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哪里有学生鸡:无标题文档

1978年10月1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从斯德哥尔摩致电苏联莫斯科物理问题研究所，电文中讲到：“亲爱的卡皮查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颁发给您，以表彰您在低温物理学领域中根本性的发现和发明。”此时，卡皮查已84岁的高龄了。而他为之获奖的工作，却是在将近40年前做出的。到目前为止，在诺贝尔奖颁的历史上，以此高龄获奖的还只有卡皮查一个人，这也可以算是诺贝尔奖颁发史上的一项“极端”的“记录”吧。有趣的是，卡皮查一生中最重要科学工作也大多与极端条件的创造和对极端条件下物质性质的研究相关。在这些研究中，他将科学家的才能和工程师的素质在自己上奇迹般地熔为一体。在生活中，他那时而一帆风顺、时而遭遇坎坷的经历更给他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卡皮查曾说过：“人可以分成三类：一些人站在前列，把他们的能力用于推进科学、文化和人类的发展－－他们是进取者。另一些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在一旁与进步同行，没有干预也没有帮助进步。最后一类人则站在后面，踌躇不前、保守、怯懦而且没有想象力。”毫无疑问，在这种分类中，卡皮查当之无愧地属于第一类人中的佼佼者。

一、早年生涯

1894年7月9日，彼得?利奥尼多维奇?卡皮查（Piotr Leonidovich Kapitza)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附近科特林岛上的喀琅施塔得。卡皮查继承了波兰贵族的血统，也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素质。他的父亲利奥尼德?彼德罗维奇（Leonid Petrovich)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军事工程师，曾为发展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外祖父伊罗尼姆?伊万诺维奇?斯特布尼兹斯基(Ieronim Ivanovich Stebnitsky)是位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地理学家，帝国科学院的通信院士。卡皮查的母亲奥尔加?伊罗尼莫芙娜是一位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对卡皮查的培养中，学习数学和科学的姨母亚历山德拉(Alexandra)所起的作用似乎大一些。正是她首先发现卡皮查很快就掌握了几何学的知识。从中学时代起，卡皮查就养成了一种爱好，喜欢修理钟表，将它们拆开，再自己组装上。这种工艺方面的技能在他以后的科学生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其它方面，特别是语言方面，卡皮查却并不出众，甚至有些迟钝，他曾进入喀琅施塔得一所注重人文学科教育的文科中学学习，但一年之后就不得不离开那里，转入另一所理科中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70年后，当他第二次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时，他的半身塑像在喀琅施塔得市公共广场落成，却正好面对着当年他被赶出来的那所文科中学。
由于理科中学并不开设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程，卡皮查中学毕业无法进入当时最有名望的圣彼得堡大学，因此，1912年他只好选择了圣彼得堡工学院。两年后，第一次世界战爆发，学业暂时被打断，他应征入伍，成了波兰前线一支医疗队的司机。1916年退役后，才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他在圣彼得堡工学院很幸运地遇到了苏联著名物理学家约飞(A. F. Joffe)。当时，约飞是彼得格勒（甚至俄国）物理学界的带头人物，正致力于发展有别于俄国传统的现代物理学派，他将卡皮查吸收到自己领导的物理实验室中。
1916年，卡皮查一篇题为“渥拉斯顿纤维的制备”的论文发表在《俄国物理和化学学会会刊》（物理卷）上。一反传统，他采用电解的方法，对制备工艺进行了改进。这项工作首次展示了卡皮查在工艺方面的出众才华。除此之外，他还采用了一种异常简单的方法来制造很细的石英纤维：仅仅是用一张弓把蘸了熔化了的石英的箭射到一块天鹅绒上，拉出来石英纤维就随之在空气中凝固。对此技艺，他自己非常得意，在后来经常对学生们津津乐道。
1918年，卡皮查大学毕业，留在彼得堡工学院物理和力学系任讲师，同时也成了约飞在彼得格勒建立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中的研究人员。他与约飞的关系也愈发密切了。此时，国内的经济日益困难，到秋天时，每日配给的面包只有50克，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季几乎没有燃料取暖，一部分教授和讲师纷纷移居国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约飞仍设法留住了包括皮查在内的一批优秀弟子，并组织和主持了一个研讨班。在研讨班上，他们讨论了各种物理问题，大家毫无拘束地交流各种观点，经常持续到深夜。其中，弗伦克耳曾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 Rutherford)在原子核研究方面的惊人发现。但此时卡皮查却绝没有想到未来自己会与这个伟人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卡皮查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用弯曲的晶体来使Ｘ光光束聚焦。直到10多年后，才又有人在似乎不知道卡皮查（以俄文发表的）论文的情况下，描述了同样的想法，并使之实现。1920年，卡皮查和他的同事谢苗诺夫(N.N. Semenov,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一道又提出了一个用实验方法来测量原子磁矩的设想：在原子束通过一个很强的非均匀磁场时，观察原子束的离散。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发表，但在从文章送交到发表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德国物理学家斯特恩(O. Stern)和格拉赫(W. Gerlach)也提出了本质基本相同的方法，并付诸实验。由于这一实验为空间的量子化提供了证明，1943年，斯特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卡皮查的这些想法是领先和独创性的，但由于当时俄国国内物资极度缺乏，不仅没有必要的工具和仪器，甚至连普通的裸线都很难弄到，因此，卡皮查未能及时地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就在此时，一场灾难落到了卡皮查头上。在内战的动乱中，传染病流行，先是他的儿子患猩红热去世，紧接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又双双死于正在彼得格勒肆虐的西班牙流感。大约与此同时，他的父亲也死于流感。这一串的打击使卡皮查悲痛得不知所措，无法再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也彻底地改变了他后来生活的道路。
1920年11月，约飞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名为“苏联科学院恢复与其它国家联系委员会”的机构成立了。委员会的另一位重要员是著名的航海工程师和应用数学家克里洛夫(A.N. Krylov)院士，他后来成了卡皮查的第二个岳父。这个机构可以自由地用外币在国外购买科学仪器，并得到了据列宁专门指示而拨出的一笔专款。不过，此机构另一项不公开的任务要向国外的学者们解释在新制度下苏联的科学政策。约飞和克里洛夫都相当了解和珍惜卡皮查的科学天赋，所以他们让卡皮查也加入进来，希望到海外旅行或许能帮助他摆脱痛苦。但是，当时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国都不愿冒险接受一个或许是共产主义鼓动者的年轻人，所以，1921年3月，约飞只好先行到了柏林。在那里，经过一番疏通，约飞为卡皮查搞到了去英国的签证。同年5月，卡皮查终于乘船到达了他的第二故乡英国。

