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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之八十三：【读书人那些事儿：用爱筑梦】
书话之八十三：【读书人那些事儿：用爱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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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之八十三：
【读书人那些事儿：用爱筑梦】
天火编
目录
徐友渔：与时代同行三十年/2
诺奖、写作与政治七人谈（完整稿） (徐友渔 等)/5
何寻：读书札记（1一12）/11
再见，“芒果街上的小屋”！—对话墨西哥裔美籍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24
《打捞中国愤青》：愤青为国家操碎了心？/30
老外自述：与“毛圣经”为伴的愤青岁：《我的愤青岁月》/31
林贤治：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34
毛泽东一生唯一题写书名的书/37
金雁：“红色文豪”的崛起/43
李云雷：当今时代，知识分子何为？/47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49
何大草：命运是最终的乡愁/52
唐小林：没有记忆，却有乡愁/53
许知远vs李海鹏：我们时代的荒诞传奇/54
人间是剧场/60
新女性的智慧箴言：女人的重建/61
傅国涌：一个天才的夭折-----------沈元离世四十年/62
黄集伟：生活本身并不会考虑原谅/63
黄集伟：人生由于柯达公司的一次美化而花光了/64
杨小洲 ：阅读无须穿凿/65
朱天心：成长写作与猫/66
《松雪斋集》与《把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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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10: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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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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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与时代同行三十年
:徐友渔、灵子
采访人：灵子财新-《中国改革》特约记者
受访人：徐友渔哲学学者
时间：2010年9月10日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30名“50后”学者30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翻看文章标题，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中国出现那么多社会问题，
再做书呆子有点没心肝
问：你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上说，在书斋里做学术是你最感兴趣的，但你却一直在纯学术和公共事务之间挣扎。这种矛盾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友渔：这种矛盾由来已久。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不是官方和政府的奖，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它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资格。
去牛津之前，心里很不服气的，牛津又怎么样嘛，咱们不是有北大、清华吗？但去了之后看法很快就改变了。你随便碰到一个人，不是权威，就是学科的奠基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体会到，个人的聪明才干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涨船高。只要在牛津这样的学校泡一段时间，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国内一样多，都会比在国内提高快得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个人努力绝不可能使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队有个很好的队长容志行，技术非常优秀，基本上关键球都是他进的。但他表现再好，中国足球队还是输。因此，他放弃球星生涯，自己办了一所志行少儿足球学校。对我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原创力，把自己的学术做到国际水平，还是我不做这件事，而致力于使整个中国学术水平有所提高？
问：那在后一种选择上，个人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当然能，只要你想做。80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问：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谓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这就要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形势了。当时有几个文化路向，一个是杜维明、汤一介，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了，要重新恢复。这是非常好的想法，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个路线。第二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他们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主的一帮人，认为中国历来是受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影响，所以，主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当时基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已经全部占领了。汤一介看到国学复兴，金观涛看到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会科学去运用它，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贯穿下去，要翻译和出书。这是一片辉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识形态里面没有的。
我们这批人是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年轻的研究生，我们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没有触及，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分析哲学，我们就占领这块。另外一个独到的想法是，不能马上取代现在的意识形态，而是缓慢地从根基上做起。甘阳当时用了一句话：中国二三百年里就是翻译。就是通过西方著作使中国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使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够接轨。
这从长远来看，就是提高中国人的思维素质。像我搞分析哲学，就觉得中国人一考虑问题就像中医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么都是易经，说一也是它，说二也是它。我觉得中国的思路应该改变。我做语言、分析和逻辑，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时候，我感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一回事，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这样的状态非常好。个人与民族的状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个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个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认为自己肩负重担。
这件事在1989年被打断了。有着无限热情的年轻学者，为中国设计的文化蓝图一夜之间就被粉碎了。
问：事实上，你很快就把注意力转为关注当下社会生活。
徐友渔：90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
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正。
原来的领域很想继续做下去，毕竟已经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应该巩固这个地位。换一个东西就要重头开始，好像本来已经在一场长跑比赛中跑在前面，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拿冠军的，突然又换到另一场比赛，要从队尾开始跑起。这实际是很痛苦的选择。
“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是近代中国学人的悖论
问：那你这种选择能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吗？
徐友渔：北大有个知名学者，曾公开在杂志上点名说：中国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做不下去了，或者曾经做得很好但创造力退化了，因此就挑一些轻松的、特别容易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事情来做。他还点了其他几个特别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比如《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不顾她最早、最系统、最深刻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事实，认为她不过是个新闻记者，没有学术修养。
我坦率讲，这说法不但非常肤浅，而且罔顾事实。我对死学问有着超出常人的热爱。但人不都是天才，能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人不多。可能一两年之内你还可以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可以就专业问题发言，但再过几年肯定不行。我知道学问艰辛，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所以，后来这个领域我根本不说话了，所有邀约都不参加。这是我最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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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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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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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纯粹从学术上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呢，还是作为理论武器，用来分析中国现实？一段时间里，是潜心做学问，还是经常出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发声，你如何做出选择？
徐友渔：这个问题，客观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解决。这种选择非常频繁。我搞逻辑哲学出身，是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却是凭着感觉走。如果某个事件发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没有人比我说得更清楚，我就会觉得有这个义务。
问：比如什么事情？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我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
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个骗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动用的却是用行政力量，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问：你最终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是个性使然，一定要选困难的事情做？
徐友渔：比较准确和客观地说，自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有时很投入，大概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是跟时代有关，如果我在英国、美国那样的平稳社会就不会做这种事；第二是跟人的本性有关，我觉得人生应该充满热情，对是非有比较强的爱憎态度。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平淡、无动于衷，就没意思了；第三是我抱定一个宗旨，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肯定不做，干吗一定要冲到第一线去？
形成这些原因跟个人经历也有关系。小时候家庭条件好些，接触的书比别人多。初中时期开始看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天然对不幸者有一种同情。或者看托尔斯泰，古典人道主义的影响对我很深。我从来摆脱不掉，而且也不打算摆脱。
二者只能选其一的话，我可能还是略偏重社会性方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做学问最重要的素质我有，就是那种对思想的洞察力。我做学问很轻松，比如我从来没有进过哲学系，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每天上厕所拿一本哲学书，就这么看出来了。但我觉得人生要追求全面的价值最大化。有些品质是在象牙塔里没法满足的，比如道德勇气。人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天分当然很珍贵，但我觉得这未见得是稀世之宝；而正义感、敢于实践的勇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缺的。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既然做得到，社会又需要这东西，我更愿意做这些。
我觉得一个人只想挑一种比较轻松的、一帆风顺的生活是没有乐趣的。我有很多烦恼、矛盾和内心冲突，但这也许是一个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表现。
问：华师大的许纪霖先生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他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心愿，为问题而学问。
徐友渔：在绝大部分意义上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代人不论自己想把自己说成是怎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动荡，经历过下乡，从基层干起，只说为学问而学问，有点说不过去。另一方面，我研究罗素，他可能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与许纪霖说的略有不同的一点在于，至少我能够进入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状态。
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为问题而学问”与“为学问而学问”哪个更重要？
徐友渔：这样推下去，可以得出一种很深刻的结论。
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本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
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一看学问根本不行。他那么好的文采、悟性，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们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真想在这种情况下做学问的，自认为在国内干得很好，到牛津一看就知道自己其实也不行。客观地说，就算我是为学问而学问，大家以为在国内当个博导或者拿了很多国家奖、课题基金，就很了不起了，真正见过大世面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根本不行的。
其实，选择哪一头都是很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民族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想到这一点还是挺丧气的。我们这种做学问的人也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经常感到惭愧。那些不懂的人看起来很风光，我们心里知道远远矮人家一头，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我在美国，也许跟自己理想中很标准的学者一样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有机会当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尽管我周围很多朋友已经很容易就当上了。
我一点不觉得他们的选择一定比我高明。我觉得一个人接受命运以后最大限度与命运抗争，才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昆德拉为犬儒主义提供了精巧、华丽、动人的思想资源
问：我从书中看到，上世纪80年代时知识分子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徐友渔：我80年代走上舞台，不仅是观察者，还是亲历者，是见证人，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层次的东西。比方1989年之后要寻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和生存方式，那时，昆德拉在中国大行其道。
问：那么，当昆德拉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后，你对他的批评指向哪里？
徐友渔：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惟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昆德拉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化，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 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大概从1990年开始，有两三年，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弥漫着的都是昆德拉。昆德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过犬儒主义生活的非常精巧的形而上学的根据。
而且还有精彩的故事。比如武汉的学者到上海，当时朱学勤很夸张地命名为“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上海人尽地主之谊，在市委一个很高级的礼堂放内部电影《布拉格之恋》。看到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朱学勤就发难了，指着他们问：这种形势下你们怎么还有沉默的权利、退出历史的权利？对方觉得你是在进行道德上的敲诈勒索。我们本来是谈论学术思想上非常形而上、非常高深的退出历史的权利，你现在把苏军坦克入侵的特殊状况拿来问我们，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道德上很低下的位置。“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朋友之间非常动感情的一个活动，最后变成了一场大争吵，不欢而散。
透过这些人事纠纷确实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当压迫到来的时候，当专制机器开足马力显示出其威力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一定要升华成形而上的东西。
客观地说，昆德拉揭露的东西，比如那些西方抗议者作秀确有其事。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昆德拉。昆德拉一方面批评集体性的行动、斗争哲学、激进主义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里面继承的这套东西；另一方面提倡的是彻底退出历史，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有没有另一条路？我们马上就发现，哈维尔提供了更好的说法和做法。
问：哈维尔与昆德拉的区别在哪里呢？
徐友渔：哈维尔丝毫没有好莱坞作秀的嫌疑，没有在反抗中鼓吹激进主义、强调整体性口号来对一般人实施道德绑架——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一再要人去签名、游行——哈维尔体现非常本真、个人的东西。他去参加游行集会可能会在中途玩一圈，喝杯啤酒又回来，他参加这种集体活动不是作秀，是有效的。我很少佩服、崇拜一个人，但是，哈维尔确实让我钦佩。他让你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罕见的人物，自然，率真，不同凡响。尤其是见面时感受到那种洋溢着的人格魅力。
我认为我自己写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就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第一个明确揭示出在昆德拉和专制主义之间有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犬儒主义的人仍然是犬儒主义，别想再用昆德拉作为武器来为自己辩解。
