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詹姆斯的qq:一部绝世罕见的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又被其当皇帝的儿子予以封禁……雍正向天下颁布《大义觉迷录...

 一部绝世罕见的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又被其当皇帝的儿子予以封禁……雍正向天下颁布：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　（1）　（清）雍正皇帝编纂【附译文】　　

　　大义觉迷录　（1）　（清）雍正皇帝编纂【附译文】　　

　　目录

　　雍正上谕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曾静供词二条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

　　雍正上谕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诸王大臣奏请应将诽谤皇上的曾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以昭国宪，以快人心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曾静供词二条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曾静著述　　归仁说

　　附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广西巡抚金奏折三条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雍正上谕　　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雍正上谕　　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雍正上谕　　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雍正上谕

　　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乾隆上谕

　　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雍正上谕二份
　　【原文】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原文】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作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古时称“尧千钟，舜百”。《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所以饮酒本来就对圣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
　　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
　　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绉加以讥讽吗？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朕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胸中想说什么话，必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作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当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了解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赃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都有九十二条之多。根据国法，应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战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主要头目。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在他手里一样。
　　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宫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丝毫不害怕，反而更抱成亲密的一团。鄂伦岱仍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父王的怒。当父王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恨，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朕还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地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而他叛逆的心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骇异的。又和鄂伦岱一同在乾清宫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掷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还很多，不能尽述。
　　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而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朕再四地思考，像这种大恶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是逆党的头号恶人。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模式，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朕总是一看即带过，不再留意。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轻视。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梦想不到的事，而逆贼等灭绝良心，猖狂进行诋毁，必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积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图惑乱百姓视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则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他们怀着嫉妒心理，排挤贤良。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允等去贪赃枉法，夺取不义横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以博取名誉使用。
　　而且允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的儿子招供出来，阿其那也自己承认了事实。又如阿其那性格十分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朕对他恳切地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允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块豪饮不顾性命。允又好色宣淫，不知检点。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淫乐。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原文】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译文】
　　现在逆书里进行的诋毁诽谤，都是朕时常训诫教育他们的事。他们既内疚于心，又对朕怨恨，所以便把这些事加到朕身上进行诽谤，实在是鬼蜮的伎俩呀！况且他们的奴仆太监，平常帮助他助纣为虐的人，大都被流放到两广、贵州等边远烟瘴地方，所以他们便在经过的地方，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而逆贼曾静等人，又素怀叛逆之心，一听到这些传闻，便借以用作蛊惑人心的工具。过去因为皇储没有确定，奸诈之徒便都生了觊觎的念头，所以在父王驾崩以后，远方的人都以为将要产生动乱，便暗中窥伺时机。等到朕继承皇位以后，照父王遗志处理政务。几年以来，庆幸没有出现什么过失，天意和民心一致，上下协调信赖。因而图谋不轨的凶徒，不能够趁机有所举动。他们叛逆的心思十分迫切，自知没有得逞的时候，遂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甘心冒着灭族大罪的危险，打算拼命造谣以迷惑人的耳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谣言实在对朕是难起到一点损害的。又逆书里说：“明朝的君王丧失了道德，以致中原沦陷，夷狄少数民族乘虚侵入中国，窃据了帝位”等话。
　　我国发祥的开始，是上天降生下圣人，兴起于长白山，积累了很多德行和武功。到太祖高皇帝时，上天赋予神圣的武功，谋略盖世无双，法令制度的设置，规模弘大，见识深远，所以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和部落，而开创了帝业。到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以后，三韩地方也来臣服，蒙古也受到绥抚，被诸国共尊为主。所以本朝和明朝的关系，从报复的意义上来讲，则是敌国；从交往的礼节上来讲，则是平等友邦。所以本朝得以统一中国天下，以成汤的放逐夏桀，周武王的讨伐殷纣，更为名正言顺，不像他们是以臣伐君。何况本朝并不是取天下于明朝手中。崇祯殉国以后，明朝便已终结了。李自成称皇帝于北京，中原百姓遭受涂炭，都一致地想得到真命天子出世来为民除残去暴。我太宗文皇帝不忍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命令将军兴兵，去平定祸乱。锋芒到处，流寇望风而逃。李自成被追兵所杀，余党亦遂解体。世祖章皇帝御驾进入北京，安定整顿了京师附近的地方。亿万百姓都欣庆能获得再生，而崇祯皇帝才得到依礼加以殡葬。这表明本朝为明朝报仇雪耻，大有贡献于明朝的。所以当时明朝的臣民和见识的人士，都帖然心服，没有不竭诚拥护本朝的。今天在世的臣民们，如果有祖先在明朝时受过高官厚禄，而不能忘记明朝恩德的，正应当感谢本朝为明朝复仇的深恩，不应该再有其它怪异的说法。况且自甲申年明亡以来，至今已八十多年了，一个人从他祖父到他自己，都是居住于大清的土地上，吃大清的粮食。怎能忍生叛逆的念头，倡导一切狂悖的言论呢？
　　【原文】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译文】
　　逆书上说：“夷狄民族是个异类，应当骂为食兽。”
　　人所以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小的，主要看他存心。君子是以仁存在心中，以义存在心中。如果居住在深山僻境的夷狄番苗，不懂得国家纲维，不知道礼法，蠢愚无知，也许可以加得上是与禽兽无异的帽子。至于今天的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部落等，他们能尊亲君王，谨慎地遵守法制，没有盗贼，命案十分罕见，没有奸伪诈骗的习惯，到处一片光明祥和宁静太平的景象。像这样的少数民族，能把他们比作禽兽吗？又如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着仁义的心思，实行仁义的政治，即使古代著名的贤德君主，也罕有能和我朝相比配的。而且自统一中国以来，已经八十多年，筹划富国大计，广施仁爱教化，礼乐昌明，政治和文学的兴盛，更是光彩夺目，这样还能说是和禽兽无异吗！孔子说过：“夷狄也会有英明君主，中原地区也会有亡国昏君。”
