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辞谦词: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访谈(2)

叶柳：用阿拉伯的眼睛看中国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访谈(2)

　　问：我看您的教育背景是学语言、医科出身的，没有学新闻专业。您关于新闻的价值观主要从哪里来？

　　答：首先我做了15年的外交官，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也喜欢阅读新闻，有新闻知识的背景。到半岛电视台后，我也做了一些培训，并且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也有做新闻媒体的经验。

　　问：您同民族、同信仰的同学，有人去美国接受新闻传播教育吗？如果有，你们再重逢的时候，因为新闻理念的不同会吵架吗？

　　答：有。我们不会吵架，我尊重他，他有他的自由和权利，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我在这里也有很多很好的美国朋友。

　　问：您从来没有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您的观点吗？

　　答：你只要尊重我的立场、尊重我的意见，我也尊重你的意见，你信什么我信什么无所谓。我认为这是几千年以来人与人关系必然的东西。

　　问：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当初，促使您决定放弃做外交官，选择从事新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作为阿拉伯人，作为巴勒斯坦人，新闻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外交官更大。

　　问：您希望媒体发挥的作用是什么？除了给老百姓提供真相以外，也在带动阿拉伯地区老百姓的知识更新、观念开放、意识转变，等。

　　答：对，作用很大。媒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反人道主义力量的威胁越来越大，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威胁也越来越大。你看我们这两年牺牲的媒体人，去年全世界就有170多人，这也使得搞媒体的人坚定了他们做事业的决心。

　　用阿拉伯自己的眼睛看中国

　　问：您的表达里有“越挫越勇”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让我们把话题转回中国，这也是我们很关心的。您曾经说过，最不喜欢别人问你半岛电视台为什么要关注中国？你回答说：为什么不去问BBC这个问题。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希望您简单解释下，是因为中国重要所以才关注中国吗？

　　答：也不是，这只是简单的原因。

　　问：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答：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一个特殊的媒体，我是正常的媒体。中国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我就来关注了，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这是半岛做的战略性决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50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用他人的眼睛来看中国，我们认为已经到了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时候了。

　　问：所以，您有句话是“用阿拉伯的眼睛来观察中国”。那么，“阿拉伯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

　　答：以职业的角度，阿拉伯文化的、阿拉伯视角的、阿拉伯历史为背景、以阿拉伯语言来表达的“眼睛”。

　　问：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中，中国正被日益卷入全球化，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但从意识形态、从价值观、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文化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好象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即都比较容易被视为“异端”。你们在做中国报道的时候，会不会比其他境外媒体对中国更友好一些？

　　答：有的时候，你做的报道有两种：一种提供信息，一种提供深入分析。我们是阿拉伯媒体，自然要关注跟阿拉伯文化比较接近的报道，但我不是这样，这也是我来中国的目的：不单是给阿拉伯人看他们愿意看到或者喜欢看的报道，比如新疆、青海、甘肃大部分是回民的地区，阿拉伯人很想知道他们习惯如何、他们怎么过日子、怎么吃饭、怎么生活，但是，我来的目的不单是关注回民，而是让阿拉伯世界了解整个中国。我去青海、新疆、甘肃做过了一些报道，但这些并不是我唯一的报道，我也做其他不一样的选题。

　　问：您如何做，才可以呈现整个中国的报道？中国可供报道的题材太多了，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答：去做比较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选择的标准有很多因素，它的规模、影响力多大，离中国当地的老百姓多远，费用的问题，但不是从成本出发考虑。我们也是大通讯社的客户，每年给他们钱，有权利用他们的任何镜头和画面，我也要了解他们有没有准备去这个地方做采访，如果他们没有打算，我们就优先考虑去。有时候，如果很多人关注，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出镜，我就必须要去。像我刚才说的，比如在中国，同样性质的事情发生在新疆和上海，我两个地方都会去，不会因为新疆有回民我就只去新疆，这个不会。

　　问：您在访谈中，始终强调宗教信仰不会对新闻实践产生影响。但在我们的新闻操作中，宗教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必须要谨慎对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答：的确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好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功，我的疑问是，它会不会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上也同样取得成功？因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南斯拉夫，没有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会不会做得比较成功呢。

　　问：能不能举几个您在中国做的比较满意的报道？

　　答：我认为我做的报道都很满意。

　　问：换句话说，印象深刻的报道？

　　答：我自己比较满意且收到很多观众反馈的报道，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撒拉族的报道，还有关于河北农民、反映贫富差距的报道。虽然报道过去很久，我去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当地还有很多人对我们当时用了哪个镜头、说了哪句话都还记得。

　　如果要评价我的工作的话，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报道做的比较突出：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北朝鲜。在中国，我们是半岛电视台第一个驻外办事处，我们提了一个建议，经过艰苦的争论过程，终于在2006年第一次关于一个国家做了比较深入的报道，专题叫“聚焦中国”（China Week），做了一周时间。每天5个小时，不同时间段，上午、下午、晚上都有，大部分是直播的。报道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主题，也做了一些对话节目和研讨会，每个研讨会一个多小时。有一次节目，是在长城上做的，我们也说了这座长城原来是孤立中国的象征，现在我们希望它作为一个桥梁，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邀请一些阿拉伯学者、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跟中国学者进行对话，他正好来中国参加中阿论坛。因为观众的评价特别高，半岛电视台决定推广这种做法，以后相继做了“聚焦土耳其”、“聚焦伊朗”等，我们是这个系列节目的创意者。

