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财富报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I 北京报道

　　1911年的中国，羸弱，孤独。那一年的2月，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里，“清华学堂”的牌匾被悄悄挂起。 当47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少年走进学堂，他们肯定想不到，自己将作为历史的开创者，被载入史册。

　　100年不算遥远，但足够震撼。

　　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大学几经沉浮，数易其辙；兴办于国耻赔款，如今以财富傲人。回顾和梳理清华大学与财富有关的人和事，我们发现，这艘中国高教航母，在培养科学家与社会精英的同时，也在构筑着自己的财富王国。

　　“学堂”清华

　　览中国名校，大多数跨越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1895年，王文韶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清华学堂创办于1911年，从“年龄”上讲，属于上述学校的“小弟”，但这位“小弟”刚一出世，便引来“大哥们”的羡慕和嫉妒。之所以被人艳羡，是因为这位小弟的“不差钱”。

　　1901年9月7日，因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朝政府与英、美、俄、德、日、法、意、西、奥、荷、比共11个外国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庚子年)，故此款被称作“庚子赔款”。

　　美国是《辛丑条约》的签约方之一，1901年，各国代表在天津商议“庚子赔款”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令驻华公使康格及《辛丑条约》全权代表罗克希尔于会议中提出两点主张：为免中国财政不胜负荷，全部赔款不得超过15000万美元；美国应分得全部赔款的1/6即2500万美元。

　　“庚子赔款”的谈判结果是：中国赔款总数为30000.3万美元(合银45000万两)，美国分到2444万美元(合银3200万两)，占全部赔款的7.4%。

　　后来，美国政府自认为赔款“原属过多”，主动打算退回一部分庚款。但美国人又不愿意支付现银，他们想出一个一举两得之策：用应退赔款来培养留美中国学生。

　　有分析认为，之所以说美国此举是一举两得：一是可“弘扬”西方文化；二是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生大增，美国要和日本等国竞争在中国的影响力。美国人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单靠武力是不行的。

　　当然，此论断无从考证。但不管怎样，美国退还“庚款”，导致了清华的诞生，也开创了中国人去西方留学的先河。

　　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与金榜正，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生物学家秉志、胡适、张彭春、赵元任等。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将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是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从此拉开了清华历史的序幕。

　　诞生在中华民族深重的内外忧患中的清华学堂，也注定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起落发展。后来，清华大学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到今天。

　　“国立清华”

　　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尽管校中“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但清华称不上是一座完整的大学。“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等新思潮的推动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纷争，历数“清华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陈述改办大学的必要与可能。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终于问世。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清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这一年的年底，南京沦陷，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往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艰苦卓绝的联大八年。

　　这是日子最苦的8年。国难当头，南京政府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没有精力眷顾教育。西南联大很清楚他们的处境，三所大学把各自的家底敛在一起，把各项预算降到最低，以其能用有限的资金，熬过战事。

　　2011年3月17日， 广东珠海。在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见到了已86岁高龄、至今仍活跃在教育战线上的清华学子张子云老先生。

　　1937年，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张子云见证了西南联大艰苦卓绝的南迁之旅。“我们转移到云南时，条件非常艰苦，闻一多和华罗庚，两个人拖儿带女地就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只有一间，两家人在房子中间拉个被单，就算各自有了自己的家了。”提起那时岁月，张老先生唏嘘不已，他回忆说，当时有一位老师，每天骑马来学校上课，几十里的山路，他从未迟到过，“清晨，每当操场的课钟响起，你总是会看到他(老师)的身影，他靠在树干上叫同学们起床，身边拴着他的白马。”

　　这位骑马上课的教授，就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

　　据张子云回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学生的伙食很差，大家都吃不饱，很多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然后拿去油印的。我们的演算纸和练习册，都是正面反面写满字的。老师们没有工资，只有不定期的、少得可怜的生活费。”

　　据史料，那个时期，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开的《文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也按时上堂讲课，从不缺席。地质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的研究，陈省身在微分几何中高斯－波内公式的研究和拓扑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关于广义相对论与湍流论的研究，吴大猷等人关于原子、分子结构与光谱的研究，王竹溪等人关于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研究，张文裕等人的核物理研究，吴有训关于X射线研究，余瑞璜等人关于晶体结构研究，任之恭与孟昭英等人关于电子学研究，汤佩松等人生物物理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一定影响。

　　那个时期，很多联大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6位“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82位中科院院士、13位工程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众多科技工作者。还有不少联大学生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民族解放而战，甚至献出生命。

　　张子云老先生目前是澳门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教书不要工资，属于义务劳动，“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课堂就是我的生命。”

　　造富清华

　　回到当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清华园已不仅限于培养官员、学者和工程师，更成为诸多创业家的摇篮。

　　“我能在两分钟内辨别对面的男生来自清华还是北大。”4月10日，一位北京高校的女生向记者炫耀她的“慧眼识人”，“如果这个男生能言善辩，谈话内容又是关于时政或者人生理想，那他一定是‘北大男’；如果他总是缄默不语，甚至和女生一说话就会脸红，那他一定是‘清华男’。”

　　这只是个玩笑。但认真分析清华学生的言行特点，却会发现：清华人的创业行为，多半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低调、务实，更容易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导者。

　　3月6日，记者见到了清科集团创始人、总裁倪正东。1998年，倪正东就读清华大学硕士期间，参与组建清华大学创业投资协会，并模仿麻省理工在清华举行了第一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1998年前后，清华大学掀起一股创投(VC)热潮，也正是那个时期，很多清华学子选择自主创业，并涌现了一大批创业精英。”倪正东认为， 1998年的“创业大赛”更像一个分水岭，“以前，很多人认为清华是培养科学家、学者、高新技术人才的地方，从1998年开始，人们发现，原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能闯市场、做生意。”

　　在权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分颇高，这不无道理。因为，清华不仅是一所大学，它还是注册商标，还是企业的名称。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企业耳熟能详。

　　实际上，早在2003年10月，清华大学就已在清华企业集团的基础上改制而成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清华控股。清华大学由校办产业的经营者变成投资者，其名下资产将全部无偿划拨给清华控股。

　　登录该公司网站，你会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产业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保、生命科技、科技服务与知识产业等广泛领域。

　　目前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拥有清华同方(600100.SH)、清华紫光(000938.SZ)、诚志股份(000990.SZ)等数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和清华阳光、科技园建设、博奥生物、清华创投等28家控、参股企业。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08年，清华控股总资产达353.24亿元，经营总收入达260.38亿元。

　　近年来，清华控股及所投资企业积极推动与清华大学之间的科研互动，2003年至2008年6年间，清华控股及所投资企业与清华大学签订横向科研合同总计已达93026.58万元。

　　可以说，时隔百年，清华的财力，再次成为中国高校们艳羡和追赶的目标。

　　清华的“最大财富”

　　在百年历史中，清华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赵元任、陈岱孙、闻一多、曹禺、梁实秋、钱钟书、杨绛、季羡林、吴晗、费孝通等文学巨匠、史学大家、经济学者，开创并发扬了清华的人文传统；竺可桢、高士其、叶企孙、周培源、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梁思成、钱伟长、周光召、华罗庚、吴有训以及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等科学大师为清华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有14位在清华学习或工作过；600多位校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0名校友当选美国国家院士；400多名毕业生就任国内院校校长、党委书记。