　　所以夷狄有英明君主，就可成为圣贤一样的人；中原的亡国昏君，亦就和禽兽没什么差别，岂能根据地域的内外来评判！《书经》上说：“上天不偏爱任何人物，惟保护有仁德的人。”
　　本朝所以取得天下，并不是全靠兵力去征服的。太祖高皇帝开始创业时，只有十三个士兵，后来汇合九姓部落的军队，击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兵。至世祖章皇帝进入京师时，兵力也不过十万。要拿十万人的军队，去征服十五省的天下，这岂能是人力能做到的吗！实质是能实行道德和诚信，才被上天保护，百姓也都来拥护，天心人心都归向本朝。所以一到京师，明朝的臣子和百姓，都努力为本朝效力和奔走。当时，统帅士兵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将官；披甲执枪的，就是原来明朝的兵丁。这都是顺应天时，通晓大义，才辅佐本朝完全一统天下的太平基业，而这样的人也名垂竹帛，记功于鼎彝，岂能不说他们是贤明的人？难道还可以用禽兽来看待他们吗？
　　到后来吴三桂叛乱时，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以至到县令和武弁，都为讨伐叛逆尽力，攻城破敌，运送粮饷，大都也是汉族人。而且有很多人临阵捐躯，为守土而光荣殉国。国史里记载也记载不完的，这些事例随处可见。又如三次出征沙漠，在军队中效力，参赞军机而获得功勋的人，也不少。这些人难道不应该说他们是忠义的人吗？还可以用禽兽去看待他们吗？即使像岳钟琪这样人，世代受国家恩惠，忠诚义气而又勇武，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多次建立功勋，赤心报效朝廷，这样人岂不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柱石吗？而像逆贼曾静等人，才真正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凡是懂得尊敬爱护君王的大义，明白上下关系的定分，则可以称作人；如果丧失伦常，绝灭人性，则可以称作禽兽。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对于“夷狄”这词，本朝并不忌讳。孟子说过：“舜，是东夷的人；文王，是西夷的人。”
　　这是从其出生地来说的，就和人有籍贯一样。何况满洲人都以附于汉族人为羞耻，准噶尔人称满洲人为蛮子，满洲人听到后，没有不忿恨的。而逆贼以为用夷狄是一种贱视的称呼，真是醉生梦死不明世理的禽兽了。
　　【原文】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译文】
　　本朝建国以来，世祖开创基业在位十八年，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仁德十分深厚。朕即位以后，日夜忧劳，没有一刻不挂念着民间百姓。所以受到上天的爱护保佑，风调雨顺，奸宄不兴，全国共享太平幸福。在过去汉、唐、宋各朝国家最兴旺的时候，也不过太平二三十年，从来没有长治久安像今天一样的。百姓们从婴儿时代开始，直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不见兵灾战祸，父母妻子家庭完聚。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政治清明，成绩显明所得到的吗？而且在汉、唐、宋、明的朝代，中国地域还不广大，西北等地部落都是强大敌人，边疆的警报不时听到，烽火连年不熄。中原的百姓，常常担负着很重赋税，疲于奔命，也实在危险和艰苦得很了！如今我朝幅员广大，中外臣服我朝，所以在日月照临的光明盛世，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举手加额而为之庆贺，歌颂太平盛世的。而逆贼却说乾坤反覆，黑暗无光，这真是好像疯狗和夜枭一样的吠叫，是禽兽中最可恶的东西了。或者说逆贼的祖先，是明朝的勋臣或皇戚，所以才对明朝恋恋不舍吗？今天昌平县明朝皇陵，禁止百姓进入打柴，并设立门户派人看守，每年还要派官员去祭祀。圣祖几次南巡，都亲自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盛典。朕又继承圣祖遗志，封明代皇帝后人为侯爵，并允许他们到明朝皇陵致祭。这种恩典，虽在夏、商、周时，处理亡国君主的后代，也不能超过今天了。如若逆贼果然是怀念前明，更当铭感于肺腑和梦寐之中，对我朝加以感恩崇敬，还能说什么内地是中国，边远地方是夷狄吗？这些逆贼，他不但在本朝可以说是汉族人中间的禽兽，即使在明朝也是一个禽兽。而且他们不但把本朝比为禽兽，他们看待明朝，也是一个漠不相关的禽兽了。
　　【原文】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译文】
　　又说：“五六年以内，寒暑颠倒，五谷缺少收成，忽雨忽旱。荆州、襄阳、岳阳、常德等府，连年水灾，洪水滔天。吴、楚、蜀、越等地方，旱涝的消息不断传来。山崩河枯，地暗天昏。”
　　关于水旱灾荒出现，与自然运行的气数有关，不能保证它完全没有，只能依靠人力加以补救。比如唐尧时有九年的大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大旱灾，这并没有对他们的贤圣名声有一丝损害。但是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依赖天地祖宗的保佑，阴阳和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安居乐业。各省里面，或者出现几个州县旱涝不匀，便马上下令发款救济，百姓因而获得安全。湖广地方只有去年长江涨水泛滥，对庄稼有所损害，朕及时地动用资金，筑堤防洪。这是天下臣子和百姓都知道的事。有幸的是在六年以来，各省庄稼歉收的地方，不过几个州县而已。如果遇上大水大旱，真不知这些逆贼又该幸灾乐祸地说些什么了。现在的天下，凡是有知识的人，以及草木昆虫，都居住于天覆地载之内，而却要说天昏地暗。这是因为逆贼的心是昏暗的，已经进入鬼道，所以便不知道有天地了。至于他说：“孔庙既被烧毁，朱熹祠庙又遭了火灾。”
　　孔庙不慎发生火灾，唐、宋朝都曾发生过。明朝弘治年间，受灾更为严重。弘治皇帝不是明朝的一位英明的贤君吗？如果说孔庙失火是皇帝无道才出现的，那么将来进行叛逆的人，必然要借此来煽动人心，甚至去故意放火烧孔庙和各州县的文庙。逆贼既自称是东鲁的一名腐儒，攀附孔圣人作老乡，竟能忍心造这种谣言吗？至于朱熹的祠庙被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事？不过朱子的祠庙遍于天下，偶然有一处失火，便说是与皇帝丧失道德有关，那儒家先贤的祠庙数不清，谁能保证它一处也不发生火灾呢？至于“五星聚，黄河清，是阴气丧竭阳气生长，天下由乱到治的吉祥征兆”。如果真是天下处于极乱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还可以加以附会去说。而今天天下的吏治虽然不敢说尽善尽美，然而也达到制度基本完备，官吏小有清廉了；百姓生活虽不敢说十分丰足安定，然而也已经可说达到温饱，衣食可以自足了。四方安定无战事，百姓康乐幸福，人口不断增加，田地日益开垦拓广，万国一派太平景象，这怎能说是极乱的时候呢！至于吃草根树皮的是什么人？尸积如山的地方在哪里？逆贼能准确指出来吗？昧尽良心丧尽天理，总不想抬起头来看看上天啊！苍天所以降恩保佑于我朝的情况，是历代从来没有过这样深厚和明显的。朕即帝位那一年，孝陵上蓍草一丛丛生出；雍正六年秋天，景陵出生灵芝草于宝城山上；又有产生双穗、五穗的麦子，九穗长达一足的谷子，五星聚于奎星和璧水之间，黄河澄清于六省之地，一蒂两果连株而生的瑞应，彩云出现甘露下降的祥兆。朕虽然不注重祥瑞的出现，但自古以来史册上记载而罕见的种种祥瑞，没有不齐备而出现的。而逆书却说当今出现山崩河枯的凶象。试问这几年来，崩塌的是什么山？水竭的是什么河？能指出一二个来吗？
　　【原文】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译文】
　　关于灾异的事情，古代的帝王并没有什么顾忌而不敢说，因为这是上天用这种景象来警告世人的。遇到灾异而心怀恐惧，努力修德来平息上天的愤怒，就可以化灾为福了；遇到祥瑞吉兆而骄傲起来任意放肆，必然要转福为祸。朕对于这个道理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牢固地相信。所以每遇上天降给福气，出现祥瑞，朕于睡眠当中，也要倍加兢兢业业，警惕出错；同时也要命令内外官吏，谨慎处理政务，如同走过结冰的深渊一样步步小心。为此所颁发的谕旨已经有几十次了，朕怎敢欺哄上天，而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啊！几十年以来，凡和我朝作对的人，没有不受到上天谴责、立刻就被消灭的。
　　比如内地的吴三桂等三个逆贼，边境外藩的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地，偶然跳梁，便立刻成为灰烬。又如妖魔小丑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都是自我暴露投入法网，好像鬼使神差一般。现在逆贼曾静，又自己把自己暴露出来。假设逆贼只是闭户著书，抒发他的狂悖思想，不派张熙到岳钟琪那里投书，那么他大逆不道的罪恶，又有谁去稽察？不是要隐没漏网吗！而天地鬼神都容不下他，使他自行败露，朕心里实在感谢欣庆。过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稗官野史著作中，诬谤他们的君王的，不止一部书。比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等书，都是讥讽诽谤朝廷，诬蔑宫室的。当时并没有发觉，以至流传到今天，迷惑人的视听。今日的凶顽匪类，一旦心存悖逆的想法，必然要曲折的暴露出来，自己加速灭亡，一刻也不肯迟缓，这难道不是上天对我朝特别恩厚的明证吗？又说：“自崇祯甲申到今天，和从宋末德年间至明初洪武年间，是个两截不同的世界，百事荒废，万物消藏。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没有什么英雄人物可以记述。”
　　本朝怎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朝自元世祖建国以后，继承他当皇帝的君王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在内则决定于宫闱妇人，在外则大权交给宰相，纲纪废弛。其以后几代君王，或者想创立新的治国办法，而上天不给他以寿命，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出现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
　　【原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译文】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明的君主一代代继承下去。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谦，勤政爱民，君权在手，总揽一切。而文德武功，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在位年数的长久，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朕又继承了基业，以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为心愿，用人和处理行政，没有一点不是出于至诚。六年以来，朝夕怀着警惕谨慎的心情，如同一日。朕虽然德才平庸，但努力去效法祖宗，不敢有一点松懈。这岂是元朝的政治能比拟的吗！
　　而且元朝的功德业绩及忠孝节义的人物，也是多得史不胜书。《元史》不就是明朝洪武年间所编辑的吗？其中称元太祖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元世祖忽必烈“肚量宽弘，知人善任，信用儒术，注意经史”。这是明朝对于元朝皇帝的称赞评价，而能说是没有什么对世道有功绩的事可说吗！而且《元史》除专传以外，其他还有儒学传、循良传、忠义传、孝友传等，所列的人物很多，而能说是没有什么人物可记述的吗！
