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哪里有卖鸵鸟蛋:首届国医大师风采

 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 谭 嘉 严少卫 通讯员 殷忠勇 金聪伟 于丽珊采写 

　　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名医大师，他们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推进中医药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他们在中医药学的传承、创新、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中医药发展历史的特点和规律。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名医大家。获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颁发的首届“国医大师”称号的共有30名，他们是：王玉川、王绵之、方和谦、邓铁涛、朱良春、任继学、苏荣扎布（蒙医）、李玉奇、李济仁、李振华、李辅仁、吴咸中、何任、张琪、张灿玾、张学文、张镜人、陆广莘、周仲瑛、贺普仁、班秀文、徐景藩、郭子光、唐由之、程莘农、强巴赤列（藏医）、裘沛然、路志正、颜正华、颜德馨（按姓氏笔画排序）。

　　本报《中医专刊》自今日起分批展示国医大师风采，希望读者能从他们的成长历程、临证心得、治学态度中受到启迪。

　　

　　针灸泰斗  针锋人生

　　提到针灸，程莘农是一座丰碑。这位针灸界惟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我国针灸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

　　祖籍安徽绩溪的程莘农1921年出生于江苏淮阴一户书香门第之家。到11岁时遵照父亲 “穷医可以养三口”的意愿开始捧读医书。16岁师从当地名医温病大师陆慕韩门下学习。抗战爆发后，年仅20岁的程莘农挂牌行医，师出名门又医术尚精，求医者开始络绎不绝，程莘农也开始小有名气。

　　1953年，程莘农参加了清江市中西医进修班，结业后于1954年又考入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1957年程莘农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针灸教研组组长，兼附属医院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任医师。1975年，东直门医院并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后，他转调中医科学院工作，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等。

　　从中医内科转攻针灸，程莘农开始了人生新的跋涉。从医数十年，用一枚小小银针为数十万患者祛病祛疾，程老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程莘农提出，针灸取穴要“以证为凭、以精为准、以适为度、以效为信”。取穴多少，应以“大、小、缓、急、奇、偶、复”为原则。持针强调“手如握虎，伏如横弓”，运针讲究指实腕虚，气随人意。

　　他不断对自己的针灸手法进行改进和完善，自成一家的“程式三才法”简巧利索，出神入化，以“进针快、穴位准、见效快”见长，在临床屡创奇效。仅扎针三天就治愈了山西稷山县一个得了奇怪摇头症的小女孩。一位被三叉神经痛整整折磨了近20年的印度女士听闻程莘农针灸有奇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治。20天后，疼痛奇迹般地消失，且再无复发。

　　神奇的针灸让这位患者毕生难忘。两年后这位拥有三家医院的印度女士邀请程老和他的学生赴印度讲学，传扬中医针灸的神奇。

　　程莘农先后应邀前往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十几个国家讲学和考察，并多次组织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努力向国际推广针灸。他也因此在国际上获得较高声望。先后被聘为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美东中医针灸师联合会名誉理事，前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    

　　全身经络和361个穴位是程莘农心之所系，他对于针灸的理论研究也达到极高造诣。程莘农曾多次主持国家级、部级重点课题，主持完成了“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1993年被国家科委聘为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首席科学家，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选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此外还任中华针灸进修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四次、五次，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程莘农一生著作等身，由他主编的《中国针灸学》、《简明针灸学》、《针灸挂图》等多种高等中医院校的统编教材，对针灸学在国内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巨大示范和推动作用。其中《中国针灸学》不仅是中国学生的教材，更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我国针灸学科第一本完整的对外教学用书，至今也都是国外针灸医生的资格考试依据。


　　人生三味：甘草 五爪龙 金狗脊

　　一辈子与中医中药打交道，年逾九旬的邓铁涛选了三味中药作为自己的人生素描：甘草、五爪龙、金狗脊。

　　作为中国中医界泰斗级人物，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在人生三味之中，邓铁涛却首选最平常的甘草。“甘草又名‘国老’，中药讲究君臣配伍，甘草的作用就像国老调节朝廷纠纷。它有调节百药功效。我的性格比较平和，应该和甘草差不多。”

　　邓铁涛说，甘草虽然平凡，性平，但却可以治急证，甘草绿豆汤可以治疗砒霜中毒。

　　幼承家学的邓铁涛及长又攻读于广州省中医药专门学校，学成后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行医。中医常被形容为“慢郎中”，而邓铁涛通过重症研究，改变了大家对中医的印象。

