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砂希行谢柔惠的身世:李银河简介 站在风口浪尖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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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简介 站在风口浪尖的女人
李银河195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主要著作有:《同性恋亚文化》、《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等。李银河教授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并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李银河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学术界地位另类,但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记者徐万涛摄)
当年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合影。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这样写道:“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感动中国的作家--王小波 )
无奈入山西大学学历史
17岁,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生命的绚烂刚刚开始,她们或许情窦初开,忙着和男孩子们约会;或许在发奋读书,为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奋斗。但是17岁的时候,李银河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到乡下去。
1969年,我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3年之后转到山西庆县(我父亲的老家),在那里又待了两年。五年的知青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干活,全部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兵团的时候好像比农村更繁重一些,兵团里都是年轻人,体制也是按照军队的体制。那个地方很荒凉,五年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吃多大的苦都不觉得苦。
1974年,我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候还算是工农兵学员。学历史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年山西大学下去招生只招学历史的学生。之前一年,山西大学的英语系也曾到我下乡的地方招生,招生的人问我对英语的看法,我说了一句:“英语应该是个工具吧。”大概招生的人觉得,英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这么简单,没有招我。所以到了第二年历史系招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是别挑了。”就这样,我虽然不喜欢历史,还是读了历史系。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些工农兵学员根本就不学习,整天都去串同乡会。因为他们都是从山西的各个县上来的,毕业之后他们还要回到原来的县去,所以他们热衷于搞串联,以便将来回到县里形成一个势力。我对那种串联没有兴趣,只是觉得时间宝贵,就拼命地看各种书。那时候,老师也教不了什么给你。
上山西大学对于我来说是时代的一个误会,我从小上的都是北京考分最高的小学和中学,我的姐姐哥哥们考试也从来都是考前几名的,我们家有考高分的传统,如果不是“文革”,我考清华、北大绝对没有问题。
曾有一段短暂的报人生涯
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在山西大学,李银河的记忆都不是那么愉快。那样的青春,对于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女孩子来说似乎有点残酷。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山西大学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是李银河步入社会的入场券。
从山西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北京,到了光明日报社当编辑。说是分配,也算是自己找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报人,跟光明日报的主编都特别熟。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跟着老同志学习当编辑,也学习怎么当记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我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找到各种统计数据制成图表,罗列到文章中。那时候人们写文章还不怎么用数据分析这种办法。后来我跟我们室主任到上海出差,看到上海的各个单位都把我的文章挂在墙上。
当时正在提出“现代化”,我猜想上海正在搞什么活动,我列的那些图表恰巧能表现一些问题。
后来我就去了国务院研究室做研究人员,在中南海里办公。在那里,我和朋友林春共同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基本上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写这篇文章是在1978年,理论务虚会正在召开,我觉得这是个信号:民主和法制需要呼吁。前一段时间看凤凰卫视,已经在回顾那段历史了。
之后就是1979年,我到了社科院马列所,那时候马列所刚刚创建。在马列所待到1982年,我就出国了。从1982年到1988年6年时间里,我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