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
超乎寻常的打击和转型期的诱惑，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严苛。其实，学者也是有权利坐在象牙塔里的吧。
徐友渔：当然，谁都有权利这么做，对于知识分子更多道德上的要求或者胁迫是说不过去的。道德勇气只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是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年轻时候在“文革”中的教训一样。但是，作为个人，要有内心的真诚。
问：但这个很难判断，你怎么来界定一个人是否真诚地想要献身学术，还是因为怯懦而不愿面对现实？
徐友渔：所以不能有诛心之论。但内心会有一个判断，我熟悉这个群体，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没错的。客观地说，对于在民间维权的人，或者在新闻战线上为正义打抱不平的人，与那些大知识分子、名教授，懦弱而只考虑自己名利的人，我内心要尊敬得多。
问：那你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道义是第一重要的吗？
徐友渔：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身份，但是，知识分子在说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之前，首先要能用学术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学者。撇开这一点，就像鲁迅说的，成了“空头文学家”。
我是个教授，我必须把学问做好，但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但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还要维护其他公民的权利，这点没做好是说不过去的。这点做好之后，另外的事情是锦上添花。这点不做，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事情。西方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公民意识，看到不正当的事情总是会站出来。当然他不必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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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5 只看该作者
-　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要比现在好。这可能是社会已经把这种道义感破坏了。中国的政治迫害太厉害了，就算一个正直的人，也经不起超乎寻常的打击。同时，转型时期诱惑也太多。你如果在道德勇气上退一步，能得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这么多诱惑，人总还是有天然的正义感，总是要骂娘、要说话的。现在尤其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威胁和利诱两方面的强度都特别大，使得人几乎别无选择。
问：所以，很多人都期待这一代人从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会有所改观。
徐友渔：这个期望好像不是太有把握。体制的基因复制能力非常之强，权力的格局会把人改造得非常厉害，制度安排常常比个人受的教育训练重要得多。很多政治家对现实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什么都知道。
问：你的关注和参与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徐友渔：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危险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回头路，回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我不是政治家，一定要给出一个图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我对现实的危险很清楚，但只要拼命跟这些危险作斗争。未来中国社会是个次好的社会，我也会满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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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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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写作与政治七人谈（完整稿）
主持人：傅小平
对话者：徐友渔、张闳、邵燕君、李云雷、李浩、朱振武、止庵
◇  文学的政治性，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某一政治单位的“政治正确”，而在于它总是在努力追求独立的表达，在喧闹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试图让公众能够识别。
傅小平：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秘鲁作家略萨，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多数读者认为略萨获奖实至名归，还是有人提出了批评。在公布略萨获奖后，就有美国的媒体指出瑞典学院“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事实上，每年的诺奖都会引来类似的争议，这也并非诺奖所特有的现象，但凡一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奖项，要回避政治倾向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联系到我国诸如茅奖、鲁奖等众多奖项，在奖项条例里面首要的一条规则，就是要政治正确。或许是因为这种规则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当我们谈论获奖作品时，一般只限于从艺术含量角度来考量获奖作品是否与奖项相当，反而忽略了其政治背景。对此，你怎么看？

徐友渔（哲学学者）：当我们谈评价文学作品或社会科学论著免不了要有政治上的考虑或要讲政治正确时，应该注意这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赞成讲广义的讲政治或要求政治正确，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总应该讲人性、人道主义，不能提倡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能歧视妇女、少数民族，等等。而在我国，我们讲的是狭义的政治，其标准不是普遍性的，不是人类利益，合理的民族利益，而是一党一派，甚至是具体的领袖或一时的政策。
虽然都是讲政治，但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与只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略萨，是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反对专制，而不是因为他倾向于左或者右。左或右是大的立场之下的具体划分，有人在这个层次上与略萨对立，就抱怨诺贝尔奖考虑政治。我认为，在大的立场上应该要求政治正确，再具体一定要与自己一致才满意，是过分了。
在中国，有政治决定一切，“突出政治”的坏传统，我们应该摒弃。有人分不清楚，就说诺贝尔奖不是也讲政治吗？关键是必须肯定人类公认的、普世的价值还是一时的党派要求。对于美国人来说，热爱美国是基本要求，没有听说过要求热爱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更没有听说必须与布什或奥巴马保持一致才行。
邵燕君（批评家）：我想，这里我们必须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作家的职业身份或专业身份，一个是作家的公民身份或政治身份。一个作家在是一个写作者的同时，还是一个公民，甚至一个有机知识分子。通常我们指责某些奖项让“政治介入了文学”是指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作家以公民、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倡导某种政治主张，甚至采取某种政治行动，这一政治行为受到某一奖项授予者的支持，为了鼓励其政治行为，而授予其艺术水准不够的作品以奖项。略萨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形。他的政治追求不仅是文学之外的行动，更是文学内在的价值支撑。这里涉及对艺术性的理解问题。文学的艺术性不是单纯的修辞性，而是必然包含思想的张力。我不相信有“纯粹的作家”和“纯粹的艺术”。所有的人都是政治的，所有的作品也都是政治的，分别只是主动的政治还是被动的政治。主动的政治主体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从这一点上看，我这里所说的“政治的”也与你提到的茅奖、鲁奖的“政治正确”有分别。
张闳（文化批评家）：这里多次出现了的“政治”这一概念，并引出一个悖论式的命题，但在我看来，每一次使用的这个概念，含义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虽然使用的都是“政治”这个词，但实际上却是不同的概念，所以，貌似悖论，实则不是。
众所周知，“政治”是当代中国的语言中使用最为频繁、最为熟悉的语词之一，整个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这个词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复杂、纠结的关系。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一词的含义会有所不同。一种是跟现实权力相关的政治，一般而言，它总是站在当权者一方的，它以当权者的利益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听命于当权者的意志。而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政治，把一切公共活动，无论是行动层面的还是话语层面的，都视作为一种政治表达。如果根据后者的原则来看，一切活动都是政治性的，文学话语也不例外。服从或抗拒，逃离或介入，依附或独立……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表达。
瑞典学院并非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跟文学相关的学术性的机构。如果说仅仅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外部标准来评判文学，显然是对文学的干涉。瑞典学院的行为，在我看来，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是“政治介入了文学”，而是正好相反，是“文学介入了政治”。这种“介入性”的行为，应该是文学的应有之义。文学的政治性，不在于其是否符合某一政治单位的“政治正确”，而在于它总是在努力追求独立的表达，在喧闹的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试图让公众能够识别。
李云雷（评论家）：略萨获奖确实是实至名归，当美国媒体说“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时，它所强调的其实是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并加以批评。文学本身作为象征领域的一种符号，其实与政治密切相关，无不包含着政治的因素。获奖的作品应该是政治与美学标准都能达到一定程度的作品，我们可以从艺术质量的角度要求获奖作品，也可以从政治标准要求作品。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很难想象一个歌颂侵华日军的作品能够获奖，即使它的艺术水平再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历史及面对历史的态度。而一个作品既然获了奖，当然我们应该在艺术质量上对其有较高的要求，我想这也是自然的。
止庵（书评人）：诺贝尔奖有时的确带有政治倾向性，萨特就曾以他认为“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而拒绝领奖；但是诺贝尔奖现在如果仍有政治倾向性的话，大概也与1964年萨特说这话时不大一样了。依我之见，只有因政治倾向性而降低了文学评判标准，我们才有必要特别提出并予以批评。当萨特说，“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我更关心的是《日瓦戈医生》就其文学水平而论是否足以获奖。假如它当之无愧——在我看来显然如此——那么萨特式的指摘未必不是另外一种“让政治介入了文学”。萨特的话实际上有意回避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日瓦戈医生》“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
李浩（青年作家）：有人提出批评，哈，我觉得有人提出批评是非常正常的，本来就众口难调，事实上，如果没人批评只证明它的平庸，我一直这样坚持认为。我承认，在我的心中，可能某些人更应当得这个奖，而某些作家（我说的是已译成中文的）较为一般，我看不出他的优秀和独特的创造性来，但，他们也获得了这个奖。当然，我始终坚持认为，诺奖，是在“好”和“更好”之间的选择。我对诺奖有着较充分的信任度，虽然这并不表示我对所有作家所有作品都有所高看。
至于说“让政治介入了文学”，我不这样认为——诺贝尔奖给略萨，是因为他是好作家，而不是因为他是竞选总统失败者，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我没听说过哪个政治团体或个人曾以政治的名义对瑞典学院施加影响——如果没有，怎么说让政治介入了文学？另外，我想说“美国媒体”的表述也许并不确切，它可能也只是代表个人吧，就像我认为说这句话的那个美国人多少有些偏狭和盲目。我的这一判断也只代表我个人。你说呢？
如果反过来，说文学介入了政治，或者说略萨的文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我倒是有些承认，正如你所说，“但凡一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奖项，要回避政治倾向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说文学即人学，在这个人学里，政治性，政治倾向是无可回避的，也不应当回避的。小说，也包括诗歌，它是对具体人、具体事物的个体考量，可我们必须知道，人，一直具有并且永远具备着社会属性，这个社会属性里面就包含着政治性。我们要求文学的思想性，这个思想性里多少是要包含政治性的。惮言文学的某种政治性，可能也是一种自欺，尽管多数的文学并不以具体的政治问题作为自己的言说目的。
我们也必须重审，文学，对文学的审视，第一位是艺术，第二位还是艺术，第三位，应当还是艺术……我对我们某些所谓“直面现实”的文学抱有轻视就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忽略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这部分人包括对他们的作品叫好的人都曲解了文学，或者缺少那种审美能力——所以纳博科夫才那么固执、偏执地宣称，“高深的思想只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作品的精华”。如果从我的审美标准来看，我觉得略萨得这个奖是名致实归。我这个看法，是针对他文学作品而言的，也是从艺术的角度考量的。
朱振武（翻译家）：前几天我还在跟人说，我国当代作家要想写好小说，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脱离实际、不关心当下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这样的作品也很难成为好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政治生活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学作品当然要把政治纳入他们关怀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或远离政治生活。略萨当然也不例外，政治既是巴尔加斯•略萨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是他人生经历的主旋律，更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堂奥之一，但他本质上却始终是一名文学艺术家。在他看来，个人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的社会存在；而艺术，也从来不是能够脱离于历史的虚幻构想。于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之中，他用自己的艺术天赋将他的所见所闻和他对时局当然包括政治的理解及关怀塑造成一个个艺术珍品。
◇ 对政治的超越，并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寡淡无味的纯净水，不包含任何有关社会、人性、政治和哲学内容。事实上，政治，其实是你对世界真实、对人的真实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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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8 只看该作者
-张闳
傅小平：我想很多文学奖项受到政治倾向的质疑，是基于这样一个文学共识：政治因素的介入，对文学的独立性是一种侵害。然而，换个角度看，在我们关注奖项本身的政治背景时，却常常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文学本身就天然地包含了自由、开放、宽容、多元等政治性的诉求，因此它必然会要求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具有一种无畏的道德勇气和理想主义的情怀。由此，我们经常会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有一个问题或许是从来没有真正厘清过的，那就是体现在写作中的政治到底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李浩：你说得对，政治因素的介入，对文学的独立性是一种侵害。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无论是谁的作品，无论是什么样的奖项，我个人都会只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它。文学，应有自己的规律和自由。米兰•昆德拉说，“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其实也包含政治）悬置的地方”“缺少幽默感不会发笑，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媚俗，是小说的三大敌人”——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对艺术独立性的重审，对艺术本身质地的重审。
如果非要用政治化的眼光看诺贝尔文学奖（我的了解仅限于文学奖），它的确有“政治很不正确”的时候，它既授予过左派作家也授予过右派；君特•格拉斯的某些政治观点和他的历史可能也不是评委们都认同的，而奈保尔（似乎是他）对妓女的感谢可能让许多有洁癖的人也感觉不适，这，也未必是评委们意料内的。我们再看布罗茨基，贝克特，萨拉马戈……对了，同获诺奖的萨特和加缪最终的反目不是因为文学观念，而是对世界的认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性！可是，诺奖给予了他们。我想，我们都不会以为诺奖评委们没有个人的政治倾向，或者根本看不出这些作家和作品中的政治倾向，但，他们更知道，自己评的是文学奖，是对艺术，对探寻的褒奖。
我看到的，是文学对政治的超越。在此，我重审我的纯文学观：它不是意味着文学是一种寡淡无味的纯净水，不包含任何有关社会、人性、政治和哲学内容——那是一种偏执的、不怀好意的曲解。事实上，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包含这些，包含着人类关于人的全部经验。它的纯在于，无论写下的是什么，多么深刻丰富，都必须是艺术的，缺乏艺术品质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它的纯还在于，它不是仅仅针对于一时一事的发言，而是基于人类人性，普世和永恒。对于纯文学而言，政治并不是它所要关注的核心，尽管它非常重要，尽管它对人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它要关注的，是在我们的人性中，这些问题、观念产生的可能和可能的后果。你看卡夫卡的小说中，并没有有关政治的具体指涉，他的小说中没有政党，军队，意识形态，但似乎又都存在着，成为可能——
体现在写作中的政治到底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你只要写下了人就同时写下了政治。当然，这个“政治”非彼政治，请横眉立目者高抬贵手，别上纲上线，我是说，它包含有“政治”的因子。写动物，写鸟和鱼虫的爱，这里面也有政治，只是，此政治又非彼政治。哈，不绕了，大着胆子正面强攻一下：如果在写作中有意忽略或回避政治，那他可能写不出真正博大、优秀的作品；如果一个写作者根本意识不到政治问题，那他只可能是小作家。政治，其实也是你对世界真实、对人的真实的正视。
徐友渔：对一个作者或作品有政治要求，但这个标准应该相当基本和宽泛，也就是你说的“文学本身就天然地包含了自由、开放、宽容、多元等政治性的诉求，因此它必然会要求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具有一种无畏的道德勇气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其实，有些邪恶的东西在美学上是有魅力的，比如希特勒的讲演，那个歌颂法西斯的女导演里芬施塔尔的作品《意志的胜利》。独立性，无畏的道德勇气等等是优秀文艺作品的必要条件，那是遵命文学、服务文学所没有的。批判性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这指的是对自己所处当下环境的批判，在北京批判华盛顿的帝国主义就比较讨巧，它不冒风险。中国有些宣称自己有批判精神的人总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
张闳：通常人们把不同的政治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互相争斗或妥协，看成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部分。这只是政治的一种表达方式。言辞和话语也是一种政治。文学表达无疑也有其政治性，但它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表达，它往往以拒绝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单位的立场和价值，以自身美学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来完成其政治表达。