　　半个世纪来， 清华校友中，共有32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35人担任部省正职领导。

清华离世界一流名校有多远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清华财富报告表1

　　清华该打多少分？

　　“一流”与“二流”的争论，后人看来必感无聊，一所大学的分量，不在评分，而在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

　　清华离世界一流名校有多远？

　　十年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轰轰烈烈，清华一马当先，宣布十年左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今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表示，争取在2011年建校100周年之际，使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转眼间，清华百年校庆将至，它能得到“世界一流”这个头衔为校庆应景吗？它和世界顶级名校还有着哪些差距？它为成为“世界一流”做了哪些努力？国际上又是如何评价清华？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并无定论。但是，从各方言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性，比如：人才(包括教师和学生)、科研成果、学术成就、创新能力，乃是世界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评价指标。

　　3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清华校友吴邦国在视察清华大学时说：“一流大学应该成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成为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汇聚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

　　直言“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则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1年新年献词中的话来说，则是“大学之道，育人为本，学术为魂，大师为先 ，责任为重”。

　　国际上权威的大学排名机构，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等，将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细化为：同行评价、雇主评价、学术成就、国际融合、业界影响力等等。

　　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打算拿这些尺子来衡量清华，呈现一个国际视野下的清华。

　　“一流大学”悬念

　　2010—2011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前100名上榜的中国大学共有5所：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位列第21和第41位；北大、中科大位列第37和第49位；清华大学则名列第58位。

　　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和《QS世界大学排名》的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均排在第54位，也都排在香港大学和北大之后。

　　这样的排名，对于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清华来说，不算好消息。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最权威的大学排名，也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所高校的全部面貌，排名顺序也仅供参考，但是通过详细比较各项得分，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香港的大学排名比清华靠前？要知道与清华这样的大佬相比，他们简直只能算是小弟。再比如，为什么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了高分，甚至远超过哈佛大学？在人们印象中，哈佛有著名的哈佛基金，是最有钱的大学之一。难道清华才是不露富的“财主”？还有，有“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很强，但是我们看到，“论文引用率”等相关学术指标，清华大学得分很低。

　　在以学术表现为重点的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中，清华甚至排到了100名开外。在该排名的细分项“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颁给有卓越贡献的年轻数学家的奖项)的教师折合数”、“各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两项，清华都只得到0分。

　　如果细心，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自今日始，也并不是通过大学排名才突然显现。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2006年那一场“北大清华是否二流”的争论。

　　当时，在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的背景下，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提出“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的言论，并进而表示北大清华应该“甘当二流”。这些言论引起激烈争论。有人开始高调赞誉香港高校，批评北大清华。他们认为，香港的一流大学拥有更自由的学术气氛、更优秀的教授阵容、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现代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更优厚的奖学金；而北大清华则被行政所主导，缺乏自由学术空间，教授水平良莠不齐，急功近利……

　　这样的观点尽管不一定正确，但的确代表了一部分观察者的看法。在西方调查者眼中，北大、清华与中国香港和日本等亚洲地区和国家一流高校的真正差距，表现在学术能力和国际化程度上。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国际融合”一项，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分别得了91.4和97.4的高分，而清华只得了43.0分。

　　西方调查者认为清华在国际化方面仍需努力。国际化并不是留学生数字就可以代表的。“在过去的20至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去年在中国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时指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快则20年，慢则50年。

　　在“论文引用率”一项，清华的得分也远远低于香港的大学。相对于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分别为96.1和98.2的高分，清华只得了52.7分。

　　可想而知，被援引的论文，往往是那些高质量、原创性论文，清华在这项指标上的落后，部分反映了其在学术水平上的欠缺。

　　什么是真正的强项？

　　通过《QS世界大学排名》的排名，分项对比，我们会发现，清华得分高的，一是最能反映一所高校国际声誉的“同行评价”；二是毕业生雇主的评价。

　　“品牌，是清华的黄金资产。它是中国最顶尖的学府。”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如此认为。

　　此外，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中，清华在“产业收入”一项得分颇高。

　　如果说哈佛有钱，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著名的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是美国顶级机构投资人，规模超过200亿美元。但在“产业收入”一项，哈佛只得了34.5分，而清华得了97.8分。

　　“中国办学的宗旨和要求不断地改变。过去，重点大学如清华大学的任务和目标是培养人才。这些年来，办学多了一个宗旨，也就是把科技成果转化，直接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孙继铭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应当说，在“产业收入”一项得高分不仅是清华本身的表现，也体现了清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前行。

　　“作为无可争议的全国顶尖科技大学，清华大学通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转型，清华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到与中国相关的研究上。”

　　从清华大学近年来在科研方面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出，诸如“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清华一号”微小卫星、城市客车多能源一体化混合动力系统、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等，无一不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经济、国防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息息相关。

　　外媒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特殊时期，评价清华，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不能不提清华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

　　走向世界的清华

　　清华大学建立之初就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如今，扎根中国、有着百年历史的清华仍在“恶补”国际化。

　　目前清华已与世界200余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与82所海外院校签署了学生交换协议，学生出国人次逐年上升。从派出学生的比例来看，约有40%的博士生、25%的本科生有海外学习经历。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达到30%的本科生具有海外教育经历。

　　清华海外留学生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尤其是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已由2004年的205人增至2009年的895人，增加了3.3倍。截至2010年，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将超过1000人，占全校研究生的比例可超过7%。外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和所占比例居全国高校首位。

　　“2010年，清华MBA有超过45%的外籍学生。这在中国MBA学院中，比例最高。”美国《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称。

　　不仅扩大外籍生源和师资队伍，清华大学的国际化尝试还包括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海外知名跨国企业的合作。

　　2009年，围绕“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联合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清华—剑桥—MIT三校低碳联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提供先进的能源技术和政策决策参考；清华大学先后与丰田汽车公司、联合技术公司、英国石油等30多家海外企业成立联合研究中心，积极有效地整合双方的科技、智力和财力资源，产生出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合作项目和科研成果。

　　“没有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成功，就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果。”顾秉林校长如是认为。清华大学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那么，再等多少年，清华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答案或许是2020年，因为到那时，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可以想见，到那时，清华在其中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

　　也许，我们不必非要等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因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比成为“世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多少人才，推出了多少科研成果，为国为民做了什么。每20元股市资金里，就有1元掌握在清华人手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维晨

　　14105亿元。

　　截至今年4月1日，“清华系”所占中国沪深股市总市值的份额已达到5.02%。

　　《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万得资讯，通过对沪深股市共计2000余只股票进行信息分析，编制出了“‘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据该排名显示，一群与清华大学有历史渊源的高管群体，已控制了中国众多上市公司。

　　据统计，在沪深股市中共约接近10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毕业于清华大学或在清华有求学、授教经历。他们分别担任着不同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以及银行行长。而“清华系”背后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大约为14105.46亿元。

　　在上述企业高管人员中，12人担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46人担任董事长，13人担任总裁，26人担任总经理，1人担任行长。这98位“超级知识分子”掌控了90家领域不同的上市公司。

　　在“‘清华系’上市公司A股市值排名20强”中，马蔚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担任行长的招商银行(600036.SH)市值最为庞大。截至2011年4月1日，招商银行的市值为2531亿元。马蔚华也是股市“清华系”中唯一一位行长。

