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星秀王祖蓝是哪一期: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与大众常识相撞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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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与大众常识相撞伤痕累累
2008-08-12 08:59:09| 分类： 醉眼观世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转帖：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李银河（图姜晓明）-本刊编辑部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福柯一样，李银河的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出新闻。她竭心尽力维护的与性、与幸福、与正当的权利、与抑制和反抑制相关的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多半已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但是，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与不伦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一人与多人的性关系，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依然是大多数实践者在昏暗的角落里进行的行为，依然是主流社会断然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常识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的常识激烈相撞，相撞的双方，一定会伤痕累累。
需要厘清的是，这些最终引发出新闻的“肇事”的观念，并非李银河独家生造。1988年从匹兹堡大学毕业回国时，她已选择好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对经验和实证，她既有天生的好感，又有直觉上的兴趣。她近20年坚持下来的，也无非是收集、描述无数个体的，与性、爱、尺度和社会轨范相关的经验。然后，她发现，和她的直觉所告知的一样，在我们这里，最容易遭受检查、最容易遭受抑制的，就是这些与性相关的事。在解释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她也决定，为这些本该属于却还不属于我们的性权利大声疾呼。
如果李银河是一位荷戟独行孤军奋战的书斋学者，恐怕早就被非理性的舆论吞没了，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张竞生先生，那个被斥为“神经病”的性教育的先驱和性快乐的倡导者。刘达临、潘绥铭、张北川，他们和李银河同属一个战壕，尽管他们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们毕竟在一个和每个人(也就是恒河沙数的无数人)的快乐和权利相关、又与所谓的传统伦理相龃龉的最大的盲区里，开辟出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进步，那个因为“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而获刑的女性，在今天，已经无法依刑量罪了；而从前被社会所不容、令家人耻辱的同性恋人群，也已经获得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宽容和理解。
性学家可能是最不道貌岸然、最接近诚实的一类人，李银河说，获取诚实的办法之一，是彻底地、诚实地问问自己和宽容别人。
近20年，李银河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一向被伦理、被道貌岸然牵连得无比沉重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一幅因冒进和守旧的张力而显得无比生动的性学图景。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人的婚姻、中国人的性、中国人在饮食男女上的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人的爱也获得了极大的丰富。无论超前的性爱冒险家，还是恪守古老伦理的人，他们都用各取其尺度的性和爱，丈量出了这段历史的深刻变迁。
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本刊记者 尼克 陈海 发自北京
有一次，导演张元问李银河：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李银河想了半天，回答了一句：做性研究的人都特别地道，不假正经。张元点点头，似有同感。
这样的问题被问得多了，李银河也开始正儿八经地问自己。为此，她专门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研究性》——“罪魁祸首”是出生的环境和社会的氛围。李银河属于生于1950年代，长于1960年代，1970年代谈婚论嫁的那一代。在那些年代，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要特别加以防范，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万恶之源，“又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
现在，她认为，性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题便出现了：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3人以上的性活动？……踌躇再三，但隐约有个肯定的、理直气壮的回答。而现在，她不假思索：当然可以。
开始是家庭作坊式的调查，和她的丈夫王小波，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最早做单身研究，在北京晚报上登了条豆腐块，征集单身志愿者，其中一位男士，30岁上下，跟李银河说，独身是因为同性恋。这是她的第一例同性恋受访者。这位志愿者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滚雪球般，最后李银河共征集了三四十名。另一批最早的受访者是住处附近一家心理诊所的“病人”，主治医生是她的朋友，去那儿求治的，都成了她的受访者。
那年，李银河36岁，刚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之前的人生，“都在等待都在准备中”。“还要准备到何时？36岁，真是够晚了。”当然，还有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从17岁到22岁，下乡，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然迸发出来，一口气搞了10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够她交差的了，但她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10项研究的结果是10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回国之前，她还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小了很多。
这10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后来，集结成册，取名《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虽然只印了4000册，但已经挺满足的了，她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
论文发表了，书也出了，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研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为了改变什么，也不为了和谁战斗，真有影响，那也是副产品，自己的目的，首先是经验研究：描述世界，解释原因，仅此而已。
一个电话惊醒了她，一位中年女士在电话里开骂，“你们全家先同性恋试试！”她猜想对方可能是受害者，丈夫是同性恋。开骂的电话一天能接好几个，还有人写信，写各式各样的信，还有会议、报告的邀请函。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和当下中国的紧密联系。
顺着性爱这条线索，她还有些不大不小的发现，但已经够让自己惊喜的了。“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
选择经验研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这些发现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她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公民这个概念”，参与公共生活：率先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卖淫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投身“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进程”；又支持“闪婚”；“同性婚姻”提案第三次受挫，但她表示仍继续提交；“憧憬多边恋”、“为一夜情正名”而身处风口浪尖。风暴袭来，一个学者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她最新的计划，是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关于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一个村里去访问这个村里的所有妇女，然后看看，这个新课题，又会怎样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又有什么是被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