写作首先是一件发生在私领域内的事情。写作不具有在公共领域里公开展示的功能。当人们面对一个书写文本（比如，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的时候，所见到的是一个已然完成的作品。写作是写作者在孤独状态下完成的动作。与写作行为的孤独性相一致，书写作品的文本内部也是一个相对孤独的空间。一个作品一旦完成，即有着相对稳定的形态，而且要求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自足的和自我完善的特性。文学作品遵循其美学上的完满性，学术作品则遵循其逻辑上的完满性。这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完满性，并不会轻易随外部环境和舆论力量而变化。
在文本的私密领域内，文本拥有其自足性，但它并非一个自闭的空间。通过传播和公众的阅读行为，文学的话语空间向公共领域敞开。文学在其内部空间，模拟公民社会的状态。文学以及人文学术的写作所建立起来的“书写理性”，它与公民社会的政治理性相类似。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并有权选择自由表达的方式和对象。虚构性写作、纪实性写作、学术性写作和批判性写作，凡此种种基本的写作类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公民社会意见表达的诸种方式。个体的独立性要求和内在的精神律令，是建构其公民主体的基本保证，正如文学和学术遵循其自身的美学的和逻辑的规律。
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又是无限敞开的。文本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交流装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灌输和控制。读者有权随时抛开手上的任何作品，如果他对它不满意的话。他甚至可以因为愤怒而撕毁手中的书，这也是正当的行为。从这种理想的文学阅读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公民社会交往伦理的雏形。通过阅读关系，作者与读者共同建立起一个微型的有关美学和价值的“精神共同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由是开始形成。
朱振武：我们可以把政治理解成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即使我们再“纯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政治生活的影响，都不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想象不不浸染意识形态的东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的作品一是不太可能，一是也很难成为好作品。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表达，因此它毫无疑问要关乎当下，所谓的当下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政治生活。略萨的小说、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失落的秘符》等都没有离开过政治，特别是《骗局》，是典型的政治惊悚小说。丹•布朗作品走俏的原因其实也许简单得很，那就是他的每部小说关怀的都是当下和未来，尽管其作品的“材料”或素材从历史的沉渣中搜索了不少，但这些爬梳来的东西无一不是拿来为“现在”，或时髦点说就是为当下，当然也包括政治服务的。
邵燕君：你这里所说的“文学的独立性”背后有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创造的“纯文学”神话。而“纯文学”的概念本身就是政治的。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它具有着明显的抗拒意识形态专制、摆脱文学“工具论”的反抗意图，在90年代“告别革命”的语境中，它很快与“专业性”结合，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今天的“纯文学”甚至去掉了形式实验的爪牙，变成对各方面都没有触及的温柔敦厚的圆熟之作。我们看一看这两届的茅奖和鲁奖评选就可以感觉到，最容易获奖的就是这种谁也不得罪的“纯文学”。为什么？因为它是最和谐的。和谐是今天社会最高的主旋律，所以我说，“纯文学”是最政治的，尽管这种政治是被动的。
李云雷：在80年代，我们都追求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纯文学”，这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将“政治”理解成某种政治主张或者具体的社会政策，而理解为一种“公共事务”，那么文学就不能以“纯文学”的追求，来回避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弊端在于极端的个人化或私人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为个人或私人的事情，都与“公共性”或时代相关，比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也会因为美容业或时代审美标准、健康标准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文学却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思考、参与，这也使得“文学”本身失去了“公共性”，我认为体现在写作中的政治首先应该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恢复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则需要具备一种理解他人的能力、理解世界的能力，而不能仅限于个人的世界中——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人与世界，甚至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我”。
止庵：我的看法是，文学作品可以有政治因素，但并不必须有政治因素；基于某种政治立场，否定或忽略作品的文学价值，无疑是错误的。举个例子，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文学奖金应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易卜生、托尔斯泰和斯特林堡被排除在获奖者之外，多少与此有关。现在回过头看，与同时期的获奖者相比，易卜生、托尔斯泰和斯特林堡的作品显然更具“理想倾向”，由此可见，当年瑞典文学院对于所谓“理想倾向”的理解何其肤浅。
◇  不谈介入政治，充其量只能说是作家的一种话语策略而已，并不能视作文学可以不介入政治的证据。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必然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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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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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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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近些年，学界一直在反思文学边缘化的问题，其中有一点是大家不约而同都会谈到的：作家对当下现实失语。也因为此，底层写作被看成是贴近生活真实的写作而受到格外关注和推崇。但我有一个疑问，我们强调作家写作应该关注和介入现实，却避而不谈介入政治。这是正常的吗？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政治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内容，它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然而，我们在谈论文学问题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作家脱离生活现实。但是否对现实政治有意无意的回避和不能正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的苍白无力？
李云雷：的确如你所言，对现实政治的回避，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的苍白无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文学“介入”政治，也不是一种直接的介入，而是以文学的方式“介入”，那就是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我们的意见、看法与想法，这本身就是一种“介入”。以鲁迅为例，他既没有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中，也反对仅仅将文学当作一种“宣传”，而是通过自己的笔，通过自己的作品参与到思想文化界的争辩之中，从而获得其社会与政治意义。提倡“介入”的萨特也是如此，他也是以自己的文学与哲学作品“介入”的。
李浩：作家对当下现实失语，它的确是个问题，哈，不过，我们当下的刊物选刊选的不都是“贴着地面行走”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么？我们的现实主义多么轰轰烈烈！
学界，如果存在这一学界的话，他们对文学边缘化的反思我以为是错谬的，文学的边缘化不是因为我们非“现实主义”，而是，社会整体缺少读书环境，社会整体在浅薄化、弱智化，“娱乐至死”。我们的当前社会破坏着文学赖以滋生的土壤，你问一下，这些学界的学者们培养的学生，有多少人在读文学书，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经典的还是当下的？……文学的边缘化问题也在于，我们整个社会或者更广阔点说，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都进入一种高热的商业热情中，进入到娱乐化浅薄化粗鄙化之中，可以说，整个世界，能够安静下来，用脊椎骨去阅读、领略文学之美，细致之美，会心之美？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讲辞中不也提出了警告？我们学界的学者们，请先在你的自身和学生中培养阅读热情吧，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优秀读者吧。
优秀读者，现在他们的存在凤毛麟角。我们别对他们再进行误导了。纳博科夫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他说，对小说的欣赏是用脊椎骨来完成的，“可以肯定地说，那背脊的微微震颤是人类发展纯艺术、纯科学的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情感宣泄形式。”“要是消受不了那种震颤，欣赏不了文学，还是趁早罢休，回过来看我们的滑稽新闻、录像和每周的畅销书吧。”“面对文学作品，去研究它的社会学效应，或政治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主要是应某些人而生的，也不得不如此。这些人因性情或所受教育的关系，对货真价实的文学之美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震动，从未尝到过肩胛骨之间宣泄心曲的酥麻滋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不用背脊读书，读书还有何用。”
似乎昆德拉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有些人，是不懂得领略艺术的美的，他们要的只是明确的、先于理解前的判断。他们要选择正确，要的是一个简单划分的世界：要么卡列宁是有罪的，要么，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是个荡妇，她必须去死。在这里，他们把艺术看成是现实、政治或思想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艺术的贬损。
对现实政治有意无意的回避和不能正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的苍白无力？——你已经回答了。我知道你有确定的答案。
张闳：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必然是政治性的。不谈介入政治，充其量只能说是作家的一种话语策略而已，并不能视作文学可以不介入政治的证据。在当下中国，关心底层，介入现实生活，能够漠视底层的痛苦吗？能够回避底层民众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被剥夺的事实吗？如果不能，那么，你的写作就必然是政治的，否则，你就不能说自己的写作是关注底层。底层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
近年来，所谓“底层写作”一类的说法纷纷出笼，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一个口号，一种姿态，作家为自己赚取道德豁免权的一种借口。面对现实的不公和苦难，作家的表达躲躲闪闪、装腔作势，这种虚伪的写作不苍白无力才怪呢！
邵燕君：“底层文学”是文学躲进“纯文学”的象牙塔近二十年后，当代作家首次大规模地面向现实的写作。文学是否能深入地表现底层？这在相当程度上考量着中国当代作家表现现实的能力。应该说，这一轮的底层文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出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也确实显现出深层的困境。其中，最深的困境就在于作家思想资源的薄弱。于是，人道主义这套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再度深入人心的价值体系，成为迄今为止“底层文学”写作者主要的思想资源。尽管以中国当下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而言，这套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支持欧俄批判现实主义的的思想体系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但毕竟难以应对21世纪的新问题。思想资源的陈旧和滞后使“底层文学”在最初的爆发后难以继续走向深入。作家们写出了“底层”的苦难，却无法挖掘苦难背后的根源；写出了“底层人”的不幸，却只能哀而不敢怒，因为无法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在一个“阶级”一词本身被回避的话语体系里，“底层”这个本来就暧昧的概念外延被无限扩大（甚至扩大到任何一个阶层的弱势一方），越来越接近于“小人物”。于是，“底层”的苦难被轻化为“小人物”的悲欢。沿着这一路径，“底层文学”的异质性和挑战性正在被逐渐消解，虽然人多势众，但很可能未能走深就“自然”落潮，融入到主流叙述中去。
徐友渔：政治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实并不全等于政治。直白地谈政治的文学作品不是好作品，因为文学就是文学，不能靠政治加分，用文学的形式反映政治，只能在初级的、实用的层次，不能在真正的艺术层次。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与现实有关，但也有一些优秀作品与现实不太有关。当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不是与现实无关，而是有意歪曲现实、粉饰现实，你不谈现实也可以，比如去写神话、童话，写历史。令人恶心的是明明接触到现实而用逢迎的态度，用没有是非甚至颠倒是非的态度去写。其实，写非现实的情况也有一个价值立场的问题，是否坚持真善美的问题。张艺谋的电影歌颂秦始皇的专制和侵略性的征伐，把大一统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统相对立，与人民性、人道主义对立，人们就接受不了。
止庵：文学可以介入政治，也可以不介入。举个例子，在日本，前者有大江健三郎，后者有川端康成，介入政治与否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即使要在他们两人之间分出高下，也绝不会以其是否介入政治为标准。“脱离生活现实”，未必意味着脱离人类理想，而人类理想当然包括对于美的追求。
朱振武：是作家们对当下现实失语，还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亦或是我们的价值体系需要反思，还是我们的学养和艺术素养不够，导致我们的功力不够，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  并非反映、结合政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但在逃不掉政治时勇敢地面对现实是对作家良知的基本要求。既然政治像呼吸和空气一样密布于我们的生活，对它的正确态度，就是正视和捕捉它的存在，让它在艺术中艺术地呈现。
傅小平：既然在写作中，政治是无法回避的，那写作者需要面对的是怎样表现政治？从我国当下的文学环境来看，我想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为政治而写作的“遵命文学”，导致的是对文学艺术价值的严重摧残；另一方面，就我们的思维惯性来看，政治与艺术两者很难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并肩共存，似乎只要沾染上了政治，必然遭遇的将是艺术生命的短暂。这样也让人在写作中不由生出对政治的疏离。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些更像是写作者为自己寻找的借口，政治其实完全可以完美地融合在写作中，主要看作家有没有对其进行同化和再造的能力。就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来说，这部名著甚至可以看成是拉美历史和现实政治的隐喻性书写，但它无疑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另外，略萨坚持不懈的“结构现实主义”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技巧，而主要因为，它同时也根源于现实政治的。你以为呢？
李浩：略萨说，文学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我非常认同他的这句话，虽然我的“生活”未必与他的“生活”是完全重合的概念；表达生活，当然需要对政治和政治问题有所发言，这的确是无法回避的。
哈，我们的惯性思维，再重复一下米兰•昆德拉的话，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文学的一大敌人，只要成为我们的惯性思维，就可能属于流行思想了。同样是米兰•昆德拉的话，他借一个小说中人物的口，说，我不是反对某某主义，我是反对媚俗。在这里，我在想，我们的惯性思维中是否把政治狭窄化了，或者妖魔化了？其实，对人的生命和尊严进行保障，保障他的自由不受侵犯，保障他不受抢劫、强奸、侮辱，这是政治啊；运用合理的合适的税收保障公共设施建设服务民生，这也是政治啊。导致艺术生命短暂的不是沾染政治，而是“为政治”的写作，按照政治理念图解化的写作，这类写作，本来就缺乏艺术性，缺乏有自我在场的“血肉感”，它不速朽才是怪事。为市场而写作，为改编成影视而写作，为了什么所谓专家教授而写作，和“为政治”的写作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可能是速朽的。尽管它们在当下都那么大行其道。
当然，像《1984》《动物庄园》一类的小说，它有着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和较为深刻的寓意，但在许多大作家那里，它们同样不占有非常高的艺术位置：因为它们在艺术性上有所匮乏，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一种说明文式的政治宣传册来完成。小说，文学，艺术，必须把自己的根扎在艺术性中，扎在其它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土壤中。所以，我以为对“政治”的正确态度是，既然它像呼吸和空气一样密布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正视和捕捉它的存在，让它在艺术中艺术地呈现；同时，我们又不能从一个极端进入另外的一个，我以为一个作家更应关切的是人性之迷，是这一切之所以存在和发生的可能。
“政治其实完全可以完美地融合在写作中，主要看作家有没有对其进行同化和再造的能力。”——对此，我深以为然。我非常认同你所说的这句话。这一点，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思想力和超越个人情绪判断的问题。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使用什么“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诸如此类的提法，在二十世纪以来，所有的作家都有融汇使用多种艺术手段的能力，而贴标签的方式只会使它简单化，进而僵化。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作家们对艺术技巧的注重和准确的把握能力，这些，更能让那些作家呈现出强烈的“个人面目”。略萨的所有小说都几乎来自他的生活，我看过一本《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的书，是赵德明先生译的，其中略萨的自传《我的人生与文学道路》让我读得非常入迷，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部复杂的、有着众多包含的大书，他得奖后我和朋友李亚也谈到，“他本身的经历就足够获奖。”——当然这肯定是一句玩笑。我们得承认，略萨并没有像马尔克斯那样建构生活寓言，也并没有像博尔赫斯那样习惯玄思和追问，他更多地，是呈现给我们生存自身所具备的丰富多义，他发现并使用着那种源自于生活生命本真的混浊和冲击——
我所喜欢的作家，像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尤瑟纳尔，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智慧之书，是对人存在可能的探究，敞开对人的多重理解与追问，他们甚至建造了一个与所谓现实相对应的彼岸。当然，我也喜欢像君特•格拉斯，拉什迪，胡安•鲁尔福，他们有着复眼，写下他们所见的多侧面的现实——我必须强调首先是他们文字中强烈的艺术气息让我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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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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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9 只看该作者
-邵燕君