　　问：那么，关于朝鲜的成功报道是什么题材？

　　答：我是第一个去朝鲜做直播节目的阿拉伯记者，之前，阿拉伯世界对北朝鲜了解得非常少，除了知道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外，对这个国家简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做了8个报道，节目名称叫“北朝鲜的另一面”。之前，很多人都是做部队、核武器的问题，我们做了过去很少被提到的问题，如教育，无论如何，它毕竟成功把国民的文盲率降低了很多。而我们阿拉伯世界有那么多石油，那么多天然气，但国民文盲率还是超过30%。

　　问：所以，你们的报道想说明，经济的发达并不意味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答：对，我们还做了北朝鲜的医疗问题，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领导班子问题，能源危机问题，等七八个方面。

　　问：你们做了“聚焦中国”的系列节目，您能不能用几句话概况下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答：这个有很多方面。比如说，中国确实在经济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但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也是唯一的非白人的常任理事国，它恢复联合国的地位当然是靠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但同时也靠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它们到现在还在支持中国。他们挫败了好几个反对中国、反人道主义的决议，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北京申奥上，也是它们给予了很多支持。所以，中国对这些国家不仅有道义上的责任，也有国际上的责任。包括很多阿拉伯人在内，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发挥的责任有多大。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曾经写过文章，标题叫“灰色的龙是中国龙吗”，我认为，一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不是一个摆设，是一个责任，中国必须要发挥责任，必须要从灰色的地区出来。

　　有一次，我在网站写了篇分析文章，引起了很大关注，谈为什么现在日本在中东地区花大笔的钱，参与到中东地区的事务，目的是什么？为了石油？他们很容易得到石油；为了打开更大的市场？他们的钱一直放在那边，没必要投入那么大的资金。到底为什么？我认为是为了加入安理会。日本有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是很重的压力，它必须要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希望日本能帮它忙，那么日本能做什么，它也可以靠西方媒体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热爱和平的力量，把它的历史包袱卸下，通过中东打开它进入安理会的大门。我写这个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当时，我不是作为一个记者，而是从作为观察者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问：恩，最后，我想请教您对中国媒体、新闻环境的看法。

　　答：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国媒体也应该作为世界媒体的五分之一，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媒体在国际平台上没有声音。我认为，半岛电视台已经给了好的证明，好的媒体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可以有好的媒体。

　　我认为中国媒体花的钱比其他媒体多得多。“聚焦中国”节目播出后，中国前外长李肇星会见我们总台长，说很感谢半岛电视台，你们这一个礼拜报道中国的效果，可能比中国对外媒体50年达到的效果还要明显。所以，做好媒体不是钱的问题。

　　我参加过一些论坛、会议，也到过一些学校，经常听说半岛电视台迅速成长是因为它是唯一在阿富汗的媒体。我可以说，北朝鲜也是热点，新华社在那边也有几十年，为什么没变成一个国际性媒体？所以，为了达到国际水平，中国媒体要进行改革，宣传和媒体是两码事，不能放在一起，宣传是宣传，媒体是媒体。

　　共产党、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会引起很多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给你打一个比较怪的比方，不管西方或者其他国家，有时候政府和官员不能说的话，可以靠学者或智囊去说，去跟媒体打交道。但很多时候，在中国，要采访一个社科院的学者，他会说：“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不敢说”。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敏感，我才要来采访你啊。这样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我可以理解学者不出来说话的原因，但是你不说话，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采访，就可能去找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他的立场跟你肯定不一样。

　　我认为，中央政府给的自由空间比媒体自己定的那些空间还要大。中央希望看到更大的空间，这也是符合它的利益的，媒体要把自己想得解放一点。我的希望是：让中国“传”和“媒”这两个字分开，我会不断地说这个观点。

　　还有，中国不要老跟自己说话，已经到了跟“他”说话的时候，不要老用传统的概念来确立国际的大事。中非论坛的时候，我也提了个建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外交活动，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来了。按照中国尤其北方的传统，“好事都是上午做”，那么大的活动，直播、开幕式在早晨9点，因为时差问题，那个时候，全非洲都在睡觉。我认为，这是最失败的宣传方式，如果这个开幕式放在下午5点，中国老百姓都下班了，非洲老百姓也已经起床啦，可以看了。

　　第二个建议是六方会谈。从开始的时候，你决定做主导国，名字一开始就应该定下是北京六方会谈，不然的话，50年、100年以后，没有人会记得是北京在做这个工作。我们每次拍中南海芳菲苑的镜头，六方会谈每个代表都要拍到，但是因为逆光，拍到的人都是黑黑的。还有，那里没有什么元素能代表中国、代表北京，你起码放一个国花在那儿，或是任何能够代表中国的东西。我们做“聚焦中国”的时候，环境都是中国式的，不需要特别说明，观众就知道是在中国做节目。（本文摘自《中国怎么样：驻华外国记者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张志安、叶柳/著，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