　　《元史》是明太祖所编定，而逆贼如此说法，实际上是对明太祖很大的诬谤。这样的人，还敢自称要为明朝复仇呀！上天爱护有道德的君王，并且保佑他。朕只能兢兢业业，日夜秉承天意，那么自然会受到上天的赞许和保佑，一代代永享太平，做中国内外一家之主。这岂是一二个禽兽的狂吠啼叫，就能够蛊惑人心混淆公论的吗？
　　人生于天地之间，最重要的没有比得上伦理纲常的。君臣是五伦中的第一伦，比父子伦常更为重要。天下没有不知道有亲的，也就没有不知道有君的。何况朕抚育亿万百姓，实是犹如对待孩子一样。朕在深夜扪心自问，自是决不会遭人诽谤的道理，而逆贼的恣意诋毁诽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呢？造作流言蜚语，编织诬蔑不实之词，加到平等身份的人身上，还有应得之罪，如今竟公然加到自己的君王身上，有这种道理吗？能忍心这样做吗？朕想遵守上天的良好常道，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宇宙间亿万臣民，没有不怀着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心意，而逆贼却独独秉受乖戾的邪气，自己跑到天盖地载的国家以外，自己绝灭于伦理纲常之中，真是既可恨又可哀啊！逆贼所诋谤的话，就是禽兽也不想干这事，而却忍心加到朕的身上，朕实在料不到。
　　在朕抚爱的赤子之中，竟有这种天良丧尽的人。普天下全国家的臣民，一定不会被他这些悖逆的话蛊惑于万分之一。但是天地间既有这种荒唐怪异的事，那么天下的人情，也不可以用常情去推测，或者在百千亿万人的中间，还有一二个不识道理的人，听到这些谣言而产生一些微小影响疑惑的。所以朕特地把逆书公告于社会，并且把宫廷内的一些事情宣示一个大略梗概，使大家都知道。如果朕稍微有一点不敢公开说明的地方，而却作这篇布告之词，那么又有什么颜面去对内外臣下，各地百姓呢？是要拿它欺骗上天吗？欺骗别人吗？还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朕看到逆贼的书信，心中是十分坦然的，并不忿怒，而且可以就着他那些悖逆的话，明白地向全国晓谕事情真相，以使朕几年来顾不上吃饭睡觉，为国家为百姓而忧愁勤劳的心思，得以告知天下和后世。这也是朕的不幸中的大幸了。特此谕告。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译文】
　　问曾静：意旨问你，你给岳钟琪的书信里为何有“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凡是古代帝王能取得成功，建立大业，功勋顶天立地，而能使后代万世效法的，哪有把私心杂念放到心上”等说法。我们朝廷积善作德，功高无量，到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统一了各部族，成为国家的开创者；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的大业；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这一切都顺应了天意，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取得了丰功伟绩，建立了大业，这正是顶天立地值得后世万代效法的光辉道路。你生在本朝，不知道各位祖先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说：“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是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你指的是什么呢？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说的话，只是笼统说法。自从古代帝王建国与帝王的在位，都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和人民的心愿，顺从天命，取得民心，因而建立国家，取得帝位，这是道德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湖南边界的山谷里，本乡本县以及附近地方，并没有一个做官的名人在朝廷，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又最远。为此，本朝功德业绩传不到这里。直到去年来到省城，由省城又来到了京师，看到和听到的越来越多，才知道我朝兴起于东方海滨，各位列祖列宗不断继承，功业不仅汉、唐、宋、明等朝比不上，而且可以直比三代、成周一样的兴盛。胜过天地间的精华，每天畅流不息，一天比一天进步。上古时人民愚昧无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还没有开化，累积到了成周，天地人和，吉祥融洽，才文明大盛。然上天降生下圣人开创治理国家大业的，在周朝唯算文王、武王二圣达到了顶点，怎能比得上本朝几代圣人相继承袭，一天比一天强大，越久越光辉。自从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开创了君主的业绩；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们的大业，统一了各部族；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圣祖仁皇帝深得人民的厚爱，遍及海内外；到了我们皇上，天资聪明，广泛发扬了前辈的事业，已经把礼仪道德发挥到顶点，使天下太平。这些都是顺应了天命和民心，这正是道德和正义的表现，顶天立地，为以后万代树立了榜样，文明兴盛都聚集到今天。从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是无知，不是自己打算要怎么办，而是自己把脚站到当今盛世之外了。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
　　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若如你所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禽兽之族，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
　　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为而为也，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使民至此，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犹或洞鉴。只为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
　　弥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诋杨朱、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是中国岂无夷狄，要荒岂无圣人，至于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更不待言。弥天重犯识浅见小，未曾经历，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无及。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前供就人而论，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循环无常，不以地限。而后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以今看来，益觉自信无疑，悔罪无及，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天生人和动物，从道理上来讲，是一样的，但生长结果是有区别，在中原出生的人受到正气，阴阳交合得当而成为有理性的为人；四面八方边远的地方偏辟荒险，受到道德正气孕育较少的是夷狄，夷狄再往下就是禽兽”等说法。以禽兽称之，都是居住在荒山野岭，极偏辟山区，语言文字和中原出生人的语言都有不同的，所以称为“夷狄”。并不是生在中原的是人，生是边远地区的不能算他是人。人和动物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沐浴着阴阳的灵气，得到其纯正灵气的是人，得到其偏杂邪气的就成为禽兽，所以人类知道仁义和道德，而禽兽不知道这个道理。哪能以中外地区当作类分人和禽兽的标准呢！如果照你这样的说法，中原阴阳融合的地区，只应生一种人类，不应有其它的禽兽生存了。为什么全中国境中，到处都有人和禽兽共同生长，而禽兽的类别，比人类还要多？而且即使是人类中间，竟然还会生出你这种狂妄叛逆、丧失良心、灭绝人性道德、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曾静供：天生人和动物，道理一样，生长结果有区别。分别的原因，应该以其理性多少来决定，而不在于其所居住的地域是中原或边境。犯有弥天大罪的我读书太少，道理看的不深不透，狂妄地以地区远近分中华和夷狄，当初并不知道以人的善恶来分中华和夷狄。今日跪读了皇上的谕旨，按照你的说法，中原只应该有一种人类，不应该有其它的禽兽在中原生存了。”
　　内容更精彩实际，道理更加明显，即使石头没有知觉，也应该被感动了。何况本朝的兴旺发达，几位英明大圣人接连继承皇位，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中国及其藩属到处一片太平景象，历代很少看到这个状况。况且中国疆域的广大，国家的影响远传四方，自从有人类以来，到现在达到了极盛的顶点。又因为圣祖皇帝，深蒙上天厚爱，享受皇位的长久，三代以来是没见过的。更何况有许多开明的举措，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和治理手段，开创我朝万代大业的基础，树立了历史上无数帝王的治国榜样。这正是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没有一点逊色，树立到天地间，也没有一点感到不足，询问一下鬼神也不会说上一句不好的疑问，等到百代以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有一点否定的说法”
　　这样的盛世，今天总算看到了。所以在圣祖驾崩的诏书传到的时候，虽然处于深山穷谷的人，也都失声痛苦地奔走相告，好像失去自己的父母一样。即使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十分昏庸顽钝，不明事理，在那时也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失声痛哭，在深山里穿上了孝服，按照制度守丧尽礼。然而在当时，都是不知不觉地出自内心的情感，并不是为了抱有任何目的而做给别人看的。如果不是圣祖的德高望重，给百姓的恩惠十分浩大，深得民心，怎能使人们到了如此地步？今天圣祖皇帝在天有灵，可以洞察鉴别。后来只因为看到《春秋》把中国分为华夷两部分，错误地领会了它的意思，所以发出了错误荒谬的言论。其实到现在才知道《春秋》里讲的，只是因为楚国不尊重周朝王室，为此才把它划入夷蛮地区。
　　而本朝的兴旺与《春秋》里面所说的华夷的区别，实在是天悬地殊。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只想到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不通灵气，人生哲理没有一个地方不实用，中国和夷狄的区别，决不可以以地区来划分，即使按照地区来说，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天地孕育的精神灵气，一天比一天传播越远，而且循环变化没有规律。今天天地间阴阳五行的精华，都集中在东方的土地上，而中原的灵气消磨已尽，荡然不存，这是实话、是事实。何况夷狄的说法，应以人的文明程度来区分，也就是在善恶和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德性全具备，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才是人，五性混乱不知礼度，不忠不信的人才称为夷狄。
