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月光宝盒2电影:观点中国 观点 印度“人口红利”是现实还是幻想

摘 要：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口并非仅仅年轻就能构成合格的劳动力资源，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人力资本。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国民具有自我奋斗精神和好学上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民族构成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赋予中国社会较高的稳定性，并有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商业成本。

中印之间的“龙象之争”是西方政界、舆论界热衷的话题，随着近年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开始受到劳工权利、环境等多方面约束，某些西方机构一改昔日声称印度服务业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制造业增长模式的口吻，开始宣扬印度制造业即将赶超中国。去年6月24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调查报告，声称印度制造业正缩小对中国的差距，预计可在5年内赶上中国。其中的“人口红利”更是被一些人视为印度制造业赶超中国的一个条件。但综合考虑，我们不难发现，印度无法充分利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机会。

不错，中国很有可能不久就迎来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的“刘易斯转折点”，新增劳动力数量甚至2010年就有可能见顶，而印度劳动力供给似乎要充裕得多。联合国估计，2010—2035年间，印度人口将从12亿增至15亿，增长26％；同期劳动力数量将增长33％，达到近10亿人，使处在工作年龄段（15岁至59岁）的印度人占到该国总人口65％左右，令印度成为全球最大劳动力市场和对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高盛则估算，未来10年印度GDP增速可能因劳动力增长而提高4个百分点。问题是印度潜在的人口红利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需要外向经济发展、相应基础设施和教育等方面跟上，方才能够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即使不考虑印度外向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与中国相比，印度都存在致命的缺陷。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口并非仅仅年轻就能构成合格的劳动力资源，而是需要具备相当的人力资本。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国民具有自我奋斗精神和好学上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民族构成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也赋予中国社会较高的稳定性，并有助于降低中国社会的商业成本。

人最重要的素质莫过于自我奋斗的精神，而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一国国民的个人奋斗精神与其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千年来，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重视个人出身门第、重视自我奋斗的传统，加上重视现世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哪个阶层，我国国民普遍愿意通过自我奋斗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也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机会。相比之下，印度文化传统上不重视现世，对现世抱有强烈的逆来顺受无为倾向，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和所谓“精神世界”，只要这种精神状态不彻底改变，印度国民从总体上就不可能具有堪与我国国民匹敌的奋斗精神。

作为劳动力资源，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是决定人力资源质量的第二要素。从孔子建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民教育体系开始，中国国民形成了勤奋、好学的牢固传统，正是这一传统决定了我国人力资源质量不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学校、普通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只有11．7万人、126．8万人和2439．1万人，到1964年人口普查时，文盲率已经大幅度下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又下降到22．81％，2000年则已下降到6．72％。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相比之下，在1947年独立之初，印度识字率远远优于中国，但直到现在文盲率仍然接近50％，除了由印共执政的少数几个邦之外，其余各地基础教育均滞后，其低效率的教育培训体系无法给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普及的培训。印度每年有近1300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但该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每年只能培训310万人，许多印度年轻人甚至缺乏最基本技能。一个文盲率接近50％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全面工业化，也就谈不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席卷世界市场了。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只有在具备高度社会一致性的情况下，人口众多、青年人口比例大的特点才能构成人口红利的优势，否则反而会成为社会动荡之源，而中国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是印度所不可比拟的。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从周朝开始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相反，印度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占据绝对多数，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族占7．7％，泰米尔族占7．4％。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10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不仅如此，宗教对印度社会影响力巨大，而印度居民的宗教信仰又极端芜杂，约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时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残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务低效腐败更足以扼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雄心。中国基础设施优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发达国家行列也堪称先进。考虑到印度以私有制为主体，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优点，却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时注定要付出比中国高得多的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面临资本短缺约束，而要克服资本短缺约束，动员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资本是一条出路。中国曾经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完成了大规模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但印度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相当薄弱。

看到了这一切，我们还能对印度的所谓“人口红利”盲目推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