二、剑桥岁月

1921年6月初，卡皮查等到了从汉堡乘船前来伦敦的约飞，他们一同开始了在英国的科学访问。6月12日，他们访问在剑桥工作的物理学家卢瑟福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卢瑟福是一个名望卓著的物理学家。在他所取得的成就中，三项最重要是：提出放射性元素衰变理论、提出原子有核结构模型，以及用(粒子轰击某些元素而实现人工核嬗变。当时，在卢瑟福领导下的剑桥开文迪许实验室也成为世界上实验放射性研究、原子物理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的中心。卡皮查自然希望能有机会在此继续深造，并一展身手。约飞对此也没有意见。关于卡皮查向卢瑟福提出这一申请，有一段广泛流传、脍炙人口的故事。因为当时卢瑟福说，实验室已经过分拥挤，无法再接受卡皮查的申请了。让卢瑟福惊讶的是，卡皮查机智地问了一个似乎不相干的问题：“在您的实验中误差通常是多少？”卢瑟福回答说：“大约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卡皮查马上指出，开文迪许现有大约30个研究人员，再多一个人也不会被注意到，因为这是在误差范围之内！就这样，卡皮查终于说服卢瑟福将自己留了下来。一年后，当卡皮查再次问卢瑟福为什么接纳他时，卢瑟福爽朗地在笑道：“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同意，但我很高兴这样做了”。
新来开文迪许实验室工作的人，通常要在查德威克(J. Chadwich)的指导下进行一两个月的工作实践，以熟悉各种有关的技能，但由于卡皮查的刻苦勤奋和技能超群，只用了两个星期，查德威克就很满意地让他通过了课程。当然，在开文迪许实验室，对卡皮查影响最大的，还是卢瑟福本人。这一点在他从剑桥寄给母亲的信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1921年8月，他写道：

……昨天我初次就一个科学研究课题和卢瑟福教授谈了话。他很和霭，把我带到了他的房间，并给我看他的仪器。尽管他有时暴躁，但他肯定有某种引人之处。 在10月份，卡皮查写到：

……卢瑟福对我越来越亲切。他见到我时，便向我点头致意，并询问我的生活情况，但我有点害怕他。我正好在他的书房隔壁工作。这很不妙，因为我吸烟必须要小心，如果他看到我嘴里叼着烟斗，那可就糟了。不过感谢上帝，他走路脚步很重，我可以从脚步中区分是他还是别人。

