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伊尔:盛禹九：文化是什么？

盛禹九：文化是什么？  ——回答杨伟东采访之二

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先生来信：“我们查阅了1983 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2009年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发现，这些内容的释义在这近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中没有改变过。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却 正在发生变化。是这些常识和定义需要重新诠释？还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需要修正？我们正在向您和知识界的学者们寻求答案。真诚期待您发表意见！”杨先 生附寄一份“采访提纲”，现就“提纲”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第一个问题谈了什么是人性（人性、阶级性及其他 ），这次谈的是第二个问题：文化是什么。


第一、 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什么？据学者庞朴统计，对这个词汇的解释有260多种。当前，在我国，权威的解释是：

“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现代汉语词典》）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

上面两种对文化的解释都比较简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71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这是对文化的解释比较精确的定义之一，为许多国家的词书所遵循。

我欣赏爱德华?泰勒的观点。他把文化当成一种“综合体”，不仅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知识，也包括信仰、道德、习俗，乃至“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爱德华?泰勒的这种解释，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它扩大了人们对文化的视野，对于规范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大有帮助。

四年前，台湾文化人龙应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化是什么》一文。文章从日常生活中一些常见到的现象谈起，比如：一个人迎面走来，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文章还举了许多例子：如从台湾渔村的迎神节日，台湾原住民老人在诗歌晚会上唱的一首歌，京剧《四郎探母》在台北演出时人们的感动，还有对北京的古老胡同被大片拆除，“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的不同感受……龙应台用十分通俗具体的形象，诠释了爱德华?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说明“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她提醒我们，不仅在知识、道德、智慧上，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存在着文化品位差异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素质。

《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介绍“文化的一般特征”时，特别提到了“文化的阶级性”。它说：“一般文化是从抽象意义上讲的．现实社会只有具体的文化……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中，由于各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因而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不同，出现了各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这是毛泽东“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观点的演绎和延伸。我觉得，写在“文化”这一词目中，是“画蛇添足”。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它不是哪一个阶级，而是全社会各个阶级共同创造的。比如，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故宫，这两处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秦、明两朝的统治者和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能给它贴上“阶级标签”，说是“秦始皇文化”和“明成祖文化”吗？不能。再举一例：离我家不远处北京东岳庙前，有一座精美的牌楼，上有四个大字——“永延帝祚”，据说是明代大奸臣魏忠贤写的。很幸运，北京市在扩展街道时，没有把这座牌楼拆除，可能考虑到它是文物，有保留价值吧。文化大革命中大讲“阶级性”，“破四旧”，批判“封、资、修”，说什么“儒法斗争”，儒家（孔子）代表“没落的奴隶阶级”，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十分牵强误会。须知儒家孔子学说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很多观点，比如“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教育思想，就有其合理性，你说属于哪个阶级？！“文革”中还把穿喇叭裤，擦口红、养宠物说成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可现在已流行开，司空见惯了。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存在着“阶级文化”。但是，一种文化能否得到绵延和发展，关键在于其是否有历史和社会价值，而不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同”，和“各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还有李后主的词之所以流传不朽，不是因为作者的阶级出身，也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是哪个阶级的思想生活，而在于这些作品历史地、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写了共同的人性，所以得到各个不同阶级的欣赏和共鸣。这就是文化艺术的魅力。


第二，讲一讲多元文化的问题。

哲学中有“一元论”和“多元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多元文化、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的出现，则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1988年春，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了后来被西方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引发不同的影响。于是，在西方，什么东西都“多元”起来：价值观多元起来了，道德标准多元起来了，生活方式多元起来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外的学术界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论。

“多元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迅速和发达，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于是产生了文化的多元化。我国学者王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一文中，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细化，认为它“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历史观、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的混合体”。

实行多元文化最典型是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多民族形成了他的多元文化。我旅居纽约期间，在街上常常看到一年一度的各个民族文化节日的表演。比如，3月17日这天，纽约的爱尔兰人男男女女穿着五彩裙子，吹着风笛，举着各种标语牌（包括“英国人从北爱而兰滚出去”这样的标语），在曼哈顿第五大道闹市游行，展示了爱尔兰民族的风采；同样，纽约的华人在春节里也上街游行表演。加拿大于1971年正式颁布“多元文化”政策，在法律上确定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思想、言论是完全自由的：各式各样的社团聚会，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生活方式，各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彼此互不干扰。“多元文化”使得这些国家人心舒畅，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和科学得到高度发展。