张闳：把所谓“遵命文学”视作政治的文学，这本就是对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一种严重的歪曲。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奴才和吹鼓手对强权的俯首帖耳和歌功颂德，当然也是一种政治，但这只是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利益交换的政治游戏。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呼吁减少政治对文学的干涉，实际上是呼吁政治当权者减少对写作者的表达自由的干涉。写作者感觉到政治强权对自身安全的威胁，而以文学“美学独立性”和“非政治性”来自卫。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策略。表示对政治疏离的纯粹的话语游戏，也可以视作一种政治表达——妥协的、退缩的政治态度。这一现象并非今天才有，历史上但凡政治局面比较严峻的时代，都会出现这种论调，除非写作者打算干脆投入强权的怀抱，把写作变成强权制度中的一个服务性的行业。
拉美文学的新技巧，并非一种话语游戏，而是一种针对现实生活之秘密文本的高强度的解码手段。现实生活（包括政治生活）以其繁乱琐碎的细节尘埃，掩饰了世界的真相，马尔克斯、略萨他们发现了其间的结构性的秘密，他们通过特殊的文学叙事手段，拂去了生活世界表面的尘埃，进入了拉美大地的深处，它的孤独、荒诞和希望一下子呈现出来了。这就是现代文学的力量。
邵燕君：我们一直嘲笑“遵命文学”，其实，近来的许多“史诗性”的宏篇巨制，其水准远不如当年“三红一创”等“革命历史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缺乏一种整合的、高屋建瓴的政治视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遵命”的。我们面临着一个空前“价值真空”的时代，当年支持鲁迅的启蒙立场，支持柳青等人的共产主义信仰、支持路遥的民间价值体系，全部遭到质疑。作家必须以个人的方式做出独立的思考、选择和判断，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要写出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对作家思想力的要求，远比价值形态相对稳定的年代为高。然而，与之相应的现实情况是，自从80年代末文学界逐渐与思想界分离后，中国大多数作家的思想水准实际上停留在80年代，对90年代以来思想界面对社会重大变迁的思考、争论少有了解和吸收，更不用说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明确的价值立场（即使形不成完成的观念体系），在对现实进行详细解剖中提出有深度的批判或质疑，这正是那些有史诗雄心的“时代大书”陷入溃败的根本原因。
李云雷：对建国后到文革前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们现在研究得很不够，仅仅以“遵命文学”很难概括其实质，其实那是另外一种实践与探索，探索文学的“人民性”、民间性与民族性，具体实践的结果我们可以讨论，但这样的探索是值得尊重的。
我同意你说的政治可以完美地融合在写作中，但这也对作家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作家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及其艺术上的功力，并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当然作家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的关心是首要的。
徐友渔：政治不是抽象的，政治不止一种。有尊重写作自由、保护作家权利的政治，也有强行要求写作为自己服务的政治。对于文学而言，不干涉的政治是好的政治。如果作家不幸生活在坏政治时代，而这种坏政治控制了、渗透到现实的所有方面，那么反映、控诉、鞭挞这种政治就是作者的宿命，他（她）必须分享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情况下，政治犹如支撑文学肌体的骨骼，使美显得坚强、有力、崇高。我们不能一般地主张，反映、结合政治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但我们应该看到，在逃不掉政治时勇敢地面对现实是对作家良知的基本要求。
止庵：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文学并不一定要与政治有关，但这并不排除有将两者完美结合的作家，不止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还可以提到加缪和索尔仁尼琴，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朱振武：为政治而政治的写作应该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那和写作班子有什么区别！高明的作家完全可以将政治与艺术融汇在一部作品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也不都是为政治而写作的“遵命文学”，好的作品还是能数出不少来的。
◇  政治权力的危险性和市场的利益诱惑，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家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平衡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那里寻找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模式。不少作家把对现实的“模糊”作为一种超越政治的“优点”，很难说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有多大的价值。
傅小平：其实，纵观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每一位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有些作家比如略萨，甚至通过投身政治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当然，这种政治态度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并没有简单地成为宣扬其政治姿态或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以此来反观中国的很多作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大多是模糊不清的，在写作中多半也是以“超越”政治的名义，有意无意隐藏起来。怎样看待这种反差？
张闳：没有健全的公民政治生活，必然会将文学卷入具体的政治权力纠葛当中。在這种情況下，文学写作者对政治的恐惧和回避态度和姿态，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权力的危险性和市场的利益诱惑，使得当代中国的文艺家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平衡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那里寻找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模式。他们总是顺手牵羊地寻找一些简易的政治性素材与消费性素材，加以简单拼接。一旦撤离文学话语行动的现场，这些文艺作品便可迅速蜕变为商品交易。缺乏对其讽喻对象之真相的理解力，或缺乏揭示的勇气，他们总是在用意无意地模糊真相的界限，更多地表现为光滑温润的形态和隔靴搔痒的批判性。尽管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现实针对性，骨子里却是虚弱和甜腻的，以一种小丑化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的认同、迎合和搔首弄姿式的夸炫。这一点正与1990年代以来普泛的犬儒主义社会思潮相一致。
李云雷：我觉得一个作家只有置身于时代之中，以自己的笔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便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甚至是优秀的作家。之所以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一是他们主观上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二是作家已经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他们在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幻象中失去了生活的实感，而只沉浸在私人生活之中，因而无法把握周围的世界，因而只能处于模糊的状态，不少作家反而将这样的“模糊”作为一种超越政治的“优点”，很难说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有多大的价值。
邵燕君：“纯文学”是讲求超越性的，但不是没有载体。通常，越“超越”的东西越会附丽在最强势、最通行的载体上。
徐友渔：以略萨作为标准来要求中国作家是太为难他们了。中国的现实条件注定了不可能产生大作家，对他们期望和要求太高没有必要。而且，就算他们敢触及政治，他们也绝没有能力把握时代的脉动，中国的作家是文人，情趣（主要是小情小趣）是有的，历史感则是没有的。
我从不期望中国作家能写出巨著，有汪曾祺、王安忆这样很优秀的作家就很不错，他们作品中的美学意涵能打动人。
也有例外，我觉得阎连科的有些作品显现出达到或接近“伟大”这个高度的气象，艺术性、语言文字和对现实的洞察都有震撼人的地方，只是包装或自我包装不够，引起关注的不是他最有高度和力度的东西。
李浩：哈，你不要拿国外大师级的作家和中国“很多的”的作家比，这里有个不对等，而且，我可能也不愿意为此简单地指责我的同行。“很多的”如何，可能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其实当下世界上许多的作家，也都退回到自我和家庭的一隅），我更多愿见的，是“林外的树”，是具有鲜明性的个体作家。他，应当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无论是左还是右的，无论是地域的还是全球的政治体系及其它意识形态，都在怀疑之列。他的任何相信都是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的。对于鲜明，他更会保持审慎。
我承认我也不喜欢“立场”这个词，它意味着，你必须站在一方，并且在接受这一方的合理性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它可能的缺点甚至谬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在我看来首先具备的是反思精神，怀疑精神，这包括对自我的反思和怀疑——如果他一旦发现自己一生用心建造的某种认识、理念是错的，他会亲手推倒它，无论这里面有多少心酸和不忍，无论这种对自我的否定是多么痛入骨髓。你说，我的认为是否有些道理？
如果说部分作家无能对时代、政治、人性和世界问题发言，而他们又没有太高的艺术追求，你忽略掉他就是了，不注意他就是了，没必要过多指责；如果有部分作家只是把文学当成名利场，追求自我名声和利益的最大化，他存在就是了，他得益就是了，我也觉得不必对他进行什么指责。
在这里，我也不袒护我自己：我个人，部分地接受你的指责，我代表的是个人而不是作家群体。我承认我不鲜明，也不立场。而且有骨子里的怯懦和软弱。我不能回避这些。
朱振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然也不例外，所谓的“超越”政治是很难做到的！
◇  近年一些颇有“诺奖呼声”的当代作品，采取的只是早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的价值观。这样毫无政治风险和思想创新的写作，颇能迎合西方社会僵化的冷战逻辑，其实只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变相依附和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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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09 只看该作者
-止庵
傅小平：如果说国内的作家远离现实政治，未免有些偏颇。且不说，他们中有一些在现实中熟谙政治，在写作中也体现出了对政治的思考。比如，在一些作家创作的官场小说中，多的是和政治的正面交锋；一些作家祭起米兰•昆德拉的大旗，言必政治与性，意图通过性来解构政治；还有的作家把笔触伸向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写的是过去的历史，也未尝不包含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应该说，相比脱离现实的向壁虚构，这种直面现实政治的精神让人敬佩。但，仔细寻味，你还是会发现，他们的批判和反抗，其实缺少一种独立的价值立场，相反却可能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变相依附和媚俗。
邵燕君：我们这里还是要区分政治题材和政治立场，而且，政治和权力也是两回事。许多官场小说写的是权力游戏，与政治无关。说到题材和诺奖，还特别需要警惕一种哗众取宠、献丑媚俗的态度。近年来我们一些颇有“诺奖呼声”的当代作品，往往有意挑选一些“特别中国”的题材，如“土改”、“文革”、“计划生育”，一种惯常的写作方式就是用性解构政治。这些似乎特别有勇气挑战当局的作品，表面上采用一种“新历史观”——把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颠倒过来（如讲述好地主和坏长工的故事），事实上这种“新历史观”在《白鹿原》获茅奖的90年代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现在更是上下一致认同的整个社会真正奉行的价值观。然而在西方一些人僵化的冷战逻辑中，这样毫无政治风险和思想创新的写作仍具有挑战性和冒犯性。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变相依附和媚俗。
张闳：性爱、游戏性的炫技，乃至戏仿反讽等解构性的技术和策略，在某个阶段起到了很强大的政治批判和颠覆作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墙还显得极其坚硬的语境下，这一类解构性的话语策略，对政治意识形态“祛魅”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后极权时代，政治威权的严肃性和坚硬性早已被解除，政治本身也已经沦落为惟利是图、欲壑难填的滑稽戏。如果说，身体纵欲式的狂欢和讽喻游戏曾经有过政治批判和权力解构的功能的话，那么，在当今语境下，性游戏的美学书写，戏谑性的反讽，POP化的流行艺朮，看上去更像是一出面向政治权力和市场资本的庸俗把戏，独立的批判性的文艺牛虻，正在沦落为当权者和庸众的殷勤的按摩师。他们正与自己曾经所批判的对象一起，沉湎在荒淫无耻的泥淖中彼此逗乐撒欢，通过调笑和献媚，赢得了宫廷和市场的双重奖赏。
李云雷：你所说的其实是不同的层次，官场小说中的“政治”，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小政治”，是具体的人事纠葛，与我们所说的“大政治”不同，相比而言，缺乏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总体思考，以及政治理念、立场。而像昆德拉那样“超越”政治，以及对历史的思考，其实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回避，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其实最重要的是直面现实生活中那些最为迫切的问题。
李浩：请原谅，我个人，阅读国内的作品相对较少，而类型化的小说则更少。不过，通过你的描述和阐解，我认为你的判断可能是对的，这里面，有更多的是“变相依附”与“媚俗”。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的写作者似乎关心成功学远甚于文学。刊物特别是选刊口味决定写作方向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见惯了太多的‘集体讲述，’《活着》获得成功之后马上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准活着’‘类活着’，它们没有待续《活着》中对人生境遇的思考，却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比惨运动’，大家‘集体讲述倒霉蛋的故事’，看谁更能捍动人的泪腺；《玉米》成功之后跟着一批小玉米青玉米老玉米，欲望叙事被提出时大家纷纷开始欲望叙事，‘底层写作’被强调了大家马上换下西装围上白羊肚毛巾，努力显得苦大仇深……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又集体宏大起来，大家怕显得不够宽阔不够经典，于是又集体动辄书写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的风雨变幻，这种宏大恰恰理显露了许多写作者不内存不足，更明晰地显示了苍白。”——通过性来解构政治，无论它是否要于我们的生活是否属于所谓“国情”，我们都拿来一次次复写，让你看得真是味同嚼蜡，不，是被别人嚼过三十个小时的口香糖，有时我不得不惊异地佩服某些作家的复写能力和敢于一次次复写的勇气。这同样是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无论这种流行思想来自哪里，来自于谁。
不过，我也必须，为“脱离现实的向壁虚构”说几句话。虚构，是小说家的天赋权力，纳博科夫曾谈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试图掌握魔法而只在现实这滩泥沼里打转，不试图有某种的超越，建立部分地彼岸感，这样的小说在我看来也不太值得一读。我再次提及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卡夫卡，尤瑟纳尔，拉什迪，马尔克斯……他们不是不关注于现实，他们的生活和“现实”是创作的根与基石！但，在他们的写作中完成了超越，他们建立了一个梦与现实完美粘合的新世界，在他们的写作中那种魔法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些大作家们深深知道，他文本所要面对的对象、现象、目的都可能因时代的转换而失去“现实感”和“现实意义”，某些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在下一个时代可能就不再成为问题——但那令人眩目的、隽永深久的艺术却能够得以保留，获得长存。莎士比亚写下的国王故事并不因“国王”的消失而进入到消失中，他关于“活着还是死去”的追问至今依然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哈，我的看法是否多少与你有些相左？愿意和你有更多的交流。对于写作者来说，我更关注文本，甚至是唯一关注，所以我也不太知道主流。
止庵：无论是“介入”还是“超越”，或是以不同形式“介入”，都离不开作者高超的文学功力和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理解。无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加缪和索尔仁尼琴，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均与这两方面有关。相比之下，我们的作家正是在这两方面水平有限，“介入”也好，“超越”也好，并无决定意义。
朱振武：目前，国内的作家并不是远离了现实政治，而是由于多种原因缺少深刻的政治关怀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见。还有一些作品试图用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写作手法和批评话语简单图解和结构我们的社会现实，就显得更加拙劣和OUT。
徐友渔：应该说，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中国作家不算少，他们的问题不是方向问题，而是水平问题。当然，他们未见得要求自己写出传世之作，我们也不应该强求。谈到“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和好评”，不宜简单化。我们只能就其规模和声势定义“主流”，其中还要分官方、民间；政府、社会。王小波的作品也很受欢迎，当然靠行政力量推行的东西不是真正优秀的，有行政职务的人的作品受到热捧，就令人怀疑。
◇  “抓住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并不是小说唯一的追求，它还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情感、心灵并赋予其形式，还可以提供想象未来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时代并未过去。
傅小平：当下，也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一个高明的作家，他的写作应该表现出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事实上，这也成了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的重要标准。以此来看，对写作而言，对人性和存在等问题的关注，其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具体的现实政治的。这不难从作家的创作中找出例子来，打个比方，茅盾的作品，因为对时局的关注，等到时过境迁，其作品的魅力就黯然失色。相反，沈从文、张爱玲等的作品，却因专注于对人性的探索，在尘封多年后，依然绽放出夺目的光彩。这似乎也在警示作家写作，应该撇开暂时性的政治并追求永远的艺术的纯粹性，当然随之而来的却可能是文学影响的式微。我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V.S.奈保尔断言，小说的时代已然过去，只有报告文学那样的非小说作品才能抓住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对此，你持何种见解？
邵燕君：我认为没有“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只有每一个人具体的生存处境，普遍只有透过一个一个具体才能抽象而出。同样，没有“超越时代”的作品，只有“穿透时代”的作品。我不想在此评论茅盾、沈从文作品的高下，但说关注时代变迁的作品一定低于专注于人性探索的作品，这个公式无法推演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文学地位。对于沈从文和张爱玲的追捧也是一个神话，这背后有“纯文学”的神话，也有台湾籍海外汉学权威的神话，有“告别革命”的现实语境，也有对革命历史的规避隐痛。至于奈保尔的断言，我以为反映了当代作家的一种普遍思想困境，小说是隐喻，需要有对世界整体的看法，而报告文学则可以描写破碎的现状。这也是贾平凹写作《秦腔》的态度，既然已经无法叙述，就只能描述，不能书写历史，只能记录现实。但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作家的困境而不是宿命。内心深处，我仍然期盼能把握现实本质的“时代大书”，哪怕其时代逻辑是有争议的，但至少是卓然独立的。
张闳：文学的政治性，并不只是对某种暂时的、有限的政治局势的关注，这一点毫无疑问。古典小说总是试图通过一种总体性的叙事，来表现更为广泛的生活现象和更具普泛性的精神内容，并以艺术自身的完满性来保持与具体的、不完满的现实生活的距离和批判性的立场。如果文学确实跟人性有关的话，那么，我们并不能断言，有关人性的探索已然终结。事实上，所谓人性，从来都是在现实生活的沉湎或搏击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茅盾的问题并非在于他过分关注现实，而是在于他过分以某种既定的观念来图解现实（以及政治）生活。