卡皮查在听卢瑟福和查德威克等人讲课的同时，在卢瑟福的建议下，于8月初就开始了对α粒子能量变化的研究。这典型地属于卢瑟本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以前人们通过对α粒子穿过磁场时的偏转来进行测量，但无法测量低能粒子。卡皮查的办法是：采用灵敏的博伊斯(Boys)辐射微热计，通过测量α粒子穿越物质时产生的热效应来研究其能量损耗。这个方案惊人迅速地获得了成功的结果。在实验室中，由于辐射微热计极其灵敏，甚至可以探测到大约二公里外一只蜡烛的火焰，对百万分之一度的升温就有反应，所以它要求使用者有超乎寻常的技能。而卡皮查却巧妙地避免了任何会淹没实验结果的偏离效应。9个月后，他就已完成了一篇论文，经卢瑟福审阅，很快就发表在《皇家学会会刊》上，此时，卡皮查可以说真正地成了卢瑟福的学派中的一员。这篇论文的开头标明为：第一部分。然而，再没有什么第二部分问世。因为卡皮查的头脑已完全为另一个新想法所占据了。这就是，通过测量α粒子在磁场中轨迹曲率的变化来研究α粒子速度沿轨道各点的变化。问题在于，α粒子质量较大，现有的磁场不足以使其轨道充分弯曲。在用螺线管产生强磁场时，由于电磁产生的热效应，当电流超过一定强度，就会将螺线管烧毁，即使采用冷却的方法，技术上也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卡皮查对解决这一困难的新奇想法是，在百之几秒时间内给螺线管通很大的电流，产生强脉冲磁场，由于通电时间短，电流所生的热不会破坏线圈。卢瑟福当即对此想法产生了兴趣，并认为它会成功。于是，卡皮查用一个低容量的蓄电池作为电源，通过让其和一个螺线管短路来获得脉冲磁场。在花去了卢瑟福150磅的费用后，仅仅在1922年11月，他就已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一张有三条曲线的照片摆在面前，这三条曲线就是α粒子在磁场中的轨迹。卢瑟福对这三条曲线异常欣喜，实验室的许多其他人也来参观照片，并赞不绝口。由于这项出色的工作，卡皮查在剑桥的地位得到巩固。1923年1月，他被正式认可为攻读博士的研究生，时间从1921年10月算起，考虑到他在俄国的工作，又减免了一年的学习期限。这样，在1923年6月14日，卡皮查以题为《α粒子在物质中的穿越和产生磁场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不过，这也是他最后一项在卢瑟福个人专长的原子核物理学领域中的研究工作了。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讲：遇到卢瑟福时，我问道“卢瑟福教授，你不认为我看上去更聪明些了吗？”这一有些不同寻常的问话引起了卢瑟福的兴趣：“为什么你应该看上去更聪明些了呢？”我回答道：“我刚刚变成了博士。”卢瑟福立即向我祝贺，并说“是的，你的确显得更聪明了，加上你又理了发”，随即大笑起来。在开文迪许实验室，敢于对卢瑟福如此放肆的也许只有卡皮查一个人。但卢瑟福非但毫不介意，反而接着又推荐他，使他获得了为期三年的麦克斯韦奖学金，尽管他已取得了博士学位。
接下来，卡皮查又对他的装置作了进一步的改进，用一台特殊设计的发电机代替了蓄电池。用此装置，可以在2立方厘米的体积中获得高达32万奥斯特脉冲强磁场，这磁场强度远远高于普通磁体所能达到的场强。后来，回到莫斯科后，他又用这台设备将记录提高到50万奥斯特。虽然脉冲磁场只持续大约百分之一秒，但这段时间对于研究α粒子已绰绰有余了。卡皮查自己喜欢讲两个与此有关的小笑话。一个笑话是说，如果知道怎样利用，百分之一秒就是很长的时间。另一个笑话是说，他是科学界被付给最高薪水的人，因为他一年总共只工作几秒钟。
致力于产生强磁场装置的工作标志着卡皮查科学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剑桥的物理学研究从设备简单的实验走向利用大型、复杂的现代设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卡皮查随后将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固体物理。利用这套装置，他测量了各种金属在磁场中电阻的变化。他发现，金属的电阻率随磁场的增大是线性增加的。这一现象被称为“卡皮查线性定律”，直到60年代，随着金属理论的发展，才对此现象有了较好的理论解释。
照理说，用此装置可以用替换材料的方法把实验无限地做下去，不断地出成果。但卡皮查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后来在给卢瑟福的一封信中，在评价苏联物理学家瓦维洛夫(S.I. Vavilov)时，就曾这样批评瓦维洛夫，说瓦维洛夫一生就靠一套装置，只变换实验材料和实验条件，却满足于自己在做科学工作。卡皮查为了进一步研究金属在低温下的性质，在30年代初，他已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极端的领域－－低温技术。
第一步是建造氢液化器。为了克服在不纯的氢气中，冷却时杂质会堵塞管道的困难，他聪明地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只在一封闭的循环系统中使用少量极纯的氢气，用它来冷却大量的商品氢，并让杂质沉淀到热交换器底部，以避免堵塞。这台氢液化器只要20分钟就可以启动。
接下来，是建造氦液化器。当时，在世界上别处不多几家能液化氦的实验室中，在液化氦的过程中都是采用液氢进行预冷。但氢气易于爆炸，很不安全，而且用这种方法液化氦程序复杂，很费时间。人们虽然早就知道，可以利用焦耳－汤姆逊效应，采用绝热膨胀的办法直接液化氦，但因为在很低的温度下，所有的润滑剂都将凝固，活塞的润滑问题一直地无法解决。面对这一难题，卡皮查又一次独出心栽地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了办法：既然润滑刘不行，干脆就不用润滑剂！他只是简单地让活塞周围留下面分之几毫米的缝隙，当压缩活塞时，从缝隙中逸出的氦气自身便起了润滑作用。在卡皮查的努力下，1934年，第一台依据这种想法制造的氦液化器终于在剑桥诞生了。这台液化器一直使用了十多年。后来，人们称这种类型的液化器为卡皮查液化器。它为美国人柯林斯(S.C. Collins)在1947年设计商用氦液化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此，膨胀机在氦液化器中的应用得以开始。