　　2003年初，SARS突袭广州。偶然得知一学生的妻子、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感染非典，高烧不退。邓铁涛老人马上通过电话会诊治疗，提出停用抗生素和激素，改用中医治疗方案。三天后患者体温下降，最后痊愈出院，肺部阴影也没有蔓延。在这个病例中，邓铁涛大胆使用治疮药方“仙方活命饮”来防止肺纤维化，被称作是匪夷所思的举动。在他的指导下，广东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取得了抗击SARS的阶段性成果。从全世界SARS的死亡率来看，广州是最低的。

　　在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情况下，邓铁涛提出了非典的致病物质与气候有关，湿寒气候适合这种邪气(病毒)的生活、繁殖，因而非典大规模暴发、流行。他预计到六月天气转热，非典就会消失。事实也证实了他的预测。

　　有医生称赞邓铁涛“心似佛而术近仙”。有关他治病的故事，流传甚广。

　　对肾绞痛，只需要一个杯子，对准病人肾区拔火罐就可止住。肠套叠婴儿，先开中药，后用蜂蜜糖水灌肠，再施以梅花针，就可避免开刀。

　　有一个中医的母亲，手术后发热，用了很多治疗方法都不能退热，邓铁涛为她开了补中益气汤，连这位中医都不相信，黄芪、当归、白术都是温热的，如何吃得？但病人服用后高烧渐退，200元的药解决了大问题。邓铁涛用的就是传统医学中“甘温除大热”的方法。

　　五爪龙，又名五指毛桃，性平、微温，可益气补虚、行气解郁。

　　邓铁涛说，之所以用五爪龙描述自己的性格，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医药的命运坎坷，所以中医要有一股“气”才行。“我有几次‘上书’的经历，靠的就是这股气。”

　　1984年， 24小时内替高烧的徐向前元帅降温后，邓铁涛趁机写信给徐帅，请他帮助振兴中医。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这封信起到了推动作用。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面临被精简局面，邓铁涛等八名中医集体致信江泽民总书记，意见被采纳。2003年，老中医再度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提议中医介入非典治疗，意见同样得到重视。

　　金狗脊是一味理腰脊的良药。邓铁涛说，做中医必须要挺直脊梁，自强筋骨，只有如此，才能够有中医的发展。“如何挺直脊梁，必须不断发展祖国医学。”

　　邓铁涛长于重症肌无力、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疾病治疗。在中医中本来没有重症肌无力概念，这个病西医也没有找到治疗方法。邓铁涛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到重症肌无力病例，从2001年开始专攻重症肌无力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危险、最致人死命的呼吸危象(呼吸麻痹)。这个阶段的病死率是36％~40％，近几年该院一共抢救了21位出现呼吸危象的重症肌无力病人，无一死亡。而邓铁涛运用的就是传统中医“脾胃益肾，脏腑相关”理论。

　　1949年后，邓铁涛曾任教于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广州中医学院。集体带徒是邓老的另一个发明创造。2001年10月，广东省中医院举办了一次拜师仪式，来自各地的12位泰斗级的老中医收20位省中医院医生为徒。这12位老中医，很多在当地已经不招收弟子了，却被邓老感动，到南方带徒。


　　仁术济世 继往开来

　　徽州，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域性医学流派新安医学的诞生地。2009年，在这片医学热土上，走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由政府组织评选的首批30名国医大师之一 ——我国“新安医学”流派主要传承人、新安医学研究的奠基人、新安名医“张一帖”第十四代传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教授李济仁。

　　李济仁原名李元善，1931年初冬出生于徽州歙县。动乱年代，民众深受病患之苦，遂立志以医道济人济世。1943~1948年，他师从新安名医张根桂研习中医，并更名“济仁”。为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首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首批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皖南医学院“四大名师”之一。现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名誉副理事长、省新安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学会委员。

　　李济仁1942~1948年师从新安名医“张一帖”第十三代传人张根桂，以及歙县汪润身。1949年在歙县小川开业行医，辛勤工作至今，已近60载。李济仁临证于新安医学临床治验、张一帖治验受益颇多，学术受《内经》、《伤寒》以及新安医家汪机“固本培元”之说影响较著。“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是其研医临证时的座右铭。继承传统并开拓创新，是李济仁医术之特色。

