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阶段工作小结:欧洲模式挑战美国模式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模式。美国制度，又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美国和英国实行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企业的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他们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被称为“莱茵河模式”。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矛盾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对它们的优劣，人们各执一词。由于法国和德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再次被人们关注。无独有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先生曾出版《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说的就是欧洲与美国的矛盾。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产生新的欧洲经济模式，并断言欧洲合众国将会比美利坚合众国更美好。在该书的1999年中译本序言中，阿尔贝尔先生提出，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有某些相似性，必然成为21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我们邀请他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就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化问题进行探讨。
美国的弊病在于牺牲未来，而欧洲看中对未来的投资
丁一凡：柏林墙倒塌后，您在《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到，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两种模式资本主义的竞争还远未结束。按您的分析，莱茵河模式（即欧洲模式）似乎从各方面看都更合理。长远看来，它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更具吸引力。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舆论在弹奏莱茵河模式的安魂曲，这不但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还因为有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作为依托。同时，人们又拿美国更为发达的风险投资机制来解释新技术及新型企业的兴起。欧洲企业与银行间存在着传统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对大企业的发展有利，但并不有利于新技术的出现，因为大企业一般倾向于渐进式的革新，只是不断地在技术与管理上进行改良，不愿从事彻底的创新。因此，新技术企业的规模开始都不大。欧洲的资本市场及新技术企业的筹资方法落后于美国，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比美国慢。您认为这能解释美欧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哪个更优越吗？
阿尔贝尔：的确，在《资本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我曾试图证明莱茵河模式的经济优越性与社会优越性，但我并未预言莱茵河模式一定能战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然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业绩上的优势、特别是美国企业的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显示出来，比我想象的要快，涉及面要更广。这主要是因为，一场起源于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突然发生了。由于风险资本增长迅速，小型新技术企业发展很快。20世纪9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中，莱茵河模式落后了。正像您所说的那样，在欧洲，资本市场不如美国发达，风险资本市场规模小，小型新技术企业筹资比较困难，因此新技术革命进展缓慢。但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德国统一花费的成本比人们开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由于通货膨胀率低，欧盟的实际利率较高，因而使欧洲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缓慢。在欧美两种模式的较量中，如果最有争议的、效率最差的、最粗暴的美国模式取得主导地位，这是危险的。我仍然认为欧洲模式是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丁一凡：过去，为了克服经济衰退，政府积极执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让位于微观经济政策，只强调企业管理，认为这个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信条是股东利益至上；企业目标是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给股东增加红利，并带动股票价格上涨，因此强调企业管理是顺理成章的。那么，这可不可以看成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对莱茵河模式的胜利呢？企业筹资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资本市场，而不是银行。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企业的短期利润。如果说美国企业在金融泡沫膨胀的那些年里获得的利润很高，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营更合理，而是因为他们从金融活动的获利很多。在股市上扬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并购使股票价格迅速上涨。按说，这些都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利率较低。因此，我认为，仅用企业管理变得更好，无法解释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飞涨的资本市场。
阿尔贝尔：是的。我强调企业管理，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对莱茵河模式的胜利。同时，资本主义不会是一种模式。莱茵河模式的一些基本价值观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是把经济效率、社会互助和团队精神结合在一起。既然欧元已经成功，未来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欧洲能否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联盟。两种模式的胜负取决于谁更能把较宽厚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较完美的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美国模式的弊病在于为了现在的眼前利益可以完全牺牲未来，而欧洲模式看中的是对未来的投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就是对未来的投资。此外，您说到宏观经济政策放松导致企业利润增加，我对此不太同意。在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都有所下降，在克林顿第二届政府时美国消灭了财政赤字。我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曾特别谈过这个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利率很高，而您则指出，这一时期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利率都有所下降，但这只是名义利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