　　孟子既然称大舜和周文王是东西夷地方出生的人，又诋毁杨朱和墨翟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按这种说法，中原能没有夷狄吗？边远荒僻的地方岂能没有圣人吗？至于到明朝时，中国疆域已不同于春秋时的鲁、卫、齐、晋等中原诸侯国，而本朝的兴起，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更不须辩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知识浅薄，见识狭小，自己又无亲身经历，又听到这些无知的流言诽谤的话而记在心中，所以说出这些错误狂言，后悔莫及。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前面两次供词，前一个供词是就人而论，看到天地的精华之气越传播越远，循环没有规律，不能以地区来限制。后一个供词指在明朝时候，已不同春秋时鲁、卫、齐、晋的诸侯国，而本朝的兴旺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从现在来看，越觉得对上述道理深信不疑，对自己的罪孽后悔莫及。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过去如同禽兽，今天承蒙皇上起死回生的金丹感化，有幸转入人胎了。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概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语。
　　从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正所谓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者也。天与人归，懋昭大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若谓乾坤反复，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回，即灭不旋踵。是岂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皆无可奈何，而人力竟可胜天乎？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乃敢于诬诋上天矣。曾静，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知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是尊贵天位之语。到今日看来，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固己共信为圣神之极致。我皇上御极以来，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惬于民心。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于何。有以是酿成大恶，身陷乱贼。直到旧冬，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然耳虽闻圣德，心虽服圣教，目实为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
　　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所过都邑省郡，自野及市，历人历境，不知凡几万千。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休养抚育，励精不倦，为从古所未有。何以民心爱戴，休徵齐著，天眷隆笃至此，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无地自容，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至若谓“中原陆沉”以下等语，总因错听谣言，错解经义，一个病根，一路直错到底。今日虽万死万剐，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聪明又有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仪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信任。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得到世界上各国的尊敬和亲近。君主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臣子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中原大地沦陷，夷狄乘虚而入，窃踞了国家政权，乾坤颠倒，地陷天塌。八十多年来天运变得衰弱，天地震怒，鬼哭神号”等说法。
　　历来皇天对人类没有亲疏之分，谁有德行便降福给谁，我朝太祖、太宗、世祖，几位圣人接连继承帝位。圣祖在位六十二年，对百姓施行的深厚仁德，深入到每个人的肌肤，正像人们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义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上应天运，下顺民心，仁德盛大。几是有气血的人，没有不对圣祖尊敬和亲近的。因为我朝各位皇祖至高无尚的道德，取得了人民的感动和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们和敬奉上天一样，达到了自古以来最兴盛的状况。所以上天保佑我朝，给我朝深厚的恩惠，也是自古以来最丰隆的。如果说这是乾坤颠倒，地陷天塌”，而我朝八十多年来，享受天下太平的幸福。凡是叛逆的人，稍有一点奸谋，便立刻遭到毁灭。这能够说是天地震怒，鬼哭神号”都没办法动摇我朝，而我朝竟能以人力战胜苍天吗？这不仅是诬蔑我朝上应天运，而竟然是擅敢诬蔑上天了！曾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而且五德全备”，仍然是尊敬上天之语。到今天来看，列祖列圣的聪明和远见，仁、义、礼、智、信的做法，施行到中国内外，已经使人们共同相信已达到了圣神的地步。当今皇上继位以来，崇高的道德和功勋，从上面继承各位祖先的统治，行事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人民的心愿。只有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被谣言所迷惑，虽然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踩着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太平日子，竟然忘记了这都得自皇上治国有方的效力，以致造成大罪，身陷乱贼之中。直到去年冬天，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人的品德高大，恩惠哺育着整个世界，又用心跪读了圣上谕旨的谆谆教导，其光亮照亮四方，才开始感觉到心明眼亮，突然悟出以前做的不对。然而，虽耳听到皇上高尚品德，心里虽然诚服圣人教育，但我从没有亲眼目睹道德盛兴时的美景。
　　前些日子奉命来到京都，从湖南到湖北又来到河南，由河南又来到直隶、京城，所经过的都邑省郡，从远郊到城市，遇到的人和走过多少地方，不知道总共有几万千。看到的都是人民康乐物产丰盛的一片太平景象，生活在这时代的百姓都有上古三代的遗风，风俗淳厚朴实。这都是由于我朝政治教化的美善，才达到这种阴阳融洽，百姓们自由自在地共同享受着太平盛世的快乐。如若不是皇上聪明又有远见，以仁爱哺育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公正一切事物，礼仪感化万物，智慧认识一切东西，信用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抚育百姓休养生息，不知疲倦地为国操劳，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圣明，又如何获得民心的拥护爱戴，各种祥瑞吉兆不断出现，上天对我朝爱护这么深厚！看到这些，更使我感到以前的错误真是罪大弥天，羞惭无地自容，只有每天自己痛恨后悔，哭叫不止。至于所说的“中原陆沉”
　　以下的说法，都是错听了谣言，错误理解《春秋》的经义，有了一个错误的病根，便一直错到底。今天就是万刀乱剐也是应当的，我还能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朝。但本朝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衰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不通世事之愚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谣，要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皇上以抚育为心，举一世而涵濡之，岂愿其有此。得圣谕点化，更觉分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土地田地都让富裕人没收了，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等说法。从古到今贫富不平均，这是事物的常情。凡是能勤劳、检朴、节约的人，积累治家，贫穷的也可变为富人。如果游手好闲、懒散、奢侈，把家产都消耗掉，富有的人也会变为穷贫的人。富有的人家收购田地，实际上是因为贫穷的人自己把自己弄穷了，才把自己的家产卖给富户。今天你说土地田地都让富有的人收走了，是不是自从雍正元年以后，富有的人才开始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或是康熙年间富有的人已经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果真从本朝以前，如明朝，如宋朝，如汉唐时代，民间都贫富平均了吗？或是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富贵的人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你说富有的人越富，贫困的人越穷，都归罪在我朝皇上，有什么道理和根据吗？