　　在医治外感病、急症方面，他继承“张一帖”心法，妙方独具，用药猛、择药专、剂量重，常一剂奏效；对于疑难杂症，则合参新安汪机“培元派”调补气血、固本培元思想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李济仁在临床上屡起大症重疴，疗救疑难奇险的病例不胜枚举。如对于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多发性硬化等，依据《内经》“治痿独取阳明”、“足受血而能步”和肾经充则骨不软之理，系统提出益肾填精，健脾和胃，养血舒筋等法，率先治愈多例。李济仁辨治杂病，重视培补肾本，主张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应灵活机变，处方熔经方、时方、验方于一炉而精心化裁。他同时还精于风湿病、肾病的治疗，并创立了卓具疗效的治疗冠心病的“归芎参芪麦味方”、治疗风湿病的“清络饮”、治疗乳糜尿的“苦参消浊汤”等效方达药。对于中医临证，李济仁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还提出了“选择方药剂型，重视作用特点”、“强调服药时间，注重动静宜忌”、“推崇数方并用，主张定时分服”等精辟论见。

　　李济仁对于中医药学术、临床以及科学研究，孜孜以求，经年不辍。由其独著、主编《济仁医录》、《痿病通论》、《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等学术著作14部，发表论文共112篇。李济仁在中医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如确立起中医医学地理学、中医时间医学、医疗气象学等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及体质学说、养生学、五体痹病、五脏痿病等研究专题。

　　“新安医学”是中医学历史上的“敦煌”。正是在李济仁及其学生们的努力与走访中，已尘封在岁月和历史中的668位新安医家、400余部新安医籍得以清晰起来，他们对于急、危、难、重病症的诊疗经验，以及富有特色的诊疗规律得以阐明。

　　由他主持的科研项目“新安医家治疗急危难重病症经验的研究”、“新安名医考证研究”等多项课题获省科学技术奖四项，高校与卫生厅科学技术奖等五项科技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李济仁和夫人突破家传囿规，同时培养指导了大批的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并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博士群体，让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社长、日本《中医临床》杂志总编山本胜旷先生给济仁夫妇来函：“我们惊叹您一家七教授，子女三博士，更惊叹贵府在新安医派中的重要地位与后继有人，越发繁盛的喜人景象。”


　　《金匮要略》的探索者

　　他是中医临床专家，对医圣张仲景的学说有着精深的造诣，被日本学者誉为当今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也是中医教育家，曾任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院长，是该校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然而，当记者见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时，儒雅、淡定、和蔼的笑容仍然掩饰不住这位年长者迅捷的思维。

　　如今的何任，还坚持每周在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定期坐诊。用何老先生的话说：“只有让更多的普通人看得起病、看得上病，才能真正实现医者的价值，而这也是何家与医学技术一起，几代流传的家风。”

　　1921年，何任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中医世家家庭，父亲何公旦是当年杭州一带的名医。在父亲的熏陶下，何任自幼便能够熟背《汤头歌赋》、《药性赋》、《本草备要》等中医入门的书籍。16岁时，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当时国内有名的中医专家临诊抄方。采访中，何任谦称自己跟当前业内公认的中医人才培养方式一样，既随师抄过方，也在学校接受过现代化的系统教育，应该算得上是纯正的中医。

　　《金匮要略》是中医四大经典书籍之一，文简辞奥。建国初期，国内当时鲜有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于是，何任开始以《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综合历代著名医家的评注，走上了对该书的探索之旅。

　　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厚的临证经验，让何任逐步对中医的各家学说和医学典籍有了自己的见解。1958年，何任编辑的《金匮要略通俗讲话》出版。该书以白话形式对《金匮要略》全文进行了全面译释，极大地方便了该书的初学者。接着，何任又出版了《金匮要略归纳表》，第一次以图表的形式阐述了《金匮要略》的学术体系。20余年前，受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何任主编了《金匮要略校注》一书。1991年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并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早在1947年，何任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并亲自编写教材，上课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并一直投身中医教育一线。同时，何任还是《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的创始人，“创刊以来，我每期都会在该报上发表文章。30余年，从不间断。”何任说，只有有了学术辩论的平台，中医才能够在不断扬弃中发展。

　　回顾行医70载的历程，小到看病救人、人才培养，大到学术争鸣、中医发展，无不留下何任的足迹。1984年，何任联合李克光、丁光迪、张灿玾、欧阳琦、徐国仟、李今庸、沈炎南、凌耀星、路志正、史常永等当时全国10位著名的中医专家，上书国务院，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制度缺陷，恳请中央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即后来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年来，面对有人提出“取消中医”的观点，何任又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抚今忆昔说中医》，主动站出来辩论，维护中医原本应有的地位。