多年后，卡皮查在一篇纪念爱因斯坦的文章中说，对于爱因斯坦，他最为赞赏的是有关光电效应的工作，因为它给出了在射出的电子的能量与普朗克常数之间极其简单的关系。卡皮查也喜欢乌克兰哲学家斯考沃罗达(G. Skovoroda)的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感谢上帝，因为他以这样的方式 创造世界，使每一件简章事物都是真的，而每一件复杂的事物都是假的。”在卡皮查自己的工作中，不论是在工程工艺方面，还是在纯科学方面 ，也同样体现了这种对简单性的追求。当然，在他每一项简单而又有独创性的想法中，都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由于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卡皮查在剑桥的地位也越来越高。1924年，他成为开文迪许实验室的磁学研究助理主任，1925年成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929年，卡皮查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很少能获得的殊荣。1930年，卢瑟福说服皇家学会，从蒙德(L. Mond)的遗赠中拿取了15000英磅，专门为卡皮查建造一所从事高场和低温研究的实验室，取名为蒙德实验室，由卡皮查担任实验室主任。实际上，早在1922年，卢瑟福就对卡皮查讲过：“如果我有可能为你建立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让你可以和你自己的学生在里面工作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当蒙德实验室 在1932年正式落成时，人们看到，门口的墙上有一幅鳄鱼的浮雕，实验室里面又有一幅卢瑟福的浮雕。这是卡皮查在以他独特的方式向卢瑟福表示敬意。其实，卡皮查早就在他给母亲的信中把卢瑟福称为“鳄鱼”了。至于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绰号，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道理的也许还是卡皮查自己的解释：“在俄国，鳄鱼是一家之父的象征，令人赞赏和敬畏，因为它有直挺挺的脖子，无法回头。它只是张着嘴，一往直前－－就象科学、就象卢瑟福一样。”
在剑桥，卡皮查经常在一些讲座中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些讲座也是独具特色的。例如，他在黑板上写的内容往往与口中讲的不一样。有一次，休恩伯格(D. Shoenberg)在课后请他澄清一下自己听与笔记中的矛盾之处，卡皮查却说：“如果我把一切都讲清楚，没有任何矛盾，那就没有留给你去思考的东西了”。在一次关通俗性的演讲中，他曾这样讲：“我将试图这样来表述，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卡皮查还把俄国的传统带到了剑桥，成功地组织了一个讨论班，人称“卡皮查俱乐部”。卡皮查自然是永久的主席 。他对自己在剑桥留下的这个印迹十分自豪。讨论班从1922年10月17日开始第一次会议，参加者缺席两次便被除名，而且只有在参加者自己作了报告之后，才能成为永久成员。“卡皮查俱乐部”对推动剑桥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象玻尔、埃伦菲斯特、弗兰克、海森伯、考克罗夫特等人，更是讨论班中作报告的主角。有时讨论的内容也会超出于物理学之外。1934年8月21日，举行了卡皮查在任的最后一次会议－－第377次会议！随着卡皮查的离去，讨论班由考克罗夫特继续负责主持，又坚持了许多年。
也是在剑桥期间，卡皮查可以经常去法国、德国、比利时与荷兰等国参加各种物理学会议，其中包括两次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索尔未会议。1927年4月，他在巴黎结识了克里洛夫（前面提到的与约飞一同帮助卡皮查出国的那位院士）的女儿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Anna Alexeevna)，两人当即坠入情网，很快就回剑桥结了婚。1929年，第一个儿子谢尔盖(Sergei)出生了，他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和苏联电视台通俗科学节目的主持人；1931年，小儿子安德烈出生，他后来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曾数次参加南极考察工作，并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成了这个家族中的第四代院士。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尤其是安娜，一位友人曾评价说：“有些女人生来是妻子，有些女人生来是母亲，而安娜既是母亲，更是妻子”。
这一切似乎还不够，卡皮查追求的还要更多。1931年卢瑟福被封以贵族爵位，这件事给卡皮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甚至曾向一位朋友询问：“一个外国人可以成为上议院的议员吗？”
卡皮查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他多么希望这种一帆风顺的生活永远继续下去！但就在这时，命运突然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玩笑。