　　曾静供：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时间太长，人民中间转来转去积成弊端。这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和皇上没有关系，是从汉朝、唐朝以来都具有的通病，不是从本朝开始的。然而本朝历来的圣人相互继承，太平时间这样长久，从古到今很少见。而自当今皇上执政以来，盛厚的道德感化了百姓，风气正，弊端杜绝，百姓中间没有任何烦恼忧愁。然只有田地产业这一项，富有的人仍有多余的田地，贫苦人经常为田少感到苦恼，翻来覆去，形成弊端，很多土地田地归富有的人占去。这时候好像正需要设法帮助解决，因此，错误地说百姓都抬着头看着皇上，是希望能考虑抑富济贫，取有余补不足，圣人必定能够做到，应该不忍这些情况放任自流下去。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粗野的俗见，不懂世事的愚蠢议论。哪里知道贫穷的人是游手好闲导致的，富有的人是因为勤俭持家而获得的。这些贫富差异，自从上天培育出人类以来就已成这样，不是任何人力能够扭转的。天生万物都是各各不同的，因为阴阳五行的气参杂揉合在一起，万物的气质不能达到多少一致。人的蠢愚、聪明、智巧、拙笨、才质都不一样，这些都是自然造出来的，即使上天也奈何不了。人的贫和富，只能由他经营和办事能力决定；经营和办事的能力，决定于这人的才智聪明或愚昧。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况且上天降福给善人而惩罚恶人，更是深远难以推测。穷困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给的惩罚？富贵发达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赐福给他的？皇上以抚育百姓为出发点，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地培养教育，怎能愿意百姓受穷苦呢！得到圣上的指点，更加感到心清肚明。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偕亡之愿”等语。这呼号怨恨的确是何人？确在何地？确有何被虐之事？确有何愿丧之情？须一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这等呼号的，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己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丰盈，偶尔被水，觉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皇上赤子，必帑赈济，存留者虽沐恩惠，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其逃于外的，间有呼号。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故有此语。其实寒暑怨咨，何伤天地之大，况沐恩者久，且多未遍者，暂而少不获安业者，以湖南计之，不过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计之，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此个缘故，到今方知。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到处都是哭号和怨恨，真有点‘天天怀着一同死去’的愿望”等说法。这到处哭号和怨恨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被虐待的事？又有什么冤屈而想死的情况？一一从实供来。
　　曾静供：这种呼喊哭叫，就是洞庭湖滨，偶而被水灾所淹没，没有能力安家治业的百姓。人生来遇到疾病痛苦，忍受寒冷、饥饿和劳累病苦，忍耐不过去，多呼天叫地，呼喊父母，这种情况是不能让他自动停止的。而小民长期过惯了太平的日子，平常享受的比较丰盛充裕，偶尔遇上水灾，便感觉太苦无法生存，便觉得不如其他地方的百姓可以歌舞庆祝丰年。皇上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发钱救济大家，活着的人虽然受到了恩惠，然而流落在外面的或者偏远的地方仍照顾不到，有的逃荒到外面的人，仍不时有呼天叫地的哭号。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没有广阔远大的眼光思考这些现象，所以有这种说法。其实冷热的一点怨声，对广大的天地不会造成多大伤害！何况受到恩惠的人很多而且时间长久，一时没照顾到的，只是暂时的少数人。没有得到安家立业的人，以湖南来计算，不超过百分之一，按照天下的人来统计，达不到亿万分之一。这个道理，到今天才知道。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等语。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者，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为其臣子也。且曾静狂言，以《春秋》大义自居。其逆书有云“人臣之择主，如女之子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是以失身再醮”等语。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而再醮之人矣。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称功颂德，乃钦差讯问时，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未知曾静之心，仍欲臣事岳钟琪乎？抑愿臣事本朝乎？如愿臣事本朝，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设岳钟琪为曾静鼓惑，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抑为匪类也。可一一讯问，令其逐条供明。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加以闻见狭隘，不知本朝世德之隆，得统之正，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所以上书岳钟琪。种种悖谬，直是痛悔无及。盖人臣之择主，固如女子之从夫，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笃生圣神之世，而事圣神之君，正如皋夔之事尧舜，伊周之事汤武，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己者。固万无可叛之义，亦决无或叛之心。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不惟自昧君臣之大义，而并劝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蚁，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报，而腼然人面，直匪类之不若也。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国难，而李贼猖狂，中原涂炭，毒逾水火，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较之汤武，昔尝为夏殷诸侯，而临时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顺，神武而不杀。弥天重犯得闻此义，始如坠深渊，而痛哭追悔，万死莫及。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抚惜到京。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沿途目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且当身亲被，又有几多破格恩典，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居以广厦，给食赐衣。
　　弥天重犯生长山陬，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曲谅民难，哀矜民隐，竟及于极恶重囚，万死莫赦之徒，直至如此。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顽石无灵，亦当翻然感化。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得免乱贼之名，万一误见听从，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岳钟琪之守正，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只痛恨谣言之害人，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然犹幸到今，尚得接天语下诘，省悟以翻身，纵不敢望苟免幸生，得为圣世之民。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是即为圣世之鬼，亦所甘心矣。至若奉岳钟琪为君，而己为其臣子，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乃是见得礼经，自诸侯以下，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未即输身归顺，总之大义既错，罪在恶极，一路皆错，尚有何是处可言。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自伤欲为圣世之民，而不可得。至于臣事本朝，乃天经地义之当然，又曷尝自即于匪类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拥戴皇祖的仇人为君王，并为他效死尽忠”，又有“低头屈节，尽忠于匪类”
　　等话。曾静将岳钟琪的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是想拥护岳钟琪为皇帝，而自己是他的臣民。曾静的谬误狂言，是以《春秋》大义自居，逆书里有“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随从他的丈夫。作为臣民如果选择的主人不当而失去气节，就好像女人再嫁而失节一样”
　　等说法。岳钟琪如果依照曾静的说法而背叛了本朝，就是岳钟琪不能尽臣节，如再嫁人而失节一样了。而曾静又向岳钟琪称臣，不也是等于失节再嫁他人吗？曾静认为岳钟琪的臣事本朝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而曾静自己又愿意把岳钟琪当为君主，岂不就成了匪类中的匪类了吗？而且在这逆书内称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为他歌颂功德，直到钦差审问他时，又称颂本朝皇恩和功业。不知道曾静的心，仍将替岳钟琪办事呢？或是愿意替本朝办事呢？如果愿意替本朝办事，曾静不也就成了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了吗？如果岳钟琪被曾静所迷惑，不知道曾静这时候会以为岳钟琪做得对，还是称他为匪类呢？可以一一讯问，让他一条一条说明。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自己心里丝毫没有这些想法，只因为误听信了谣言，错误地解释了经义，使一切大义大分都混淆不清，再加上见闻非常狭隘，不知道本朝世代德行的兴旺，取得天下十分正统，对百姓所施的深厚的仁德已经很久并已深入民心。所以才给岳钟琪写信，种种荒谬，真是痛恨不及。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跟着丈夫。今天岳钟琪以其文武双全，忠实地生活在神圣的时代，而效忠于神圣的君主，正像皋陶和龙臣事尧、舜，伊尹、周公臣事成汤和周武王一样，不但好像正派的妇女跟从贤明的丈夫，没有任何可背叛的理由，也当然没有背叛的心思。
　　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错误地听信了谣言，以至莽撞地写信，不但自己不知道君臣的大义，而且还劝说别人不忠。即使微小得如同蜜蜂、蚂蚁，还知道有君臣，狠毒得像长蛇和猛虎，还忘不了报恩，而我空有一副人脸，直比匪类还不如啊。直到去年冬天，被钦差大臣审问，宣传皇上圣德，已知道自古盛世的英明的帝王，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当今皇上的。而且又详细告诉了本朝创业以来的一系列丰功伟绩，每件事都做到了仁至义尽，取得天下的正统，都是归功于天意和人心。自本朝来中原绥抚万国的初期，明朝的崇祯皇帝已经死于国家的灾难中，然而李自成猖獗狂妄，中原陷困苦的境遇，狠毒超过洪水烈火。世祖章皇帝不用一兵，不射一箭，而天下人感激和爱戴的比率就像孩童依顺父母一样，比较起汤商和周武曾经是夏朝和殷朝的诸侯，不免使用武力灭掉夏殷，更为名正言顺，树立神圣的武功却没杀人。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到这个道理，才好像掉进深渊，非常痛苦和后悔，死一万次也难赎自己罪过。以后承蒙大人遵照皇上的深恩厚爱，一路护送来到京城。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长沙来到京师，沿路看到的一切，都是圣世兴旺的景象，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对皇上仁德的赞誉声。以后自己又亲身受到教导，又多了几条破例的恩典，一到京师，便放出了监狱，住到了宽广的大厦，赐给饭吃和衣裳穿。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关心百姓的疾苦，体谅人民的艰辛，怜惜人民的痛楚，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万死不赦的囚徒，直到这种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是和草木一样没有知觉，像顽石一样没有头脑，也应当受到感化而彻底悔悟。