　　而今，闲暇之时，何任还喜欢书法和印章。他说，一方面，这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也能在忘我的投入中，洗去身心的污垢。何任表示，再高明的医生，能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培养出高素质的中医人才，才能让中医药发展焕发新的活力，而人才的培养除了专业的技术，还要有职业精神的培养。此时，书法和印章也许是医者修心养性的不错选择。


　　谦和为人 精诚为医

　　方和谦，人如其名。谦和为人，精诚为医。

　　首获国医大师称号，85岁的方老嘱咐弟子，一切从简，低调做人、踏实做事：“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

　　方和谦幼承家训，13岁随父亲——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伯屏学医，19岁考取中医师资格悬壶京城。他勤于治学，融会贯通诸家而精于仲景之学，探索《伤寒论》之精髓颇多心得，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他善用“和法”，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其独创的“和肝汤”是治疗肝郁脾虚，气血失调证的代表方剂，另一代表方剂 “滋补汤”阴阳气血双补，则是补益各脏腑虚损的代表。

　　从美国到新加坡，从香港到海南，不少患者打着“飞的”不远万里来找方老看病。姜先生在美国工作，因持续腹泻、腹痛、便血被诊断为“克隆氏病”。该病多见于北美及欧洲部分国家，癌变几率也较大。在多方求治3年多仍无效后，患者慕名找到方老。方和谦确诊其为泄泻，采用参芩白术散组方补气培中，很快收效。姜先生坚持服药两年后痊愈。美国医生见到康复后的姜先生很是惊奇，追问服用何药。姜先生回答说，我也叫不上名字，只能告诉你是我们中国的名医方和谦大夫用中药给我治好的。

　　一位患贲门失弛缓症的年轻人三年多饱受病痛折磨，吞咽困难，严重时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到医院打点滴。在方老治疗下，患者一周后可以正常喝水、一个月后能够吃饭。

　　方和谦对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一视同仁。他现已85岁高龄，每周仍出3个半天门诊，每次看30来个病人。每次号脉，方老都是双手恭请患者伸手。他常常叮嘱患者：“如果吃我的药好，下次挂普通门诊，照方抓药就行，不用再挂我的号了。”为减轻病人负担，方和谦主动将特需门诊200元挂号费降至100元。

　　大医方和谦，处方却多“小”。一张方子通常不超过15味药，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20服药也常不到200元，药少力专，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个5个月大婴儿，连续20多天腹泻不止，方和谦只用一味药：炒谷芽，一连五服，药费不足一元，嘱其母喝药时也给小孩喂一勺。很快小儿腹泻止住，而母亲的乳汁从淡黄变成了乳白色。

　　方和谦爱做饭，他说，药食同源，开方如同做饭，口味要好，病人才愿意喝。方和谦的方子药味平淡却有奇效。病人称赞说：“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老受《千金方·大医精诚论》启发，把“待人接物须德取延和，义本泰康，执行医事要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作为治学格言。他总结自己成功的要素为：熟读经典，注重临床。他多次发自肺腑地告诫弟子：医生的工作维系患者的生命，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强不知为已知。

　　从1991年起，方和谦成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批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先后培养了11名徒弟。20世纪80年代初，方和谦用早晨700~800的时间，历时约一年，给中医科各级医师系统讲解《伤寒论》。第一批带徒，没有固定教室，方和谦就在家中为弟子讲学。方老今年又主动请缨，给学生们再一次全文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每次学习都有新的启迪和收获。

　　1968年方老担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为提高科室业务水平培养人才。他多次向中医局及院领导呼吁申请建立中医病房，1986年中医科率先在首都医科大学综合医院建立了中医病房。在他领导下，中医科年门诊量居全院首位，专业特色突出，科研成绩显著，人才梯队合理，2003年被评为北京市首批综合医院示范中医科。


　　筚路蓝缕 首创中医方剂学

　　2008年12 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王绵之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我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前，国家航天中心也曾特别致信北京中医药大学，“特别感谢王绵之教授为神六任务作出的突出贡献。”在航天员巡游太空期间，他们服用了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地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

　　王绵之，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医数十载，蜚声海内外。近年来，他应邀参加了航天员保健工作，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运用中医药予以飞行前、飞行中和返回后的保健。为中医药事业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航天医学史上增光添彩。

　　事后有记者就此事采访王绵之。见面后，王绵之的第一句话是：“感谢信里有一句话不够准确，用中药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但是说增强了心肺储备就不够准确了。”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虽从医数十载，未有丝毫减退。

