　　重游故土惊鬓白，未许此身老沧州!　　自北平和谈起到现在，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已五十年，今年虚岁八十有七矣!　　2000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原载香港《春秋杂志》2000年7月号）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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