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研考什么美术:《老兵-我所亲历的战争》去华东　-　（13）应对新的局势--马怀荣--老兵—我亲历的战争

去华东

（13）应对新的局势

1945年夏秋之间，毛主席上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国共双方最后签订了一个《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方针，同意召开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们享有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的民主自由。但是，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等根本问题上，条件相当苛刻。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比如缩减军队，让出部分地区等等，蒋介石仍然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国共两党准备实施合作，实行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

战士们原来发的牙刷子是牛骨头把儿，这时的牙刷改成了木头把儿。老兵爱开玩笑，编了个顺口溜，说，“军队国家化儿，政治民主化儿，发了个牙刷子木头把儿。”

蒋介石和毛主席订好了协议，国共进行合编，军队取消政委制，没有政治部，没有教导员，没有指导员，并且提出军党分离。军队不允许有党组织。国共合编怎么办？咱的部队多，人家允许你编几个师，多大的规模，都有具体限制，多余的就得复原。这是国策也是军令，让你复员，你必须复员。不复员不行！

我们那个团，原来将近一千八百多人，复员之后，只剩下三百来人。莱阳楼底有个战士，从小是个孤儿。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复员回家干什么？在“复员委员会”的小屋里，他哭得死去活来，高低不家去，说什么也不家去！最后，排长把《复员证》往桌子上一拍，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不走？今天晚上，伙房就不开你的饭！这老伙计哭够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家去了。

临走的时候，部队上给他开了介绍信和证明信，发给他“复员证”。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大量接收。那时候没搞土改，动员财主往外捐房、献地，安置这帮复员人员。楼底这老伙计运气不错，区乡村各级政府都帮忙，没有房子，想办法给他弄个房子，没有锅灶，帮他盘个锅灶，七凑八凑，终于把家安下了。“妇救会”里热心人有的是，给他做媒，介绍了个对象，很快就结婚了。

他复员之后，连来带去不到3个月，形势变了，国共两党要开战。咱的部队和花木兰从军一样，原来的兵马，全部调回来！战士走的时候有《复员证》，人尽管走了，部队上有底子，有“军人登记表”，招回来之后，还是回原来的部队，原来的编制。这些兵都是八路军训出来的，在战场上练出来了，打起仗来管用。

莱阳楼底那个战士接到通知，让他马上回去！他在村公所又哭得死去活来，说，“俺不去了，这回俺是高低不去了。用得着俺叫俺去，不用俺，又撵俺来家了。”最后，他还是回去了。

这期间，咱来了个“百日大练兵”。为什么要练兵？一是部队兵困马乏，需要休整；二是作为中层或基层干部，你即使是团长，甚至师长，也了解不到毛主席上重庆谈判，究竟能谈出什么结果，你也无法预料国家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部队上暂时不需要这么大的兵员，该复员就得复原。“百日大练兵”是养精蓄锐，强化战斗力，以利再战。

这期间军队里留下来的人，确实是共产党的精英心腹。我进了“党员轮训队”，在莱阳水沟头。那时候，我的思想和别人相反，人家不愿复员，我偏偏要求复员。为什么呢？我年轻啊，干什么不行？学木匠也行，打铁也行；家去种地，上东北下煤窑，正是好时候。我出来当兵，就是要打日本鬼儿，指导员和连长当初就是这么说的，打完日本鬼子，回家过好日子。现在，日本鬼儿投降了，我的仇也报了，不复员干什么？那时候没想升官啊、发财啊什么的，没有那个人生观。

王昆把我送到“党员轮训队”，去刷洗刷洗脑子，学习三个月，为什么叫“百日大练兵”？三个月多一点儿。党员轮训队这帮人，属于钢里拔钢，经过培训之后，准备将来和国民党青年军合编。当时，胶东已经没有国民党军队了，不打仗了，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八路军的干部应该做什么？毛主席早给你计划好了，学习。学什么呢？学时事政治，学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战略部署。青岛市委书记，所有东、西、南、北海的地委书记，师以上的干部，凡是有文化的，年富力强的，全部调到临沂，进华东局党校学习。

