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魏振海电视剧全集:评估制度和开放度 中企海外投资风险补课

2011年03月12日 01:0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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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北非动荡将“政治风险”一词再度摆上台面。

中国企业大范围遭遇对外投资“政治风险”可以追溯到20年前。1990年8月，伊拉克出动10万大军攻打科威特，引发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打击。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为此特别设立“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包括中国建设工程总公司(下称中建)、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在内的多家在伊投资企业对该委员会提出索赔。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大都获得了战争赔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3月9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仅以中国建设工程总公司(下称中建)在海湾战争中的遭遇为例，联合国赔偿委员会仅裁决中建获得3078万美元“直接损失”战争赔偿──根据定义，直接损失包括撤离和设备损失费用。另有数亿美元的合同欠款则被赔偿委员会确认为“与战争无关，不能通过战争赔偿赔付”。

复杂的政治风险远非战争一种可能。早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动荡之时，西方国家就提出了投资的“政治风险”概念，这一概念一般被定义为对国外经营者和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的政治、政策、制度等非市场因素。

评估制度与开放度

大量中国资本[5.60 0.00%]涌入的非洲，正是政治风险高危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赛格(Serge Ngangoua)认为，除战争和战乱，政治风险还表现为政府征收、政府违约和延迟支付等。

“长期以来, 政治风险导致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成为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瓶颈。”赛格说。

实际上，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并非对政治风险毫无考虑。

以利比亚为例，尽管其石油储量达430亿桶，几乎为埃及的10倍，但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始终低于埃及。截至2009年，中国企业对埃及直接投资存量接近6亿美元，对利比亚则不到5000万美元。这其中，不乏埃及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明朗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式与西方国家相比有欠缺处。

中南财经大学曾对中国投资非洲的数额及该国概况进行建模分析，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选择投资国家与该国政府是否对华友好有很大关系，但与该国的制度没有直接联系，与该国的开放程度甚至呈负相关──即中国企业倾向投资相对封闭的国家。

相比之下，西方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地时，开放程度和制度均会被作为评估因素。

实际上，因制度和开放程度导致的政治风险，其延续性和严重性均超过突发且偶然的战争和战乱。

赛格指出，由于制度缺失和政权腐败，非洲部分国家存在严重的关税升级现象。在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家，有关部门以检查偷税漏税、走私、卫生等为借口频繁搜查中国企业，干扰其正常经营，还动辄罚款，甚至没收其财产。这种隐性的政治风险使中国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在肯尼亚，政府还制定了58类敏感商品目录并设定35%～100%的高关税。

承担社会责任

魏建国告诉本报记者，为避免企业受此类政治风险影响，中非基金会建议企业在当地承担一定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企业也一直在这样做，诸如在当地援建卫生设施和学校。”魏建国说。赛格也认为，增加双赢可避免政府对企业进行刁难甚至违约。

“比较难的是一些中小企业，说得不好听，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当地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魏建国补充道。

尽管对于政策性的政治风险，可以通过调整前期评估增强双赢策略来加以避免，但魏建国和赛格都认为，在遭遇战争和战乱时，这些逻辑都有可能被打破。

此次利比亚动荡导致中国公民大量撤出，“因为在利比亚发生的可以算是一场战乱。”魏建国说。

与非洲打了40年交道的他断言，对于战争和战乱风险，中国企业所能做的只有投保。

2月24日，中石油集团表示，该集团在利比亚的设施受到了袭击。魏建国告诉记者，据他所知，凡投资利比亚的国企和大型企业，事先均做过相关投保。即便是专门用于贷款给企业投资非洲的中非基金，也有专门的比例用于应对此类“不可抗”风险。

实际上，早在2001年12月，中国就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企业可通过保险业务来规避风险。魏建国进一步建议，更为可靠的方式是在第三国进行投保。

魏建国进一步就政治风险提出建议：从企业层面来讲，投资前期加大可行性研究，投资过程中注意对当地资源的保护和企业社会责任；从政府层面来讲，加强两国政府间的投资保护协定，并尽早将相关信息披露给企业。“但这一切都是和平时期的举措。”魏建国表示，目前利比亚局势已属于“非和平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唯有保障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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