然而，在信息时代，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这种古典的文学表达，确实显得力不从心。极端一点儿说，甚至连奈保尔所推崇的非虚构类的文学作品，也不一定能抓住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易变性，纪实的影像作品和互联网所提供的实时性、多媒介的作品，比任何文学性的书写，都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在此背景下，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和意义，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文学的特有本质方有可能真正被揭示出来。
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某种固定不变的文学观念，不再拘泥于刻板的文学体裁和文类的区分的话，文学的生命力则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出来。很可能某种固定的文学样式和表达手段确实已经或正在死去，但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一种有别于信息传达、日常交流等直接功利目的的言说，一种以锋芒锐利的言辞穿透生活世界的表象，抵达存在和人性的深处的话语形态，一种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强权、邪恶的批判性的语言锐器，一种能够通过语词在自身内部构筑一个相对自足和形式上相对完美的思维结构和话语装置，这样的话，文学不仅不会死去，相反，它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平庸、轻浮、丑陋和惟利是图的时代，显得格外稀缺。死去的某种文学形式，很可能它本身早已垂死，它只是徒有文学的躯壳，这种僵死的躯壳，反而阻碍了文学的生命。脱去那些业已僵死的躯壳，文学的精神将会在其它表达形式上复活，在与现实生活的搏击中，获得新生。这在我看来，恰恰是当今文学的希望所在。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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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0 只看该作者
-朱振武
李浩：我不知道奈保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如果他真的曾如此言说过（哈，其实我在之前也确实读到过他的这个言论，只是已经忘了具体的语境），我觉得这是片面的，荒谬的，这泄露了他的部分无能——我建议他读一下君特•格拉斯和拉什迪，你看他们是如何抓住、呈现、建构当代世界的复杂性的。当然，如果是出于某种感吁，小说的时代的确已经过去，包括多数艺术的时代都已过去，我们人类在悄悄地消灭高端消费着平庸。当下，各种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把握世界整体性的难度的确是越来越大，而似乎哲学和小说似乎还有努力的可能。小说，依然可以把人类当成一个整体来打量。
文学的影响式微，是的，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越来越感受的痛。我希望那些忙于奔跑却不知跑向何处的人们慢下来，看一下沿途被忽略的风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文学和艺术的美妙，审视和打量我们自身，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过，这样的生活有无另外的可能……对了，大江健三郞有句自喻，他引用的是《圣经》里的话，“我是那唯一的，跑出来的报信人……”一个作家的存在，一个优秀作家的存在，不会受太多非文学本质因素影响的，无论他的写作有无所谓读者，有多少读者，众还是寡，他更应关注的，思考的，是，他希望通过文学向人类传达怎样的信息，他在写作中表达了怎样的反思，追问，疑虑和两难。在此我转述别人的一句话，他如此认定：“作家，应当是人类的神经末梢。”在写作的时候我会用它来提醒我自己。
“一个高明的作家，他的写作应该表现出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事实上，这也成了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经典性的重要标准。以此来看，对写作而言，对人性和存在等问题的关注，其重要性是远远大于具体的现实政治的。”——我承认到现在为止，我认同这一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我可能认同了二十年了，是否需要更换新的？等我怀疑过了，也许会。
徐友渔：我认为，什么事情都不要简单化和一概而论。茅盾作品经不起时间磨洗，不在于关注时局，而在于用固定的理论去图解时局，歪曲现实。托尔斯泰写一场战争，写一个民族保家卫国，《战争与和平》无疑是巨著。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忠实于生活，茅盾没有做到这一点。
奈保尔说的话有些偏颇。我不认为小说时代已经过去，报告文学反映现实有优势：快速、简洁、包容面广，但反映不出某些细腻微妙的东西，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即时的、浅白的东西大行其道，但对深刻微妙东西的欣赏并没有停止。我认为妨碍读者欣赏纯文学作品的，是作家太自我中心，在自己的作品中太注重自己喜欢的探索和实验，读者跟起来困难，阅读的门槛太高。文学作品的要义毕竟是与读者共鸣，而不是要求读者信任而进行艰苦的跋涉，小说不应该是只写给评论家看的。
李云雷：其实我们也正处在历史之中，我们只能通过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把握才能考察“人性”或“人类普遍的生存处境”，而不是在抽象或想象中去把握。关于茅盾与张爱玲的评价，也是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的，据我的了解，现在对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的研究，正是当前文学研究界最为关切的焦点之一，而张爱玲虽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某些群体中虽然较为流行，但在文学研究界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
“永远的艺术纯粹性”是一个值得反思乃至怀疑的说法，文学与艺术的评价标准也处于变动之中，并不是那么“永远”与“纯粹”。
“抓住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并不是小说唯一的追求，它还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情感、心灵并赋予其形式，还可以提供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时代并未过去。
止庵：我只补充一点：茅盾的作品与沈从文、张爱玲作品之间的高下并非因为“对时局的关注”与“专注于对人性的探索”之间的区别所造成，最终还要归结到文学功力以及对于人类生活的理解上去。
朱振武：文学作品具有娱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没有教诲功能的文学作品也是有大缺憾的，它应当引导读者一起思考我们当下应该关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顺便说一下，我不敢苟同经典作品过时的说法，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性，它的功用就在于激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并激起读者的某种集体无意识，这一点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说的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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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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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1 只看该作者
-何寻：读书札记（1一12）

写在前面的话
2010年6月20日，《中国81890月湖老年网》刊发消息：月湖网打算开办一个网上读书会。这是一个适应网友需求、有利于提高网站品位的好主意。
说干就干。6月下旬起月湖网转载了朱厚泽遗作《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周有光访谈录》以及周老的其他几篇文章。南来风网友率先围绕上述宏文发表多篇文章，坦诚地谈自己的看法。一些网友写了一些留言，参与讨论、点评。这是一个可喜的良好开端。
笔者作为一名网友，也想参与这个网上读书会，把近日写的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朱厚泽”为主旨的一组读书札记发到网上。
为了便于自己查考、对照和学习，我当了“文抄公”，在这一组札记中摘录了朱厚泽、周有光等人的一些文字。读书札记粗糙、杂乱，必有谬误，请网友们指正。
2010年7月20日
读书札记（一）何  寻  一位当代思想家离开了我们
一
中国当代思想家、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同志，不幸于2010年5月9日逝世。
我碰到一些熟人，谈起朱先生，大多不知其人；有的做过宣教工作同志，也只知道他当过中宣部长、倡导过“三宽”，对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凉。这样一位“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知道的人怎么会这样少呢？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朱先生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当中宣部长不到两年，被迫下台已20多年。他慎思、严谨，惜墨如金，著文数量不多，迄今未见他的文集出版。他的几篇重要文章还是作为遗文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的。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思想文化环境不宽松，阻碍了他的文章、讲话的顺畅传播，以致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精神。这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当然，现在毕竟已进入21世纪，处于空前未有的互联网时代，思想文化界对朱先生还是有公正评价的。
一位老前辈称赞他是“思想解放的勇敢的伟大先行者”。
一位著名理论工作者赞扬他是“不断进取的思想家”，“不显山露水的深刻的思想家”。
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认为他下台二十年来完成了自己的思想革命，“风凰涅磐，最终彻底融入现代文明，站到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最高峰。”
94岁的李锐老人5月6日在病床旁紧紧握着朱先生的手大声说：“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李老写了怀念绝句挂在朱先生遗像旁边：
高谈改革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在我看来，对朱先生的上述这些评价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客观恰当的。
二
一位思想领军人物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使我久久难忘。他于2002年1月一篇文章中说：“今天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
一位著名学者于2003年著文论述道统、政统、学统，他认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
什么叫思想家？思想家指出了一个社会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指明了今后该走的基本道路的方向。
在我看来，朱先生正是我国当代的思想家。有一位学者说他是一位不断进取、不显山露水的思想家。我很赞同这个说法。
朱先生紧紧抓住中国路径选择这个根本问题不放，怀着一颗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赤子之心。他的几篇重要文章，包括辞世后才刊发的两篇重要遗作，探讨的中心都是中国路径选择问题。
尤其令我深为感动的是，2010年1月30日重病住院的朱先生与来探病的几位学者交谈，仍念念不忘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问题。他着眼全局，明确指出：
“一些中外学者与政界人士提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认为是世界许多国家值得仿效的成功之路。也有人怀疑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能够持续地发展。对中国道路的争论，将是整个21世纪大争论的重要问题，这场大争论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问题：“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真的值得各国学习和仿效吗？最终，'中国道路'将会导致什么后果？21世纪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局面？”
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指出：“中国这种低人权、高污染、高耗能的模式、道路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20世纪的苏联模式、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最终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走向幸福、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是最终将给本国和世界带来悲剧后果？这是在整个21世纪实践中和理论上的一场大争论。”
他要求来访的学者回去读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下次再来跟他讨论，并希望他们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来。然而他病情日益恶化，没有几个月就溘然长逝。1月30日的病中谈话成为绝响，成为留给人间的最后声音！言念及此，令人唏嘘不已。
他全心全意地关怀中国人民今后的道路选择，日思夜想，至死不渝，这种崇高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他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从世界全局着眼进行深邃的理论探索，这样的思想前驱使我非常钦敬！
朱先生最后发出的声音，期盼人们关心、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问题。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认真对待。据笔者见闻所及，所谓“中国模式”，是指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模式”，某些人士认为这种“模式”是几年来经济繁荣发展的奥秘所在。其实，把社会发展阶段性的暂时现象，说成是规律性的恒久的“成功经验”，要“推向世界”，是说不通的。宣扬这种“中国模式”，意图在于尽力维持现状，不让改革开放全面、深入、健康地发展下去。但是，社会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世界历史潮流不可违逆，这种意图终究是不能实现的。
朱先生热情洋溢地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我认为，朱先生就是这一大批奋起的走在前边的慷慨悲歌之士中的前驱，攀登思想高峰的中坚英才！
朱先生的思想遗产，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他的精神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学习和传播他的思想、精神，对我们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事业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朱先生走了！他的思想、精神将长留人间！
读书札记（二）何  寻   宽容·宽厚·宽松
一
人们讲到朱先生就会想起他当中宣部长时倡导的“三宽”。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三宽”部长。朱先生与“三宽”已经浑然一体，将久久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之中。
1986年时任中宣部长的朱先生《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先在《文化报》发表，8月1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第7版。文中提出了“三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刊发的遗作《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又一次提到”三宽“，主张”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
“三宽”是针对“三紧”的现状提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三宽”体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言简意赅，意义十分深远。在极左思潮依然猖獗的情势下毅然倡导“三宽”，充分表现了这位中宣部长非同寻常，他的理念、气魄和机智引人瞩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英才。
当年，有人对朱先生说：为了贯彻好“三宽”方针，我们是否应该排除阻碍“三宽”的势力？朱明确表示：：不，“三宽”就包含了对反对“三宽”的人的“三宽”，不能以言治罪。朱先生对推行“三宽”方针是真诚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令人钦敬。
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70年代末，在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平反冤假错案，发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的管制最为宽松的时期，使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复兴繁荣的小高潮。历史一再证明，只有贯彻宽容、宽厚、宽松的精神，营造一种宽松的文化环境，社会才能繁荣、进步。反之，实行“三紧”，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就会“万马齐喑”，出现文化的荒漠状态，社会就会停滞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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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5: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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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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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宽容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少的，但在近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几位倡导宽容精神的先进人物，其中最杰出的当推启蒙思想家胡适先生。
胡适毕生坚持不懈地在中国推行民主、法治、宪政，立场一贯，始终如一。他独特的贡献是倡导宽容精神，曾经写过多篇文章论述容忍与自由问题，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逅病。在上一个世纪的长时期里，许多“左倾青年”，包括笔者在内，根本看不起胡适，视为“改良主义”、“过河卒子”、“反动文人”，一笔予以抹煞、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似乎更“臭不可闻”。历史已经表明，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过去对胡适的了解实在太少，他有关自由、民主、宽容的论述，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我们从更宽广的世界范围来考察，可以加深对“三宽”的理解。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信奉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主流正脉的人士，历来都是最讲宽容的。他们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信条是：
“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
上述这个“信条”，在所有民主国家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必须信守的根本原则。它充分地体现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显示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我们不要低估这个“信条”的伟大意义。
这个“信条”与专制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某些思想被禁锢了的人士的言行同这个“信条”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压制人们“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一点“宽容”精神，总是热衷于搞思想文化一元化。
在我看来，“三宽”与上述“信条”的精神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
三