　　其次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常小兵担任董事长的中国联通(600050.SH)，其市值为1206亿元；排名第三的是黄迪南担任总裁的上海电气(601727.SH)，最近统计的市值为775亿元。黄迪南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他们三家企业分别属于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清华系”所涉及的领域还包括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航空运输业、电机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房地产开发、煤炭业、医药制造、汽车制造、化工、影视等行业，几乎囊括了全部的社会经济领域。

　　在位居前20强的公司高管中，他们大多拥有清华大学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工科硕士学位。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也有的是优秀企业家。尽管有不同的从业经历，但是他们都曾是接受过清华大学的高等教育，或任职清华大学的教授或客座教授。

　　在近百人的“清华系” 和总市值“14105亿元”以及总市值占比“5.02%”，这三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这一群体的分量却已不言而喻。

　　或许在中国的股市中，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出有类似经历和身份的高管群体。而在清华大学百年诞辰之际，这一群体即被符号化。而“清华系”的名称，此前便被观察家代指资本市场上以“同方”为主的寥寥几家公司。

　　但如今看来，真正的“清华系”已经远远超出原本几家企业，一个高校联盟的范畴。这些与中国最高学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市场要人以及其背后庞大的公司机构所组成的整体能量，才是“清华系”真正的意义所在。

　　专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

　　跻身世界一流，需要“去行政化”

　　《中国经周刊》记者  张璐晶I北京报道

　　清华学堂因清文宗咸丰御笔“清华园”而得名，如今这块匾额被置于了工字厅之上，昔日的皇家园林成为了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4月10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在此处雅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去行政化”重在办学自主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根据这一要求，清华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做些什么？

　　邓卫：对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总体战略是“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2011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即将进入第三个九年，清华要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占据世界领先位置，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须进一步努力：

　　第一是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培养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要成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据了世界第二，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而这又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三，加大改革的力度，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清华会否将“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邓卫：“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总体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机构和岗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组织，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就要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岗位。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即按教育规律、按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按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处理事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要害所在。

　　具体到措施，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宣传，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即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政府到百姓，从媒体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管理部门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让大学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对内，要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学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要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现代大学制度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色而定，没有一个模式能拿来克隆，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大学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大学的经验来建立。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科学决策，依法治校。

　　两岸清华都是中华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提起清华百年，就不由得让人想到清华的近邻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各自使命和竞争点有何不同？

　　邓卫：清华、北大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所应有的表现，不应该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必须有一批名校、有若干卓越的学校，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清华、北大在中国承担着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

　　清华和北大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还曾合并为一校，共同创造了一段战时教育的辉煌。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三学院，几乎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由此形成的学术渊源和文化传统是两校共同的骄傲，这也是和国外的“双子星座”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定位大陆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的关系？

　　邓卫：两校同根同源，梅贻琦校长曾经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训，“行胜于言”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风。我去台湾访问的时候，看到新竹清华还在校内专门做了一个二校门的缩微版，就是希望把清华的传统在宝岛台湾继续生根发展。

　　不过，两校的学科结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更不一样。不同的办学方法只要能服务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应该肯定的。两岸清华虽然地处两地，但是都以自己办学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清华大学邀请全球领域的一流学者对清华的某些学科进行了专业的国际评估，通过这次评估是否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无具体的改进措施？

　　邓卫：评估专家都是随机听课和随机与师生交流，不用事先打招呼，完全客观真实并附有书面中肯的评估意见。通过十几个学科的评估，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感觉到了，但不那么深刻，或者有些隐藏住了，没有发现，又或是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是通过评估鉴定后调整了改进的力度。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还会坚持国际评估这个办法，通过同行的评议，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至于具体的改进措施，我本人作为建筑学院的教授有两点比较深的体会。一个是我们的青年教师的发展前景与待遇相关，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大学里不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将会非常严重。国外专家对此问题看得很犀利，我们目前青年教师的薪资水平、住房条件、科研经费等都不是那么理想，大学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是外国专家感叹处于城镇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清华建筑学院提供了参与很多重大工程的机会，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但是反过来，因为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我们更不能放弃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作为大学还是应该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不能有偏废。

　　大学要领先，就要在理论上有建树。就像是我们以前建筑系的鼻祖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的最大功绩不是建造了多少座房子、设计了多少项目，而是他第一次系统和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过系统梳理给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用数学大师林家翘：中国急需一流大学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地带的树荫静谧处，有三栋精致的白色别墅，这就是被誉为“清华大师别墅”的地方。有三位科学家受邀入住这里，他们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和国际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首位华人获奖者姚期智。

　　2002年，世界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大学继杨振宁之后，邀请回来的第二位世界级大师。这距他上个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已经整整七十年了。

　　4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林家翘教授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专访。林家翘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根据国家需要，提高整体的研究水平，中国需要一批一流的大学。

　　清华求学：学校小、名师多

　　林家翘1916年7月7日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

　　1933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的清华只是一个方圆几百米的小学堂，但是，这里却汇集了一大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著名学者，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和数学家周培源等人。

　　后来者，将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誉为“黄金十年”。

　　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从1929年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到1938年，清华物理系共培养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这其中有21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人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1人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林家翘当年就读的清华大学与现在比起来要小得多：“当年我在清华做学生时，那时候清华比现在规模小得多了，老清华这个区，就是在二校门里面的，大礼堂前面的草地，就是清华的主要草地了，从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出当时清华有多大了。那时候，清华收学生非常严格，我们的物理系一个年级只有十个人吧，算是学校比较大的系了。”

　　“那时候清华好几位教授的课都很好，而且物理系还在不断进新人，刚刚从国外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非常有精力，带来的科学很前沿。比如我就记得叶企孙，三年级给我们教统计力学，他上课，第一堂课就讲得很深入，关联上的问题都想得很清楚。然后再讲一些细节。现在像这种高瞻远瞩的讲法很少的。”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老师中，对林家翘影响最深最广的，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应用数学鼻祖的周培源先生。当时的周培源放弃了长年研究的广义相对论，专心于将数学应用到航空上，为中国制造出自己的飞机。“1937年日本人打中国了，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国很吃亏，就是因为飞机根本没有，所有的物理学家说爱国，就应该学航空。”？

　　1937年，林家翘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随即留校担任助教。同年，“七七事件”爆发，他便跟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搬到长沙，半年后又迁到了昆明。

　　西南联大：好在一个“联”字

　　1938年2月，林家翘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林家翘对西南联大一言以蔽之：好在一个“联”字。“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在那儿去了，名教授都聚在一起了”。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后来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

　　林家翘认为这不是偶然。“在西南联大，(学生)积累基础知识，没有这个基本知识，不可能得诺贝尔奖。就跟种一棵树一样，它慢慢生长，哪一段出了问题，它都不成功了”。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共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船运中断，后经多方争取，包括周培源先生的帮助，直到1940年，林家翘等人才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林家翘1941年获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赴美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习。

　　在加州理工大学，林家翘遇到了他的博士生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这位大师级学者把年轻的他带到了应用数学研究的前沿。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大学)，我记得当初是我的老师周培源读博士学位的地方。”林家翘说，“冯？卡门，他是对中国很有兴趣的，他很愿意帮助中国发展。”

　　师从冯·卡门，林家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收获：“第一，他给了我一般性的指导；第二，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

