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杰出军事家: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谈谈我对文革的看法　

靳天明

　　
　　作为网友，我想谈谈我对文革的看法。官方要“彻底否定”，这也不过是官方的观点。民间和个人却有不同看法，这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当事者和旁观者，包括文革经历者、文革时成长者和文革后出生的文革听说者。　

　　经济地位决定人的政治观点，即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中国阶级分化已很明显，“拾煤渣的老婆婆”和“石油大王”式的地位决定观点这一看法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反对。我属文革时成长者，现属“小康”不稳定型地位深刻的，照理观点不会也不该“过激”，。但我是近天命的人，有些生活阅历了，不会生活稍有改善，便轻易改换观点。　

　　和万千同龄人一样，少年时我读了些马列毛的书，但因没有生活阅历，体会理解不深。当时我就读到毛泽东这个“读书王”谈的观点：年轻人读了书，并不能全理解，因为没有生活阅历。我现在活到这个年龄，其间经历了风云变幻的这三十年。对照生活，我发现，如果不从个人恩怨和私利考虑，当年我们学习的东西，即毛泽东的话和马列原着，一点都不错，稍有逻辑思维者，都可以从这些年的现象、事实、实践和当年的理论、思想、观点的对照验证中，感到其正确性、远见性和哲理的彻底性。“理论要彻底，才能抓住人心”，列宁的话完全正确。　

　　以下是我对文革的看法：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消灭阶级的压迫和不平等。引导人民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实践，是革命导师的职责，也是人类获得真正的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抓革命，促生产”这句当年口号中的“促生产”，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发展生产力？对已经翻身解放了的工农大众的根本的社会和历史前途来说，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首先是在于巩固和发展翻身解放后的政治成果，积聚克敌制胜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反对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支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同时在国内开展各种群众运动，提高工农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准。
其次才是逐步地合理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用“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来替换工农“彻底解放”所必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根本的长远的考虑，至少是误入歧途，更可能是“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就是一切”式的修正主义欺骗。现在看看如今是用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的，以及如此发展出来的生产力归谁所有，造福于谁，则更可以看清这种修正主义路线（不讲哪个阶级的需要，用空洞的“全民”的“需要”来掩盖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和他们暴富的事实）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用私有制，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造一个人人都想方设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局面，这在以往的历史中，曾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的阶级的分化，迫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压迫剥削的所谓“弱势阶层”的广大人们，为了生存和尊严，无数次地集合和团结起来反抗和斗争，有罢工，有示威，有议会斗争，更有武装反抗，有巴黎公社，更有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有这些实践，也有在这些实践中产生并指导这类实践的理论：马列毛的理论和思想。　

　　所有这些实践和理论，都指向一个目标，使工农并进而使全人类，彻底摆脱折磨人类数千年的剥削与压迫制度，摆脱人与人基于经济地位的社会的实际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即消灭阶级。这是个长过程，但又是人类要取得社会的彻底解放必经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消灭阶级，这个最终目标不容含糊和转向。　

　　但是，客观上，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要求转向的势力和阶级。这就是走资派，以及旧社会的残存旧势力、旧观念（包括具有文化优势的、想谋个人升官发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当今历史上的新兴阶级、革命阶级的革命导师，而不是什么“执政党”的政客。，作为身处二十世纪，历史已发展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此称对毛名符其实），经历并领导了风雷激荡的中国革命全过程的、看清了人类解放的唯一出路的毛泽东，决不愿意和不允许“转向”。宋江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造反的目的还是谋招安、谋投降，谋皇帝这个地主阶级总头子开恩，谋“封妻荫子”，谋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毛泽东决不是宋江。因此，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要启发、教导和发动、带领工农和愿意为工农服务而不谋个人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的知识分子，反对和打退这种谋求“转向”势力的进攻。这就是他发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动机、理论和实践。　