三、回国风波

当卡皮查初到剑桥时，他只打算呆过冬季，然而，一转眼，13年过去了。不过他始终保留着苏联的国籍。就在1929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时，苏联也把他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从1926年起，卡皮查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回国一次，看望母亲，讲学，以及在高加索山或克里木半岛度假。他成了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苏联公民，可以自由地来往于英国和苏联之间。从1926年到1931年，几次邀请分别来自托洛斯基(L. Trosky)、加米涅夫(L. Kamenev)和布哈林(N. Bukharin)。1929年，加米涅夫曾请他担任在哈尔科夫建造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顾问，卡皮查虽对此建议有兴趣，但他对加米涅夫讲，苏联的条件不适合他工作，他在国外工作会对苏联更有贡献，他可以在夏季回国访问期间对研究所的工作提出建议。于是，在苏联政府认可之下，卡皮查继续保持了他特殊的身份。
1934年8月，卡皮查象往常一些偕夫人回国，先是在列宁格勒参加了门捷列夫大会，又在哈尔科夫讲学。10月初，当他与安娜要返回剑桥时，却被苏联政府告知说，以往的特许不再有效，卡皮查必须留在苏联。几天后，安娜得到允许，一人回到英国去照看孩子们，并将这一消息带到了英国。
关于卡皮查被强行留下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卢瑟福认为是由于卡皮查曾向朋友夸下海口，说他能改变这个时代电子工业的整个面貌，而苏联人对纯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想留下他为发展苏联的工业而工作。休恩伯格提出了另外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苏联理论物理学家伽莫夫(G. Gamov)出访西方时没有回国，因此苏联采取了这一针锋相对的举动；另一原因是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迅速发展科学，需要有大量出色的科学家在国内参加工作。美国科学史家贝达什(L. Badash)还谈到，更可信的是因为苏联人怀疑卡皮查在为英国政府进行军事研究，从而宁愿他回国工作。而且，有文献证据表明(尽管不是广为人知)，他的确曾从事过这种工作。
卡皮查被扣的消息传来后，在英国这一方，卢瑟福马上开始的频繁的多方活动，试图帮助卡皮查重返剑桥。为了保全苏联政府的面子和不引起政府纠纷，一开始活动是在私下进行的。卢瑟福曾写信给苏联大使麦斯基(I. Maisky)，希望苏联政府改变这一决定，但麦斯回绝了他。收瑟福也曾写信给英国首相鲍德温（S. Baldwin)，写信给他从前的学生玻尔(N. Bohr)，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P. Langevin)等人也介入了。他们甚至试图发起一次联名请愿。但是在科学的国际主义与苏联本国利益的这场冲突中，这些方法都未能奏效。于是，在1935年4月底，消息终于见诸报端，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苏联大使也在英国的报纸上反击：“无疑剑桥愿意在它的实验室中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样，苏联也愿意你们的卢瑟福勋爵和其它伟大的物理学家到她的实验室来。”
卡皮查留在苏联，相当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情绪极度沮丧，他在给妻子的许多信中，不止一次地讲“我一生从未象现在这样孤独”，“有时我觉得我要发疯了”。他甚至产生了放弃物理，想和巴甫洛夫(I. Pavlov)从事生理学研究的念头。1934年12月28日，苏联官方颁布了建立物理问题研究所的政令，并任命卡皮查为所长。当卡皮查从报纸上读到对自己的任命时，却只感到震惊。正如他在给安娜的信中所讲的：“对任何事情，最好是让做它的人认为他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而不是按照命令去做，甚至自我欺骗地这样认为。只有士兵才需要命令。”在苏联有这样一则传说，卡皮查问莫洛托夫：“你难道不知道鸟在笼子里不会唱歌？”莫洛托夫则回答道：“这只鸟会唱的。”
卡皮查强调没有剑桥的设备他无法工作，卢瑟福那方也意识到让卡皮查回剑桥已经无望，于是改变了帮助他的方式 。经谈判，苏联政府最后同意以3万英磅向英国购买卡皮查在剑桥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在卢瑟福和考克罗夫特的大力帮助下，设备运抵苏联。卡皮查也只能接受现实。他在1935年10月给卢瑟福的信中感叹：“我们毕竟只不过是在河流漂浮的物质微粒。我们称此河流为命运。我们可以控制的一切只不过是稍许偏转一下轨迹和保持不沉下去。河流支配着我们。”新的物理问题研究所的基建工程于1935年初开始，虽然进展缓慢，但到1936年年底，一切终于安顿下来。卡皮查虽仍有不满，但毕竟可以继续他的科学工作了。

