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婚礼流程:取消“国家承认”学历是教改的大势所趋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公布2011年的工作要点，“推动《学位条例》修改为《学位法》的工作”这句话列在八项工作要点的第一位。依照现行《学位条例》规定，学位管理系统由国家、地方、学位授予单位三级组成，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它将学位的授权审核、学科专业的设置、学位的评定、证书的发放等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行政计划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这样的规定限制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妨碍了高等学校办学积极性的发挥。（新京报3月22日）

我国一直实行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制度，所谓“国家承认”学历。这一制度，对规范高等教育办学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达到15%），在教育改革语境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

其一，国家统一授予学位，前提是政府部门要对学校的学位授予权进行评审，这一评审本身，就是一种行政评价，严重影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此前引起舆论热议的南科大招生权问题，就是由这一制度所致。

其二，一些高校获得国家授权之后，一劳永逸，不再重视教育质量，造成近年来的大学教育“空心化”。我国每年近700万大学毕业生，都手握国家统一颁发、承认的学历，可有相当部分，社会却不承认（找不到工作），学历严重贬值。

其三，造成学历泛滥和学历交易。在计划体制中，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与各种人才政策和就业制度紧密衔接，由此形成“学历社会”，催生严重的“学历情结”。不少官员和老板，争相读硕士和博士，看重的不是获得多少教育，而是可以拿到文凭。这也造成教育声誉的败坏和学术尊严的丧失。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以上描述，国家统一授予学位，无疑已与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不适应，也有碍“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为此，如果深入推进教改，取消国家统一授予学位，修订《国家学位条例》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也有明确描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加强教育行政法规建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其作为工作要点，是对《纲要》的落实。

人们自然会担心大学授学位的学历含金量问题。习惯了由“国家承认”学历，这种担忧完全可以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自授学位并不意味着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没有评价、监督。而是政府和学校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政府在大学办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监管学校依法办学，审查大学是否具有相应的办学资质。而学校授予的学位，其“含金量”则由社会评价——通过权威的社会认证体系。以美国为例，大学自发文凭、自授学位，与之对应，有十分严格的认证制度。美国的高校认证有两大类，一种是学校整体认证，有六大独立、非官方、非赢利的区域性院校认证委员会负责对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行认证；另外一种认证则侧重于特定的专业和学院，全美共有47个专业认证机构。这些认证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比如，六区域性认证机构每7到10年，会对被认证的大学重新评估。只有通过所属区域认证委员会认可的院校，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间接资助，其学生才能申请并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奖助学金和贷款，其毕业生才更容易得到雇主的认可。

这样的认证体系当然也有瑕疵，即也有大学买卖文凭。但相对于国家统一颁发学位来说，这种文凭靠市场竞争获得认可的机制，大大减少了学历泛滥和学历交易——买到的文凭没有通过社会认证，除了自娱自乐外，价值不大。而更为有效防止买卖文凭的办法，则是改革用人制度，不以文凭作为用人、晋升、考核的依据，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国家承认学历的计划体系被打破，以此为基础的人才评价体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改革人才评价体系是必然的。反之，如果学历计划体系不打破，人才评价体系就很难破除。

以笔者之见，取消“国家承认”学历，是我国教育打破计划体制、去行政化的最关键改革。期望即将启动的《学位法》立法，能系统考虑上述问题，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赋予学校自授学位权利，建立严格、规范的学历认证体系，并改革人才管理、评价制度，如此，我国大学将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而“学历社会”将逐渐打破。教育将关注受教育者能力与素质的提高，而不再是一纸文凭。这就是文凭“贬值”，而教育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