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社会史看中共“一大”选址

日期：2011-04-11 作者：熊月之 来源：文汇报                     
    熊月之
    
    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共“一大”筹办者与上海的渊源
    
    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与李达，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三人中，陈独秀(1879-1942)与上海渊源最深。这位安徽人1903年已经在上海居住过4个月，与章士钊等人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反清革命。那时，他住在公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125弄）。1904年秋天，陈独秀又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1913年，陈独秀因在安徽参与反袁斗争，遭通缉逃到上海。在上海又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日本。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新青年》）。此后直到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都住在这里。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住老渔阳里2号。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04年留学日本，1918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武汉。1919年到上海，1920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陈独秀赴广州后，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与陈望道一起主编《新青年》。那时，李汉俊在上海发起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1年春，因不满意陈的专断作风，愤而辞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交由李达接任，但仍参与组党建党工作。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13年、1917年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与“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北京各地宣传联络。李达在这年6月回到日本，1920年夏再回上海，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事，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11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办，是在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马林与苏俄情报人员尼科尔斯基1921年6月初到达上海以后，仓促启动的。那时，李汉俊、李达经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联系后，于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时间预定为7月20日，向各地组织发了通知。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如期抵沪，会议开始时间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三天，到7月23日才开幕。
    
    李汉俊、李达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筹办工作由他们具体负责。会议场所是李汉俊选定的，在其兄李书城家里；代表住所是李达落实的，在博文女校。李书城寓所与博文女校近在咫尺，当时同在法租界旧区西南角。
    
政治精英、思想精英主要活动在法租界
    
    “一大”会址选择法租界，不光因为李汉俊、李达当时住在法租界，而且因为建党早期那些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住在法租界，其宣传与活动机构均在法租界。这些人的住处集中在四个地方：
    
    一是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即《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创刊于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庐等编辑，翌年6月6日停刊。编辑部最初设在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迁往白尔路三益里17号。先后住在这里的有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杨之华。其时，邵力子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李汉俊常为副刊撰稿。《民国日报》社又代为《星期评论》印刷，《星期评论》与《觉悟》关系相当密切。
    
    二是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沿街并排两幢两层砖木结构建筑，于1920年夏秋间建成。李家自三益里17号迁来此处，将两楼内墙打通，楼梯合一组成一家。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中共“一大”即在此客厅举行。楼南路侧当时尚存农田，旁边有一庵堂。环境偏僻，人烟较少。
    
    三是老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寓所，时称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俗呼老渔阳里）2号，两层楼房。此楼原为安徽都督柏文蔚住宅。陈独秀与柏文蔚本为好友，1920年初，陈由北京南返上海，需寻住处，恰逢柏离沪他任，陈遂住进此楼。楼上厢房为陈独秀夫妇卧室，楼下客厅是《新青年》编辑部，亦为会客开会处。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参加《新青年》工作的人，常在此办公或居住。
    
    四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1919年李汉俊来沪，租赁此里6号居住，后迁往三益里与其兄同住，此处转给戴季陶居住。后戴不愿参加共产党活动，搬离这里。1920年杨明斋租赁这里开设中俄通讯社，自任社长。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9月，外国语学社在此创办。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此成立，并出版《机器工人》。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此设立团中央机关。
    
    这四个地方，分处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两侧，东面是《星期评论》社和望志路李书城寓所，西面是陈独秀寓所与新渔阳里6号，东西相距不到两公里。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活动地点距离这么近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地段的人文环境有关。
    
    如前所述，陈独秀的住所就是柏文蔚的住所，李汉俊的住所就是李书城的住所，柏文蔚、李书城都是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都是孙中山的部下，他们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住所，与孙中山等人在1917年至1921年将上海法租界作为国民党活动基地有密切关系。
    
    这里有个关键因素，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后宣布解除党禁，先前遭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或从地下转到地上，上海租界成为他们汇聚的理想之处。
    
    先看孙中山行踪：
    
    孙中山在1916年5月1日已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由东京秘密抵沪，不久，宋庆龄亦由日本返沪，他们藏匿在法租界洋泾浜55号一位法国人住所里。那时，孙中山是被政府通缉的要犯。党禁解除后，孙中山公开身份，住进法租界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已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丁人杰等人亦寄寓其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迁来上海，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党部的各位部长、副部长均住在附近，在44号办公，重要成员有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杨庶堪、邓仲元、蒋介石、吴忠信、古应芬等。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不止一次在63号寓所开会。自1917年7月17日至1918年5月4日，孙中山曾离开上海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但上海党务事务所并未撤销。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入住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此后两年在上海著书立说。1919年，他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朱执信等人创办《建设》月刊，《建设》社址就设在环龙路44号。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仍设环龙路44号。各位部长如总务部部长居正、党务部部长谢持、宣传部长张继、财政部长杨庶堪等均在此办公。
    
