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长安区医院挂号:浙南金融疯了：月利率超1% 中国式次贷开始预演?

浙南金融疯了：月利率超1% 中国式次贷开始预演？

买岛屿不再只是一个梦，温州商人即将把它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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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3.24+0.010.31%中信银行5.33+0.010.19%“不仅仅如此，温州有几个老板，还准备在重庆搞个迪士尼乐园，温州资本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周德文说。

去年以来，他常带着上千亿的温州资本在全球奔，在全球备受礼遇。但每次回到温州，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焦虑。

比周德文更焦虑是，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印刷企业的老板陈立(化名)，七条生产线，现只装门面开了一条，因为他时刻面临着银行信贷员和高利贷公司的追债风险。

比陈立更焦虑，乐清个体户小麦，他的发小，一家担保公司——称“地下钱庄”的合伙人年初卷款了，并卷走他100多万的血汗钱，从此杳无音信，他对此哑口无言。

然而，最焦虑是这片神奇又诡异的土地，温州。

“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很可能从这里开始。”在温州金融圈浸淫十多年的张初(化名)说。

温州金融疯狂镜像

“最近的关于跑路的传言越来越多。”张初说，他任职于一家投资公司，委托他管理的中小企业老板也越来越多。

这些客户大多此前都有实业，后来都成了职业投资家。到现在炒地皮项目、炒欧美别墅，高回报非常之高。

同时，温州从上万家服装厂、鞋厂缩减成几百家，而取而代之的是上万家“地下钱庄”，他们称担保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等，以公开半公开形式生存，作为“温州模式”配套金融环节，实际上得到了朝野上下的默许。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银行达到这个规模就不得了，不过我估计温州也没有哪家银行能达到这个规模的。”据周德文掌握的最新温州资本投资规模，投资在固定资产上的大约有1.5万亿，投资在流动资产上的却有八千亿到一万亿。

今年初以来千亿民间融资，像滚雪球般滚出疯狂之势。

“现在连银行实际上都在放高利贷。”陈立说，年前，他前往温州某外来银行谈贷款，“实际利率都快一分了，高利贷也就算了，我有设备可以抵押，他们都不贷给我。”

2010年年底，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针对加息带来的影响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各大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全面上浮30%至80%，有些信用社甚至出现上浮100%，这意味着要突破一分息(即月利率超过1%)。

这样的场景，在温州历史上从未有过。“银行向钱庄看齐，钱庄向赌场看齐。”

记者走访调查显示，2008年经济危机之时，温州民间贷款月息曾到过三四分，彼时已被认为惊人，但目前只是集资成本线，而贷款普遍已达七八分之水平，亦即平均年利率10%，最高一到两毛。即便如此，高利贷都不容易。

据上述圈内人士透露，不久前一家福建地产商到温州借钱，位于福州商业中心评估2.6个亿的商业地产项目，融资6000万，给月息三分都拿不到钱。因为温州人认为商业地产周期太长。

“混乱问题一触即发。”张初说，“最近规模上亿的钱庄跑路的我都听说有好几家，关键是它会引起连锁反应。”

温州生态：钱庄引领下的金融体系

如果不是其中的大部分的信用社在1998年被强制收编为政府控股的温州市商业银行(今温州银行)，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从那一刻开始，温州金融分裂为银行体系和地下钱庄的体制外体系。

“大量民间资本在体外循环，表明当地银行系统不适应资金优化配置。”温州市发改委外资处副处长张天长指出。

在一位银行业高管看来，温州银行的组建是温州金融创新的一个句号。与隔壁的台州银行不同，温州银行为政府主导，走上了跟全国绝大多数城商行一样的套路。

实践表明，草根生存仍远远盖过体内循环。以温州瑞安为例，“现有几百家担保公司，但只有30家是有牌照，很多是自发组织。租一个办公室而已，但是‘挂羊头卖狗肉’”。温州市政协委员胡奎律师说。

在号称温州民间融资大本营的财富中心大厦，记者发现了1/3都是投资公司，偌大办公室人员寥寥，这些地下钱庄虽然形似空壳，但其流程甚至和银行贷款程序一样正规。“甚至合同都做得和银行的没多大差别。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借款理由，借款人以投资房地产等各种各样的名目来进行利益的诱导。”胡奎说。

“温州人信用好，否则这个体系早就覆灭了”，张初说，“民间融资和抱团作战互为促进，催生了很多的金融模式，其创造力是银行没法比的。”

在中国式智慧操作下，两体系成为一个畸形的连体婴。

银行、钱庄、政府与企业的四角关系

“温州金融是以钱庄为中心的，把银行、政府、企业、老百姓都卷了进去。”一位温州投资公司老总说。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我们通过大量调查、采访和整理，将其呈现在本版大图中。

“这其中常常是层层拆借、多次担保、重复抵押，一旦资金不能回笼，就是层层讨债。”上述老总说。“在温州如果一个公司全靠民间融资，没有30%的毛利是活不下去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企业本身就很不景气了。”

而周德文透露，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大约30%处于未开工或小开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风险同样与银行挂钩。