1946年3月，我们从水沟头出发，上临沂学习。我跟随王昆，过胶济铁路，首长骑着马，参谋、科长和警卫员都是步行。长途跋涉，日夜兼程，乡下那泥土路不好走，一天赶一、二百里路。

诸城是一个大站。那天阴天，看样子要下雨，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首长走累了，肚子里也饥困了。关键是饭食不行，好长时间没见肉了。

诸城有咱的兵站处，兵站处设在十字路口，路口有一棵大槐树。走到大槐树跟前，我不自觉就停下了。这棵大槐树跟古现疃庙门口那棵大槐树，粗细差不多，高矮也差不多。这一棵不如古现疃那棵年久长，树干还没枯。忽然飘过来一片云彩，把天空遮住了。我仰脸一看，一群黑老哇子（乌鸦），一落一大片，围着树顶旋了个大圈，落到枝叶间去了。“呱呱”的叫声又慌张又急促，听了让人心惊。

四科科长史绍基多才多艺，好奇心也大。他说，“小马，去借颗猎枪，咱两颗枪对着打。”

于得水司令有一颗双筒猎枪，打子弹的，出去一爆一个球。我说，“于司令，借你的猎枪使使。”于司令问道，“干什么？”我说，“耍儿呗。”于司令“嘿嘿”笑。他心里明白，也不多问，警卫员把枪递过来了。史绍基把张少虹的围枪借来了。围枪是双筒的，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各扣一个班机，两发一齐打。我和史绍基站好了位，不用瞄准，抬手“砰”“砰”两枪，子弹出去之后，爆出两个大火球。黑老哇子“呱瓜”乱叫，落得满地都是，俺俩捡都捡不了。老百姓的小孩过来帮着捡，俺也不计较，谁捡了算谁的。光提溜一条腿，跟提溜大公鸡样的，一手一大把。

大队人马来了。兵站处没有好吃的，除了煎饼，就是豆腐加大白菜。当时，首长的身体不好。可能跟换水土有关系，好几个人拉肚子。王昆胃也疼，什么饭也不想吃。

有了黑老哇，我叫伙房给屠戮屠戮。老古语讲，“吃了黑老哇的肉，黑三辈儿。”八路军还管它‘三辈儿’？我这一辈子，还不知道黑到哪一天呢！黑老哇炖出来了，大家伙连吃带喝，改善了一顿生活。

第二天正赶上下雨，不能走了。那时候，我负责第一线的设营。吃的住的都得提前安排。明天早晨吃什么？正赶上诸城老百姓赶集，老百姓开的饭馆，一家挨一家。搭着棚的，挂着帐子的，卖包子的，卖火烧的都有。首长路上辛苦，想吃包子。在胶东，不讲拿豆腐包包子。可是，那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老百姓豆腐也包，茄子也包，土豆也包。那天中午，首长们吃的就是豆腐包子。

从诸城上临沂，得路过莒县。莒县在莫靖民的管辖以内，莫靖民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三国时董卓西迁，把洛阳烧光了。莫靖民撤出莒县的时候，把莒县城也烧得片瓦无干。老百姓都跑光了，莒县城变成了一座死城。

那天晚上，为了组织部队安全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首长把我调到前面搜索队，担任警卫班班长。搜索队这个任务相当重大。那么些高级首长在后面，咱就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那天晚上有月亮，但没有风。天上飘着一缕一缕的浮云。我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看见地上的烟筒影儿晃悠了一下，不对。我抬头看了看，那烟筒比一般的烟筒粗，而且高出一截，后边好像有个人影。我再看看表，不到下两点，时间也不对！莒县城既然没有居民，半夜五更你蹲在这儿干啥？用不着请示报告，我掏出匣子枪，照着那个影儿，“啪——”，一梭子子弹砸出去了。“啪七”，一个人跌下来了。

这个人什么样我没看见。前边发生了情况，我拿出半个班压下来，另外半个班继续搜索前进。后面部队听见枪响，知道前面出了情况。首长该骑马也不骑了，手里提着匣子枪，下来步行。