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不是“多元文化”，而是单一的“党文化”。这种文化发源于延安整风，建国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其理论和口号是：“为政治服务”，“突出政治”，以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等。尽管毛泽东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好的口号，但按照他的解释，“百家，实际上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一个吃掉一个”，结果仍然不是“多元文化”，而是“一花独放”。

所谓“党文化”，也不是全党的文化，而是“领袖文化”；“为政治服务”实际上也是“为领袖服务”。谁是领袖，谁是“第一把手”，谁就是权威，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不反对党文化，他说 ：“一种思想（毛泽东思想）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林彪说：“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党文化”成了“领袖文化”，“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整个党，整个社会，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和后果：

    第一，不讲真话，讲假话。一些历史事实被歪曲，被篡改。例如，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马克思早有定论，认为“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太平军“凶神恶煞”“比老统治者还更可怕”，如此等等，对太平天国是基本否定的。只因为“伟大领袖”说过，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老祖宗”马克思的话也不灵了。九十年代一部《太平天国》的电视剧，把洪秀全等人塑造成了“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就我所知，这个剧组去长沙拍戏时，湖南文化局的有识之士给剧组提意见，要他们尊重历史，有分析地拍这段历史。剧组说，我们是奉命行事，不能改剧本。

    再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国统区，国民党抗日牺牲了240多个将军；可“伟大领袖”硬说，八年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消极抗战”，胜利后“摘桃子”。2007年，大陆纪念抗战60周年，邀请台胞参加，中共改口了，承认国民党领导了抗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说到国民党，就便说一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蒋介石。过去的宣传，一直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千古罪人”。不久前，学者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蒋介石专家）赠我一本书——他写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使我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比如：一、蒋介石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重大贡献的：辛亥革命时，他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对袁世凯，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对陈炯明，在孙中山最危急时刻救了孙中山；二、蒋介石是爱国的。“二战”前，蒋介石没有听从孙科、白崇禧联德、抗英美的意见，而是联英美，抗德日；八年抗战结果，中国成了战胜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务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真正的发言权、决策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应从此开始。又如，三十年代，斯大林以签订使中国人丧权辱国的《伯力协定》为条件，让蒋经国回国，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以换亲子也。”朝鲜战争时，杜鲁门两次主张用原子弹对付中国，蒋介石坚决反对。由此看来，蒋介石对我们国家民族来说，既有大过，也有大功。

    第二、文化禁锢，百花凋零。记得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所有优美的音乐、电影、戏剧和其他文化，通通被打成“毒草”。八十年代“清理精神污染”，音乐界“批邓（丽君）”,批《何日君再来》……极左派把反映人间美好的东西全部扼杀，神州大地，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今天，邓丽君的歌已唱遍大街小巷，邓丽君被誉为“当代华人难以逾越的歌唱家”。去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系统的网站号召投票选最有影响的文化人，获第一名的竟是邓丽君，有800多万张选票。

谈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使我想起了作曲者刘雪庵。这位曾被载入《大英百科全书》的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抗战期间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爱国歌曲；特别是《流亡三部曲》：“离开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这歌词我至今记忆犹新。像《松花江上》一样，这首歌曾经唤起了多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走上抗日战场。可是，刘雪庵就是因为《何日君再来》这首歌谱了曲，被批判为“靡靡之音”，划为“右派”，关进“牛棚”22年，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以终。现在，刘雪庵的冤案已经平反了，《何日君再来》到处播放传唱，不知何故，刘的《流亡三部曲》这首流行的抗日歌曲，至今依旧尘封不见天日。

    去年，在文化领域开展“反三俗（低俗、庸俗、媚俗）”运动。当前的文化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三俗”问题。可产生这“三俗”的原因是什么，很值得研究。我觉得，论其原因，首先是一些文化媒体，例如电视台和一些娱乐场所追求“经济效益”，文艺节目主要靠丑星、笑星来支持，用低俗的节目和噱头来提高收视率；其次，对表演者（特别是相声）的限制、清规戒律太多（如不能涉及政治，不能讽刺领导，不能借古讽今等等），演员的路子太窄，好的创作又不多，只好向“三俗”发展。