为什么欧洲没有成为替代美国的世界经济火车头
丁一凡：从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欧洲经济没有代替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呢？这方面有许多解释，有人认为有阴谋，还有人认为是欧洲的经济结构有问题。“阴谋论”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金融泡沫即将破灭，但他们仍然坚持鼓吹新经济奇迹，以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向美国。德国人的机械制造技术在世界上是一流的，但他们开始时对信息技术并不太热心，直到美国人说服他们相信，德国经济增长停滞是因为没有发展新经济，如果他们不赶上最后一班车，不购买美国的新技术，就会永远落后下去。于是，德国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向美国大笔投资，但美国的股市泡沫没过多久就破灭了，德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掉进了“新经济陷阱”。德国经济是欧洲经济的重头戏。德国经济下滑，整个欧洲经济跟着遭殃。美国人当年以这个办法治了日本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掉进了房地产泡沫的陷阱，而欧洲人掉进了技术泡沫的陷阱。日本人用了十多年还未走出困境，德国人与欧洲人是否也会步日本人的后尘呢？
阿尔贝尔：您提到的“阴谋论”是一个颇为微妙的观点。您记得吗，列宁说过：“阴谋论永远应该是最后一个要挖掘的假设，因为它的可能性最小。”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你的看法，尽管您说的分析很诱人。的确，美国货币当局都为维持金融泡沫做出了贡献。这也正是美国模式的特点。许多欧洲的银行、金融机构与工业企业都对美国大量投资。然而，泡沫使欧洲的股票价格人为上涨，这更多的是欧洲人模仿美国模式的结果，而不是美国想让欧洲人承担金融泡沫破灭的后果而搞的阴谋。这说明，盲目学习美国模式是要吃亏的。
丁一凡：再拿欧洲的经济结构的弱点来说吧，这只是当年欧洲经济僵化症的另一种说法。劳动市场太僵化，福利国家开支太大，这一切使欧洲劳动成本太高，影响了它的竞争力。但这又保证了欧洲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公正性，可以减少社会成本。但是，公平与效率似乎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股市或资本起决定性作用时，效率似乎更优先，在美国尤其如此，“知识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拉大。欧洲能效仿美国吗？如果它的社会模式被冲垮了怎么办？不学美国，欧洲又怎样解决它的经济结构的弱点呢？
阿尔贝尔：欧洲经济结构的主要弱点在于它的人口结构，即老年人的比重增加很快，它与美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在协调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比您更乐观。经济效益并非注定要伴随社会不公。认为今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将出现新的矛盾是错误的。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实行莱茵河模式的国家就是这样。我承认，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市场过于僵硬，但这种僵硬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必然的副产品了，因为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不一定就损害经济发展，也不必然损害国际竞争力。莱茵河模式的经济优越性来自于无与伦比的工业能力和贸易攻击力。他们特别重视生产，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促进企业把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让我们看看北欧国家（芬兰、瑞典等国）的例子，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最发达，财政压力也最大，但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却很强，特别在信息与通信等新技术领域。诺基亚是一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
全球化是否已经出现了某种转折
丁一凡：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性增长”后，整个发达国家经济都进入了一个不景气的阶段。欧盟国家之间在协调财政政策中出现了矛盾，一些欧元区国家用增加财政开支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他们似乎不想再执行欧元区的一些规则。那些曾不遗余力大肆鼓吹经济与金融自由化的发达国家有可能回归老的贸易保护主义。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感到了，比如对农产品的保护有增无减，反倾销案调查不断增加，等等。美国与欧盟的贸易矛盾特别突出。所有这些现象都让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否走到了某个转折点？它会不会被破坏？
阿尔贝尔：为了推行欧元，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落实两条财政标准，一是国债总额占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60%，二是除特殊情况外把年度预算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我不认为欧盟国家都在突破欧元区的规则。在欧元区12个成员国中，只有3个国家突破了这两条标准，葡萄牙正在努力减少财政赤字，德国与法国的主要过错在于经济增长期时仍然出现了财政赤字。在人口迅速老化的国家，必须消灭财政赤字，否则老年人的生活就成问题了。我对破坏国际经济合作的担心不如您大。我也认为全球化已到了某种转折点，但不是它的破灭，而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趋于一致。对全球化持对立观点的大有人在。总部设在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全力支持全球化，总部设在巴西的世界社会论坛则大力否定全球化。它们之间的对立具有全球影响。然而，它们在今年分别举行的年会上却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立信任是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可见，人们的认识的趋同，才是全球化的转折点。▲

米歇尔·阿尔贝尔：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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