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放翁集梁启超辜负:教授首先要假设学生比自己聪明 - 薛涌的日志 - 网易博客

教授首先要假设学生比自己聪明 

默认分类 2011-04-14 21:25:00 阅读235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大概是两年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教授大胆倡导取消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惹得一阵媒体热议，乃至教育部声明不会取消毕业论文，四川大学校方也不得不出来澄清没有取消毕业论文的计划，随即新闻系也推出了多元化的毕业论文改革方案。这阵热闹，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从中反映出来的教授们的心态，却会长时间地留在那里，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不有一番辨析。

张教授说：如今大学需要为社会培养多种人才。毕业生全用论文这把尺子“卡”着，未免太死，应该改革。国外的大学本科生未必要求写毕业论文，而是搞毕业设计。中国为什么不能效仿？中国大学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目前的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对此，我原则上是赞同的。不过，改革最终是否有益，还要看改革者的思想理念。检视张教授的具体论证，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大学生还要不要、能不能创新。张教授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的本科教育并没有要求学生必须在四年理论上有什么创新，对理论有什么发现，但却要求学生完成一篇理论有创新或发现的论文，实际上是矛盾的。”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在他看来不是在课程中对学生提出创新的要求，而是干脆放弃创新的目标：别写论文，也省得为创新而坐立不安了。如果大学教育的这种固有矛盾按照他的方法被“解决”了，我们的高等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的不创新的学生，这和一个“创新社会”又如何适应呢？

这种在大学教育中取消创新目标的思想，在教授们中相当普遍，对我们的大学教育也有深刻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建立在教授们对学生低估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用张教授自己的话就能证明：“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与其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说来说去，张教授实际上是认为一个本科生不可能有创新。

这种藐视年轻一代的话，我在三十年前刚进北大中文系时也听到某些教授谈起过。我在近著《北大批判》中回忆一位教古代诗歌的教授私下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刚进大学的毛孩子，能懂什么古诗？毕业时能摸到点门就不错了。”这种心态，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中非常普遍。这是我们两千多年的士大夫传统所塑造的对知识的崇拜：人的智慧，是经年累月地“读圣贤书”而炼成的。年头不够，就什么都不要谈。带着这种态度，老师进了课堂当然要假设学生都是幼稚无知的，自己是充满智慧的饱学之士。教授当然不鼓励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更愿意满堂灌、让学生循规蹈矩地接受自己所传授的“知识”。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创新的精神和能力了。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以亲身经验介绍了美国的经验。在常青藤中，学生无论对什么权威都敢于大胆批判，教授也鼓励学生们这样做，课堂上充满了平等讨论的气氛。学生具有这样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从学龄前就被鼓励参与讨论，家长在教育他们时试图建立一种彼此平等的关系，甚至有意创造机会，向孩子们展示他们的意见是如何影响了大人的决策；他们的思想不仅很重要，而且切实塑造着世界；甚至他们的创造力是大人不具有的。所以我得出结论是：上了常青藤才接受常青藤教育已经太晚了，必须从小开始。

这种教育原则，并不是要人为地让孩子们自我感觉良好、让他们有一种自己很了不起的幻念，而是非常符合上百年来智商研究的基本结论。按照现代智商理论，人的智力可以分为“结晶智力”和“流动智力”两种。用最通俗的话来解释，“结晶智力”就是通过知识积累而形成的智力储备，即我们所谓的“基础知识”，比如乘法口诀等等。二十多年前历史学家庞朴先生告诉我：“你想成为历史学家，自己首先要有点历史才行。”意思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训练需要长年积累，不能以小聪明代替。这也突出了“结晶智力”的重要性。“流动智力”则不同，指的是你的纯脑力，就象运动员的体能一样。这种智力的高低，在面对全新的问题、“结晶智力”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最容易显示其优越性。而“流动智力”的高低，如同体能一样，和人的年龄密切相关，一般在十六至十八岁前后达到顶峰。

人的成功，是“结晶智力”和“流动智力”结合的结果。但现代智商理论明显把“流动智力”看得更重要，在创新的领域更是如此。一般而言，教授们年长些，在“结晶智力”上具有优势。但是，在“流动智力”上，学生则往往明显高于自己。年轻人学习什么都容易，接受新东西快，掌握外语迅速，创造力就更强。面对这种在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常识，怎么能说本科生在自己的领域有真知灼见或者有所突破就不可能呢？想想看，谁更可能破百米记录？是二十几岁的博尔特，还是五十几岁终身从事短跑的事业的经验丰富的教练？事实上，在科学领域，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二三十岁，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创造力的极盛期也许推迟十年，但本科生时代正是迸发出创造火花的大好时期。