所以在当时，岳钟琪幸好愤怒责斥了我，得以免掉乱贼的罪名。万一错误地听从，不仅仅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成了万世乱贼的罪魁祸首，而且岳钟琪也免不了成为万世乱贼的巨恶了。岳钟琪坚守正气，更加显示他是一个太平盛世的贤臣，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到这个地步，还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能作为借口呢？我只能痛恨谣言如此害人，以至于身负大罪而不能解脱，但我还庆幸到现在，还能得到皇上过问，反省觉悟得以脱身。我纵然不敢奢望苟全性命偷生，能够成为太平盛世的良民，但是能够聆听到大义至道，而且懂得了前面所作所为的错误，这样即使成为太平盛世的鬼魂，我也心甘情愿。至于如果把岳钟琪奉作君王，而自己成为他的臣子，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当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其称呼他的远祖为皇祖的原因，却是看到《礼经》中从诸侯之下，都有皇考、皇伯父的称号，所以想用三代以上的习惯来称呼而造成这个错误。因为在当时只是作为旁观的人提出建议，没有马上投身归顺而已。总而言之，在大的道义上我已做错，罪大恶极，所作所为一切都错了，我还有什么对的地方可说呢？只有千万叩首，感激圣上皇恩浩荡，自己伤叹再想成为圣世良民而不能实现。至于我事奉本朝，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怎能自己甘心去当匪类呢！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明亡之恨”等语。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况我太祖创业以来，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直到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数日乃归。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岂不易如反掌？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释忿。屡欲与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望风逃窜，席卷长驱，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所过残破，明朝糜饷百万，曾不能少抗其锋。贼兵一至城下，长驱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万万不如流寇甚明。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其志方张，精锐之锋未尝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而我朝兵威甫及，如摧枯拉朽，只经山海关一战，流贼即亡魂夺魄，奔逃溃败。由是而论，我朝之兵力声势，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设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贼之摧残乎？惟以仁义为心，不肯代有其国。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怀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曾不反心自问乎？你还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明亡之恨”等说法。明朝的亡国，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与我清朝没有丝毫关系。自从明朝未亡时候，国家的政治便已腐败，纲常礼教松弛颓废。国内盗贼四起，李自成等人四处流窜，残忍暴虐，攻占了京城，边境也是警报时闻，各地的蒙族和其他藩属，都成了大敌。所以践踏中国，消耗明朝国力的元气，不只仅是我们大清朝。何况我太祖开始创建帝业以来，并没有夺取明代天下的心思。我太宗皇帝曾经带兵进入山海关视察地形，一直到达山东临清，绕着京城巡视，在南苑（皇家猎园）尽情围猎，几天之后才回去，明朝并没有能力射我们一支箭。那个时候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难道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因为我的列祖列宗，只希望平息战火，百姓平安，解除双方仇恨。我们几次想和明朝和好，但是明朝的君臣总置之不理。等到李自成已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以死殉国，明国体已经灭亡，明的皇位已经转移，才到我清朝请求派兵去除乱贼。太宗皇帝命令将领率领部队，到了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大兵望风而逃，我军像卷席子一样长驱直入。因此我世祖皇帝亲临中原登上皇位，扫清了大批叛贼，把亿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明朝报了仇，洗掉耻辱。所以我大清王朝对明朝实有大恩大德，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清清楚楚告诉后代万世。我朝得以统一中国，比起商汤和周武王征伐桀、纣，更加名正言顺，哪有什么明朝灭亡的仇恨？李自成横行中原，所经过的地方到处一片残破，明朝耗费百万银子的军饷，都不能和他们稍稍对抗。贼兵一到京城下面，便长驱直入，李自成不费丝毫的力量得到了明朝天下。所以明朝的军队万万比不上流寇是很明显的。李自成攻陷京城以后，他的斗志仍强盛，精锐的锋芒不曾遭到一点点挫折，又增添了明朝的变节大臣和投降的士兵来为他助威。而我朝威猛军队刚一接触便摧枯拉朽，只经过山海关这一战，流贼就失魂落魄，逃亡溃败。从这方面来看，我朝的兵力和声势，与明朝相比何止相差天地之远呢！假设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早已经得到了，何必等流贼们糟踏呢？只是因为我朝心存仁义，不愿意代替他们占有中国。本朝是如此光明正大，而你却有叛逆之心。如果是在明朝，你就是流寇李自成，你还拿明朝亡国大恨作为话柄，你就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原文】
　　曾静供：这个源头，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盖因失父太早，独居山僻穷陋者，已数十余年左右。附近不惟无史册可以借观稽考，而乡党邻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直至旧冬，闻大人之说后，又得仰读圣谕，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直驾千古莫媲，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力，即在当时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盖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荡废不举，纲纪颓然倒坠不整，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荒淫纵恣，无礼无学，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贼党，四起为敌。在外官兵望风而靡，所以贼得长驱，直抵京师。当此之时，生民流离困苦，残杀惨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关，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息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求除寇安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观兵孟津，以冀纣恶之改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亡魂夺魄，溃散奔逃，扫荡廓清，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如睹父母。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抚临天下，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由是看来，汤武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名正言顺，明臣、汉人皆感激深切，乐为效力致死者乎！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语。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几不欲生，而且蒙恩高厚，更觉无地自容了，复有何说。
　　【译文】
　　曾静供：这个事情的源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很早就死了父亲，独身住在穷山僻野已经几十年，我的周围，不只是没有书籍可以借来观看考究，即使是邻居乡亲，也没有知道这些事的老成人传告。我仅知道本朝代替明代占有了天下，当初不知道明代的天下早已经失在流寇的手里了。直到去年冬天，听到大人的解释后，又能够荣幸读到圣上的谕旨，才知道本朝全都是凭借仁义而兴起，在漫长的历史上一枝独秀而没有朝代能比的。这些丰功伟绩在当代，不只是明代的君臣感恩戴德，即使是当时的无情草木，也没有不蒙受皇恩圣德的。因为明朝时，朝庭上下松弛懈怠，政治教化全都废弛不修，纲常风纪颓废不整。内部是宦官把持朝政，外部是听任各个藩王剥削老百姓，荒淫放纵，礼教不存。以至于民不聊生，投奔乱贼，四下大乱，在外地的官兵们望风而逃，所以叛贼能够长驱直入，到达北京。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遭到乱贼惨杀掠夺，危急不下于水火之灾。太宗皇帝在东海地方兴起，修明政治，教化大道，仁义的名声传遍四海内外，而且没有萌生一点夺取天下的心思。
