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的摇铃: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05月11日--头版新闻--上海专家详解中共一大选址

中共一大为何在上海法租界举行 上海专家详解中共一大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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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1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5月7日,观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复原一大会场情景的蜡像。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时隔90年,后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大会在法租界举行?是巧合,还是另有缘由?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史学专家熊月之日前向记者详细解读了中共一大选址的来龙去脉。
  一大筹办核心人物皆居住在法租界
  　　熊月之说,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1920年前后他们均居住在上海法租界。
  　　三人中,安徽人陈独秀与上海渊源最深。史料记载,1903年他已经在上海居住过4个月。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依然入住法租界,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该寓所距离一大会址不到2公里。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留日归国的他于1919年来到上海,1920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他就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
  　　李达,湖南零陵人,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李达回到上海,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中,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 BODY { FONT-SIZE: 14px; FONT-FAMILY: 宋体 } TABLE { FONT-SIZE: 14px; FONT-FAMILY: 宋体 }   　　熊月之在整理史料时还发现,1920年前后,入住法租界,且居住点与中共一大会址实际距离均在2公里步行范围内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10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知识分子。
  环境幽僻是选址重要因素之一
  　　熊月之分析,自戊戌变法后,中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形成了“北严南宽”的格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上海租界当局设法协助其逃跑。五四运动后,北方气氛紧张,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进一步促使《新青年》编辑部南迁。
  　　1920年至1921年,上海已吸引了一批政治、文化精英汇聚。而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中,以法租界的氛围相对宽松。
  　　事实上,自1919年起,法租界已成为上海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和社团的聚集地。无论是国民党背景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劳动界》,以及久负盛名的《新青年》都集中于法租界编辑发行,此外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等也都位于法租界。
  　　熊月之说,法租界望志路环境幽僻也成为当时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档案显示,望志路106、108号,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这位专家还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的会议场所,即李书城和李汉俊寓所,是李汉俊选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达落实的。
  　　熊月之分析认为,相对公共租界,法租界是“后起者”,1921年其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此、居住于此、活动于此。最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许晓青)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

中共一大为何在上海法租界举行 上海专家详解中共一大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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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11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   相关文章： 
　　▲5月7日,观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参观复原一大会场情景的蜡像。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中共一大为何在上海法租界举行 上海专家详解中共一大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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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史学专家熊月之日前向记者详细解读了中共一大选址的来龙去脉。
  一大筹办核心人物皆居住在法租界
  　　熊月之说,中共一大的筹办,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1920年前后他们均居住在上海法租界。
  　　三人中,安徽人陈独秀与上海渊源最深。史料记载,1903年他已经在上海居住过4个月。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再返上海,依然入住法租界,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该寓所距离一大会址不到2公里。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留日归国的他于1919年来到上海,1920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他就随兄长李书城等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
  　　李达,湖南零陵人,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研读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李达回到上海,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遂参与其中,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 BODY { FONT-SIZE: 14px; FONT-FAMILY: 宋体 } TABLE { FONT-SIZE: 14px; FONT-FAMILY: 宋体 }   　　熊月之在整理史料时还发现,1920年前后,入住法租界,且居住点与中共一大会址实际距离均在2公里步行范围内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10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知识分子。
  环境幽僻是选址重要因素之一
  　　熊月之分析,自戊戌变法后,中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形成了“北严南宽”的格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上海租界当局设法协助其逃跑。五四运动后,北方气氛紧张,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下,进一步促使《新青年》编辑部南迁。
  　　1920年至1921年,上海已吸引了一批政治、文化精英汇聚。而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中,以法租界的氛围相对宽松。
  　　事实上,自1919年起,法租界已成为上海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和社团的聚集地。无论是国民党背景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劳动界》,以及久负盛名的《新青年》都集中于法租界编辑发行,此外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等也都位于法租界。
  　　熊月之说,法租界望志路环境幽僻也成为当时选址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档案显示,望志路106、108号,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这位专家还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的会议场所,即李书城和李汉俊寓所,是李汉俊选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达落实的。
  　　熊月之分析认为,相对公共租界,法租界是“后起者”,1921年其人口密度不高、房屋租金适中、道路交通便利以及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聚集于此、居住于此、活动于此。最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许晓青)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