部队顺利通过了。前边是洪沟。到了洪沟，咱才能谈情况。咱有行路机，搭在电话线上，通过莒县公安局一查，情况完全属实，那个人确实身份可疑，身上有几颗手榴弹，准备高级首长从这儿路过的时候，他好下手。要是不打死他，他剩一口气也得扔呀！洪沟有兵站处，在从诸城到潍坊，到临沂的路线上，也是一个大站。我们到洪沟吃饭。饭前，首长把我好一顿表扬。

到了华东，真是另一番天地。那里有保卫学校，有警官学校，都属于华东局党校。校长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司令部在临沂城东杨格庄。俺在自户庄，都在沂河岸上。那时候，罗荣桓和萧华都进军东北了。新四军不是奉命北撤么？国民党提出了，新四军得撤到江北来。陈毅、饶漱石、粟裕、张云逸、罗炳辉都撤过来了。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华中部队和山东部队。

山东这套机关让罗荣桓全部带走了，去接管东北。那时候，共产党在东北的势力很弱，包括林彪、高岗都是从四面八方调去的。中央要从各军区、各解放区抽调两万干部接管东北，山东军区贡献了一大批干部。那时，华东也缺干部。胶东也需要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因此，胶东区党委把一批干部和积极分子送到华东党校去学习。高级首长统一编班，警卫员也统一编班，统统进保卫学校。该编班编班，该上课上课，尽管身份是学员，身上仍然带着枪。

那时期我们学什么？一本《先锋》，小书不厚，一本《独入虎穴的姚来学同志》。《先锋》里边主要是英雄陈善。将来军党分离，局势复杂了，脑子也必须复杂。姚来学是共产党派到敌人内部去的。如何到敌人心脏里去开展工作？如何像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上里边去融化敌人？党员没有支部领导了，甭说开小组会，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自己看着干。

1946年4月8日，参加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因为国民党蒋介石推翻政协协议，冒着恶劣天气，从重庆回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和请示，飞机在山西晋北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同机回返的还有不久前获释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等。

4月12日晚上，陈毅从广播中听到这个噩耗，万分悲痛。当即作《痛悼与奋勉》一文，号召全军将士“变追悼的悲痛为奋勉”，“高举和平民主的光明的旗帜，去粉碎黑暗势力。”

那天是个周末，我们上临沂城去洗澡。当时，军队内部有澡堂子，每逢周末，各连队都发票洗澡。我们刚上通往临沂城那个洋桥，骑兵从后边撵上来了，一边招呼，“哎哎——，都回去，都回去。”我说，“干什么？”骑兵说，“有要紧的事儿！”李有海问道，“好不容易熬个周末，有什么要紧事儿？”骑兵说，“回去就知道了。”

 中央的电报早就来了，追悼“四八烈士”。我们得提前准备会场。4月19 日，山东解放区军民1万余人，在临沂大众剧场举行“四八遇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军长担任主祭。他在大会上号召全体人员，继承烈士遗志，努力工作，为争取和平民主事业彻底胜利而奋斗。陈毅和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联名写了一幅挽联：

顾现实，国家多事，人民多难，反动多狂，诸先烈在九泉安能瞑目；

想当年，富贵未淫，贫贱未移，威武未屈，给同志作一贯无上典型。

这一天，临沂城刮大风，刮得天昏地暗。我跟着首长上临沂城开会。华东党校陈毅校长召集会议并讲话，他说四川话，听不大懂。我们去开会，就是带黑纱。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正处在转化的阶段，咱们还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结果，蒋介石不是撕毁“双十协定”，重点进攻解放区么？不出毛主席所料，战争又起来了。就在这个时间，部队的所有机关，复员的赶紧往回头调。下边发动大参军，部队得充实。那时候，华东党校就成了干部库了。哪个战场用，往哪个战场调，调谁谁得走！

临沂是个落后地方，老百姓真穷。临沂属于涝洼区，当时种“菽菽”（高粱）、参子和稷子。参子生性抗涝，一旦大水来了，没了秸秆，光露着个头，它也能长。高粱秸高，穗子在上面。高粱什么时间收获？等到秋后冬前，地里和水面快上冻了，老百姓摇着小船（木排）进去，光割高粱穗，那个名叫“杀菽菽”。