　　这个论文题目，就是在美国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海森堡(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著名论文《关于流体流动的稳定性和湍流》。

　　“海森堡成名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岁，他代表了新的物理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当时我去做他的一个论文题目，绝对是前沿。”

　　林家翘在博士论文中巧妙地运用了适当的数学变换，澄清并严谨化了海森堡的计算，给出了被学界认可的湍流现象的解释。“海森堡的题目，他没做出来，我做出来了。”

　　1945年，林家翘博士毕业时，撰写了三篇关于海森堡问题的博士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应用数学杂志上。因为证明了一位科学大师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时只有29岁的林家翘从此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重回清华：我的工作就是提高研究水平

　　在人才济济的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实验室，林家翘这位华人成绩非常突出。对海森堡争议问题的证明，更让他有了与两位科学大师接触的机会，一位是后来被称为数学奇才、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另一位就是海森堡本人。当然，与海森堡见面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了。

　　林家翘获得学位的时候，冯·卡门请了冯·诺依曼，他们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把冯·诺依曼介绍给他。“有人就问我，跟大师接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说要紧的还是issues(问题)——你考虑的问题，是不是他有兴趣的问题。他对于那个问题根本就有兴趣，你去讨论，他当然愿意跟你谈了。”

　　博士毕业后，林家翘先去了布朗大学，一年半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1953年被评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6年评为学院教授。在麻省理工这所大师云集的一流学府，全校一百多位教授中能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的不超过十人。

　　1962年起，林家翘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数学学会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协会主席等学术职务。

　　2002年，林家翘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为了推进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林家翘在清华主持建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以恩师周培源的名字命名，显现了林家翘对已逝恩师的怀念。

　　当初邀请林家翘回到清华大学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林家翘对触动他选择回国的那句话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当初就跟我谈，清华想要请我们这些人回来，帮助清华走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

　　现在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有四个正式研究人员。人数为何如此少？林家翘觉得“少”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水平高，人不可能多，我们用中心这个词，就是表示小的意思”。

清华将军谢希仁：打造中国卫星通信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南京报道

　　“4月24日，我将到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庆典。清华校友中的院士和将军都将被邀请参加。我属于将军之列。”

　　4月7日，南京，解放军理工大学，已经迈过八十门槛的谢希仁教授，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许多。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是一位文职将军。

　　母校清华百年华诞在即，两鬓飞雪的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仿佛回到那青春年少的时光。

　　难忘的“大师云集”胜景

　　清华园让谢希仁最难忘的是恩师们。“有许多老师都是大师级的，其中多人后来都成为了院士(或学部委员)。”

　　“一年级我选了孟昭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普通物理。二年级的应用力学有四个大班，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教两个班，张维(著名力学家)教两个班，我选了张维的班。二年级以后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教授给我们上课。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钟士模教授给我们上过三门课：交流电路、电机原理和瞬变分析。哈佛大学的博士常迵教授也教过我们三门课：应用电子学、无线电原理和电波学。”

　　谢希仁特别提到钟士模教授的授课水平非常高，凡听过钟老师课的学生，都感到终身受益。谢希仁说，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都是以钟老师为榜样来进行教学工作的。

　　当年，学生们可以任意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谢希仁说，他旁听过周培源教授的理论力学，闵嗣鹤教授(数学家)的高等微积分，还有彭桓武教授(理论物理学家)的物理数学。这些大师们的讲课让年轻的谢希仁获益匪浅，在学习方法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抚今追昔，谢希仁很有感慨，“现在的清华大学与当年相比，漂亮的大楼更多了，实验设备更先进了，科研经费之多就更不用提了。但当年大师云集的胜景已不复存在。现在清华在校的年轻本科生，已很难享受到我们当年的课堂教育了。”

　　“可怕”的成绩公布

　　清华园严格的考试制度让当年的他倍感压力。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是期末没有补考一说。任何一门课如果不及格，就必须重修。如果一门主课不及格，那很可能要留级；如果两次主课不及格，就很可能要退学。

　　成绩公布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考试后，大家会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看成绩公布栏。每到期末结束后，都会按学号顺序公布成绩。如果不及格，分数就是红笔写的。“大家自然内心祈祷，千万别红啊。”与此同时，班级里最高分是多少，最低分是多少，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如何，这个榜单看得很清楚了，大家都会暗暗鼓励自己下次要更努力，争取排名再往前靠一点。

　　每次考试后，不及格的人数还真不少。而清华园的教授们有个癖好，不以本班学生考得好为荣。如果某门课程的最高成绩只有70分，那才表示教这门课程的教授非常严格。例如，当年的钱伟长教授就以出题奇难而让学生“闻风丧胆”。

　　清华电机系二年级的平时小测非常多，基本每周一次，每次50分钟，只有一道或两道考题。这些题目出得都非常有水平。如果你一看题目，觉得很有把握马上就匆匆下笔演算，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做不出来，越做越繁，压根就来不及做完。但如果你开始不急于去做，而是先认真思考20分钟，想清楚再做，或许10分钟就能把整个题目做出来。这当然要求学生必须真正掌握了教授所讲授的基本概念。

　　让谢希仁一辈子无法忘记的是第一次电工原理课程的折戟，仅考了20分。开始以为刚上了几天，应该不会很难，就考欧姆定律和克希荷夫定律，在高中时就学过了。但小测结果出来后傻眼了，才20分，“这是平生考得最差的一次”。

　　这次考试让他深刻领悟到清华老师的教导，掌握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因此他下苦工夫改进学习方法。以至于后来，他自己当老师考学生时，也是以此为原则。谢希仁回想到自己的成长时经常会说：“这次小测的失败，是自己学习方法得到改进的一个转折点。我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

　　“1952年毕业之前的一个师生座谈会上，常迵教授当时的临别赠言让我铭记了一辈子。‘你们要经常注意学科发展。现在有一种半导体，将来有可能会取代真空管。’常迵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上正拿着一本非常著名的美国学术期刊BSTJ。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一辈子把真空管吃透了就行了，没想到，科学发展如此之快，真空管居然要被替代。”

　　1952年毕业后，谢希仁选择了到军队去工作。因为在抗战时期，全家被迫向后方多次逃难，好几次差点毁于日本人的轰炸之中。他盼国强兵强。

　　打造中国卫星通信网

　　中国第一台通信卫星地面站，是由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尽管直径达到10米，是座庞然大物，但它的功能却让人称奇——通过这个地面站，到美国的国际长途通话可以空前清楚。

　　当时，美国人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商机。美国休斯公司在中国卖出了许多的卫星通信设备，大赚一笔。但中国的通信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于是，中国人下定决心自己做卫星通信网控中心。

　　网控中心是软硬件结合的系统，不仅要有设备，关键是软件设计。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谢希仁的肩上。1977年，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从重庆搬到南京，上级交给谢希仁一个任务，让他组建军事通信网教研室。

　　选择什么研究方向呢？从清华出来的谢希仁对本学科的最新前沿发展一直保有足够的敏锐，他发现了一个新事物，那就是计算机网络，即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互联网(Internet)。

　　当年，这是个新鲜事物。美国人在1969年才试验了一个非常小的计算机网络，仅仅只有4个节点。上个世纪70年代才陆续出了一些书，还有一些专业杂志的报道。

　　国内缺少好的教材，他就自己动手编教材，即《计算机网络》。这本教材现在已成为中国最畅销的专业教材，先后多次再版，总印数早已超过百万册，这在专业教材的出版中是比较罕见的。