我当年读中文系时，老师们敦敦告诫：要“厚积薄发”，千万别把自己那点幼稚的想法太当回事。但我如今我大致已经达到那些老师的年纪，回头看来，实在觉得这样的教训误人子弟。教授当然要坚守严格的学术准则，但首先要鼓励学生：千万不能低估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那些自己觉得无足轻重的“小想法”说不定就是大创见，现在不创造，就好象过了四十再准备破世界记录一样。那样你就错过了“机会窗”。你到美国一流大学里问问那些教授，提起学生来，许多人都会说他们一直在不断地从学生身上学到东西。哪里有“小小年纪懂个啥！”那样的傲慢。

几年前，一位北大毕业的学生趁到耶鲁读暑期课程的机会特地跑到波士顿来求见，还拿着一本我的书恭恭敬敬地请我题词。我在受宠若惊之余劝他：“你掌握两门外语，怎么了解美国还要看我的书？难道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难道你不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吗？难道你不应该有更高的起点吗？”最后我给他的题词是：“几年后如果你还能看得起我，那实在是让我意外地受宠若惊。不过，我更希望和相信：那时我的书对你们已经毫无价值。”我这么说，不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没有长久的价值，而是直面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是在文化贫瘠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中国文化有前景，如果下一代有出息，我辈这等弱苗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价值。面对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战战兢兢，为仍然有资格教育他们而感到幸运。

坦率地说，如今在中国大学充当骨干的，大多是象我这等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的大学教育。那时的大学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许多学科根本就不成型。除了极少数的秀异之士外，我们这代在总体上是文化平庸的一代。如果我们再教育学生跟着我们的平庸而循规蹈矩地学，那么培养的只能是更加平庸的一代。要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在一段平庸期后出现十五世纪后半期的群星灿烂，就在于其教育制度和鼓励年轻一代脱离上一辈平庸的师传。比如发明透视法和建造了佛罗伦萨教堂穹顶的布鲁内热斯奇，就跳开老师直接从古典建筑遗迹中学习。

张小元教授称：“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可惜，凭常识判断，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死记硬背背出来的。学生听老师的话太多，自己闯的机会太少。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取消要求学生创新的毕业论文，而是改革让学生写不出有新意的论文的教育制度。中国不是还没有一本权威的《泰晤士报》史吗？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以课题为核心、以动手为核心的教学方式呢？如果我在新闻学院当教授，我第一年就给新生派任务：你们这个班，这四年的任务就是写一部高质量的《泰晤士报》史。写这一部巨著需要什么？需要你们大家的合作。这叫“团队精神”。还需要你们相当的英语阅读能力。这种语言训练是你们吸收新知识的基本能力；当然，更需要你们作大量的文献调查，从这些调查中找出线索、理出头绪，最终形成自己的观念，并要学会在清晰的写作中对自己发现的各种事实进行周密的分析，用之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大学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只要成就了这么一件事，你就懂得了如何与别人合作，有了基本的语言和写作训练，学会了调查研究，发展了用事实说服别人的沟通能力。你就是毕业后不去新闻界，而去当律师、进公司，这些技能都会让你终身受用。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平庸的时代。这种平庸，恰恰给后辈提供了创新的机会。试想，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几部各有特点的《泰晤士报》史，学生们把这个题目做好就不容易了。幸运的是，我们恰恰没有。学生要有机会为天下先。教授不应该用“可能么？”这种居高临下的质问把学生吓住，而是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开拓者气概。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大学毕业生未必要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要有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大学里所学的一技之长，在当今这种技术更新的时代，很可能刚毕业就过时了。但是，改造世界的雄心、勇气、意志和能力，则激励着学生不停地应付瞬息万变的新挑战、学习新东西，并以自己的创新来塑造未来的世界。如果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就坚持以动手为中心、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如果学生在大部分课程中都得到了用写作表达自己观点的训练，毕业论文的危机就不会有。相反，毕业论文可能成为检视学生实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