我们对“三宽”的认识，有一个提升、深入的过程。
“三宽”的意义，不仅远远地超出了“文化管理”的范畴，而且也不只是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三宽”，其实质也就是宽容的文化精神，两者是同一个意思。对此，朱先生在《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中作了进一步的深邃阐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激励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在人类祖先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朱先生的这段论述，清晰地告诉我们：不仅是文化思想领域，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乃至个人家庭生活，都离不开宽容的文化精神，都要讲宽容、宽厚、宽松。没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整个社会就会停滞、倒退，就无法进步，就不能走向文明。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发扬“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把构建“和谐社会”逐步落到实处，而不会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兑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等各项自由权利，才能使改革开放全面、深入、健康地进行下去，才能真正实施民主宪政。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我们才能顺利地跨越文明的峡谷、创造民族伟业，让我们的民族真正步入世界文明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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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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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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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三）何  寻  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
一
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朱先生在《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对全球化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其中对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这个问题的精辟阐释，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文章深入浅出地指出：“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文章很有说服力的发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文章清晰地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文章告诉我们：20世纪的美国处于世界文明扩散和转移过程中的“高端”、“中心”地位，必然要向低端流动、向周围扩散，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美国化”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朱先生用“流水的落差”这种“浅显”的原理，通俗、深刻地阐明了20世纪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 这个重大、尖锐的问题，使我受益非浅。
二
对于“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探索、阐发的，我国思想学术界也不乏其人。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可谓相见约同，可以相互补充。试举两例，用以说明。
2003年不幸去世的思想先驱李先生在《万象》2002年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民主一旦确立以后就发生了伟大的示范作用，从而也就有了所谓规律性。大家都知道，近代民主发端于一二一五年的英国大宪章，而基本完成于一七七六年当时几乎完全由英国移民组成的独立的美国在一七八三年制定颁行的宪法。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国宪法仍然被认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
文章明确地指出：“英国与美国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世界上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看看近代史，至迟从美国独立的一七七六年算起，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唯有英美两个国家一直保持了安定，偶尔发生的几起比较严重的内部问题，也都能依靠自己的民主机制而得到解决。就国力的伸张而论，……继英国而起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人都看得到的，不用我再加申说了。”
文章还谈到了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之引进民主，是由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这也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智慧的示范作用，……。”
在我看来，李先生所说的“示范作用”和朱先生所说的“高端向低端流动”是一个意思，都在说明：美国是处于高端的先进文明，向低端流动、向周边扩散，发挥了伟大的示范作用，提升了低端的水平。
他俩的不同用语可谓异曲同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105岁的著名学者周有光老先生对“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多次发表了坦率透彻、振聋发聩的见解。
改革开放以后，季羡林老先生提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之说，认为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又传到东方、传到中国来了，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当然，这种观点绝不是季老先生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一种思潮。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思潮，任其发展就会葬送中国走向全球化、现代化的事业。周老首先不赞成所谓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这种划分法，他作了有力的剖析：
“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为西方文化。
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
周老明确指出：“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东河西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以上见《周有光访谈录》）
周老认为，“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近100年来的政策是一贯的，就是发展民主。”
周老“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的说法，与李先生“伟大的示范作用”的说法、与朱先生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都是在说明：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是客观存在，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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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5: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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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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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独立思考、尊重事实、服膺真理的人士，对同一个事物就会不谋而合地得出同一个结论。
三
朱先生等人把美国视为当代的“高端文明”，是“文明主流”，其向四周流动扩散是全球大趋势。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先进的国家呢？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对此，周有光老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
“为什么在200年间美国就能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先进的自然科学。
欧洲启蒙运动就是社会科学的萌芽，启蒙运动提出许多原理，后来就成为社会科学原理，美国是根据欧洲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来建立的。”（见《百岁学者纵谈天下事》）
周老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几百年来，对世界民主化、现代化起过启蒙作用、主导作用的思想家、政治家是很多的。16世纪的英国人培根（1561-1628），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世人认为最主要的影响全世界的大思想家当推英国人约翰·洛克（1632-1704）和亚当·斯密（1723-1790）。后者开启了近300年的市场经济，人所尽知。前者在中国长时期里被人为地贬低、抹煞，其实他是起过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家，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都认为自己的学说传承自洛克。德国主张自由社会的大思想家康德（1724-1804）也同样承认是受洛克的影响。
洛克在《政府论》（1689年版）中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即“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成了1776年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拉法耶特在杰斐逊帮助下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源泉。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宣言》正是美国立国的基础。以此为基础，1783年制定颁行的宪法2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变，迄今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历史发展到1941年8月，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宣扬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为全世界指出了一个方向。
上面提到的洛克等等一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共同构建成为周老所说的“欧洲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而美国就是根据这种“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原理”来立国的。
极其粗略的历史回顾，说明周老的论断是言之有据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欧洲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原理，弘扬了人类文明的主流---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
四
我们在谈论“高端向低端流动”、谈论民主是时代潮流的时候，不会忘记邱吉尔于1947年11月说的名言：“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
是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由于人的本性可善可恶，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
朱先生指出：“在文明扩散和转移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朱先生关于“二重性”的观点十分重要。在看待民主、文明传播问题上，要防止陷入片面性、绝对性化。
全球化是世界大潮流。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同义词。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可逆转的。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是包括我们民族在内的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按照历史加速发展的规律，我相信，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而且将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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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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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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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四）何  寻   20世纪出现的四大思潮及其实践
一
风雷激荡、变动剧烈的20世纪刚刚过去。在世纪之交，对上一个世纪进行科学的回顾与总结，对全人类、对中国今后道路的选择显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利益不同、理念各异，人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总结。
朱先生作出了他自己的精辟总结。
2007年4月9日《往事》第54期上刊发了朱先生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一文，其中概括了20世纪出现的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今年6月刊出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再次讲述了四大思潮的问题。
朱先生概括的20世纪出现的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是：法西斯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上述两文中也都讲到了另外两个思潮：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暴力革命的路子，民族独立运动中和平渐进的路子。朱先生认为，20世纪实际上有六大思潮。）
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四大思潮作了形象的比喻，大体上是4条曲线：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本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条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稳。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潮，经历降低曲线又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20世纪的实践检验，历史已经对四大思潮分别作出了结论。因此，在我看来，朱先生的概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
我国的思想理论界，对20世纪进行总结的也不乏其人。就笔者阅读所及，上面提到的那位李先生曾经作过很好的总结。
他在《万象》2002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中说：“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的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德意日、苏……所发生的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所谓世界头等强国的德日意都经过盟军的占领而成为世界民主力量的中坚，还带起了一批在当今国际上堪称模范国家的芬、丹、挪、瑞、冰，西、葡也已转变成为民主国家。二十世纪末年苏联东欧集团的自我爆炸不但扩大了民主国家的阵营，尤其证明了人类争自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他在2003年2月21日的“八十试笔”中说：“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现在人们在总结二十世纪的时候，往往（也许是因为我见闻太窄的缘故）把二十世纪看做是极端的时代，是杀人如麻、罪恶滔天的时代，其实，更全面地看，二十世纪是整个人类取得最伟大的进步的时代，世纪初的哈布斯堡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托曼帝国、西班牙帝国、俄罗斯帝国都已经转变成为民主的国家，虽然民主化的程度不同，但是到世纪末的时候，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已经可以公开宣布'民主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随民主而来的各项人文价值，从数量到质量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简直不胜枚举。”
我为什么要做“文抄公”，大段摘抄上面这些话呢？这是因为我深感李先生对20世纪的总结非常深透，跟朱先生的总结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20世纪几大思潮的演变全貌。
三
朱先生关于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的论述，给了我许多启示：
其一，纠正了过去长时期里我们对时代判断的错误。
上一个世纪里，我们真诚地相信：20世纪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许多“左倾青年”，包括笔者在内，就是以此为立足点来认识世界、信心百倍地投入行动的。
四大思潮及其实践，实际上是20世纪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制度性大比赛，到了世纪末这个大比赛的胜负有了结果。人们“盘点”一番，这笔“总账”是这样的：20世纪并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胜利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没落时期，而是资本主义经过调节后继续发展的时期，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最后走向了崩溃。
四大思潮及其实践结果表明：我们原先对时代的判断，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没有能够站住脚。
其二，认识到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倒塌乃是历史的必然。
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它为什么会成为一条抛物线？为什么会终于淘汰出局退出历史舞台？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其内因决定的。“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三垄断”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造成严重后果。据一份资料介绍：苏联解体前1989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4319亿美元的十分之一，而不是过去官方公布的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0%；斯大林时期冤狱遍地，全国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劳改。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倒塌乃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当苏联解体时，国内千百万党员、数亿人民十分平静，也就说明了问题。
过去，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常挂在嘴边的有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随着真相的揭示、历史的演进，证明这句话是完全错了。
其三，显示了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是当代全球的主流趋势。