　　但谢希仁团队的任务不仅仅是写几篇论文，而是要研发出真正的工业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将与美国最先进的卫星通信产品直接对阵。

　　谢希仁面临抉择，是仿照美国做，还是独立自主做一套中国版？二者各有利弊，难以取舍。因为，当年中国市场全被美国产品占领。如果仿照美国做，产品出来后，就可以与现有的设备顺利对接，非常便利，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仿照美方做，需要缴纳高额的专利费；其次，如果美方更新升级，我们必须要紧随其后。长久来看，还是受制于人。

　　权衡再三，谢希仁团队决定还是独立自主，做一套中国版。大约花了5年时间，他们终于成功研发了中国版的通信卫星网控软件。这项成果赢得了1996年电子工业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7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但产品的市场推广并不顺利，国内很多原有的卫星通信用户并不愿用，一是信不过国产的；二是现有设备全是从美国购买的，如果改用国产软件不兼容，现有设备就得报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设备要更新换代，美国人高昂的价格加上通信安全的失控，使得很多用户都逐渐转向了国产设备。现在，该设备已经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大部分都已经更新为国产化，特别是在军队系统中，早已全面普及。

　　作为计算机界的著名专家，谢希仁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不乏商界巨子，但他却固守军营一辈子。从1995年起，他多次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但均与“院士”名头擦肩而过。

　　对此，他认为，只要在工作，能为国家作点贡献，他就心满意足了。王蒙徽：

　　“首批清华生”回忆录

　　《中国经济周刊》崔晓林  邹锡兰|北京报道

　　“文革”10年，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教育公平被破坏殆尽。1977年，高考的恢复让中国人重新拥有了通过相对公平的制度，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初冬。

　　那一年，王蒙徽17岁，参加高考就考上了清华。

　　王蒙徽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又留校任职，在清华一呆就是15年。其间曾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并取得清华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是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的王蒙徽，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自己与母校清华的故事时，语气仍然充满深情。

　　“有的同学比我大10岁”

　　“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自己能考上清华，当时觉得，只要有书读就已经很好了。”提起清华大学，王蒙徽娓娓道来，“我在清华读了书，也教了书，在清华呆了15年，如今，离开清华也有18年之久了。但清华大学在我眼里，永远是最亲切的地方。”王蒙徽认为，清华大学教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对他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很穷，加上我们这些南方孩子对北方气候的不适应，生活上有些不习惯，但很快被快节奏的学习生活所替代。由于刚刚恢复高考，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需要迅速恢复和提升，加上11年没有高考，老师和同学都憋着一股劲，在紧张而新奇的教育氛围下，谁都不甘落后，学习的劲头非常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恢复高考“元年”，王蒙徽的大学同学们呈现出难得一见的“多样性”，首先，同学们的年龄差别很大，王蒙徽的同学中，就有比他大十几岁的“大哥”。其次，同学们的个人经历也千差万别，有的人上大学前是工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军人，有的是插队青年。当时出现过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个班级里，甲曾经是乙的中学老师，而如今，甲是乙睡在上铺的同学。

　　“我们班同学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师，年龄层次比较集中的是1950至1956年之间出生的。”

　　王蒙徽告诉记者，基于这些差别，又因为耽误了多年，大家读书的劲头都很足，都在抢时间学习。”

　　一场“设计”出来的“大辩论”

　　据王蒙徽回忆，“文革”刚结束时，清华大学有许多老师是三代同堂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那年月，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刚入清华的时候，很多老师因为‘文革’时期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染上血吸虫病，身体状况都很不好。”

　　“但是，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些老师，是天底下最好、最负责任的老师。”王蒙徽语气激动地告诉记者，那时候，蹲牛棚的“臭老九”们终于见了天日，这些老师的工作热情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那时候的老师，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能一晚上就把耽误的10年时间找回来。而且，他们对学生的那种爱，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想起来，仍让人鼻子发酸。”

　　新的思潮也在清华园里萌芽和生发。西方的建筑设计理念，也在那一时期变得大胆起来，在老师的启发带动下，一些同学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设计中，注入西方建筑元素。一位同学，由于设计了一座西洋风格的火车站，而在系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中国传统建筑大多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独特性格。而作为中国的建筑师，应不应该抛弃传统，学习西洋？设计如此古怪、如此西化的火车站，是不是在向资本主义谄媚？一时间，清华建筑系的老师和学生纷纷发表见解，一场大辩论就此展开。”

　　王蒙徽坦言，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不足为奇。大家针对的，其实不是应该设计中式还是西式火车站，而是因这种设计而显示的新思潮。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建筑百花齐放，各种建筑风格比比皆是，令人耳目一新。回头看看当年的大辩论，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感受到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市委书记的“清华作风”

　　低调做人、自强不息、宽厚包容——如今，已身为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的王蒙徽，其身上的清华痕迹依然明显。他对云浮的了解很有深度，对云浮的未来更是成竹在胸。

　　“云浮市是广东省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市，在这里工作以后，我对云浮的理解和认识也不断深入。汪洋书记对云浮有一个评价，他认为云浮‘主业突出，生活富足，生态优良，民风淳朴，潜力巨大，前景看好’。这个评价，其实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王蒙徽认为。

　　云浮虽然在改革开放的第一轮中并没有走在前头，但是我们看到云浮现在形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石材加工销售基地。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形成3000多家石材企业。这些企业中民营企业达到95%以上。

　　“我在珠三角工作了不少年，我非常清楚，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云浮是走不通的。 我觉得云浮的发展优势就在于后发优势，事实上，云浮从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国家发展战略也已转变。从过去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这为我们提供了机遇：因为规则变了，我们有了赶超的机会。”

　　王蒙徽坦言，作为市委书记，有压力，更有一份责任，“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一方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我们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

经济学家李稻葵：回祖国回清华是人生最好选择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王红茹

　　作为学者，他用清晰说模糊，把真实信息普及给百姓；作为央行货币委员会的委员，他用学识谏国策，把问题与解决直言给政府；作为经济学家，他用英语说中文，把被误读的中国正解给世界。

　　有人说，他是“哈佛炼就的中国经济学家”，而他自己却说，回祖国、回清华才是他人生最好的选择，是祖国、是清华这个舞台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同行交流，让他有机会与国家决策层畅通地沟通，为国家、为企业的决策提出一些意见。

　　他就是李稻葵，清华毕业生，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清华“试验品”

　　1980年，16岁的李稻葵考入清华园，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

　　当年，刚刚复建的清华大学经济系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招收了第一届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的本科生，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学生和老师共同摸索，李稻葵自称“试验品”。

　　大学五年，在李稻葵看来那是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专业课，晚上再去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好像机遇就是提供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也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这个留学计划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申请到哈佛留学。

　　不承想，因为这一项目进行得较晚，李稻葵错过了入学申请截止期。但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刚好来北京讲学，他建议李稻葵先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正式入学读书。

　　于是，1985年9月，刚满21岁的李稻葵走进了哈佛，成为那里年纪最小的访问学者。第二年他正式入学，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并于1992年成为哲学(经济学)博士。