当地不光是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进了一个村子，想找个识字的人，真不容易。偶尔找出一个来，胡子也老长老长。那个地方为什么流行皮肤病？为什么有那么些生疥的？从自然条件来看，洼涝区水田多，空气太潮湿了。另一方面，不讲卫生是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咱们这么些高级干部，离开生活条件比较好的胶东，奔波千里之外，到这边的农村来住，除了安全之外，卫生是个大问题。可以说，我们讲究环境卫生，和讲究个人卫生一样。当地人是怎么个风俗呢？无论男的女的，大闺女或是小媳妇，也不管大便还是小便，都是打野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在后边走，一个妇女在前边走，你本来想紧走两步超过她，她忽然不走了，一转身在墙角蹲下了，弄得你真不好意思。

八路军是一个工作队，同时又是宣传队。到了一个地方，首先移风易俗。咱们一看这个情况不行，通过地方政府，做老百姓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听。我们亲自示范，动员他们每家挖一个三十生地（公分）宽，四十生地深，六十生地长的卫生壕。他们的意见大了，说什么也不干。

每逢下大雨，满街的泥水和屎尿，流得到处都是，踩成了一锅烂酱，走起道来，脚底下“咕夹咕夹”地响。八路军战士没有水鞋，执行任务回来，把鞋脱下来，放到墙旮旯，简直能臭死人。别说咱的脚丫子臭，那鞋上的味儿就够闻的了！

小锅屋就是厨房，墙上那烟瘤灰，拿铁锨往下刮，刮一指也不会伤着墙皮。为什么有那么些烟瘤子？锅屋里没有烟筒。烧草烧柴的烟，就从锅门脸往外冒。咱们动员老百姓，跟他们说，“老汉，老妈妈，你这个锅屋，不能做上个烟筒？”他们说，“不行。老辈儿留下来的，那不透气了？”老百姓家家有个“牛蛋子”壶，陶瓷的。当时，推小车的，赶脚的，都弄那么个“牛蛋子”壶盛水，那种壶不好看，烧得很结实，碰两下不会碎，上边还有个壶盖儿。当地老百姓把“牛蛋子”壶拴上铁丝子，挂在锅门脸上。一边烧火做饭，烟火随着往外冒，随着燎这壶水，等饭做熟了，这壶“茶”差不多也燎开了。

到了临沂，说句实在话，老百姓那生活啊，就不是在胶东，焦黄的大饼子了。他那儿吃煎饼，那煎饼通红，干硬干硬，咬不动，累得风脉疼，咽不下去。高粱、参子、稷子加上瓜干儿，上水磨推一推，老百姓一年到头就吃这个。去这么些高级干部，光吃这个哪能抗得了？连我这小青年也抗不了。累得风脉焦酸，没办法，拿水泡着吃。炊事员是在当地雇的，做的小米干饭，不是咱胶东那样的，有个粘性，有个干饭骨儿。他那里全是蛎生米，这一粒粘不着那一粒，到了嘴里刚硬，谁能扒得了？

我的房东老汉对我说，“马子，”我学着方言回答他，“咋？”他说，“你这小青年啊，你要是在这儿吃一年小米子，身上的劲儿啊，巴巴的。”我说，“老汉，”他说，“咋？”我说，“我吃一年小米子，瘦得骨头卡卡的。”

我住在房东家的小锅屋里。我拿报纸把墙糊起来，上面搭个半截纸棚，大约一个床的宽窄。到了晚上，报纸后面“哗啦哗啦”响，睡不着。什么东西？——虫子夜行军。不定什么时候，只听见“啪——”一下，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赶紧点上灯一看，是蝎子！我跟老百姓借把剪子预备着，专门剪蝎子的厾子。一宿不用多，剪它一个两个，就到了下半夜了。

临沂老百姓有个好习俗——不吃隔夜米。老妈妈每天早晨起来“拤碓”。碓臼是石头的，下半截埋在地下。天不亮，老百姓就开始拤碓。房东有个大碓臼，周围邻舍都来踩。我睡觉警醒，街门响第一下我就醒了。咱为了做群众工作，起来帮老妈妈踩碓。碓在一进街门，门楼底下的那个小屋里。日久天长，老百姓表扬咱，咱真熬得慌。首长住在厢屋里，天不亮不起来。

