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1520换屏幕教程:工资通胀来临

　　工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会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生产者会在国内消费和信贷扩大的帮助下，更加致力于生产率的提高。政策改革也会努力消除工资膨胀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工资膨胀，这将是一个把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转变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契机。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然后是工业部门。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反映在工业工资总体上高于农业工资的双重经济现象中。当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时，工资的上涨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在2003年已经到来。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为了抑制农村工资上涨，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并补贴农业生产。

　　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需求，意味着中国进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因为中国工资数据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虚报现象，要从数量上确定工资随着时间的变化比较困难。2004年以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2%和14.6%，都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7%。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虚报，实际工资增长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韩国和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0.7%和12%，每小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稳定。之后，韩国和台湾的相对劳动成本开始猛增。1997年之前，台湾和韩国的相对劳动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别达到美国的30%和40%左右。此时，台湾和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与台湾和韩国相比，中国大陆的制造业部门尚未经历刘易斯拐点。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3%，2007年也只是6%。与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国的劳动成本增长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工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工资膨胀，正要出现刘易斯拐点。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会出现相对劳动成本跟美国相比迅猛增加的情况。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达到3412美元，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

工资通胀

　　近期的工资上涨需求，是对中国工资的增长长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非农业工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增长缓慢。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劳动所得在整个经济体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相对于国有企业工资的比重从115%下降到92%。国有企业集中于垄断行业，获得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工资增长率。

　　中国大陆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像台湾和韩国一样达到美国的30%和40%，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必须分别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率仅有45%，所以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不可能达到台湾和韩国的水平。

后续效应

　　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工资和通货膨胀正相关。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十年中，稳定在4%左右。而韩国同期通货膨胀率超过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时期内超过9%。

　　中国大陆工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会那么显著。中国历史数据表明，工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这部分是因为工资压制，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通胀更多地由外部需求所决定。所以中国通货膨胀率稳定在4%以上是可能的。

　　劳动收入上升会推动消费增加。在台湾，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达到最低点47.7%，到2000年上升到60%；在韩国，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下降到49.1%，到2000年上升到55%左右。这说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扭曲国内工资，然后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使内外需求的增长重新达到平衡。

　　中国大陆消费在未来的十年中也会有出色的表现。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左右见底回升。其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工资的增长，以及政府支持国内消费的政策改革。中国的私人消费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提高5%至10%，并在2020年达到40%至45%。不断提高的劳动收入有利于所有的消费部门，尤其是电子、经济型轿车和包括旅游、教育在内的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资膨胀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1%。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雇员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平均每年10%左右。2000年到2009年，中国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因此生产率的提高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如果通胀率为4%，公司的劳动成本增长率会达到14%。除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否则，高达14%的名义工资增长将会减少公司的边际收益。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会有长足的进展。首先，公司会倾向于购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自动化。其次，在研究开发领域投入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再次，随着工资的提高，公司倾向于雇佣熟练的劳动力，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

　　中国需要努力平衡工资上涨和GDP增长。未来五年中，家庭收入的翻番有助于中国结构的平衡。然而，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工资的上涨，包括投资在内的非工资收入也应该得到提高。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改革，需要降低工资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资增长会再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会再分配政府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固定工资市场的发展会提高家庭的投资所得。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减少保障性存款的需求，促进消费。

汪华斌 2011-04-23 05: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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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翻番就是我们社会的收入公平吗?