　　三次选择

　　李稻葵曾戏称，到目前为止，在人生道路上他做过三次“非理性”的选择。他所谓的“非理性”选择是特指“执著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违背了经济学收入极大化原则”的选择。

　　第一次是他将要从哈佛毕业时，同时收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和密歇根大学经济系聘请他为助理教授的邀请，当时金融系比经济系的工资整整高出一倍，但他依然选择了他所喜欢的经济学研究工作。

　　第二次是选择了离开美国，当时美国南加州大学邀请他加盟，并许以终身教职，但他那时已明白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永远都是边缘学科，他已看好了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已成为主流，于是，他选择了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教就是五年。这五年他学术收获颇丰，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第三次就是他阔别二十年后重回母校清华，尽管他自己很清楚，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清华与香港科大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他觉得能回来便是一种福气。

　　随着中国内地在全球各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清华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可能成为世界学术圈的主流话题，而课题的研究者更有可能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或者说，势在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清华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位置。

　　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正像李稻葵自己曾经说过的，“一个经济学者，应该把理性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我们在个人的生活空间里可以情绪起伏不定，可以大悲大喜，可以欣赏浪漫主义的音乐，以宣泄激情，以平复悲怨，但是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的风范。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这样的声音和风范，而非情绪化的炒作。”

　　也许正因为如此，李稻葵的名字还并不被普通百姓所熟悉，但在经济领域，尚显年轻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个风云人物。2010年，李稻葵当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此前，他已跻身于“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行列，在2008年1月他就在《新财富》杂志上撰文预期了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如今他正在探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会出现的格局，提醒人们关注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挑战。

　　李稻葵低调而含蓄，不同意别人称他“经济学家”，说自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会搞经济学，没有西方人的灵感和直觉，只会泛泛而谈，要不就只会搞数学搞技巧，从小教育就不行，没有独立的社会思辨能力，所以研究不入主流。说得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墨守成规，迷信成规，甘心落后，不思突破，现实就会永远延续下去，他们的这些论断就会成为永恒。”

　　谈及目前在国内媒体经常会有关于经济学“派别”问题的争论，李稻葵直言：“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经济学家被市场化炒作了，甚至这个群体被标签化了，简单地被分为左中右，常常讨论某某人是替谁讲话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论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会起到一种帮倒忙的作用。”

　　经济学界清华人

　　陈岱孙

　　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

　　清华履历：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1927年回母校经济系执教。

　　观点摘录：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并不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清华履历：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观点摘录：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

　　钱颖一

　　国际著名的转轨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清华履历：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2006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观点摘录：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干涉，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清华履历：1988年获清华博士学位。

　　观点摘录：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就难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

　　胡祖六

　　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

　　清华履历：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观点摘录：人民币汇率合理浮动，主动出击开放金融业，符合中国长远利益。

潘海东：清华走出的“全球青年领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为人谦逊、和蔼、幽默、诙谐，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这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印象。

　　他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人才论坛分会主席；开创适合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互联网WIKI(多人协作写作工具)。

　　他就是互动百科CEO潘海东。

　　2月25日，清华大学主楼大厅，潘海东受邀做客清华大学“创业创新领导力”课堂。光阴荏苒，这是他自1998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十多年后重返母校。

　　“回顾在学校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回忆与清华的情缘，宛如风筝细线，愈行愈远，让人难以挣脱。”潘海东说。

　　清华第一课

　　潘海东初入清华是在1995年的盛夏。

　　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蝉声阵阵，潘海东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开始了他的清华求学生涯。

　　研究生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新奇。

　　很快他们迎来了清华传统“一二九”合唱节的准备工作。全班30多位同学为了演出一遍又一遍地排练，为了一个和声就反复唱了30多遍。有一次在西阶排练了两个多小时，快到吃晚饭的时间，大家又累又饿，可指挥老师丝毫没有放他们回去吃饭的意思，大家颇有意见。

　　指挥老师有点生气，给他们上了严厉的一课：“我们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们以后出去就是清华的毕业生，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大家深受震动，主动要求排练，直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在指挥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在最后的全校合唱比赛中，他们爆了冷门，一举夺得一等奖。

　　“要做就做最好，这是我的最大体会。” 潘海东说这是他初入清华学到的第一课。

　　潘海东所在的机械制造研究所项目组承担了北京人民机器总厂(下称“北人”)的“863项目”。一时间，北人厂里多了他们这一批略显稚嫩的清华人。白天他们深入车间，与技术人员和工人沟通方案，晚上他们在机房编码调试，经常工作到凌晨才到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住下。

　　“项目组成员亲密无间，日夜奋战，谁有问题其他同学就踊跃帮助，项目推动很快，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实际生产。当时我们作为项目组成员，很有成就感，也让我认识到团队协作的力量无穷尽。”潘海东说。

　　留学游子吟

　　研究生毕业后，潘海东赴美留学。

　　根据清华校内论坛“水木清华”上面师哥师姐提供的攻略，他们带着炒锅、高压锅、菜刀等物什向美利坚进发，让美国海关官员以为他们是去美国工作的厨师。

　　在美留学期间，潘海东随时关注清华的动态，准备好了要以清华学子的身份为母校作些贡献。

　　那时，恰逢张治中将军的小女儿张素久女士正在筹备成立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一天傍晚，张素久刚从西海岸飞到波士顿，潘海东就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商谈如何动员全美各地的清华学子献计献策。

　　“我们谈到在北美地区创办一个杂志，就叫《北美清华》。很快我就收到她寄来的杂志，我的名字作为波士顿地区的联络人赫然印在杂志上。”潘海东言语间流露着自豪。

　　潘海东在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时任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率团访问波士顿，让潘海东倍感荣幸的是，他作为波士顿地区清华学子代表，以波士顿地区的学生组织哈佛中国评论共同主席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宴请了清华大学访问团，并举办与波士顿地区清华校友的见面会。

　　“大中校长当时讲了热情洋溢的话，希望校友们自强不息，为清华百年校庆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地华人报纸也大幅报道清华代表团访问波士顿的事情，进一步凝聚起了海外的清华学子，加强了清华在海外的影响力。”

　　之后，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汪劲松率团访问波士顿，潘海东举办招待会并召集清华校友一道欢迎清华代表团，同时还请来了著名的中国通、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来作开场演讲。

　　“当天晚上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和接待能力，傅高义教授灵机一动，拉过一把椅子就站上去，用中文演讲。我就在一旁扶着椅子，担心他掉下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他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教育的理解。”

　　异国他乡师生相见，两人分外高兴。汪劲松副校长勉励潘海东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争取早日回国开创新事业。也就是此次汪劲松副校长美国哈佛之行，坚定了潘海东早日回国开创新事业的决心。

　　“我的清华心”

　　果不其然，在波士顿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潘海东没像其他人一样留在美国工作锻炼长经验。毕业第三天，他就回了国。

　　“读博期间我已经跟许多企业和高管打过交道，通过工作学来的经验，我已经学到了。”潘海东说。

　　他和同为清华校友的创业伙伴带领创业团队，要把互动百科打造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知识媒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潘海东在2009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并在2009年国庆60周年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典礼。在阅兵式现场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潘海东说当时他想起了《我的中国心》那首激情澎湃的歌，“其实，那又何尝不是‘我的清华心’呢？”

