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亿碳晶地暖:樊红敏：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樊红敏http://www.gmw.cn　2011-04-14 10:04:42　来源：《人民论坛》
摘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社会风险急剧加大，社会稳定形势严峻。中国要有效地防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一个是要走出稳定思维的误区，建立维稳缓冲机制;一个是以县政改革为突破口，变经济发展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一个是建立合理的社会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
关键词：城镇化 社会风险 社会稳定
快速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城市化引发的是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社会变迁。本文中的城镇化包括以大城市的加速扩张为代表的城郊的城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是二者的统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圈地现象、恶性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对城乡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弄清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形势及其诱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化解，已经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突出和重大问题。
一、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形势与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社会冲突在可控的范围内，但目前的社会形势越来越紧张，社会张力明显增大，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不断加剧，维稳的成本和压力也越来越大。
第一，土地城市化的加速使土地和拆迁问题成为社会冲突的“痛点”和“引爆点”
城镇化的过程就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当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大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以致于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城镇化的“大跃进”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土地和拆迁问题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通过网络情绪化的渲染和扩音，以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广泛参与为特点，对公共权威形成挑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痛点”和“引爆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民维权中，土地问题约占65%以上。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冲突和纠纷以唐福珍的自焚为符号，各地的强拆、血拆前赴后继，正在成为市民维权和社会冲突的主要发生领域和不稳定因素。宜黄拆迁事件可以说是2010年引发的最引人关注的恶性公共事件，而复旦、清华大学的草根博士生面对山西、山东暴力拆迁的呐喊也使公共舆论沸腾不止。地方政府在应对处置的过程中，将“发展”和“城市化”视为绝对价值，对弱势的农民市民进行暴力打压，而知识精英和新媒体以“民本”为最高价值广泛参与并深度介入，使这一问题具有了更大的政治爆炸性。
2，县域政权已经成为最不确定的政治断面
近年来，县域社会冲突严重，基层矛盾凸显，基层社会稳定形势日益严峻。当前群体性事件中的泄愤和骚乱事件大多都发生在县域。各个县(县级市)在锦标赛式的政治竞争中，把城镇化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抓手。权力的资本化使基层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县域群体性事件不论是在规模、频度和强度上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不断加剧;单个事件的冲突规模不断扩大;由于群体事件中多种矛盾问题交织，群众心中累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官民对立的情况日益严重。而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一些县政当局随意动用强制性权力对“利益受损群体”采取震摄打压的方法，使基层对抗的矛头直指地方政府、执法机构，县域政权成为中国政治最具有不确定性的政治断面。
3，二代农民工和底层知识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风险点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随着房价不断攀升以及向上流动机会的减少，越来越多的中下层群体被抛入底层，正在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二代农民工和难以就业的底层知识青年被帖上“蚁族”的标签成为人们关注热议的对象。他们作为“飘移的一族”，即不能融入城市，又缺乏竞争和上升流动的机会，正在成为“没有机会的群体”。这些底层知识青年带着公平正义的理想信念进入社会，更多地感受到机会不平等、腐败以及生存的压力和窘迫，与他们对生活的预期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个人价值和人性的困惑，使底层群体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自杀式维权、仇视社会等等，在群体事件中，由于缺乏利益群体化的组织，在这些事件的处置中，反而更难以管制，破坏性更强。
4，社会心理失衡和互联网传播的情绪渲染和扩音效应，使社会风险的随机性加大
快速城镇化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使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得到强化。社会心理失衡和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信力的质疑，致使一些大的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往往是为了发泄对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的不满，群体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底层社会的怨恨和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大大增加了偶然事件诱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再一个是互联网政治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以短信、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其传播过程中的情绪渲染和“扩音”效应，以及信息扩散的从面到面的网络化特征，能够迅速动员大范围的围观和行动。使社会冲突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大，极大地增加了社会风险的突发性和随机性。这些冲突虽然仅仅是情绪发泄，短期内难以形成持续时间长、影响全局的社会风险，但政府合法性在加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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