因为它并没有解决我们社会实际两极分化的问题，反而是拉大了两极分化的差距！

文/汪华斌

　　今天有个劳动局的朋友问我，工资翻番能不能实现收入公平？我说收入公平与增加工资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增加工资应该是企业工资总额的概念；而收入公平实际上是岗位与收入对应的概念。也就是说你能当企业老总，就应该有企业老总的岗位等待你并有与之对应的收入；这才是收入公平的概念。如果说你是个傻瓜结果却成为了企业家，而且有与西方国家接轨的收入；这就不是收入公平的概念，而应该是就业不公的概念。然而当我们社会物价全面上涨的时候，我们竟然全社会高喊增加工资；难道增加工资就是收入公平吗。

　　首先我们社会的收入不公平的概念主要有就业不公，当官的收入太高；还有就是我们社会的波动特别太，就是同样的退休费也因为迟一年退休而高一倍。所以我们社会5％的精英们的平均收入是老百姓平均收入的33倍，而政府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又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几倍；就是同一单位的退休人员，也会因为迟一年退休而使退休费高一倍。在同等社会物价的情况下，这老百姓唯一的收入差距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两极分化。什么叫收入不公，这就是收入不公；所以收入不公不仅仅是增加工资，而是社会系统问题的综合处理。

　　虽然GDP与老百姓无关，但物价却只有老百姓独自承担；因为我们是一个公款消费的社会，所以物价上涨只是增加了公款成本；却并不会减少精英们的消费。再加上我们社会对精英们的福利和补贴，使精英们在享受高消费时并无压力感。一方面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老百姓的收入低，同时物价上涨又单一地由老百姓承担；所以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并不是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是逐年下降。这也是我们社会各种矛盾最主要的源头，自然也是我们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因此全社会都有共识，那就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成为今天各级政府开展各项改革的核心。

　　然而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总把目光放在劳动报酬的控制上，却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人是劳动报酬外的收入水平低；如单位的内退，我们早期的退休工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实际收入竟然比低保还低。因为低保由政府控制还有增加的时候，而这些人的收入却是多年不变。如有一位退休前是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的人，退休后领取企业的养老金很低；现在都变成了政府的低保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状况竟然还没有人管；你找到劳动部门，它说只管上班人员的最低工资；而对企业内退或其它形式的人员，根本没有法律保障其应该有多少收入才是合理。所以我们社会除了低保人员外，实际还有很多没有补贴的低收入或没有收入的人员。

　　本来我们的国有资产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财产，所以利润应该分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而我们的政府接管国有资产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竟然连这最后的财产也失去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原因，也是我们社会客观存在零收入人群的根源。

　　再看我们现在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养老金，它们的差距越来越大；一般达到两倍多，而且还在增加。这就是我们的和谐社会，同样的退休人员却有不一样的晚年生活；如果我们再遇到GDP增加而物价上涨时，这些低收入的退休人员还能生活吗。这就是老百姓不怕收入低，就怕物价上涨的原因。

　　造成造成中国人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社会资源占用或占有不公，而且相应的分配制度也不健全。如我们现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尽管对上面检查也有相关的分配制度；但实际员工工资这个5千元，那个3千元；全凭老板一句话。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是关系就业，自己的亲属就比社会上招聘来的人收入高。因为我们社会没有严格的分配制度，所以现代薪酬制度更是凭老板的想当然；今年从政府这里要来了效益，于是员工的工资大涨；明年企业陷入困境，裁员减薪同样也是老板的随意性。现在就连我们的国有企业减人增效也都是企业负责人的想当然，则证明我们社会就业不公是多么严重。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抓住百姓最为关注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如现在就业不公就是有针对性地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中国是有关系的人赚大钱，而没有关系的人则没有钱赚；就连我们的政府项目也都是如此，更何况我们社会的其它经济成分呢。看今天的中国是高收入者没有风险，而最危险最风险的事全部是中等收入者承担；而且还最没有安全感，所以解决老百姓的不安全感更是重中之重。

　　是啊！我们社会并没有分配社会资源，却将市场化的“三座大山”（即教育、住房、医疗）全部压在老百姓的身上；所以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如果我们只是用工资翻番来解决今天的社会矛盾，它带来的应该是两极分化危机的边缘。看来涨工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工资翻番就解决了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我们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这才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转藏自：云卷云舒漫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423/12/1547271_11173538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