“有些投资公司的人通过和其它公司合作，伪造交易合同，编造各种各样的投资用途，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借用别人公司的名义，千方百计地从银行获得贷款。”胡奎说。

“百分之八九十的地下钱庄都是和银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上述老总说，现在很多钱庄的回款速度赶不上银行逼债的速度。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源于房地产，温州的次贷的风险触发要素既有房价，也有企业倒闭，还有货币紧缩。”

这既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也是金融链条的危机。

台州调查：强势银行收缩钱庄反扑，支柱造船业资金链危影重重

理财周报零售银行实验室研究员 张莉/文

温州的民间融资独步天下，台州是另一朵奇葩，它的三家民营银行在中国金融铁幕下硬生生撕开一条口子。

他们在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贷款领域的成功耕耘，使得台州的民间融资一度沉寂，台州的金融生态保持了良性的循环。但是，2009年以来，地下钱庄开始反扑。

“地下钱庄成为企业熬过资金短缺期的强心针，亦可变成企业饮鸩止渴的金融剧毒。”台州一家典当行的老板说。

两个人的案例

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椒江两岸的造船厂如鱼相贯，晨钟暮鼓，声声不息。于是这里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型船舶制造基地，也是台州支柱产业之一。

崔明的父亲从4500块起家造船，在2007年公司账面上最多积累了两个亿的现金。他建议父亲买块地皮，但是父亲执意的将钱投入造更大的油轮。

2010年，船造好了，钱没了。生意也没了。造船是典型的高投入长周期行业，2010年阿明父亲和台州一家本地银行关系熟稔，通过银行贷到了5000万，但也仅仅是2009年的一半，于是通过母亲之手，在熟人朋友圈子中，拆借来了将近4000万。

“现在的问题是很快就有几百万到期，账面现金都快没了，这是燃眉之急啊。”阿明尝试从地下钱庄拆借，但是月息一毛五的利率让他很愤慨，“更夸张的是有人居然借过月息五毛的，简直是疯了。”

银行的意思，崔明父亲走信用贷款是此路不通，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可抵押的资产。因此只能走“积数贷款”的渠道。

“积数贷款”，全称“存贷积数挂钩贷款”，也就是说按照客户的存款积数给予贷款优先、利率优惠。因此，台州本地的地下钱庄，很重要的商业模式之一，就是“代存积数”。

“我后来联系了资方，可以代存2000万，但是要提我10个点，而银行顶多给贷出来500万。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只能拿到300万，代价太高了。”在台州造船业，面临资金链危机的公司，正在逐渐增多。

崔明还给记者讲了另一位朋友的故事，“去年他决定投资一个矿产化工的项目，大部分都是借高利贷。现在这个厂每个月几十万的利润，但是因为都是短贷长投，现在背着五六千万的高利贷。”

台州独特的金融生态

台州，是一个和温州一样传奇的地方。

它是全浙江最后一个建制市，建市之前经济全省倒数。在台州银行内部管理层人士看来，这其实是台州市政府对民间投资持异常开放新态度的原因，否则台州就不会有三家中小企业银行，“我们躲过了一波波清剿城市信用社的浪潮，而且在成立股份制银行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想参股。”

实际上，今日台州三家民营银行前身就是半合法性质的地下钱庄——银泰城市信用合作社。上世纪90年代到金融危机之前，台州的民间融资同样火热，但最后发展壮大的，并非是地下钱庄，而是民营银行。这与温州截然相反。

迄今，台州都面临着一个认同感的问题。但这反过来让当时以银泰为代表的城市信用社着力于建立一整套的信息对称机制和信贷程序。这与温州更为盛行的圈子担保、字条担保相差甚远。

历经20余年发展，三剑客横扫台州，台州也建立起了稳定高效，层次分明的金融体系：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和民泰银行位于中间层，明确定位为中小企服务，更多的是为小微企业服务，至今盘踞台州银行信贷的半壁江山。上层为蜂拥而至的外来银行。三家中间层银行服务不了这些上层客户。

“直到2009年后，台州才突然冒出来很多担保公司之类。”卢说。“现在的确银行信贷额度很有限。银行贷款看贷存基数，对那些资产质量差、收益不稳定的企业，我们是很难授信放贷的。”台州银行总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小企业主找地下钱庄办理的一般都是“短期拆借业务”(高利贷)，以应对燃眉之急。借条上写着借100万元，但借款人通常实际拿到手的可能只有75万元，甚至70万元左右，差额部分作为利息，已经先行扣除了。“这是高利贷行业的规矩。”

台州的隐形地产融资平台

与温州的复合型钱庄相比，温州地下钱庄的商业模式要相对简单，货币兑换、抱团资金等业务鲜少触及。在企业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的挤压下，除了房贷和担保以外，其与房地产之间异常紧密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

“银行与担保公司同坐一条船，银行走正常的程序很难放款，都是借助担保公司和信托公司，投资房地产和楼花融资，进行套利。”典当行老板陈先生表示。

楼花炒作是台州闻名全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投机，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开发商融资行为，比如说你买我多少楼花，我还要答应给你一分或者两分的利息，这样就与你在银行贷款的利息之间有一个套利差。”一家资本公司投资总监卢先生称。