    事实上，在1916年6月7日以后，到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环龙路44号一直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
    
    由于这层关系，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周围，大而扩展至法租界旧区的西部、新区的东部，就成了对国民党政治精英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例如：黄兴1916年7月6日抵沪，先寓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后迁福开森路393号，同年10月31日在这里逝世。章太炎1917年至1922年住在吕宋路（今连云路）9号。谭人凤1916以后住浦石路昌余里50号，1920年在此去世。李书城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何时定居上海不详，当为1916年至1918之间，先住白尔路，后迁望志路。朱执信1918年来沪，住在环龙路44号隔壁，协助孙中山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并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直到1920年离开。
    
    环龙路与霞飞路是毗邻的两条平行的马路，由一条弄堂相连。环龙路与莫利哀路中间也只隔一条马路。所以，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住所近在咫尺。
    
    那是一个理论混沌的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常有交叉重叠。持不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像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那样泾渭分明。李汉俊是中共“一大”发起人，也是《星期评论》骨干；邵力子是国民党骨干，也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成员；共产国际的吴廷康既找陈独秀，也找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统一战线盟友，他们居住地、活动地的选择，也往往趣味相同。
    
法租界独特之处
    
    孙中山、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为什么要聚集在法租界活动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时上海不同区域形成及功能区分，了解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的活动特点。
    
    自戊戌政变后，中国政治就明显呈京严沪宽态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上海租界当局设法让他逃走的；维新志士黄遵宪遭通缉，是上海租界当局将他保护下来的；章太炎、邹容在上海宣传反清，仅分别被判三年、二年监禁。民国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北严南宽态势并无改变。“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相比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上海文化事业本来发达，出版机构多，报纸刊物多，中外联系广，信息渠道多，加上一市三治，有缝隙可以利用。
    
    上海各个区域中，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又以法租界更为宽松。
    
    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过程。开埠前，上海城市重心在县城，租界辟设后，上海城市重心逐渐北移。在公共租界，河南路以东、苏州河以南率先城市化，然后西进至西藏路，再后来推进到静安寺一带。相形之下，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一直人气不旺。
    
    1914年以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
    
    一是法租界面积大扩展。法租界于1849年辟设时面积不满千亩。1914年为止，法租界面积已逐渐扩大至15150亩。
    
    二是城墙拆除。开埠后，随着城市重心北移，城墙的防卫功能不但早已失去，而且日益成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上海士绅多次提出拆墙之议，均未获当局采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拆城之议获批，拆城工程于1914年冬结束。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后，筑以马路，从此，县城与城外华界、法租界连成一片，改变了先前彼此隔离的局面。
    
    三是洋泾浜填平。洋泾浜在上海开埠后成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界河。1914年两租界商定填河拆桥筑路，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筑成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使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连为一体。
    
    扩界、拆城、填浜三件大事，使得法租界与城厢内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成一片，为法租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同样是租界，就地价而言，在19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间，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同样是法租界，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高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低。以1930年为例，这年旧区地价每亩估价为100524元，而新区每亩只有18319元，新区是旧区的五分之一不到。
    
    同样是租界，法租界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比公共租界严格。1914年10月9日，董事会决定，在顾家宅公园周围，由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华龙路（今雁荡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形成的四方形区域内，只准建造西式房屋。1920年3月18日，工务委员会建议，在霞飞路以南，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以北，金神父路以东，吕班路以西，在此四方形地带内，只准建造西式建筑。这样，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就形成了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严格按欧洲习惯建造的住宅区。
    
    1921年以前，上海四个区域在城市功能方面已各具特色。公共租界中区（今西藏中路以东）与法租界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是商务、金融区；公共租界西区（今西藏中路以西，到静安寺一带）为高档住宅与休闲区；北区（苏州河以北，虹口一带）是商务区、航运、住宅区，也是日本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东区（今杨树浦一带）为工业、仓储区。城厢内外包括今南外滩，为居住、商务、工业混合区；闸北为交通、工业、商业、居住混合区。法租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则是以住宅为主，也有一些商业、文化、卫生机构，诸如震旦学院、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顾家宅公园。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数量可观的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