到了五月端午，老百姓包出粽子给送来了。我上课回来，只见方桌上粽子岭得跟小山样的。我问房东老妈妈，“谁送的？”她告诉我张三、李四……我打听谁在哪儿住，我再给送回去。

本来是老百姓好心好意送来的，咱们应该吃。可是首长不吃，我更不能吃。那地方的人生疥，特别到了“裤裆里聚大营”的时候，那个脓包疥，满手流黄水，简直能恶心死人，谁能吃？咱不吃不要紧，这一下把群众得罪了。你再帮她们拤碓，人家不用了。见了面，脸上冷清清的，关系不好办了。以后，我见老妈妈推水磨、推煎饼、推豆腐，我照样去帮忙，老妈妈趁这机会找我，说，“你小马，你太瞧不起人了。给你送粽子，你再给送回来！”

我说，“老妈妈，八路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随便吃群众的东西。”我帮她推豆腐，做好了，她弄上椒子，吃了她一碗豆腐。从那以后，和群众的关系又好了。

在临沂党校学习这个阶段，确实生活太艰苦了，别说高级干部受不了，我们警卫员也受不了。我们和新四军在一块儿，北方人不习惯，南方人也不习惯。那时候八路军要服从新四军。人家占百分之九十，咱们的人太少了。在生活上，也不得不服从。米饭熬得太稠，喝不到嘴里，得拿筷子往里扒。馒头做得也不好。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咸菜就是大萝卜，使刀把萝卜理得一缕一缕的，拿盐卤一卤，晾起来，弄点儿芝麻盐一撒，光吃萝卜干子。

部队食堂自己杀猪。八路军、新四军里边什么人才都有，吹拉弹唱，木匠瓦匠，买猪杀猪岂不太简单了？等到礼拜天，杀一口猪，连皮带肉，切得像拳头那么大小，一块一块的。猪肉一炖炖两大锅，每人分一小铁盆。把肉炖好了之后，辣椒面子就下锅了。这是南方人的吃法。南方人就是能吃辣。我们乍去在“保卫训练队”，就俺那个中队来说，胶东人只有五个，王大福、林喜堂、曲宝成、李有海还有我。俺这五个人都在三区队。这么些辣肉，吃一个礼拜也吃不了。这么吃有什么意思？那时候的供应有白面。南方人愿吃大米，有白面他们不吃，咱也没法办法。

我在三区队当区队长，支部委员开会研究生活，南北方的同志凑在一块儿。指导员说，“小马，你谈谈，咱的生活怎么样？”我说，“我们提个意见。早晨光喝稀饭不行。山东人没有早晨光喝稀饭的习惯。”指导员当时就答复，“你们可以吃馍。”这不就解决了么？俺那五个人上伙房，打稀饭归打稀饭，还可以吃馒头。

最后，分这么些猪肉，每个人照一斤肉的标准下锅。我说，“俺北方人不能吃辣。最好这样，一个人摊多少，俺领回去自己做。可不可以?”既然让俺吃馒头，俺把白面领出来，还省了伙房的麻烦。从那时起，咱就开始包饺子了。把猪肉皮扒下来，剁饺子馅儿，咱也不用上伙房去拿菜，老百姓小菜园有的是。你去买，老汉再三再四不要钱。最后，通过包饺子，我们和南方人联合到一块儿去了。那时的面不定量。俺五个人，领五斤也给，六斤也行，咱把肉领出来，自己拌馅儿，买点儿酱油醋就行了。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7月5日，根据国共两党签订的《中共武装北撤协议》，长期在华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奉命北撤，除去地下武装和地下党的力量以外，全部从江南撤到江北，把地盘让给国民党。东江纵队要撤到陇海铁路以北的解放区。1946年6月30日晨，东江纵队（全称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2583人由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等率领，分乘三艘美国登陆舰，由广东的大鹏湾启程，经5昼夜航行，于7月5日到达烟台。在烟台休整两个月，将其作战部队编成东纵教导团，归华东军政大学统一指挥。当年9月13日，该部从烟台出发，于10月1日进至莒南的大店地区进行整编。他们属于新四军，后来，正式编入华野系列。