　　2010年仲夏，潘海东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邀请，到北戴河进行为期一周的暑期休假。在这里他见到了施一公等杰出清华校友，大家畅谈清华情怀，相互勉励。在欢迎晚宴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学长得知潘海东是清华校友，亲切地和他合影留念。而他也当面聆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学长的教诲，勉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自强不息，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冬天，潘海东作为唯一华人入选“纽约杰出创业者计划”，并前往纽约出席相关活动。

　　今年3月9日，达沃斯论坛公布了2011年度“全球青年领袖”名单，来自中国的11名青年才俊获此殊荣，波士顿大学博士、互动百科CEO潘海东赫然在列。

　　“作为中国11位获此殊荣的代表之一，我深知，没有清华的教育，就没有我的成长。未来路还很长，除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时刻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更有‘全球青年领袖’的使命感驱使我不断前行。”潘海东动情地说。

　　胡瑞连：

　　清华是座加油站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崔晓林  邹锡兰|广东中山报道

　　在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大多是企事业单位的高管；他们具有相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其中很多人是身家不菲的民企老总——他们，就是清华大学总裁班的学员。

　　胡瑞连，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2005年7月，胡瑞连进入清华大学总裁班学习，从此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总裁班里的“老外”

　　2005年底， 胡瑞连开始实施酝酿了很久的计划：学习。于是，这位经常给员工上培训课的CEO，走进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的总裁班，自己也变成了听课的学生。

　　“总裁班上课，属于定期面授，具体来说，就是每两个月，去上一个星期的课，总共加起来正好上了6周的课。”在胡瑞连看来，尽管总课时才30多天，可是收获却非常大。“我们班有60多人，大家从陌生到熟悉，在共同提高的同时，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能够交上一堆老总级的朋友，这本身也是一种收获。”

　　胡瑞连告诉记者，学习期间，清华大学还组织学员们去了香港股票交易所参观学习，并去一些学员自己的企业去实地模拟教学，“我也带学员们来了我们完美公司参观，我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管理企业的心得体会，大家也为公司会诊把脉，这种别开生面的‘上课’方式，无论对企业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难得的提高机会。”

　　结束总裁班的学习，胡瑞连又成为了清华大学“资本战略市场运作班”的学员。“之前，由于我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内地，圈子外企业界的朋友不多，圈子也比较窄，上了这两个班以后，视野开阔了，身边的朋友也多了起来。你想，一年时间里，有6次聚会，而且每次聚会一聚就是一个星期，大家从刚开始的不认识，最终成为了要好的朋友和哥们儿。”

　　“我是进入清华总裁班上学的第一个马来西亚人。”说起自己的“第一人”角色，胡瑞连得意地笑起来，他告诉记者，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回马来西亚，那里的不少朋友，对我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很感兴趣，我就给他们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介绍中国的市场和机会。”

　　做中马交流的使者

　　“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了解，所以经常鼓励亚太地区尤其马来西亚的企业家投资家来中国看看，但在有些人眼里，中国尽管机会无限，但风险也无处不在。”

　　提起中国在马来西亚商人眼中的印象，胡瑞连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在马来西亚特别著名的上市公司，曾高调进军中国市场，但由于对中国市场的误读，最终铩羽而归。这件事在马来西亚影响很大，很多人认为，大财团在中国都“栽了”，何况一般的小公司。所以，有一段时间，马来西亚的企业家都不怎么敢来中国发展。

　　在来华创业的马来西亚人中，胡瑞连可以算是最成功的人士之一。作为完美(中国)有限公司的总裁，他的成功，从正面的角度，树立了马来西亚人来华创业的信心。毕竟，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无处不在的机会太诱人。而胡瑞连，也甘于作为宣传员和服务员，为那些有意来华创业的马来西亚企业家提供帮助。

　　“我对我的一些朋友说，要想在中国获得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国家。而我，通过在清华大学总裁班的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如果你们也想来华创业，那么，先进入总裁班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胡瑞连告诉记者，2006年，他在清华总裁联谊会的名下，牵头创立了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并任会长。“我成立亚太工商联合会的主要想法是给会员们提供与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的平台，我希望能够带动海外的华人企业家到中国来，寻找自己的投资机会。”

　　从2005年至今，从胡瑞连开始，已经有70多位马来西亚籍华人企业家进入清华总裁班学习，清华大学总裁的“马来西亚系”已渐成一道惹眼的风景。

水木年华：清华民谣在路上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19日10:20  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成名10年之后，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

　　在校庆期间，他们很忙，“参与清华大学学生自拍电影《清青年华》的拍摄……日程很满。”

　　《清青年华》在清华大学拍摄，水木年华(卢庚戌、缪杰)回到母校本色出演。剧中的两名女主角也是清华学生。水木年华略显遗憾地说：“现在清华女生太时尚了。”

　　4月8日，清华大学两处老建筑在拍摄电影。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制作，由水木年华、张朝阳等清华知名校友共同参演的电影《青春》正在拍摄中。

　　他们与水木清华注定脱不了干系，人们看到他们的符号——水木年华，总会想起清华大学。有段时间，水木年华对这种关联并不很热衷回应，就如同已经结婚生子的赵薇还被很嫩的主持人称为“小燕子”一样，这不是件让人觉得畅快的事。

　　现在不同，水木年华对清华津津乐道，如所有的清华人一样，对母校的爱热烈而近乎疯狂。

　　去年3月18日，水木年华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办了“水木年华十年启程北京工体演唱会启动仪式”。卢庚戌说：“发布仪式选在清华，即是对水木年华组合成立渊源的纪念，也是作为母校百年华诞的献礼。”

　　水木十年，清华百年，一个侧面展现了清华与音乐的故事。

　　那时水木年华

　　10年前的2001年9月，一首《一生有你》红遍大江南北，其清新的曲风，流畅的旋律，略带忧伤的演绎，让水木年华一夜成名。

　　《一生有你》上市三个月，销量近十万让人们记住了两位清华毕业生卢庚戌、李健。2002年9月，李健出走，卢庚戌与清华毕业生缪杰组成了新水木年华组合。

　　与一些提笔忘字和擅写连本人都看不明白自己签名的歌手一样，由于出身名校，水木年华被誉为中国大陆“最具人文气质”的演唱组合。

　　水木年华，从成立伊始，就烙下了深深的清华印记。乐队成员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名字取于“水木清华”的原意。

　　“水木清华”本是清华园内一处胜景，4月8日，地处工字厅后门外的水木清华环拢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

　　卢庚戌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是1989年。作为辽宁省营口市理科状元，卢庚戌被清华大学建筑系录取。

　　入学后，“系里老师总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就是清华只有一个系，那就是建筑系。”这段时间，卢庚戌也曾年轻，留长发、叼烟卷、背着画夹在校园。“其实也没画什么画，就想显示自己是建筑系的。”

　　大学总是类似的。加入文学社、迷恋海子的诗，在清华园晴朗的雪天里诵读诗篇，然后烧掉……

　　入学那年，学校举办了每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赛。“我记得一个住我隔壁的男孩唱了一首崔健的《假行僧》，歌曲让我很激动，有一个念头不住轰击着我的大脑：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唱歌。”于是他开始疯狂练吉他，别人熬夜画图，他熬夜弹琴唱歌。夜里12点多了，别人就喊：“别唱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大学几年里，课余时间中，他整天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和一群喜欢校园民谣的朋友打成一片，奏琴唱歌，自诩为“水房歌手”。清华大学的礼堂前有一片生气勃勃的草坪，他们经常在草坪上通宵歌唱，连续唱到嗓音沙哑，天空发白。歌声飞舞时，总有三三两两的女生围坐过来，不由自主地和他们一同静静地唱歌。