　　王绵之1923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市中医世家，为第十九代传人，承继家学，悬壶乡里，慨然有济世之志。弱冠之年，即取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新中国成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后留校筹建方剂教研组，创编、审定多部中医教材，继而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成为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批教师。从此，以全副精力投身于弘扬中医药学事业中。

　　作为中医方剂学科的创始人，王绵之制定教学大纲，制订现代中医院校第一部方剂学教材，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等专著，均成权威范例，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延及今日，该学科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现代中医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

　　王绵之精通医理，广采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尤其以内、难二经及仲景学说为本，于各家学说，不拘一格，择其善者从之，故在治疗疑难病症时，灵活圆通，鲜有不效者。王绵之注重四诊，提出中医的四诊是一个整体，运用中必须“四诊合参”，根据每一个病、人的具体不同，在运用中每有侧重，尤其是望、切二诊，更是运用自如，透过各种现象，发现“病之所在”为正确有效的治疗提供指导。他还精于医理、洞悉药性遣药组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见微知著，寓防于治方面，王绵之也颇有建树。他以脏腑学说为依据，结合病人体质情况，进行前瞻性积极治疗，充分发挥中药优势，有效地制止了一些病症可能存在的发展趋向。

　　王绵之遣方用药崇尚“王道”，讲究“寓防于治”、“药与人合”、“祛邪不伤正”，对时疫热病、内妇儿科及老年病的诊治均有较高造诣，屡起沉疴，活人无数，并多次应邀访问日本、泰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76年一位患者颅内高压，开颅后发现肿瘤在脑干上，不能动手术，经过王老治疗一年后，效果很好。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老又遇到了这位患者，他的病情一直很稳定，情况良好。

　　一位王老至今还在治疗的患有肾衰的旅美华人，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医生宣判必须换肾。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患者辗转找到王绵之。每天吃着王老的方子，直到现在还没有换肾。

　　王绵之说，自己最大的乐趣是最难治的病治好了，垂死的病人活过来了！

　　王绵之教授执教，严明而有方。课徒授业，一丝不苟，紧要处直至当头棒喝，每令学生通身汗下，发奋勤修。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在各级各类教学活动中被奉为典范。大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他教诲栽培下成长为医药行业优秀人才，桃李遍及海内外。1978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医院校首家博士点博导。


　　开拓中医急症医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终身教授任继学时常说，自己“读书不敢有懈怠之暇，临证不敢有粗心之诊。非欲成为名医，只求无愧于患者，无愧于自心而已”。

　　任继学生于1926年，15岁时因家境贫寒而从师于当地名医宋景峰老先生，从此苦读经学和中医经典古籍，两年后随师侍诊，亲见恩师巧妙运用中医药诊疗技术救治大病、难证、痼疾，对其影响甚大，立志承袭恩师衣钵，发扬光大。任继学现为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医急症医学的开拓者之一。

　　由于慕名而来的患者太多，每次都有许多外地患者挂不上号，为了能让患者及时赶回家，任老规定，凭车票他都当天给予诊治。任老治病的一个特点是突出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一位患者患带状疱疹，屡治不愈，花了5000多元钱，左侧胸胁、上臂前臂外侧红肿疼痛难忍，静点、口服许多抗生素、镇痛药无效。任老让她用马莲草熏洗外敷，1周后疼痛、并发的感染症状明显减轻，3周后痊愈，只花了挂号钱。任老常说：“多数病人不富裕，应尽量用有效便宜的药物。”

　　在吉林省北药基地建设、吉林省防治非典等重大工作中，均有任老不辞辛劳的身影。他曾亲自带领科室骨干先后6次奔赴长白山区采药，年年访问药农。长白山区层峦叠嶂，时有野兽出没，他们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研制出返魂草系列中药，仅此一项就为吉林省中药企业创造产值5.6亿元。

　　2003年非典肆虐，任继学亲临一线制订诊疗方案，他开的药方将多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其中一名病人，肺部90％炎性改变，5次会诊均被宣判为“死刑”，家属都绝望了。任老会诊后开了汤药，并从家里无偿拿来珍藏多年的梅花点舌丹、六神丸，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任老的方药。4天后，胸片显示炎性改变70％消失，许多医生认为这简直是奇迹。正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非典期间不顾78岁高龄，整理出近10万字资料，供同行参考，亲自承担吉林省中医药防治SARS首席专家，24小时应诊，并亲自去定点医院会诊，同时率先在国内制定出地方性防治方案——《吉林省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方案》，组织弟子编辑《中国瘟疫大全》，他配制的院内制剂“扶正除疫汤”，3万余人服用，无1例患病。