 “东江纵队”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八路军在思想上一时接受不了。北方的兵封建保守，甭说看见妇女解手，就是和妇女说句话，让旁人看见都要猜疑。东江纵队里，男女混合编制。而八路军部队里，基层没有女兵。除了后勤医院、电台有女兵以外，团以下根本没有女兵。师里在后勤、电台、文工团（属于文艺单位），卫生单位有女的，其他单位根本没有女的。可是东江纵队呢，连里的文书也是女的。你说行军怎么办？这么些妇女，解手怎么办？三个人背靠背，围出一个空儿，这个女的在里边就可以解手，轮流解手。新四军好洗澡。到了洗澡的时候，把男的赶出去，喊一声“我们洗澡啦——”，也不挂窗帘就洗起来。临沂那一带的房子没有壁子，弄高粱秸打的箔，公公婆婆在东间，中间一溜箔，也没有房门，晚上把箔一拉，西间儿媳妇那边也是一溜箔。高粱箔有缝儿，里外都能看见，两边说话，彼此都能听见，人家一点儿也不在乎。

作为她们来说，从南方到北方，到了冬天，这个严寒就抗不了。“哎呀我的乖乖！”冻得打哆嗦，连嘴唇都发紫。那时，突然来了这么些部队，咱那棉衣军工厂做不下手来，第一批棉衣全供应新四军也不够。沂蒙山不是山羊多，有土羊毛？这时间，我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帮助军工厂收购羊毛。“羊毛出在羊身上”。羊那东西虽说干净，它成辈子家不洗澡，身上也干净不到哪里去。何况是春季天退下来的老毛？又膻又腥，那个味道儿真足。收羊毛时，我认识了两广纵队的一个女兵小陈。新四军本来穿灰色的衣裳，小陈身体不好，从军医院刚出来，不抗冷。不知她从那儿弄的黄军装，穿在身上大一个号，两只手缩在袖子里，袖口在手里握着，人显得更小了。羊不是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我这个人仔细，看着不同颜色的羊毛缠在一块儿，心里就不舒服。我尽量把不同颜色的羊毛分开。当地“识字班”就笑我。小陈也笑我。她趁我不注意，把我捡好的羊毛稀里呼隆给和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愿意，我说话她能听懂，她说话有的我听不懂。语言不通，跟她也吵不起来。“识字班”在门口不紧不慢地摇着纺车，哼着歌，满地乱七八糟的羊毛，顺着大姑娘的指头，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圈毛线，顺丝顺缕的，真是个劲头。过去咱黄县老家妇女也是自己纺线织布，纺乱羊毛比纺棉花更费事。小陈没什么事儿干，过去帮着“识字班”纺线。“识字班”一看来了这么个小闺女想学手艺，就“嘁嘁”笑。没想到同样的羊毛，同样的机器，从小陈手里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匀。她把不同颜色的羊毛混在一块儿，那个杂色真好看。老百姓纺那土羊毛线，每人发三斤，打毛衣。小陈的毛线是自己纺的，而且最早穿上了。我也发了三斤。小陈说，“小马，我给你打。不过，你这羊毛不好，你等一等。”她手上老是不闲着。我说，“好，你织起你的再织我的吧。”

俺这帮人年轻火力大。天冷没觉出冷，反倒觉得临沂比胶东更暖和。白天只穿一件单衣，里边衬件汗衫。李有海这伙计简直就是条鱼，天那么冷，还上沂河边上去擦澡。擦澡忘了洗衣裳，裤子让水冲走了，他穿着小裤头，顺着流一气儿撵出将近二里地，把裤子捡回来了。发了毛线他也不会织，他也不找人织，在宿舍里，就那么脱得光巴溜杆的，一圈儿一圈儿往身上缠。缠够了，把毛线再收起来。没办法，到最后还得把毛线送回去，换棉裤棉袄。我的毛衣好长时间没织出来，我也不好意思去问，等着吧。我跟军工厂的科长认识，趁着给首长领棉衣的机会，我自己也领了一套。

又过了些日子，首长去开会，捎回来一个小包裹。晚上我回去了，王昆指着包裹对我说，“那是你的。”我打开一看，是一件毛背心，一件雪白的毛背心。我没舍得穿，以后部队转移了，再也没见到小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