　　太宗皇帝曾经带兵入关，在南苑尽情打猎，来期待和明朝解除怨仇，平息战火，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明朝君臣，竟置之不理，因此遗憾地回去了。在当时如果有一毫谋取天下的想法，夺取明朝正是易如反掌的事，又何必等叛贼攻陷京城，崇祯帝以死殉国，明朝已亡，明皇位已失，接到平叛除寇的请求后，才命令将领率军队出发吗？这样的行动，比较起武王陈兵孟津，希望用兵力压使殷纣王有改悔之心，想法更加光明正大，内心外表没有丝毫感到缺憾的。何况进入山海关后一次战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多的军队，乱贼失魂落魄，四下逃亡溃散。扫荡了敌人，平定了天下。当时天下百姓，像从深渊中挣扎了出来，像看到了父母。世祖皇帝从此发布了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抚天下百姓，把亿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且天下感恩戴德的人，不只是为明代的君臣报了仇，洗掉耻辱，使他们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恩惠，而且把亿万百姓从死亡中救出，这样的功绩，可与天地同存。从这方面看来，商汤武王虽然凭借仁政兴国，但在君臣伦理上，还不能够超脱，没有遗憾，所以在当时商汤不免有惭愧之心，而武庚也免不了打着为殷雪耻的旗号，背叛周朝。哪里比得上本朝拥有的天下是从流贼手中得到，名正言顺，明朝臣子和汉族人都十分感激，乐意为本朝拼死效力呢！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被蒙蔽，一无所知，狂妄任性，错误地引用《春秋》的话来论证，所以有了“明亡之恨”等说法。到现在知道实情后深感后悔，流泪不止，几乎不想再活下去，而得到了如此浩荡的皇恩，更觉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圣上问你，书信里有“《春秋》大义，没有经过前辈大儒解释研究，明代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它的内涵，幸亏有东海夫子一柱撑天，了解大意”等说法。孔子写《春秋》，本来是为了讲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巩固三纲五常，确定名分，所以说：“孔子写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现在曾静有乱臣贼子的心肠，借《春秋》来为自己辩解，和孔子经文大义截然相反，背经离道，也难怪明朝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不仅是元、明朝的人，即使是汉、唐、宋以来的儒生，也没有人能够研究透。只有逆贼吕留良凶恶悖乱成性，悍然放肆，和曾静具有着同样的乱贼心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大致相同。曾静大逆不道，恶毒攻击朕躬，已经是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罕见的。而吕留良嚣张狂吠，对圣祖犯下了滔天大罪，万死也不能赎去他的罪过。吕留良却令曾静佩服，听从得五体投地，认为是千古以来远见卓识。可以问曾静：吕留良所说的《春秋》大义，怎么才能明确地告知天下的人们？吕留良是天下第一讲道义之人，还是天下第一逆叛之贼？让他从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译文】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住在偏僻的山里，离城镇很远，左邻右舍，没有读书人和良好的老师、朋友来纠正我的错误。因为到州城参加科举考试，得以见到吕留良所评选的本朝科举试卷和八股文格式等评论，看到他论述分析试题的涵义和注释试卷的文法程式十分严谨，很有前辈大家的气派，就从我的怪脾气开始佩服他，错误地认为这个人是本朝第一流的人才，所有一切的言论观点，都应当把他作为亲师。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为人处事怎样，书中有一段证述管仲九次朕合诸侯结盟尊王的事迹，别的人都认为是仁义之举，因为没有使用军队打仗，但吕留良却评论，认为仁在尊重周朝王室，排斥夷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依次类推一部《春秋》，都是写尊周攘夷。却不知道《论语》所说的“攘”的意思，仅仅指楚国而言，因为楚国自称为王，不知道君臣伦理，不推行政教文明。而《春秋》所抨击的，也指的吴楚二国自称为王，不尊周王，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远而抨击他们。
　　如果按地理位置说，那么楚国的陈良不能算英雄豪杰，宋朝的周敦颐不能继承儒家的道统。如果按照《春秋》大义，也要摈弃他们吗？何况舜是东夷的人，周文王是西夷的人，这种说法记载在《孟子》里，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了。由此看来，在那时吕留良固然是荒谬之极，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信奉他，推崇他，就更加荒谬千里了。但吕留良的观点，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其它的文章作品，我都没有见过。直是到了雍正五年，有一个叫张熙的学生到浙江买书，到吕留良家传抄到他题的《如此江山图》和《钱墓松歌》的诗。我那时看到后，不由得吃惊，不敢相信这是正确的，随后又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谣言，于是就疑心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后悔这等立身大道未能早些知晓。现在奉旨将吕留良家里藏的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捆、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捆，赐给我看。这里面不仅错误解释《春秋》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认识相同，而且竟然有讽讥诋毁圣祖皇帝的地方。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仁慈敦厚，恩义施遍天下，即使像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穷山僻岭中，还知道感激敬佩，何况吕留良家住浙江文明发达的地方，身为儒学秀才，享受皇恩生活也已经几十年了，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以前不知道，错误地认为《春秋》大义的观点虽然是吕氏提出的，而其思想实际是孔子阐发的，不能不相信它。今日明白了孔子不是这样的观点，又深深了解到本朝得到天下如此纯正，全由上天降福、百姓归附而得，历代圣上一脉相承，没有不是德高望重的。而吕留良所说的这些话，到现在实实在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顽成性，悍然放肆，嚣张疯狂，对圣祖犯了万死难赎的大罪，实在是本朝叛逆中的罪魁祸首。但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这个山区中粗鄙无知的人，糊涂得违背了立身大义，一味相信去附和他的谬误，真是死一万次也不能抵消我的罪过。现在虽然深切痛恨自己无知而轻信异见，而更切齿痛恨吕氏说法害人至深。后悔嗟叹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吕留良的邪说，在世上流传时间很长了，像我这样被毒害的人，想来一定不少。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暴露，莫非是历代圣上德高道隆，上天保佑我朝，所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下到了这个地步。这岂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虽然身陷法网之中，也因此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吕留良的叛逆，不为他的邪说所迷惑，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死了也甘心了。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说法。现在派钦差审问此案时，曾静亲笔招供，全部改变了立场，求怜摇尾，说尽奉承的话。曾静，你自己认为这是光荣的呢？还是认为这是耻辱的？又不知道曾静你的心思此时是愿意活呢？还是愿意死呢？曾静所争论坚持的大义哪里去了？令他从实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一向认为关系荣辱生死的大义，一定不能失去，只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春秋》，误听了谣言的缘故。其实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原本是皇上的子民，并没有一个祖先在明朝有过功勋和封过爵位而难以忘怀，也没有一贯怀着背叛本朝的心思。现在案发而被逮捕，只因为错误理解了经文大义，以至于狂妄悖乱到这个程度。即使是在过去被狂乱悖逆蒙骗时，我扪心自问，没有一点别的行为，都是从知识见闻上出现差错引起的。到了现在，参透了经文大义和吕说毫不相干，知道了所得到的谣言是在造谣惑众诋毁圣哲。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一个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的小百姓，实在是心服口服。到现在只有痛苦流泪，自己痛恨处事立身失却大义，后悔不能成为太平盛世一顺民。
　　我乞哀求怜，正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找到了立身大义，只害怕请求之心不够虔诚，不能偿还弥补过去的罪过，虽然承蒙了浩荡皇恩，但自己想来在国法上怕已没有生路了。至于说歌功颂德，亦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做臣民的份内事情，是应该的，哪还能像从前陷于愚昧无知而狂妄地百般诋毁！我所担心的只是学问浅薄，不能够准确完全地领会圣上高深的仁德思想，而称颂时有不贴切，或见不到的地方，因此而死不瞑目。君主的尊严像皇天一样，亲情如父亲一样，老百姓赞美皇天，做儿子的颂扬父亲，哪里能成为过失呢？况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从上到下，五种伦理关系，即使是草木昆虫都有这样的关系，而君臣间这一伦，居五伦中的第一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错听了流言蜚语，错解了经文大义，所以身陷禽兽之类。自己虽然活着就像死了一样。现在既然知道了本朝建国比过去所有一切朝代都强过万万，又亲身承蒙受了皇上深厚的恩德，自古以来，没人能比。这个时候，即使死去就像活着，虽是耻辱，亦感到光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隐。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忘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说法。曾静如果在本朝没有什么志向，就应该早早为高尚之举，为什么去应试赶考，跻身于秀才的行列，等考试定第五等时，才产生不满而闭门不出，言行放肆狂妄？这还能说是无志利禄”吗？书信里又有“和一二个志同道合的人，闭门深山里，养鸡种瓜”等说法。看曾静的书信里，见到听到的很多，引用的事实很多，如果闭门空山中间，流言蜚语，为什么能进入他耳中呢？所以和曾静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不止一二人。令他从实招来。如果供出了什么人传说的，那么才证明曾静是误听人言，罪恶还可以原谅，不能因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于是就拼着一死来含含糊糊完事，甘心替众人隐瞒罪过。皇上有旨，令你从实招来，你必须将书信里所说的，这个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那个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条一条从实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书信中有千错万错，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都是由于错听了谣言，误解了经文大义，所以酿成了大错，到现在不得已无法疏通开脱。现在皇上仁德光明正大，没有丝毫缺点，而且皇上的恩德浩荡，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滔天，还能如此宽大优待，单独安置幽静清旷的地方，而且责令刑部部衙门供给衣食，这真是千古罕见的例子，是尧、舜也做不到的特殊恩德。就这一件事，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此时此刻，如果知道造谣的作俑者，正想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又哪敢隐瞒包庇奸人，辜负了深厚皇恩呢？所以当时在长沙，钦差大人审问多次，我不敢说的原因，实际是心里不知道谁是确切造谣的人。