　　任老事业心、责任感、奉献精神极强，对中医事业呕心沥血。年逾8旬的他仍每日手不释卷，精心钻研，每年均有新的学术创见发表。现仍带两名博士，指导吉林省教育厅主讲教授及省科技厅杰出青年人才等。为培养中医药人才，任老5次承担全国名老中医高级讲习班主讲，每年至少3次为全校师生进行专题学术讲座，热心指导中青年医生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由其指导的学生很多现已成为中医药学术骨干，其中有11名成为博士生导师。任老淡泊名利，多次将科研获奖项目让给中青年人，自己则屈位于顾问。

　　为了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上谏，多次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奔走疾呼，3次为著名老中医上书，任老都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妙手仁心  擅治脾胃

　　中医脾胃病大家徐景藩医术精道，更有不少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糊剂卧位服药法”便是最为精彩的例证之一。

　　食管位于咽与胃之间，质柔而薄，古称“胃之系”。诸凡气郁、痰滞、里热、血瘀等病理因素累及食管，通降失常，可致炎症、溃疡，甚则转成顽症，津液亏乏，干涩阻塞。但让药物能够留在食管病灶并非易事。无论汤剂多次服用，还是散剂噙化，抑或代茶频饮，都是为了增加药物与食管病灶的接触机会。

　　为了让药物更好地直接作用于病灶，徐景藩首创“糊剂卧位服药法”。把原来的汤药制成糊状的中药，病家服用后，糊状的中药就能附着在食管上了。这一妙法被同行广为采纳应用。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徐景藩1928年1月出生，幼承家学，师从名医，精研典籍，尽得吴门、孟河医学真传，以“良医济世”为己任，献身杏林60余春秋。1946年即悬壶乡里，享誉一方。1952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医学院“中医专门研究人员”班学习，成为建国以后最早的高层次中医专门人才。 

　　徐景藩擅长脾胃病的诊疗工作，对中医理论、江苏历代名医诊疗脾胃病的经验、脾胃病古今文献以及慢性胃炎，上消化道出血、肝病、慢性结肠炎、食管病等疾病的研究也颇有心得。他提出“胃主磨”的新学术观点，为全国学者认可。徐景藩认为，胃的生理功能和特点主要为胃主纳，能磨谷；体阳用阴，多气多血；上清下浊，主降宜和。临床辨证应辨别脏腑病位，重视气血辨证，分清虚实，辨别湿、热、食滞、痰饮。诊查时重视腹诊，强调腹部分部的重要意义，上脘（或至鸠尾）压痛，以气滞为主，大多数属于实证为主。中脘附近压痛，有虚有实。下脘压痛固定局限，每以血瘀为多，既利于辨证，又利于辨病。

　　徐景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和省中医学会理事、全国中医学会内科脾胃病学组副组长等职。在他的带领和学术思想影响下，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先后被确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脾胃病专科”和“十一五”重点专科强化建设单位、江苏省中医消化临床医学中心等。在近期公示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名单中，该院成为全国惟一的脾胃病研究基地。

　　徐景藩自1990年成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后，已经培养了6名学术继承人。2005年作为江苏省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指导老师，带教了4名“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特别是他作为江苏省中医院消化科学术带头人，培养出一支高水平中医人才队伍。

　　徐景藩献身杏林60余春秋，即使年逾八旬，仍不离开临床一线，坚持门诊和查房，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技术服务于广大患者，病人遍及大江南北。他先后获得全国、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等多项荣誉，特别是1996年，被评为“全国白求恩奖章获得者”，1998年人事部特批其为“杰出高级专家”。


　　小城里的国医大师

　　“我们所学的中医知识虽然都经过了自身实践的提炼，但这些知识毕竟是前人传授下来的，我们有义务将这些知识继续毫无保留地传给每一个学习的人。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之后，已经92岁的名老中医朱良春在电话里向记者表达了自己对中医学术传承的看法。他认为，首届“国医大师”的评选是国家对老中医药专家们的鼓励，也是自己的一个新起点。”

　　来自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的朱良春是此次30名“国医大师”中为数不多的身处地级市，却又能够影响全国的中医大家。1917年出生的他，曾先后拜太医传人马惠卿、上海名医章次公为师。1952年，朱良春和汤承祖、蒋仰三、陈继明、林衡诸4人创办了中西医联合诊所。4年之后，这家诊所从民办变成公立，便成了如今的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

