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豉蒸全钳鱼:人文精神

“西方汉学”袭来时南方都市报 2011-04-17 ■人文精神 ◎ 俞晓群 资深出版人 中国文化研究，国内有国学，国外有汉学。 近些年，西方汉学在我国迅速走红。2009年，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媒体报道的主题是：如果把“汉学”比喻为嫁出去的女儿，那么今天，我们的女儿回娘家了。与会的200多位代表中，有66位外国汉学家，他们都有中文名字：鲁惟一、孔汉思、司马涛等等。与此同时，汉学家们参与、国家汉办组织的《五经》翻译工程也启动了，他们拟用8种语言，在5年内将《五经》推向世界。项目的提出者、主编、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说，他早在1979年就同饶宗颐先生共同提出这个计划，没人理睬。如今却得到中国国家汉办的立项支持，真让人高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更是大声疾呼：“现代文明出现了危机，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五经》更紧急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些“让人振奋”的报道，我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想到，企鹅“黑皮书”经典系列，已经收入世界各国经典1000余种，其中中国书只有7种，全部是《红楼梦》一类小说；前些年法国拟编一套“世界经典文库”，他们把计划发给饶宗颐先生看，其中收入以色列《摩西五经》等，中国方面也只收《红楼梦》、《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几部小说，弄得饶公一面询问：我们中国的“经”就没有了吗？一面暗自落下泪来。试问，那时汉学家们都在做什么？可如今又是怎么了？文化典籍还是那一堆故纸，古今人物还是那一群黄皮肤，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重要、如此引人关注了呢？此时，我的脑海中竟然冒出那句民间俗语：“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同胞们，要认真想一想啊！ 首先，我们把中国典籍推向世界，既要翻译得好，又要符合外国国情，而国内称职的“中译外”人才十分缺乏。恰逢此时，海外汉学家参与进来，发挥他们的作用，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里有学术思想解放的作用，也是现实应急的需求。但是，我们应当清楚，汉学家绝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文翻译”，因为他们不单是中国文化的译介者，更是中国文化的阐释者。面对同一个事物——— 中国文化，我们的立脚点不同、视角不同，带来的目的性也往往不同。这些年已经有人提醒，不要把国学与汉学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国学研究引向汉学化研究的路径。(王达三《警惕国学的“汉学化”》) 其次，当“西方汉学”袭来时，我们理应对它的发展史做一点深入的了解。按照张西平先生的观点，西方汉学可以划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游记汉学”的产生是以《马可波罗游记》为标志的，可以称作西方汉学的初萌期。“传教士汉学”产生于16—18世纪明清之际，对应于西方的启蒙时期，那时中西方国力对比，还处于“中强西弱”的情势下，康熙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那时出现第一次“中国热”，大批的中国典籍被翻译到欧洲去，并且传教士们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像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非常热衷于中国研究，他与许多入华传教士直接联系，有闵明我、利国安、白晋、洪若翰、杜德美、刘应等。他说：“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莱布尼茨《中国近事》)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成为“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衰落，西方人的认识也骤然变化，转眼之间，中国变成了愚昧、落后的象征。 其三，有了上面的分析，今日世界上出现的“中国热”，就有了历史的参照。主体而言，还是一条“国力强弱”的主线，牵动着海外汉学的变化。其实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我们对西方汉学了解甚少，甚至抱有敌视的态度。正如赛义德《东方学》中所说，全部西方汉学都是在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它们是“沾着殖民主义血的学问”。近30年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我们对西方汉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客观分析与冷静思考的精神还是需要的。不然在新一轮“中国热”袭来时，海外“暴捧”之声鹊起，我们被围观的热浪冲昏了头脑，欣然应和也罢，慷慨解囊也罢，最终忘记了我们的现实与“西方汉学”的历史传统，那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此想到1993年季羡林先生的一次演讲，他的题目是“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季先生的口气很大，也有根据，而根据大多是上述第一次“中国热”发生时，那些老外的热捧之词。伏尔泰说：“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歌德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但是，季先生却略去了他们骂我们溺婴、专制、欺诈、奴性、皇帝出巡像是在敌国中旅行、民众用繁殖战胜暴政、孔子是套在民众头上的枷锁等“恶语”。季先生还引用汤因比的话说，你知道将来统一世界的人，他的“原始楷模”是谁么？告诉你：是汉高祖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