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脆弱吗

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有利润500万、1000万，随你先拿。”

陈孟云说这话的时候，每天赚32元8角；一个月前，刚加了工钱，现在他每天赚55元1角7分。

他为这个承诺的背书是一本书：《中国幸福学》。“诚邀本书的合作出版者，本人仅提供书稿。”陈孟云说。

最高学历高中的陈孟云怀有幸福全人类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钱上网费在论坛上广发英雄帖“中国幸福学---期盼中国哲学界来拷问”、“21世纪世界大哲学已诞生---中国幸福学”、“中国诺贝尔之星---中国幸福学研究”。

回音寥寥。

而他挑战的目标，只等值于上海内环内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陈孟云有点像企图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诃德。

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

对幸福的探究源于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陈孟云39岁，他下岗了。止步于“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开始琢磨，谁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开始是只言片语发表在论坛上，积多了，后来连缀起来，遂成书，又几易其稿。

陈孟云坚信自己是“中国幸福学之父”，其理论核心是：人类的和谐幸福是无产阶级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位胸怀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现实烦恼是合上大部头，去翻账本，皱着眉头核数目字。陈孟云现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团的一名临时工，无证无编制，在后勤搞核算。他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还有点儿知识分子的体面。

可在知识分子圈里，他又不被待见。最近陈孟云买了两本书，《西方哲学史》、《哲学野史》，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很多大学问家都曾被称为疯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两百多年后才开始被接受。”

社会擅长于宏大叙事，做大做强的冲动像高铁车轮，让个人闲愁和小欲望随风而逝。焦煤划归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来年要冲击世界500强。

“工钱比其他好多矿还是低。”即将身为国际大企业的员工，陈孟云没有那么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于“工钱”，而不是“工资”，因为哪天不干活，哪天就没钱。

陈孟云赚来的钱还要养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这样可以使他们感觉到幸福。”

对幸福学研究了7年，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和一个硕士的时间，陈孟云觉得还是没法指导自己去把握幸福。

“满分100，你给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为何？”

“没钱消费，精神文化活动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后上班、下班ςς”陈孟云说，“我想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文体活动，比如篮球比赛。体育不应精英化，而应该市民化。”陈孟云是退伍军人。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陈孟云用减小分母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变环境，就去改变自己。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观。”

陈孟云生于1964年，见证这些年来社会、国家的巨变：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面开放与发展提速。

“人的终极追求应是幸福，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陈孟云认为。

“中间态”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线城市焦作的陈孟云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记账本的进项为零，支出却不能断。

一线城市亦居不易。《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ςς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海景御花园小区曾是大连昂贵的海景别墅区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独栋别墅与数栋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后就面临拆除的尴尬，买得起别墅的幸福却遭遇规划不良导致短命别墅的“杯具”。

郑州美景天城小区的孩子6年来一直面临上学难的困境，新区的建校速度总是赶不上城市的扩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桥，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发展，这种中间态下的幸福显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却容易被冲淡或打破。

“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脆弱。他们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ςς”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为何没有与收入同步提升

各阶层的对视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

影响幸福指数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2005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报告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社会问题之首。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全世界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多个国家里，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十个，中国属于其中之一。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能解释为什么收入的提升并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该理论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幸福感，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马克思说过：“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较为简单，整个社会只存在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不同群体间界分鲜明、稳定性高，而同一群体内部则分化度较低，同质性高。

今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人产生内心的不平衡，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变得更多，甚至有人产生仇富心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东亚快乐鸿沟”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

相关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则考察了后发国家的情况。他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

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长期致力于幸福学研究。他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将城市幸福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思考，“参照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学、人文的，我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