　　而流传谣言的人，又实在是个忠厚老实，奉公守法，不仅不会造谣，又不肯乱说的人。而且自己考虑罪大恶极，自己心想一定不能活下去了。虽然承大人多次宣称皇上智慧超人，聪明绝顶，做事不是平常事理所能限制的，也不是按平常情理所能想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的生死，一定不是在事前能知道的，然而于自己考虑，万难相信我能够侥幸不死，与其在临死时又连累别人，还不如自己一死比较安心。现在我感激的是皇恩如此高厚，而且大人奉旨询问，考虑到自己一死无足轻重，即使死也要表明清楚我的心事。儿子冒犯了父母，即使在父母盛怒之中，也要上前号哭说个明白。何况今日皇上旨意明亮清楚，允许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吐露出这些人。这从我自身本分上考虑，应该要供出传谣的人来。因为想到流水有源，从水流也可以寻找到源头。心里想起有两个流传谣言的人。一个是安仁县的秀才，姓何叫立忠。曾经听他说有个茶陵州的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廷有个人上书议论皇帝很多缺点，其中重要的是如此如此。另一人是永兴县十八都叫陈象侯的医生。也说他在一个人家看病时，听人说茶陵有个风水先生，名叫陈帝锡的人，口头传说有一个奏折，谏议皇上一些缺点，那上折子的大臣叫岳钟琪。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这两人的话相符，就渐渐怀疑这是个真事。其实最初造谣的人，不知道就是那个陈帝锡，还是陈帝锡上面还有人传递消息呢？况且陈帝锡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道这个人面貌怎样，即使是帝锡”两字，也不知是这两个字不是，问一问何立忠就知道了。听说这个人会看风水，前两年在安仁县盖学宫，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其实现在看皇上如天如地，怎么能够诋毁诽谤？上天被云彩隔住，对于天又有何损伤，相反因为云彩隔住而显示天空的高远；大地被挖凿，对于大地有什么损伤，反而因为挖凿而显出大地的深厚。现在皇上的圣行，像日月在天空运行，即使远隔万里广阔的江湖高山，也没有不共同见到听见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庆幸现在像盲人能看东西，能重新见到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你招供有“山崩塌，江干涸，是传闻泰山崩塌了四十里，至于江，并未干涸，因下笔不谨慎，使文章出现错误”等说法。这泰山崩塌四十里的说法，没有一点根据，你将传言写到书信中，已经极为狂悖逆乱了，而江河干涸之事并无传说，却也连带一块写入。这山崩塌江河干涸是多么重大的事，竟然可以随意在笔头胡写吗？你却仅仅用“不谨”两个字，用这种不严肃的戏玩之词来掩饰你的罪过，怎么能行呢？但是听到的消息一定有它的来源，令你从实供来。
　　曾静供：泰山崩塌的传说，虽有谣传，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罪该万死想不出那人是谁。江河干涸的误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该死。即便是平常说的话还十分谨慎，一个举措不真实，不仅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对自己也不能做到无愧于心，况且当面受到别人如此厉害的斥责呢？这是何等大事，怎么可以轻易地一掠而过！况且像我这等低贱的小民百姓，却去议论国家大事，即使有真凭实据，还不免有越位犯上的罪过，况且既欺圣上又作假，虚中有虚。仅凭此一项罪，已经是粉身碎骨不能抵偿了。但在前面招供时还以下笔不谨慎掩饰过错，这是身犯大罪竟然不知道自己罪过的大小轻重呀！今天反省悟出后，死一万次也不算多。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所写的逆乱之书《知新录》中有“以大事看来，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瑞祥，我在这个时候，如何能够死呢？上天不愿天上太平就算了，上天想开始让天下平定，我遇到这个机会，毕竟也可以算一个人，想在吴楚东南南地找到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等说法。追求古时治理乱世的规律，一定是朝上有昏庸得像夏桀、殷纣的君主，朝下有令百姓遭殃的灾祸，才可以称得上大乱。曾静认为我朝是夷狄之辈，是匪寇之徒，这样做君主的一定昏庸罪恶，国家的纲常法纪一切都废颓松弛，才是形势坏到极点的时候。而今天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从现在朝廷政事来说，虽然不敢说是最好盛世，而只要有人心有思想的人，断然没有诬蔑当世是乱极当治的时候。况且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像曾静这样禽兽不如的人，而凭借五星聚，黄河清”来，除了我还有谁”的话。又d遇到这个机会”，所说的机会是什么？从实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许多该杀该剐的话，今天反复自省，也有一个病根。因为从小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一章，说到那井田制，我内心很高兴，暗地里想，认为现在应该施行。因此多次去问别人，却没有一个人说现在能够行得通。听别人说行不通，心里很不高兴。后来看见吕留良对这一章的评语，竟认为行得通，而且说治理天下一定要用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了井田封建制度，这样之后才能希望天下治理太平，于是就不知不觉符合了自己的意见。从此就非常相信吕留良的话，而且在内心坚持着这个死法子，因此也轻视起唐、宋、明代的统治，认为他们大大比不上夏、商、周三代，错误地认为井田制不恢复，贫富就不平均，其它谈论治国的话，都不是真正的道理，于是就不自量力，竟自以为政治才能、理想抱负超越寻常之人而自夸。一听到“五星聚集，黄河澄清”的瑞祥出现，就怀疑这一定是文明治世的机会。既然遇到了文明治世的机会，一定要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想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从我自身考虑，竭尽我低劣的才智也足够为效犬马之劳的使用，因此才有“舍我其谁”的话。即便是所说的遇到的机会，也是希望上面的人重用我，所以说到吴楚东南之地求得人才，不是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在这个机会起了另外一念头。只因为常听到谣言，于是怀疑皇上道德不纯正，所以才狂妄地有了这个举动。
　　前一段从湖南一路上到京师去，所经过的地方几千里广大，没有人家不是丰衣足食的，四海内外，没有地方不是风俗敦厚的。道德教化，推行得非常普遍，比较起三代时井田制和学校制度，更加根据时代不同进行增减改革，好了还要求更好，使礼乐文明完备到了极点，上天安排了这样一个太平盛世。在此时是这样的道德修明，功勋卓著，皇上还孜孜不倦地考虑治国大道，不肯松懈一时半刻。我伏身读圣谕时，上面还d不敢说是最好的盛世”，道德高尚而内心谦虚，不自封为圣人才是真正圣人，已到了这个地步。这样才使上天感动百姓信任，吉祥征兆不断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原因，正是由于圣上的道德纯正，超越千古帝王，本朝政治清明教化敦厚，繁荣超过了三代之时，大圣人居于帝位之时才出现的瑞祥征兆。况且井田制的界限，从秦朝以来，已经被废除，取消了二千多年，封地时的沟渠都已不能找到。而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太平，平原荒废的土地都成了百姓的老产业，从道理和现实形势上讲，也必然不能施行，何况天下有才能的人蔚然众多，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个贤臣良士，对于治理国家，规范典章制度十分精通，这样的人才用之不尽。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山区粗鄙无知，连禽兽也不如，还称“舍我其谁”
　　的话，真是不自量力，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狂妄的罪过，真是万死不为过。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
　　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写的逆书《知新录》中有“近代吕晚村先生，学问很深，本领很大，大有作为”，以及“没有生在那样时期，而现在好像正好遇到了那个机会”等话。这个吕留良自己认为他的祖先是明代的仪宾（亲王女婿的称号），不能忘记前明王朝，而在我朝参加科举当秀才十多年。后来科考考了第五等，忽然削发出家，扔掉秀才不要，用“天盖楼”堂号选刻当代的八股文，把本朝科举有名之士的作文试卷，刻好印刷来赚钱，发了横财。他包藏着为祸之心，行为放肆元礼，实在是个反复无常、卑鄙下流、疯狂悖乱、大逆不道的无赖，天地都不能容他。现在你却把他奉为师长，佩服之至，把他当成孔子孟子再生。你所说的吕留良的学问本领，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吕留良有大的作为，从哪些地方知道的？所以你和吕留良一定曾见过面，亲自受了他的指教，因此信服敬畏到这样地步。还d现在正好遇到机会”又是如何解释，可从实招供出来。
　　曾静供：孔圣人说过：“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
　　又说：“不了解别人，则是非邪正就无法辨别。”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狂妄悖逆，一路错到底的原因，是因为犯人我家住在偏僻山谷，眼孔小，见闻不广，肚里知识浅陋，错误看待人的结果。像这样的话，都是自己没有见识，不知道别人的底细，遂错误地对他心悦诚服，把他尊为老师。不仅把他尊为老师，而且捧他为一代的英雄豪杰。其实，当时又如何能晓得他的行为大有不好的地方呢？不过是因为他的语言说法上，看到正和自己的偏见相符合，遂不知不觉对他有深刻爱好；爱好得深，遂不知不觉就对他信仰得更深。当时说他有学问有本领，是错误地认为他说理明白透彻，议论精辟妥当；说他大有作为的原因，是希望他能被朝廷使用，可以实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时的盛世。以前的荒谬信服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今天蒙受皇上开恩加教育开导，才晓得他的做事和为人处处不对，不仅仅是对人的立身大义解释错误而已。因此回想起来，过去所以听信他的话，这和战国时陈相放弃正路喜好许行的学说一样，实在痛悔已晚了。至于说亲自受吕留良的指教，那确实没有。他生在浙江，犯人我生在湖南接近广东的地方，相去有几千里。而且犯人我是康熙十八年出生的，而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的，犯人我当时才四岁，确实没有与他见过面。至于说的“恰好相逢在一块”等话，是因为犯了弥天重罪的我，心中先存有了他那种看轻后世的心理，又有他那一段错讲《春秋》意义的影响，加之对元朝时匪类的说法也听进去了，而又遇上永兴县那两年一连几个月大雨不断，遂以为这是世道不好而上天降灾。这完全是因住在山野荒辟地方而产生的无知见解。直到去年奉旨捉到长沙，今年从长沙押解到京城来，一路上看见到处年丰人和，教化和风俗都很美好，天下太平，道德深入人心，全国各地都是一样，才懂得当今有圣人当皇上，政治教化都得到很好推行，礼乐文明都十分完备，真是千古以来未遇到过的盛世。从前一肚子疑团，至今才得以洗涤干净。而吕留良的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实是天地所不能容许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至此才算心中了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