可话又说回来，一个社会即使有“三俗”，毕竟只是个品位和格调高下的问题。只要不违法乱纪，不有伤道德风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众所周知，国外普遍存在着“三俗”文化，政府并不禁止，媒体也不批判，因为这也是一部分“下里巴人”的需要。人们说，这次文化部门反“三俗”，“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人口无遮拦，諷刺現實，揭露社会阴暗面，得罪了权贵阶层，可能借此来进行整顿和封杀。

    其实，在我们文化领域中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三个代表”中的那个“代表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目前大量充斥于我们的出版、电视等文化领域中的，并不是真正的“先进文化”，而是带有“个人迷信”印记的“颂圣文化”，充满了铜钱气味的“商业文化”，以及没完没了的“帝王将相文化”。比如，反映封建专制王朝的影视片，反复翻拍放映，大量宣扬的是宫廷政变、凶残杀戮、阴谋权术之类。一些“革命电影”程式化，歌颂和美化“红太阳”，虚假、添油加醋的太多。一些商业“大片”，如《英雄》《满城尽是黄金甲》等，荒诞离奇，文化品味不高。记得胡、赵当政期间，还拍了些反映真实历史、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电影（如像谢晋的《牧马人》《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系列），现在这类电影已经看不到了。至于那些宣传反对专制，颂扬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品，则一概被排斥之列。一部《走向共和》的纪录片，只因其中有孙中山关于民主的一段话，竟被中止播出，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影响青年一代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钱学森去世前，曾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问得好！新中国成立60年，没有培养出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没有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品和科学成果，这与我们僵化的文化教育体制和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一个社会，如果个人创造力、想象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反之，这个社会只能是因循守旧，毫无生气。我们的教育强调升学率，教育思想和内容单调贫乏，突出政治，禁区太多，怎么能培养出思想开阔奔放、有创造性的人才？！至于科研文化学府“市场化”，“金钱挂帅”，学术腐败成风，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机制遏止，后患无穷！

朱厚泽说：“‘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对国家社会的危害，远比“三俗”文化更为严重。对此，作家沙叶新写过不少有关“党文化”的文章，如《‘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等等。沙叶新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批斗’文化》等等，这些文章揭露了“党文化”的各种表现和危害，酣畅淋漓，切中要害，符合爱德华?泰勒关于“文化”内涵的解析。

今天文化领域的情况又有了许多改变和发展。我看到一份资料：根据某权威机构对两百来名县处级、厅局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项是“当今中国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什么？”在已经收回的175份问卷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占15.43％，选择“大众文化”的占24％，选择“西方文化”的占7.43%，而选择“潜规则文化”的竟然占到48.57％，几乎占到了一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领导干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状况怎么样？”认为“非常坚定”的占5.71％，认为“不很坚定”的占28％，认为“说与做不一致”的占49.71％，还有13.14％认为已经“出现了信仰危机”。如果将认为“说与做不一致”（ 即“言行不一”）的，和认为已经“出现了信仰危机”的两项加起来，则达到62.85%，相当于认为“非常坚定”者的11倍之多。尽管这个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是一种参考，但它同很多人平日里的真实感觉基本上一致。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曾经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据说原来草拟稿子的前置词中，有“民主的”一词，被毛删去了。现在如果说要“文化重建”，就应该恢复“民主”这一重要内容，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有人说过，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是“鸟笼经济”。同样也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是“鸟笼文化”。只有打开“鸟笼”，“放他们到宽广的世界中去”（鲁迅语），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起飞，才能兴旺发达。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學作过一次演講，题目是《文明的力量》。龙应台的祖籍是湖南，和我同乡。她这次讲演，从“乡愁”谈到了“血浓于水”和“大国崛起”。龙应台说：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是民主、自由、道义精神的崛起，崛起的是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她还说：如果两岸在文明价值观没有共识，“血浓于水”又算甚么？

    龙应台的这些话是语重心长的。她非常深刻地说出了文明价值观对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