　　2003年的非典，广东省是重疫区之一。那年2月，一位60来岁的克隆氏病合并肠梗阻的急腹症患者被送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的急诊科。尽管外科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患者的其他表现却让医生们大吃一惊：高热不退，肺部病变迅速扩大。医生意识到患者可能得了非典。急救时，这名患者又出现了手撒口开、四肢冰冷的厥阴症状，难住了急救人员。医院匆忙联系上朱老后，他根据中医证候以及章次公先生的经验，建议用苏合香丸。结果，患者四肢回温了，并奇迹般出院。

　　后来，中华中医药学会还因此给朱良春颁发了“中医药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朱良春不仅善于挖掘学习民间经验，用高明的医术救治患者，还乐于培养后继人才。南通市接近沿海，思想相对开放。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中医专家们的经验，朱老的四女儿朱婉华希望辞去公职，自己建立中医药研究所。

　　“一开始我是不太同意的。”经历过建国前私人开诊所和建国后“文革”的朱老认为，如果办研究所，“方方面面比较复杂”。但最终朱老还是在子女支持下走出了中医药发展的新路子，并在1992年的11月，在南通成立了“南通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2006年9月，90岁高龄的朱良春又成立了“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

　　朱良春说，翻开中医学的发展史，每一个学术鼎盛时期的出现，都是以一代临床大家的突出贡献和卓越成就作为标志的。而今，92岁的朱良春除了每周坚持出3天门诊外，还先后承担了全部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他说，一个好的中医大约要到60岁才能成才，自己带徒弟就是把几十年积累的经验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让他们尽早地为人们的健康服务。


　　中医中药皆有建树

　　近日到“国医大师”颜正华教授家采访，90岁的老人虽然听力不太好，但很有精气神儿。采访中，颜正华很是认真。

　　从中医临床到中药学科教育，颜正华都有所建树。颜正华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至今，每个周六，他都坚持在学校的一所门诊部一边出诊，一边带教学术继承人。到目前为止，颜正华先后带教了8名徒弟（学术继承人），培养了硕士研究生19人、博士研究生10人。

　　1920年出生于江苏的颜正华，14岁开始学医。回忆起年少时的学医历程，颜正华说，当时是为了学习一门技术，维持生计。学习过程中，由于自己的启蒙师傅是当地有名的儒医。受师傅熏陶，颜正华在学习医术的同时，还非常喜欢古代文学，酷爱书法。

　　他20岁时正式悬壶。行医70年，当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成为 “国医大师”。围绕在颜正华身上的光环也日益增多，“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优秀指导老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代表性传承人”等称号接踵而至。

　　面对诸多荣誉，颜正华说，要想做一个有作为的中医药工作者，必须先打好地基，广博与深化并重。广泛全面地学习基础理论和知识，进而在某个方面或者针对某个专题，深入研究。

　　颜正华在上世纪60年代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已故教授凌一揆共同构建了我国《中药学》教材的理论框架，拟订了我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现今，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十一五’国家级本科规划教材”版本的中药书也是由颜正华主审，这本书已经成为国内各大中医药院校的教科书。

　　理、法、方、药是中医治病的四个重要环节。如果一个医生，精通医理，熟悉治则，能正确辨证立法，而对中医药药性理论和常用中药的各个方面不熟悉，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颜正华对如何研究好中药学，促进中药学学科发展体会非常深刻。中药学经过2000余年发展，已形成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大学科。这个学科除主含临床中药学外，还涉及中医基础与临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生物学等，单靠某一个学科很难将其研究深入进去。

　　颜正华说，自古以来，人们研究中药的性能，基本是用宏观手法。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单纯应用这种宏观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药效真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是深入研究中药的必由之路。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品种考证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及中药化学等。


　　铺设人才“高速路”

　　李玉奇教授是辽宁中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中医界公认的学术泰斗。他悬壶60载，为无数黎民百姓解除痛苦，行医不分贵贱，遇有沉疴痼疾屡奏奇效。