四、低温研究

在新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中，卡皮查很快又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工作。最初，他仍用从蒙德实验室买来的强磁场装置作了一些研究，如对曼塞效应的研究等，但他很快就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低温的研究中去，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液氦性质的研究。
自从1908年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昂内斯(H. Kamerlingh Onnes)首次成功地液化了氦气后，液氦的种种奇特性质吸引了许许多多物理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液氦在2．19Ｋ（λ点）处发生了相变等。1936年，荷兰物理学家开索姆(W. Keesom)等人又发现，在λ点之下，液氦有极高的导热性。这一发现引起了卡皮查的注意。但他却认为， 这种热传递也许是由于液氦极低的粘滞性所导致的对流所造成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卡皮查在1937年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使用两块很光滑的玻璃片，其间留有极窄的缝隙，以观察液氦在缝隙中的流动。实验的结果表明，在λ点之下的液氦II的粘滞性至少要比在λ点之上的液氦小1500倍，为此，他类比金属的超导电性，把在λ点之下处于特殊状态的液氦称为“超流体”。这就是液氦超流动性的发现。事实上，这个巧妙的实验构思正好可以用他后来的一段话作为注脚 ：“我根据长期从事实验工作获得的经验了解到，正确估计初学者的能力的最好方法同估价一个成熟的科学家的能力一样，都可根据他发现一个解决的简单方法的天然倾向和能力来做出。”
与此同时，在剑桥蒙德实验室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I. F. Allen)和米森纳(A. D. Misener)也用毛细管的方法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实验结果。最后，这两篇重要论文一起发表在1938年的同一期《自然》杂志上。
在液氦的超流动性发现后，各国物理学家在对液氦II的认识和了解方面纷纷取得进一步进展。在这些进展中，很重要者就包括由卡皮查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在液氦II中热量的流动伴随着液体的机械流动。在此基础上，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朗道(L. D. Landau)提出了他关于液氦二流体理论，并预言了在液氦中“第二声”（一种温度波）的存在。为此朗道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外，卡皮查1941年还在实验中发现，当热量从固体流向液氦II时，在界面处存在有温度的不连续，这种现象被称为“卡皮查界面效应”或“卡皮查热阻”。它成了人们在以后低温研究中多年关注的课题。顺便可以提到，卡皮查为了培养人才，每年要从莫斯科大学挑一个优秀的毕业生来物理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并完成毕业论文，我国低温物理学家管惟炎1956年曾被卡皮查挑中在物理问题研究所工作，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反向卡皮查热阻”。
除了纯科学的研究之外，卡皮查在低温领域的另一类工作更侧重工程技术，主要是发展了新的、可以用于工业的大规模廉价简易液化空气的方法。1939年他设计并建成了第一台液化空气用的膨胀透平机，用这种机器可以生产大量的商用氧气，这给低温技术带来了重大的变革。
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迫使物理问题研究所迁至喀山。在这段期间，卡皮查的工作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当时，在苏联部长会议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负责液氧生产的机构，叫氧委员会，卡皮查成为这一机构的负责人。这也是他第一次兼任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在战争期间研制出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生产液氧用的透平机，为苏联的工业提供了急需的大量氧气。直到1943年物理问题研究所迁回莫斯科时，他还在负责一所生产氧气的工厂。为这些工作他还获得了许多专利。
由于卡皮查的出色成果，他在1939年成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1941年和1943年，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1943年和1944年获列宁勋章，为了表彰他在制氧方面的成果，1945年卡皮查获列宁勋章、“斧头镰刀”金质奖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4年、1971年、1974年卡皮查又三次获得列宁勋章，1974年再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斧头镰刀”金质奖章，并多次获得苏联和国外的多种荣誉奖励。特别是，1944年，由于在磁学和低温领域中的贡献，卡皮查获得了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学院授与的富兰克林奖章。卡皮查是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苏联科学家。在授奖仪式上，卡皮查讲道：

