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粽子怎么获得:一个高校团委书记是怎么死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这个年轻人，就是合肥工业大学现任团委副书记陈刚。此前的22日，该校党委常委会刚刚确定团委书记职位的拟任人选。出乎多数人的意外，当选者不是众望所归的陈刚，而是任职合工大新校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的陈文恩。

　　正如他在遗书中所称，以死解脱自己并警示当局者，是“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的。他的最后的愿望是，“教育部有必要成立个工作组，不能任由天高皇帝远胡作非为。从继续查小金库做起，没有小金库就不会有那么多猫腻空间去拉拢领导。从党管干部的民主集中制查起，书记太妥协，恐怕也该退休了。”

　　他不无愤慨地发出怒号：“当局者们，赶紧召集会议通气吧，消灭一切教育部可能查到的证据。凡是有正义感的人行动起来，看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上述材料引自其遗书)

　　可惜，不幸让他言中了。当局者不是从他惨淡的血中吸取教训，认真反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而是急于消弭此事的影响，不择手段、毫无人性地摆平它。当他身亡后，“面对家属的强烈要求，校长书记迟迟不见，见面之后，校长书记任由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哭到昏厥，也没一人上前扶起，没一人说一句抚慰的话，态度极其傲慢、冷漠，拒不承认一切责任。之后的工作中，迟迟不发讣告，不设灵堂，直到现在家属也还未见逝者一面。 ”(引自其妻子之语)

　　这些从该校在长达半个月后公开发布的通报中得到佐证。这份通报以冷静得可怕的言语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注：官样文章的经过，而非包含了事实真相的经过)，通篇自我辩护，毫无面对事实的诚意，堪称冷血透顶。

　　通报首先美化了善后处理的过程，与死者妻子的描述完全不同，但在家属坚持要求在讣告中表明死因为“因公身亡”或“因工作原因坠楼身亡”，学校负责“家属赡养、教育、精神慰问”，“子女上大学、就医、就业”，“来肥亲友误工、往返、精神损失”等核心问题上则反应消极，以致“后事处理事宜无法进展”，其“母亲多次到学校行政办公楼找校长和学校领导吵闹。”。

　　通报以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描述了陈刚竞聘团委书记一职的全过程，似乎毫无破绽，完全是“公平、公正、公开”，按照程序和规则办事的。然而，通报未对陈刚遗书中指控的“拉票”、“贿选”、“拉帮结派搞小团体”、“迫害打击正直干部”等关键问题作出丝毫回应，也无文字表明该校对此进行了切实的调查，因此注定是空洞、苍白、缺乏说服力的。

　　因此，该通报在结束时发表的三点声明，除了第三条“学校将密切关注有关舆情信息，对于捏造、肆意散布相关不实信息的行为，学校将保留追诉的权利”，露出了学校当局恶狠狠的狰狞面目之外，其他两条根本不足为信。(该校通报链接网址http://news.hfut.edu.cn/index.news.hfut?o_id=42&i_id=460471)

　　我们既为陈刚之死感到深深的惋惜——即使面对多么黑暗的现实，也不该自行了断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又为他的天真而难过，他觉得以死可以明志，可以谏言时弊，可以促使当局者正视存在的问题并解决之。但他恐怕要失望了，他的死或许并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为了掩盖这个丑闻，漂白这个丑闻，为了上上下下体面光鲜，他怕是要白白地死掉了。充其量，在事情闹大之前，在他子女家属抚恤等善后处理问题上予以妥协。

　　这份姗姗来迟的通报就是鲜明的证据，其他证据明眼人众所周知，无须赘言。

　　笔者同为高校中人，和死者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在没有看到有关材料之前，曾经也受到劝说，要我不说话或者少说话，也没想到要为此写些什么。但是在通读几篇东西之后，深感震撼，再也不能沉默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沉默，谁就是犯罪，谁就不是人，那些绞尽脑汁推卸责任、甚至为死者抹黑的人更该下地狱。

　　一种不能让他白死的责任感促使我深思，陈刚究竟为什么而死?是什么逼迫一个性格外向、无比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走向了绝路?谁要负起这个责任?

　　三根绳索勒死了他。

　　第一条绳索：高校“官僚中心主义”盛行，森严的等级制度营造上命下服的严苛秩序。前者是途径，后者是目的。所谓“官僚中心主义”，比“官本位主义”更甚一层，高校教学中心地位、教师中心地位流于表面，而实质上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从校到系科层分明的高校党政系统，掌握了学校主要的资源，并因其具有的职权可以额外取得资源，乃至于通过非法途径获得收益。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处在从属地位，在官僚系统的领导、支配之下，可以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其经济收益也由于不具有决定权而难以得到有力的保障，往往成为利益受损的一方。

　　其必然后果有两个，一是十分注重上命下服的等级制度，以此维护严苛秩序，便于“统一思想”，“维护稳定”。二是为了取得优势资源，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乃至于自我实现，教学、科研就得不到足够重视，教职员工将自己的“前途”寄希望于“官场”，将更多精力谋求获得“一官半职”，而不是把工作做好。即使做好工作，也是为了“更上一层楼”，占据支配资源的有利位置。