　　大三下学期，卢庚戌组织建立了清华大学“梦中草原”合唱团，并获得了1993年北京市高校歌曲比赛一等奖。

　　水木年华另一位成员，缪杰，199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由于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上大学时他就成天和卢庚戌、李健、姚勇等人“混”在一起，讨论创作校园音乐。1995年，他获得了清华大学校园歌曲比赛第一名。

　　曲折音乐路

　　1994年，卢庚戌从清华大学毕业，被纺织工业部的一家设计院聘为建筑设计师。但是想做歌手的念头，反反复复在他大脑中徘徊。

　　作为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他面前是一道通向成功的坦途，只因为无法割舍对音乐的痴迷，开始了充满变数的歌手生涯。父母的反对，唱片公司的拒绝，生活的窘迫，恋爱的失败，几经打击而他始终痴迷不悔。

　　“我憧憬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在他的自传型随笔《水木年华——清华？音乐？我》中，他这样写道，“我有俩朋友在烟台组了个乐队，我去做贝司手。我们仨每天都在一起练功、排歌。我们住的地方很简陋，三个人每月的生活费一共只有200元——那时我还带着工作时攒的那点积蓄呢。我们去菜市场买白菜土豆，偶尔也去海边捡点海物儿自己煮。”

　　1997年冬天，卢庚戌和朋友在上海、烟台、江苏各地辗转，最后他们决定到北京看看有没有机会。

　　北京的夜，寒冷凄清。常言道三十而立，但此时的卢庚戌几乎身无分文。他一路唱歌一路流浪，冷暖尝尽。

　　几经曲折和磨难，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和曙光。2000年，卢庚戌签约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年，他与校友李健成立“水木年华”演唱组，同年9月发行专辑《一生有你》，获得了当年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

　　2002年，李健由于理念不同，离开乐队。同年，缪杰加入，组成了新的水木年华组合。

　　缪杰199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IBM公司担任高级系统服务专家、项目经理。直到2002年的一天，卢庚戌一个电话把他叫到家里，他才正式加入“水木年华”。缪杰后来说，当时他刚在IBM混出点模样来，老板对他也很器重，且有其他公司也在挖角，总的来说正值个人发展高峰期，当时他的月收入有5位数，但为了音乐，他放弃了这一切。

　　大音希声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清华大学走出了很多校园音乐人，其中包括为我们所熟知的传唱了多年的《同桌的你》的作者高晓松、麦田音乐的创始人宋柯、王菲演唱的《传奇》的作者李健、校园爱情歌手水木年华……

　　无论是读“凝固的音乐”建筑专业的卢庚戌、作为文艺特长生被免试保送清华的李健，还是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高晓松、曾风靡清华校园的创作歌手宋柯，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清华大学的某种精神气质潜移默化。

　　卢庚戌说，直到今天他也没弄懂，为什么清华这座以“严谨求实”而闻名的理工科大学会产生这么多的校园歌手……不可否认的是，清华独特的校园气质给了这些校园歌手们很大的影响。

　　的确，清华素来有写歌的风气和传统。卢庚戌回忆说，在1989年进校时，清华那会儿写歌的风气特别浓，清华有这个传统，每届都有，像现在在美国的78级的胡杨，85级的金德哲，88级的高晓松，都出过专辑。“一入学就看他们唱歌，当时我开始学。学完之后，我就开始在各个高校演出。”

　　毕业于清华大学1979级无线电系的何华，曾在《清华园的“露天古典音乐堂”》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是在80年代初期就读清华的，你大概会记得这样的情景：每天的晚餐以后，从夕阳下落到星光闪烁，从天色渐暗至夜幕降临，坐落在清华东宿舍区西南的音乐室外面，马路边上总聚集着一些人，他们或站或倚在树旁，或坐或骑在自行车上，也有情侣拉着手或相互偎依。”

　　“每天的傍晚，清华音乐室二楼边上的窗口都会有古典音乐定时播出，大师们旷世不朽的乐章都会回荡、萦绕、飘浮在清华校园的这个角落，震撼、激励、滋润着清华学子的蓬勃心房。”

　　百年清华 十四校长

　　唐国安

　　字介臣，广东香山县唐家鸡山人。

　　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1912年5月以前称监督)。

　　在唐国安在任清华学校期间，殚精竭虑，为学校的发展制定规划。每年都将该校高等学科的毕业生资送美国留学，共资送高等科毕业生留美两届共59人。

　　周诒春

　　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

　　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

　　民国二年三月初，唐国安病逝，周诒春继任校长至民国七年。

　　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4年多，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最先提出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成完全大学的计划。

　　张煜全

　　字昶云，广东南海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

　　1918年任清华学校校长。

　　张煜全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对筹办大学，曾作了一些工作，1920年1月他呈文外交部“陈报筹设大学”，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12月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他派巡警干涉，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罢课抗议，1920年1月底，张煜全被迫辞职。

　　金邦正

　　字仲藩，金庆慈次子，出生黄山黟金邦正县渔亭玛川村。

　　1909年秋，考取公费留美学生，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和李海大学，专攻森林学。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曾与留美学生胡适、任鸿隽、杨杏佛、过探先等发起组织“科学社”，并出版《科学》月刊。

　　1920年出任清华学校校长。1922年率华北农民赴法国、比利时学习玻璃制造技术，继而创办秦皇岛耀华平板玻璃厂，任副总工程师。之后，又任北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

　　曹云祥

　　字庆五。浙江嘉兴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1921年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28年去职。

　　任内，清华的学术规模有了巨大之突破。如在民国十四年春成立国学研究所，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为导师。同时，也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设研究所。曹云祥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之一，他在该校任职期间颇有作为。

　　温应星

　　广东新宁人(今广东台山)，1905年6月15日入校，为我国首批入学西点军校的2人之一。当时为了西点是否能接纳中国学生，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法案批准。温应星于1909年以全级103人中的第82名毕业，但他的 实用军事工程 科目成绩名列全级第二。

　　1928年4月温应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学校因受新思潮影响，学潮风波不断上演，前两任校长因此无法久待，被迫离职，直到温应星继任后，学校的人事才稳定下来。

　　罗家伦

　　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是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代表作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等。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

　　吴南轩

　　江苏仪征人，心理学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国立复旦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次年受聘为麻省国际学院教授。1966年任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儿童心理卫生》等。

　　1919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党部、考试院等处任职。

　　1931年4月—1931年6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

　　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

　　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蒋南翔

　　江苏宜兴人，杰出的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5年担任清华大学共青团书记，后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52—1966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56—1966年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高景德

　　陕西省佳县神泉堡村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电机系。

　　1983年5月—1988年10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张孝文

　　浙江宁波人，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

　　1983—1984年在美国Lehigh大学及U. C. Berkeley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化工系主任、副校长。

　　1988—1994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王大中

　　河北昌黎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家。

　　1994－2003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发明专利金奖、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王大中院士还荣获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巴黎中央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顾秉林

　　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次教育部(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委“七五期间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等多项奖励 。

　　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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