　　这次革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革命后出现曲折不奇怪。具有历史眼光的毛泽东也曾预见到。曲折的出现，有人们的认识水平问题，更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问题。一场剧烈的革命，所得甚多（教育了人民），得到了经验（为以后革命），但也冲击了不少好人（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扩大了对立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人们头脑里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两个决裂”，和私有制决裂容易，和私有观念决裂不容易。中国曾经有过的和私有制决裂的时代，为中国人同私有观念决裂创造了环境、开辟了道路，社会的人们为公为民为集体为国家尽心尽力曾经蔚然成风。这里说“蔚然成风”，是指社会整体风气。当然也有“开后门”，但在强有力的正确路线之下，也不过是“后门”而已（如今远不止是“后门”），而且常被握有“四大武器”的群众当众贴大字报揭发批评批判。　

　　在公有制社会里，同样是“正确路线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干部带头，群众才会跟上。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者。我父亲是一个普遍工人，当年他的工资和干部完全一样，而厂里科室干部收入甚至少于一线工人工资。这是巴黎公社的经验：防止做官变成发财的肥缺。干部对群众的管理反对搞“管、卡、压”，讲究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育。干部的做官不发财，这在群众中无疑会产生一种良性的接受干部必要管理的前提，陈永贵和不少文革提拔的“高官”都主动坚持在原生产单位拿和一般群众同样的工资。　

　　一个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管理与被管理者，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毕竟还有社会分工，而处于管理者地位的人手中有管理权，如果用来谋私，就会破坏公有制社会应有的公正和公平。公有制社会应有的公正和公平就是：按劳分配，差距不大，干部带头，主动限制和群众的差距（优越性方面的差距），并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建议，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75年我作为学生在一钢铁厂“开门办学”，有一日午餐时间见到食堂大门边一下贴了十多张大字报，一瞧，原来是一科室人员揭发批评本厂厂部个别领导“开后门”：几个管理者私分“郊县公社联营分厂”送来的鱼。批评者说：这不符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精神，在目前学习活动中，干部对此要作自我批评（如今比这严重得不知多少倍的腐败已渗透到如此高的上层，真不知用什么办法来遏止哟！光用杀头威胁行吗？）。　

　　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文革前也是如此），不管对走资派，还是对造反派，都抓的是干部。一抓阶级斗争，二抓干部。他认为要造成一个人们心情舒畅、富有生气的社会，关键在于抓干部，不光抓干部的廉洁，更抓干部的带头，带头干，带头学习，带头做榜样，做楷模，做象王进喜，象陈永贵，象邢燕子，象侯隽那样的工农干部。这些干部最主要的，也是公有制下最需要干部做到的，就是带头艰苦奋斗。今天报载胡锦涛同志视察江西农村，提出要搞好农村工作、改变落后面貌，说：要靠改革，靠科技，也要靠艰苦奋斗。直至如今，还提要艰苦奋斗，可见艰奋奋斗，特别是干部的艰苦奋斗，是非常关键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对新老干部们提醒和强调：干部的权力是谁给的？教导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　

　　文革中运动、活动是很多的，本质上都是学习活动。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文革开始时他已七十三岁，来日无多，要守住革命成果并继续发展，关键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这首先要让干部提高，让他们通过学习，通过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来保持良好的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制止和尽量减少人压迫人现象的发生，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自主、及时的监督揭发和批评批判，来防止干部的蜕化变质，防止大小干部堕落成蜕变了的苏修那样的官僚资产阶级（当时经常登载国内外作者的关于苏联变质的报导，作为镜子，从反面学习（周恩来还接见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六九年出版）》一书的四位日本年轻作者）。为此党的“十大”把“四大”和罢工写入宪法，保障人民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剥削压迫的权利。七五年开始路线教育，毛泽东告诫全国人民，正确路线可以使人民没有政权夺到政权，错误路线会使人民政权得而复失，重新为剥削压迫者做牛做马。同时，谆谆告诫：这些道理，少数人知道还不行，“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是教育干部，一个是教育群众，寄希望于全国人民。　

　　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来说，历史最终由人民推动和主宰，人民的觉悟是最重要的，下一代年轻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最重要的。他反复对年轻人说：“你们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指读书，最终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成长为能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向消灭阶级，即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新人，不要又倒退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剥削压迫社会。　