在我荣幸地接受的这枚奖章上，铸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形象，他是自由与民主的伟大斗士，是他那个国家的公仆。从他生活和工作的时代至今，已过去大约200年了。这些年中，我们的生活方式 、国家体制、科学和我们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富兰克林为之服务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是依然不可动摇的。对我们来说，他依然是坚持民主和自由伟大理想的榜样……。因此，我把这枚镌有伟大的科学家和民主战士的奖章看成是苏美两国科学家在战时和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进一步努力合作的象征。
五、正直无畏
有这样两件卡皮查在剑桥的轶事。一件是，当卡皮查刚开文迪许实验室时，卢瑟福曾向他宣布了一条“禁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在城实验室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后来当卡皮查的第一项研究成果发表时，他在送给卢瑟福的一份抽印本上题词说，此文可证明他到该实验室是来搞科学研究而不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卢瑟福见到后大怒，咒骂着将抽印本退给卡皮查。卡皮查早已料到会这样，马上把另一份早准备好的、已写上很得体题词的抽印本送上。卢瑟福显然很赏识这种先见之明，于是争吵就平息了。另一件轶事是，当蒙德实验室落成时，英国首相鲍德温前来祝贺。卡皮查向他介绍实验室的各种设施，以及为预防爆炸事故而特别设计的屋顶。鲍德温向卡皮查问到：“是这样吗？”卡皮查回答道：“噢，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不是政治家。”
然而，卡皮查并非消极地回避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在他一生中，多次在重大关头表现出他的正直与无畏。例如，1938年，在苏联的大清洗中，物理学家朗道莫须有地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而遭到逮捕，卡皮查在几次拯救无效后，直接上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没有朗道他的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要么无罪释放朗道，要么他自己就辞职离开研究所。1940年春，朗道在关押了近一年后终于被无罪释放，在这当中卡皮查的作用也许是关键性的。多年后，在卡皮查70寿辰时，朗道曾这样讲：“……今天看来，这样的控告似乎十分可笑，但在那时这可不是笑话。我在狱中度过了一年，但显然无法再支持半年－－我简直要死了。……用不着喧染什么，在那些年月，卡皮查的举动需要大勇、大德和水晶般纯洁的人格。”
象这样的事例并不是唯一的。他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反犹太主义；曾为“持不同政见”的遗传学家麦德维杰夫(Z. A. Medvedev)辩护；当李森科(T. Lysenko)在苏联科学界占统治地位，排斥摩尔根遗传学，对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横加迫害时，他曾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的讨论班上公开抨击李森科的观点；1966年在苏共第23次党代会之前，卡皮查与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 D. Sakharov)、塔姆(I. Y. Tamm)及其他各界24位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党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因为“那将是一场灾难”；而在1973年，当萨哈罗夫因在苏联捍卫人权而受官方迫害时，5位出席普格瓦什会议的苏联科学院院士里有4位联名签署了一份谴责萨哈罗夫的宣言，唯独卡皮查没有签名。他强烈反对要把萨哈罗夫驱逐出苏联科学院的做法，并提醒说，除了纳粹曾把爱因斯坦赶出普鲁士科学院之外，再没有人这样做过。卡皮查还曾对那些不懂装懂的哲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哲学家本来是应预见到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死守住已经过去的阶段”，“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运用辩证法要有对实验事实及其理论概括的十分深刻的知识。没有这个，辩证法本身不能给出问题的答案。”为此，他受到苏联哲学界一些人的指责。然而，在所有这些言行中，对卡皮查自身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拒绝在贝利亚(L. Beria)的领导下为苏联研制原子弹而工作。对此，赫鲁晓夫曾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这样写到：“我们要卡皮查真正去做资产阶级报纸说他曾做过的事：我们要他为我们的核弹计划工作。……问题在于，他拒绝接触任何军事科研工作。他甚至要说服我，说他出于某种道德信念，不能从事军事科研工作。”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1946年夏天，卡皮查被解除了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当时官方的说法却是因为他“对苏联和国外制氧技术傲慢的态度”和“未能按计划日期使冶金工业采用新的装置”（尽管这与他因对制氧技术的贡献而获得种种荣誉相矛盾）。在此情况下，卡皮查不得不离开研究所，到他在尼科利纳山的“别墅”隐居起来。在山的隐居生活中，卡皮查仍然没有停止科研工作。他在此期间一方面进行了一些纯理论性的研究，例如象“论风对海浪形成之作用的问题”、“悬挂点振动的摆的动态稳定性”、“贝塞尔函数根负偶次幂的和的估计值”等等，这些工作显示出他在理论方面的素养，既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又机智地简化了数学的分析。另一方面，他开始在小木屋中装备自己的实验室，自己动手去做一切必要的实验装置。他对球形闪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付诸实验。在此方面，卡皮查开始了在另一个新方向－－“大功率电子学”－－上的研究。特别是，他设计并制成了一种线性的磁控管－－“尼科管”，这是以尼科利纳山来命名的。它可以产生和聚集几千瓦分米波段的电磁幅射，在几秒钟内就可以产生让石英熔化的温度。随后，卡皮查将尼科管用于研究热核过程，开始了在等离子体方面的实验。简陋的条件并没能完全将卡皮查束缚，相反，却在另一个极端的领域中激发了他的灵感。