20世纪历史表明：有的思潮，或如尖脉冲，或如抛物线，或快或慢，或先或后均告失败、破产；有的思潮，或像平缓渐进线，或经历降低曲线而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这就清楚地说明：极权专制，不得人心，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不能持久；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则是全球主流趋势，是世界大潮流，不可违抗。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这个尺度、标准就是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宪政，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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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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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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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周有光先生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周老又说：“中国的问题，历来从中国看中国那是永远说不清楚，得从世界看中国”。（见《百岁学者纵谈天下事》）
周老说得多么深刻！要“看到整个世界，”“得从世界看中国”，从全世界四大思潮的演变中，从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中，才能使我们对“中国的问题”看得“清楚”。
《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中说，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里说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指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自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的根深蒂固、极端顽强的专制主义传统，苏联以“三垄断”为基本特征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制度，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两者的必然溶合。两者的溶合，并有所“发展”，其造成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就不用多说了。周老坦诚地一针见血地指出：10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2010年6月30日与《财经》记者谈话）
“得从世界看中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坐井观天”，当一只“井中之蛙”，是十分可悲的。只有站得高，看到整个世界，才能看得远、看得深。四大思潮及其实践是世纪性的制度大比赛，胜负已见，成败分明，“抛物线”要不得，“走俄国人的路”走不通，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今后该走什么道路难道还不能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读书札记（五）何  寻   “五个一般”值得深入发掘
一
朱先生于2007年4月9日写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刊于《往事》第54期）中，初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共同性的“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发育、形成、校正、丰富的一种制度。现在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前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社会治理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2010年5月刊发的朱先生一篇重要遗文中再次阐述了“五个一般”，他说：
“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得到这样'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
在我看来，朱先生提出和阐述的“五个一般”，完整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道路，非常重要。其深邃内涵和深远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发掘、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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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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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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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人对“五个一般”的粗浅体会是：
其一，“五个一般”是20世纪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20世纪的人类为了应对自己遇到的巨大的灾难、危机，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政治思潮和制度选择，这是世纪性的规模空前的全世界制度大比赛。到了20世纪末，比赛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迅速惨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终于解体；与之相反，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平缓发展，资本主义经过自身的完善进入了持续的发展。社会实践为人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此，朱先生在《当今文化焦虑问题》（《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一文中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非常丰富的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就产生出新的更高境界的理性认识。“五个一般”就是在20世纪主要政治思潮及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
其二，“五个一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所谓“一般”，就是普适性之意，也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怎样来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衡量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我以为就是“五个一般”。
朱先生说：“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五个一般”正是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潮流”、“当代全球主流趋势”。
我认为，“五个一般”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无法分离的。这些年来,某些人士竭力否定、排斥普世价值，从而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其实，作为人类都有相同的本性、共同的内在要求，在此基础上就会产生共同的价值观。自由就是每一个人本性内在的要求，而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民主则必须要求法治。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遍人性的体现，是普世价值。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应该以此为基点更深入地理解“五个一般”。
三
“五个一般”是20世纪历史经验的总结，体现了普世价值，具有世界普适性，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为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指出了大方向。
什么叫做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朱先生说：“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实际作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
笔者认为，“五个一般”正是中国民族应该选择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
朱先生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他在一篇遗作中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105岁的著名学者周有光老人真诚直率地指出：“我理想的中国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第三条道路可走。”（2010年6月30日与《财经》记者谈话）
朱、周俩位先生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是强调中国要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而“五个一般”正是这条“共同道路”的很好概括。这条道路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完成民主宪政转型，孕育完善公民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扬当代人文精神。沿着这条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前进，我们伟大民族必将庄严地屹立在世界文明民族之林，将会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
这里，准确地搞清“共同道路”与各自“特色”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沿着人类文明共同大道前进的征途中，相互之间必然会有差别，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任何“特色”都不能违抗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世界历史潮流。朱先生提出的“五个一般”，所谓“一般”指的就是共性、普适性，就是根本原则、共同规律、世界潮流，这是不能违抗的，必须遵循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必定会有自己的具体特色。这是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借口“特色”而否定、排拒人类共同的文明主流，那是行不通的。
读书札记（六）何  寻   千万不能失却记忆、忘记历史
一
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对不能失去记忆、必须彻底反思历史、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有过许多很好的论述。但是，在我的阅读所及，深感朱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格外深邃，给人以巨大的思想震撼和启示。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来社会上“历史健忘症”十分流行，许多人对半个多世纪惨痛的历史教训的记忆已很淡薄，年青人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已茫无所知，（当然，这是不能怪他们的）。针对这样一种严重状况，朱先生在2006年的一次发言中一针见血地尖锐指出：
“所以，我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他深刻指出了忘记历史的严重危害性：“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以上均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2010年5月才刊发的朱先生一篇重要遗文中，他对彻底反思历史的内涵、要求、重大意义的阐述，提到了新的高度。他高鉴远瞩、提纲挈领地指出：
“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我反复咀嚼朱先生以上论述，深感他的观点非常精辟。笔者这些年来也写过一些回忆、反思的文字，是同受到朱先生这方面的启示分不开的。
二
我们只有认真回顾和彻底反思历史，从根本上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搞清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的根源，才会有理性的认识、清醒的头脑。
朱先生说，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朱先生作了较详尽的回顾、剖析。
他指出，在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大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大家都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大量的灾难和波动，这就导致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的发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个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经济上如此混乱，而那个议会民主制在那里吵，不能解决问题，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治理混乱。与此同时，在30年代美国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一边清党，大量的杀人，一边强制推行工业化，而且取得了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
笔者回忆自己在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思想状况，感到朱先生的剖析是切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大批“左倾青年”，包括笔者在内，认为资本主义已处于没落、垂死阶段，“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对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由于严酷的封锁对其“大量杀人”等黑幕毫无所知，只看到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成就”，因而认为“社会主义”光芒万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弥漫全世界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选择了一条与人类文明主流--人权、民主、自由、法治、宪政背道而驰的道路。现在，终算弄明白“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如果说，当年像我这样的“左倾青年”，“天真盲从”（周有光语），左得“可爱”，还由于存在着“整个世界都向左倾”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那么，经历过20世纪几种思潮制度性大比赛，“尖脉冲”、“抛物线”均或先或后被历史所“抛”掉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新的认识了。
但是，这种新的认识并不会自动到来，必须经过彻底反思，认真总结，乃至痛苦的自我思想斗争，才有可能做一个“明白人”。不然，还可能依然是一个头脑僵化的“糊涂人”而不是一个“明白人”。
三
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确实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可谓不胜枚举。如今，我却想谈谈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
朱先生概括20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其中之一是法西斯主义。他在2007年4月一篇文章指出：
“法西斯主义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特征：
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实行独裁专制；二、经济上否定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三、思想文化上践踏人权，否定人道，宣扬神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四、在对外关系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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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4 只看该作者
-读书札记（七）
民主化是当代全球主流大趋势大潮流
一
多年来，某些人士和媒体在谈到“全球化”的时候，往往在前面冠以“经济”两字，成为“经济全球化”，似乎全球化只限于经济领域而没有政治民主化的内容。与此相联系，他们在讲现代化的时候，往往把GNP的增长当作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而不讲人的思想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才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出现上述这种现象,反映了某些人士对政治民主化的害怕心理。
在朱先生的心目中，民主化是全球化的基本内涵，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朱先生说：“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很清楚，在他对全球化的定义中，是包含“经济、文化、政治、社的各个方面”的，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固然是基础，但不仅是“经济”，“政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朱先生还进一步具体指出：“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见《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这里，他明确提示“民主化”是“三大潮流”之一，是“全球主流趋势”，“概莫能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它与企图把全球化只局限于“经济”的论调划清了界线。
历史发展已经表明：如同市场化一样，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伴随全球市场化潮流，也兴起了全球民主化潮流。如果只有经济全球化而没有政治以及文化、社会方面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严重残缺的，可以说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全球化”的。
二
什么是民主化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朱先生眼里，民主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简而言之，就是民主宪政。
朱先生明确提出：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他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得到了“五个一般”，其中第二个“一般”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也就是实施民主宪政的国家。朱先生把它视作“普适性”的“一般”，是社会发展共同的规律。（见2010年5月发表的一篇遗文）
2003年，朱先生在某地参加一次研讨会，提出“权为民所授“。
近年来，他更旗帜鲜明地提出纲领性的观点：“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见《往事》第92期）其中，“民主宪政”赫然在目，实际上是他几项“主张”中的核心。
朱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发自肺腑地深沉呼唤阳光政治。我认为，“阳光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其实质也就是“民主宪政”。我怀着景仰之情，把朱先生写于2005年10月14日的《呼唤阳光政治》一文的部分内容摘抄在这里：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
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
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帷深处，一言九鼎。哪怕是圣主、明君。
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变。不论它是政客、精英。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不相容的。
………………
人们将走向何处？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在阳光政治中，历经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致相互认同的回答。”