　　他并且早就断言，如果那样，在这个资本主义列强称霸的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命运又会沦落到做殖民奴隶的悲惨境地。毛泽东越到老年，越清醒地看到中国也有倒退复辟的危险。林彪事件并不使毛泽东感到奇怪，他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然表现，是表现在党内高层，并且表现在当年革命时期的“战友”身上的阶级斗争，这些当年的“战友”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功绩显赫，赢得了人民的拥戴，但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由于世界观的问题，他们停止了脚步，在人民面前开始作威作福，并顽固地坚持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并据此推行一条背叛工农根本利益的倒退路线。这实际上是重蹈苏联的覆辙。　

　　已经翻身解放了的工农政权如何坚持革命路线，继续朝着彻底解放的（消灭阶级）的方向努力，要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斗，也要同党内走资派斗，同时也要引导人民同他们自己的私有观念斗，这才能够避免公有制的名存实亡和逐步演变倒退到公开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　

　　根据现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现状，尽管搞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人民的觉悟有了大提高，但党内老干部（特别是高层）对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不理解不赞成甚至反对以及对自已受批判和冲击的不满，私有制残余的存在，人们私有观念的存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等，都有可能使中国重蹈苏联覆辙。这是历史的难题，不可能通过一次文革解决。毛泽东说要搞多次，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由于上述原因，一旦走资派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由于他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和对中国现状的全面了解，他是充分预见到了其危险性和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当时的一般人民（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则觉得他故意言之过重，以便促使人民提高警惕。历史无情，如今中国的状况充分证明了这位老人的深切忧虑。但是他又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不是历史悲观主义者，这位导师他知道，对人民的教育，光有正面的教育，光有他人摔跤教训还不行，还要通过自已惨痛的经历才能够深刻理解和受到真正的教育，才能重新发奋和崛起。文革把反对倒退的壕沟已挖得很深，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通过文革使即使不识字者也能知道一二（斗私批修！），在文革，他的所有指示不仅干部、党员，就是普通工人农民群众，甚至如我这样的小学生中学生，都能及时知道。从70年开始的学哲学、读马列原着学习运动，使我父亲这样的老工人也开始谈辩证法，学“一分为二”看问题，而我受其影响，为了“从小粗识马列主义”，也似懂非懂地啃起了“六本书（《反杜林论》）”等，为以后稍长后重读培养了兴趣和打下了基础。　

　　如同强国论坛数学所说：通过“造反”，文革至少使普通百姓胆子大了，在当官的面前不再那么战战兢兢的了，敢说话了。这和人际关系等级森严的变质了的苏联就大不一样，而这对如今又想重新耀武扬威的中国新官僚无疑也是一种压力，难怪在文革过去不少年后，他们仍在谈论“心有余悸”，不太敢为所欲为，过于放肆。当然，如今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逐步开始当上了大大小小的官，他们开始为所欲为了，没有什么“余悸”，把无情的压迫加在人民的头上（最近统计：曾几何时，一时议论纷纷的“五九现象”，变成如今严重腐败事件年轻官僚猛增）。不用说，压迫人越重，将来必食其果。文革使毛泽东的威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心里都有一本账，究竟是谁把普通人民当人看，让干部和群众平等相待，是谁最尊重工农基本群众的各种权利。人民有了对照，看得更清了。残酷的现实，也使善于思索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良知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重新转换立场，改变看法。这里的关键，在于丢开知识分子的那点“待价而沽”的私货得失，站在工农大众和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看待文革。　

　　文革，和长征一样，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长征，对整个人类，它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难怪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的坚定实践者和拥护者都异口同声地高唱“彻底否定”的调头，这场革命确实深深地震撼了所有资本主义世界剥削压迫者的灵魂，他们从中看到了毛泽东打开坚冰勇敢开辟的继续革命的道路，最终是他们灭亡而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以上并非什么高见，网上不少高人（包括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早已发表过同样的看法（我读后受益多多），只是看到有人那样痛恨、那样骂文革，感到感情有余，理性不足，故谈谈我的看法。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