　　李玉奇精通百家学说，对诸多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和重大建树，著书立说颇丰，并首次提出“萎缩性胃炎以痈论治学说”，为中医辨证提供了新的思路。1984年，李玉奇教授主持组建了脾胃病研究组——胃炎研究组。胃炎组成立后，先后承担“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通过大量临床病例治疗、观察、随访及确凿可靠的实验研究充分表明：采用中医药治疗，经病理证实萎缩性胃炎可以逆转，这对以往“萎缩性胃炎不可逆转”的论断有了重大突破。胃炎组经十余年研究总结出萎缩性胃炎的辨证论治规律，并提出了治疗方药，研制出两个国家中药三类新药，均被列入《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李玉奇常说，“行医道，但决不做医商”。他清贫守志，虽然先后有数十家医院以高薪相聘但都被他婉拒，自己却经常自掏腰包去偏僻山乡授业、出诊。湖北省蒲圻市的一些农民多患有脾胃病，每年自蒲圻市前往沈阳找李老诊病的患者近300人。望着风尘仆仆赶来求医的农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经与有关部门联系，李老亲自前往蒲圻市，将治疗脾胃病的经验无偿传授给那里的同仁。

　　李玉奇不辞辛苦为中医事业奔忙。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亲手创办了辽宁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相继又在有条件的市县成立了中医院。他走遍了辽宁大地，遴选了72名中医药人才汇集沈城，组成了强大医疗阵容，奠定了辽宁省中医院的雏形。李玉奇于1958年组建了辽宁中医学院，亲自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统一教学方法，使教育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顺利进行。多年来培养了众多的中医人才。他高瞻远瞩，几经努力，把中医评审机构与西医分开，为中医人才的发展铺设了“高速公路”。

　　李玉奇还多次建议抢救名老中医经验。1979年7月，李玉奇亲自主持首次辽宁省中医院拜师大会，会上为16名老中医指派了17名徒弟。 1981年11月28日，时任辽宁省中医院院长的李玉奇教授主持为当时37名老中医，以组织安排和自动结合的方式配备了45名高徒，并召开了名老中医传代继承大会。

　　迄今为止，李玉奇教授已经培养了40余位弟子传人，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梯队。


　　精术济民 传医授道

　　“这项荣誉是国家对全体中医药工作者的一种莫大的肯定和鞭策。”当选为首届“国医大师”后，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主任医师周仲瑛回忆起走上中医之路的情形感慨万千。

　　1928年出生于江苏如东的周仲瑛，家里6世行医，“尚在年少之际，我就每天跟随父亲出诊临证，晚上则被要求聆听医理、医道，从《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到《药性赋》、《医学三字经》，从金元各家到明清温病各派，多数内容都是在能够背诵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周仲瑛边读书、边随父临证，在反复体悟中感受到中医的神奇。1947年，周仲瑛放弃已经独立开业的门诊，考入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中医师进修班，跟随当时上海著名老中医章次公、朱鹤皋、蒋文芳等名医学习，进一步熟悉了不同医派的特长。1955年，周仲瑛又与包括董建华、王玉川、印会河、王绵之、颜正华、汪幼人、陆莲舫、许济群、丁光迪、肖少卿、陈亦人、程莘农、吴贻谷等多位后来成为中医界泰斗的人作为第一批学员，考入了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学习。

　　周仲瑛创建了中医急难病学科，并为中医内科急症医学科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对中医内科的各种常见病，尤其是心、肺、脑血管病，肝胆、脾胃疾病，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急难病症的诊疗积累了丰富经验。

　　从1957年涉足中医教育开始，周仲瑛便参与了《中医内科学》讲义的编写。该讲义后来被作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二版《中医内科学》教材的蓝本。上世纪80年代，周仲瑛又担任了全国统编5版《中医内科学》教材及其教学参考书的副主编。作为我国中医教育事业和中医内科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周仲瑛创建了中医内科学总论和辨证施治纲要，确立了以脏腑为辨证核心、内科疾病系统分类的基础，为临床专业的分化开辟了途径。1982年，周仲瑛被任命为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翌年，他又被任命为南京中医学院院长。截至2008年，他先后培养了硕士13名、博士27名、博士后两名、访问学者两名、国家指定学术继承人6名。近年来，周仲瑛仍指导了再传弟子60余名。

　　周仲瑛先后主持了国家、部省级课题36项（4项列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项目），取得科研成果24项，获科技进步奖22项。创制科研新药已转让5种，申请发明专利6项，发表学术论文216篇。

　　周仲瑛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全国名老中医、首批全国继承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导师，先后获得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王定一杯世界名医奖、香港紫荆花医学发展成就奖。

　　近几年，周仲瑛还提出应构建中医内科辨证论治新体系，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创新，应对未来各种急难病证的挑战。60年来，虽然周仲瑛教授在中医医、教、研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坚持认为，最大的荣誉还是来自一名又一名患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