　　陈刚无疑也是把职务晋升当作了自己工作能力、水平的根本标尺，因此，积极主动谋求在职务上更上一步，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工作梦想。但他没有成功晋升职务之后，除了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和能力未获肯定感到沮丧之外，实际上说到底另一个更要命的想法也占据了他的头脑，他可能觉得他以此获得更好的平台施展抱负的希望也破灭了，尤其是在“恶势力”当道的情况之下，他是否能够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有机会，真的很渺茫。这种想法是致命的。在他徘徊在死亡线上时，这些念头会混淆他的头脑，使其失去清醒的理智，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第二条绳索：高校只是个小社会，自身资源有限，可以拓展的资源也很有限，从而导致恶性竞争。在当今中国，高校再也不是纯粹的知识殿堂，而更像是个社会的缩影。高校既然是“官僚中心主义”当家，难免也成为所谓的“酱缸”。在社会流行习气熏染之下，高校也不能独善其身。社会上一切大家耳熟能详的现象，在高校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官场坏习气和腐败之风在高校不仅有其市场，而且在知识分子云集之所，做得更不堪入目。

　　不仅如此，在相同部门，为了有限的资源和机会，即使是在上下级之间，也会为了区区小利，普遍存在上级猜忌、压制下级、为其发展设置障碍的现象，它使行政系统僵化缺乏活力。种种因素，导致高校“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化，追名逐利的驱动，在相互之间以不同利益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并形成竞争关系。在竞争过程中，自然不择手段，包括玩弄规则游戏，让自己中意者上，让不中意者下。老天都在看着，别人能瞒过，难道能瞒过自己的内心吗?

　　有些高校某种程度上就是个“垃圾场”。比如官场上的拉帮结派，选举过程中的“拉票”，以及“贿选”等，在这些学校都是常见的现象。更有甚者，有的学校领导还利用高校扩招、大兴土木之机，疯狂敛财，或者私设小金库，胡乱支用，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假公济私，等等，都在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很严重。据说，高校升格或者设置，是腐败的高发点，此事要是认真查起来，恐怕教育战线要引发一场地震。

　　无论是陈刚的遗书还是其妻子的描述以及《南方周末》的公开报道，都指向一个事实，即合肥工业大学存在严重的官场坏风气以及涉嫌拉票、贿选、私设小金库并违规使用等行为，而作为一个具有原则和底线的人，陈刚不愿意做这些小动作，以求晋升。但在竞聘结果揭晓以后，它导致了陈刚动了自杀以求震慑当世，引起关注，促进问题解决的念头。这种想法直接要了他的命。虽然结局可能表明他的行为可能十分幼稚——有关部门并未准备认真对待它的遗书，只求速结此事，但他的勇气仍然令人称赞。中国像这样为了理想愿意豁出一切的人还是太少了。

　　第三条绳索：在竞争中获胜者将为此获得成功的愉悦感，全社会形成晋升职务光荣，否则就是“混得不好”的畸形文化氛围。在“官僚中心主义”和高校资源相对稀缺这一基本矛盾之下，在同类之中脱颖而出，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日渐往金字塔顶部攀升，成为每个身在其中者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主要指标。

　　既然升职是人生成功的体现，那么如果在竞争中未获升职，就会被人认为他的人生“不成功”，必然因此带来“混得不好”的心理压力。在此后的人生中，也将面对一个个“成功者”的的光鲜嘴脸，而这些人的能力和水平并不见得比他高明，甚至仅仅是依靠“人际关系”和善于溜须拍马、钻营请托。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演说中曾经说道，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他们每次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志向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在现实世界，像韦伯所说的那样，资历和资质平庸者却往往获取高位者数不胜数，相反很多富有才华者湮没无闻，踏踏实实做工作不求闻达者往往吃亏。陈刚大概就属于这类人，他能干，肯干，会干，作出了大量工作成绩，乃至于有目共睹，大家都认为没有理由不在竞选中获胜，然而事与愿违。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卷入帮派斗争，没有跟对“靠山”，没有使弄“小把戏”，那么，无论他对这个职位如何重视，准备工作如何充分，最终他还是要被黑马超过。

　　何况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受这等挫折，连续三年在职称评定上遭遇的困惑已经使他不敢对此次竞选信心满满了，然而最终的落败结果，仍然让他震惊，并在他脆弱的心理琴弦上拨了一个致命的错音，导致音崩琴散，他也魂魄渺渺于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说还有一根绳索的话，那么就是他所受的教育也是造成他悲剧性结局的一个因素，但他这个事件已经过于悲切，因此实在让人不忍从他个人身上寻找理由——即使有这方面原因，也绝不是重要原因。

　　这个人已经死了，活的人照常活着。但他希望以他的死唤醒麻木者的心灵，去关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平之事乃至于还有肮脏丑陋存在。

　　当局者可以蔑视他的生，但绝不可以无视他的死，让他的血白流，让他死不瞑目!!

　　他的善后处理固然重要，目前其亲属正与校方展开拉锯战，然而更加应该引人注目的是，直到临死他还在呼吁的诉求——其实他的天真也在于此，如果教育部门能够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绝不是依靠教育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从国家层面下决心去面对，去解决。换句话说，教育部调查组只能查明他的死因，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那所学校动些手术，但根本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如果做不到，那就只好任由它朽烂了，正如世界上其他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