“台州中小企业非常多，而且因为地区关系分散，所以老板们有点钱只要跟政府关系好，都去搞地产，整个台州就一百多家开发商，一个县城就有十多家，”卢称，“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台州商人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银行，但是银行贷款通常都需要抵押或者担保。台州人互相担保的信用不大，而地产是最好的抵押品种，从拿到地到卖出去可以反复抵押多次，融资很方便。”“原本只能融资3亿元，可有了房地产这个平台，就能有6亿元的融资额度。”

在这一链条中，地下钱庄几乎在每一次的交易环节中都能扮演中间角色，其涉及的利益相当复杂。

丽水调查：银行边缘化，全民地产狂潮中脆弱金融链条

哪怕有千元也要把它放进房产公司以图利滚利，丽水的银行几乎“无为”，最后为房地产的推波助澜者

理财周报零售银行实验室研究员 张莉/文

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缩影。

“九山半水半分田”，比温州的“七山二水一分田”更加贫瘠。

位于浙闽交界处的丽水市，总面积1.7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2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

这里同样有数额庞大的侨汇，同样有由此而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但是，这里没有发达的制造业，也没有发达的地下钱庄。

这里的民间融资却一度异常昌盛，直到席卷整个城市。以地产商和政府官员为中心的民间融资体系，肆意到令丽水的金融业举步维艰，也令任何外来银行望而生畏。

直到地产狂潮幻灭。

丽水传奇：从“圈河”到“圈地”

这是一个房价与经济发展极不匹配的城市。在浙江欠发达地区丽水市，房子1.8万/平起价。

“丽水楼市就像一个赌场，政府是幕后操盘，各房产公司轮流做庄，集资户们只有听天由命。”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评价说，过去几年，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收益丰厚，占到丽水财政收入的近50%。

与同样房价高烧不下的温州、台州不同的是，丽水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发达的地下钱庄，实际上，这里原本的金融需求是相当少的。整个丽水市金融机构很长时间只有四大行，网点屈指可数。

这里的侨汇也相当多，最终却在政府引导下演变成了一场浩大的“庞氏骗局”。

当地人士透露，丽水民间融资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电开发。当时电力紧缺，恰好丽水境内汇聚瓯江、钱塘江、飞云江、椒江、闽江、交溪等六大水系，发展小水电可谓得天独厚。

于是，大量民间资本汇聚小水电，巅峰之时，丽水一些区一半人口拥有水电站股份。顺理成章的，水电投资成为丽水支柱产业，一如日后的房地产业。

“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当地有外汇没资源，地方政府就引导去搞投资而不搞实业，丽水的经济发展一直就是和地方官场利益紧密挂钩。”一位丽水籍金融人士说。

2000年，丽水撤地建市。

房地产投资热潮自此逐渐取代了小水电。但是独特的民间集资的模式却毫无二致，总之是“全民皆兵”，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难以挽回。

丽水的倒金字塔

一开始，房产商们的融资方式和浙江其他地方的民间融资一样，只是亲朋好友及老板间的资金拆借。“那时候，地产商小的集资还不要，一般都要10万元以上的”，在当地承揽工程生意的周先生说。

很快，就演变成了群众运动。很多消息灵通的市民开始抱团出击，亲朋好友间“集少成多”，然后以一个人的名义存入地产商的户头参与集资。

后来地产商下面又发展了集资大户，集资大户下面还有分支，最底层的工人也群起而入。

由此形成了类似于传销的集资倒金字塔。新增的房产公司也多如牛毛。

“那几年房地产市场很好，房价不停地涨，集资大户们都很守信用，利息都是按时支付”，一位参与过的小企业老板说，“利息每月1分-5分不等，2分的利息，以每年投入10万元来算，每月净赚20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楼价也从2000年的一千多元，一路暴涨到一万之上。

“青田的华侨归国，都是欧元兑人民币，再高的价格对他们来说，也都不是问题。青田的房价被炒到2万/平，后来又来炒丽水的，这种现象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丽水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表示。

用一位本地人的话说，丽水人没有钱，只有房。

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下，丽水的房地产泡沫才露出狰狞面目。当时，本地开发商万松、银泰的倒闭成为重大社会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是，整个丽水民间资金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庞氏骗局”。

“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在第一层，他们的周围关系层是第二层，然后是有点知识的人，最后是底层平民。”上述丽水籍金融人士说。

“那些嗅觉灵敏的房产公司，闻风顿时撤出资金。逃得快的，还能偿还银行的利息，逃得慢的，不仅要偿还银行的罚息，还要支付被集资者的高额利息。倒闭的也不在少数，老板携款潜逃，有的现在还生存着，但是既不还本也不付息，政府也渐渐的默许了。”做竹炭生意的张先生说。

“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开发商，他们甚至可以控制集资者的账户，但是因为拍地成本的不断攀升，他们的集资成本也越来越高，当时最高的利率达到了月息五分，资金链非常脆弱。”上述丽水籍金融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