六、晚年活动

直到1954年，卡皮查的隐居生活才告结束。他把亲手建成的家庭实验室移交给了物理问题研究所。1955年，卡皮查被重新任命为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此后，在科学工作上，卡皮查主要从事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这是从他被贬职时开始出现的转向。他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也许会为未来能源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1969年发表的消息表明，他已观察到在束状高频高压放电中形成的高温等离子体。进一步地，卡皮查继续努力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等离子体实验。
在晚年，卡皮查发表的科学论文逐渐地少了下来，但他在另外一些领域中却更加活跃。从1965年起，在苏联定居了30多年后，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卡皮查终于又获得了出国的许可。他先后到了丹麦、英国、南斯拉夫、波兰、荷兰、印度、加拿大、美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有时是接受各种荣誉称号和奖章，有时是进行访问、讲学和出席学术会议。与此同时，他不断地撰写文章，进行演讲，讨论科学组织工作、杰出科学家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思想及教育等等诸方面的问题，但是，卡皮查尤其关注的是全球性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在我们这个世纪，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已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的能力范围，而只有靠全球规模的努力才能达到。在原子弹和核战争的威胁面前，人们才首次觉醒，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人们已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在世界任何一处爆发这种战争，都会在几个小时内污染整个地球，并把人类推向末日。着眼于这种威胁，人类必须放弃使用核武器。”卡皮查认为，全球性问题的三个主要方面是：（1），技术与经济方面，涉及到自然资源的枯竭；（2），生态方面，指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之间的平衡问题；（3），社会经济方面。卡皮查认为与这些问题相关过程的动力学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其进程最终会导致爆发式的突变。因此，“在国际范围内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要将促进人类努力走向和平共存和裁军。……人们将感到自己是近邻，面对着全球性危机这个迫在眉睫的共同敌人，这种危机将使人们齐心协力去共同奋斗。”
如此等等，卡皮查在纯科学之外的许多论述引起了人们相当的注意。1980年，著名的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专为卡皮查出版了一本文集－－《实验、理论、实践》。这也是首位苏联科学家在此套丛书中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最近，在为反映25年来波士顿科学哲学讨论会情况而出版《二十五年的素描》一书中，共收有19篇论文，其中就包括有卡皮查的“复杂的科学问题”一文。
1984年，当人们正准备卡皮查庆祝90大寿之际，在3月底，卡皮查因患严重的中风住进了医院，4月8日就溘然与世长辞。此时，距他90岁的生日只差3个月的时间。在走过如此奇特的生命旅程，为科学的发展做出如此众多的重要贡献后，卡皮查也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了。他的名字将在科学册史中永生。

主要参考文献

[1] D. Shoenberg, Piotr Leonidocich Kapitza,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e Royal Society, 31, (1985), 327. [2] F. B. Kedrov, Kapitza: Life and Discoveries, Mir Publishers Moscow, 1984.
[3] L. Badash, Kapitza, Rutherford, and the Kreml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G. M. Spruch, Piotr Kapitza, Octogenarian Dissident, Physics Today, 1979, Sept. 214.
[5] N. E. Alekseevsky, Petr Leonidocich Kapitza, Soviet Physics Uspekhi, 7 (1965), 629. [6] N. E. Alekseevsky, et al., ibid, 28, (1985), 108.
[7] P. L. Kapitza, Experiment, Theory, Practic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8] D. ter Haar ed., Collected Papers of P. L. Kapitza, Pergamon Press, Vol. 1, (1964); Vol.2, (1965); Vol. 4, (1986).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0)，No.3， pp.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