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条件:梁济：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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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这个世界会好吗？
本刊记者│刘永峰
“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五，按照阴历计算，辛亥年还剩有五天，但这却是大清朝的最后一个冬日了。这一天里，北京城南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一处普通的宅院内，安静地坐着一位“肌肉匀满”“肩膀少宽”、两臂舒长、颜色腴润的老者。
这位老者名叫梁济，已经53岁，在清廷民政部任职，虽“间日一入署”，但已基本处于悠闲无事的状态。平日里，梁济“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梁焕鼐、梁焕鼎《梁济年谱谱后记》）。因为长久以来庄敬严谨的生活习惯，梁济虽已年迈，精神体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于聪明”。每日必早起，日夕为札记，字迹或小于蝇头，行列厘然，出门游散，往往徒步，不假车舆。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时候，梁济却再难以在这样平淡清静的生活里，继续维持一副从容的心态了。武昌起义数月以来，各地纷纷独立，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令他不免忧心忡忡起来。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亲贵皇族们，在历史面前也都束手无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济，更是丝毫无法影响这个王朝的走向。相反，从这一天起，变荡的世界却开始裹挟着他卑微的命运一步步走向绝路。
■ 殉国
如果说，在那一天，国家覆亡的事实，给梁济带来的冲击，还须静待时日才能完全显露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对时局反应的结果却早已显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百多天以来，已有太多“忠义”的人，因黍离之痛的沉重打击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义后，长江下游为之大震，九江首当其冲，随即南昌新军继之。10月3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新军欲推举最后一任江西巡抚冯汝骙为都督，宣告独立，被冯汝骙严词拒绝。由于冯在任上颇有声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强人所难，护送冯汝骙离开，然而冯汝骙到九江后，自念去官不守，又无处求援，以图恢复，便服毒自尽，成为汉人官僚中为清朝殉节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长沙被起义新军占领后，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输款平乱，当时嘉禾知县钟麟听闻革命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即集结该县士绅说：“麟莅县经岁，无德於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罹兵祸，死无所恨！”众人相顾错愕。11月11日，革命军包围县衙时，钟麟端坐堂上，吞金自尽。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后，急调派海军前往镇压，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二艘。当时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但发炮多不命中。未几，以煤罄为由，相率驶离。1911年11月11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13日抵九江。当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独立，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知海军也已起义，便邀帮带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说：“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说完发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经80岁的奎荣，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曾先后在峨眉、犍为、彭水、庆符诸县做过知县，这时以老告休已有十余年。当铁路事发时，总督赵尔丰处理过急，奎荣就曾叹息说：“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绅民到总督府逼迫赵尔丰交出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奎荣遂托疾不食。有人相劝，年已老迈，毋过自苦，奎荣慨然说：“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不久饿死。
南方各省纷纷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亲贵达官而下，每日都汲汲于转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计。一位在宗人府当差的诸生张传楷，见此情景，甚为愤慨，便亲到都察院上呈说帖，请代为转奏。可此时，院内官员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门外等候，连哭三日，也未见一官。旋即逊位诏书下，张闻后遂拔所带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铭十六个字：“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 避乱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笃信儒家道德教义的梁济而言，我们丝毫不必怀疑其以身殉国的勇气，但2月12日还不是梁济最为绝望的时候，至少他还并不知道清帝当日逊位的消息。
尽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济还是被一种忧愤的心境所围困着。不仅是那一天，也不仅仅是梁济，那段日子里，整个京城，大清的官员士人们都笼罩在一种悲观的心境里。虽然那时的革命之火主要还在南方各省，但骚动却已令人们终日惶惶起来，许多朝官已开始纷纷避走他处。
武昌起义仅仅五日之后，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大清银行取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钱余。讹言廿八有变，居民出京者相继，火车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载。出城，过叔伊（陈衍）、琴南（林纾），琴南亦欲送眷暂避于天津租界。”
那时，本来作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稳定局势，但船行到塘沽时，郑孝胥便接连得到来自湖南的噩耗：岳州税务司有电至京，言“长沙失守，余抚台已逃去”；又传言余抚台被乱党拘禁；长沙新军已叛变，萧协统自杀等等。那时，郑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险之地，便决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锋”（《郑孝胥日记》）。
到上海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北京朝事危机，外省则……乱者四起，无干净土。而余独袖手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至北京，在北京则驱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人生种因得果，类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楼，遂适为避世之地，此岂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楼中，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运思操劳，绝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个遗老的生活会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身上，或许都摆脱不掉这种失落惆怅的情绪。
几乎同时，离京避乱的还有严复。1911年10月14日，严复在日记中写道：“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连数日风声甚恶，那个时候，江浙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在京资政院民选议员如鸟兽散，严复也随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后，严复见到前来避难的人们如此众多，以至于连借宿的去处也难找到了。除了暂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岛、上海的人也络绎不绝。那时，天津码头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价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数倍。
而也是大约这个时候，在清廷学部做参事的罗振玉，受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的劝告和邀请，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罗的书籍，从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与之同行的则是当时在学部图书馆做编译员的王国维。
有趣的是，这些纷纷出走的“遗老”们，在此之前还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积极追求者，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是新思想的先锋，然而，在革命的大势面前，这些人物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样的转变无疑反映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旦径言兵乱，则纲常隳坏，社会失序，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祸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他们也绝非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只是当主张全变、速变、暴变的“激进派”出现时，这些主张渐变、缓变的人物相对而言变成“保守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