朱先生和李锐老人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一样，反复地热情呼唤民主宪政，令人万分感动。
笔者今年1月30日写了篇《向三位高龄老人学习》的小文（三位老人指的是111岁的郑集、105岁的周有光、94岁的李锐），在谈到李锐老人时提到，他在2005年88岁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嗣后，他在2008年11月、2009年10月、2009年12月多次提到这个联句。今年5月16日李锐老人在《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一文中又说：“都不在位了，我们的来往、交谈就更多了，‘关怀莫过朝中事’，尤其关心‘何时宪政大开张’。”（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笔者在上述这篇小文中说：“李锐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米寿诗中的联句，并非偶然，因为联句清晰而高度概括地展示了他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所在的看法，表达了期盼中国早日走上康庄大道的满腔热情，反映了他的远大目光和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朱先生和“很快成为至交”的李锐老人一样，最最关怀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热烈期盼中国早日完成民主宪政的转型。
到达“宪政大开张”的日子必然是艰难而曲折的，但是终究是会到来的，是不可阻挡的。自称“我是乐观主义者”的周有光老人说得好：“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见《周有光访谈录》）
三
人们谈政治民主化必然会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两者原本是一回事。这些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指出，必须全面开展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进行。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朱先生在2010年5月发表的一篇遗作中提出：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也滋生了许多严重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各处官场集体腐败，官民对立“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严重……。产生种种问题的根源何在？根源就在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度性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民众手中没有应有的权利，换句话说，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有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千古真理。解决之道，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民主化。
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实行起来必定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朱先生敏锐地看到了在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新的阻力。2009年11月28日他与几位学者交谈中说：“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问题。过去，批评领导人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是跛足改革。而现在，有人认为中国这种改革不是‘跛足’的，而是正确道路，值得全世界学习的模式。……这样，不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而是现在的模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选择，根本不用改革了。稳定压倒一切，现在的模式也要稳定不变，不再改革了。”
朱先生说：“那么，邓小平说过的话，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会改不下去，还灵不灵？”
朱先生深刻地批判的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反对改革和进步的一种论调，非常值得国人注意。
全面、深入、健康地进行改革，让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启动起来，实现民主政治，在当前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那种“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现象，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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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八）何  寻   “民主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
朱先生指出，民主化是世界性的大潮流，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已经形成了全球大趋势。
民主化的潮流、趋势在20世纪发展很迅速，规模空前。到了上一个世纪末，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已经可以公开宣布：“民主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2000年6月27日，全世界有107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
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如上所述，由于民主化在全世界的迅猛扩展，人类对民主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人的认识就会升华，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学者、辞世忽已七年的李慎之先生对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这个根本性理论问题产生了他自己的观点。他在2001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步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他在2001年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祭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他的观点：
“在当今世界各国争相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政治民主化。近几百年的历史证明，最先进的国家都是政治上实现民主化之后经济才得到稳定可靠的发展，不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什么变动，它都能适应。后进国家则往往要先发展经济以后再推动政治现代化，但是如果民主建设过于滞后，就往往有发生严重危机的危险。”（见《随笔》2001年第6期）
他在2003年3月21日的一次演讲中，进而作出了理论性的概括：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它的政治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其文化、社会甚至经济都受其影响，甚至决定。有一种偏见，以为哲学或者宗教决定一切，其实不然。在文明初起的时候，也许哲学的基因会有些不同，因此决定文明的走向，其实，哲学也是受政治决定的。”
李先生不受某个“原理”的拘束，独立思考，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思维活动，令我十分钦敬。
对李先生的观点，是有不同观点的。有一位老同志说：上层建筑反作用不可低估，但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这是有代表性的论点。笔者个人过去数十年也是信奉这种观点的，如今我感到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认识。我愿意不断更新知识，追求真理。对理论、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开展争论、探索，是正常现象，是一件大好事。
据笔者的阅读所及，深感朱先生和李先生一样，也是思想解放、独立求索的典范。他对“老祖宗”、“导师”的某些“原理”、“思想”，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自己不同观点。在他看来，人世间并没有最终的绝对的“真理”。
只有坚持思想理论的多元化，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实行高度的学术自由和平等，才能有真正的学术繁荣、理论创新、文化发展、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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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1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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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九）何  寻   “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
一
在我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思想前瞻、社会活动活跃的人，但从网上读到他的一些熟人的介绍，才知道他还是一位有着广阔、生动的人生天地的人，一位多才多艺、心灵手巧的人，一位充满生命活力、永不知老的人。
他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口才特好，擅长讲演，富有吸引力。一位听过他演讲的年轻干部说，朱先生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演说家。
他喜欢唱歌。年逾古稀，亲朋聚会，他唱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常被友人赞为有“专业水准”。
晚年朱先生的最大兴趣就是摄影。他对摄影十分痴迷，不论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他总是“手不释机”。据他的女儿介绍，有一次，古稀之年的朱先生登上四川一座海拔数千米的高山，去拍摄雪中牦牛，他甚至一直等到日出，只为拍到被阳光映红了的白雪。
他出版过一本题为《东张西望》的摄影作品集。我还无缘鉴赏他的摄影艺术作品，但对他2003年以前摄的思想领军人物李先生的头像，却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这幅头像，很好地表现了这位思想前驱深思熟虑、冷眼看世界的神韵，那镜框里的眼神令人难忘。至今，我闭起眼睛，脑海里就会清晰地浮起这幅作品里李先生的面容。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关于运用电脑的故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他在下放劳动期间，自学电子技术，买来小零件，亲手组装了一部黑白电视机。他的心灵手巧，远近闻名。上世纪90年代初，当电脑还是专业人员和某些大学生的时髦用品时，他就开始了背电脑的指令，存信息、找资料、看新闻、修照片，均能得心应手。
2005年11月，75岁的朱先生开了博客。他的第一篇博文全文如下：
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
“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检验。是重返由以出生的那个自然家园前的最后飘泊与游玩。不会有太长的日月，我将获得永久的安眠。”
与朱先生那些探索中国道路选择的宏文比较起来，这只是一篇不足80个字的博文而已。然而，这篇博文多么隽永、亲切、耐读！让我难以释手。
二
朱先生是一位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人，一个永不落伍的人。他在博文中说的“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们已经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神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意义的一项伟大成果。据有关资料，2009年底全国上网人数已达到三亿八千四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据估计上推特的中国国内推友约有六、七万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关心国事、在网上评论时政的人数庞大的“新意见阶层”。
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开始进入网络空间的人呢？
我自从2003年8月17日上网以来，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天上网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的操作技术水平虽然很低，但七年来感到收获很大：每天都从网上看到新信息，读到精彩文章；密切了与新老朋友的思想交流；发些小文、留言，表达一点自己的见解。电脑极大地帮助我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旧时信息闭塞、思想禁锢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争取做一个“明白人”。
我七年来的上网生涯，使我对互联网的伟大意义和巨大作用有了亲身的深切体会：
人的信息闭塞、思想禁锢一旦被打破，精神就会得到解放，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今天，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瞬息万里，每日每时乃至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的千百万种信息交流，必定会产生出非常巨大的力量。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是幸运的。
互联网将成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平台。有了互联网，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更加有了希望。
有了互联网，全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必将大大加快。全球化将在信息化时代最后完成。
我坚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从而改变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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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0: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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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3 23:4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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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十）何  寻   要自我拯救，救救自己的灵魂
一
1997年在一次聚会时，朱先生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救救孩子'，这是我们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先生本世纪初发自肺腑的呼声。为了'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大人。大人们要自我拯救，救救自己的灵魂。”（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在我看来，“自我拯救”指的就是希望人们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2009年10月30日，朱先生在病房里和前来探病的学者交谈，谈到知识分子问题，实际上也谈到了“救救自己的灵魂”的问题，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称呼某个组织是自己的主心骨。“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心骨，那不只剩下一堆肉了吗？没有主心骨，就是没有脊梁骨。
如果只有一堆不能独立的肉，没有主心骨，靠人家来把持着、支撑着才能站起来，这样的人当然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不把人当人，自己没有主心骨，反以为荣，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当自己的主心骨，只剩下一堆任人支配的肉。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被改造为太监了。”
朱先生这里讲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问题。他反复剖析的自己“没有主心骨”，依靠别人支撑、任人支配没有“独立”性，揭示了中国人的顽疾：由于数千年皇权专制统治的毒害，专制主义及其伴生物奴隶主义深入了人们的骨髓，人们习惯于依附权力，做惯了奴才。这种没有“主心骨”、“脊梁骨”的人，不是急需“自我拯救”吗？被专制主义扭曲了的“灵魂”不是急需 “救救”吗？
二
谈论朱先生说的“自我拯救”、要有自己“主心骨”这个问题时，总是令我想起上个世纪上半期胡适、陈寅恪俩位先生的名言，我深感它是值得人们反复咀嚼体味和身体力行的。
五四先贤、思想启蒙家、文化大师胡适先生提出“要救国家先要救出你自己”，这同朱先生说的“自我拯救，救救自己的灵魂”是相通的，是同一个意思。
胡适先生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看！多么言简意赅！多么晓畅明白！
我们应当承认胡适先生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的。胡先生一语中的：如果广大民众都处于“奴才”状态、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国家呢？这岂不完全是空话吗？
20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于1929年作著名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铭全文不过253个字，而“独立”一词出现3次，“自由”一词出现4次，并声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提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自由”一词严复于1895年首先引入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得到广泛的拥护，但以如此简明、干脆的语言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陈先生是第一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对立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专制主义、奴隶主义，就是思想禁锢、甘当驯服工具，就是朱先生所批判的没有“主心骨”、没有独立性站不起来的“一堆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10个字非同凡响，其意义非常深远。它已经成为许多追求真理的人的价值取向，可以预计它将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我们要“自我拯救”，就应该牢牢记住并身体力行这两句话：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三
在我看来，朱先生本人就是消除思想禁锢、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典范。他20多年来完成了自我思想革命，完全融入现代文明主流，攀登了当代思想的最高峰。他从种种教条禁锢中解放出来，超越党派和主义，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试举几个事例：
其一，朱先生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主义，必须坚持两条。一条叫“为社会而主义”，一条叫“为民主而主义”。
有学者评议说：这是一种很有新意的见解，前一条针对国家主义，后一条针对专制主义。没有这两条，便不是人类所需要的社会主义。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缺乏这样规定的社会主义，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还会有别的什么结果呢？
其二，近年来，他提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来讲的。“（2008年5月与人谈话。见《往事》第92期）
其三，他认为思想自由的三个宽（宽容、宽厚、宽松），不能加任何的限制。
当年，许多人并不反对他提出的”三宽“，但却加了点”底线“，认为要有”前提“。有人认为宪法就是”底线“。
朱先生针对这种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我为什么说不能有任何前提呢？宪法总得有呀，你总不能说你思想自由连宪法都不管吧？就是连宪法都不管！思想自由是不受宪法管的，因为包括对宪法的讨论、批评和批判在内都是自由的。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非说到底不可，不说到底就要出事！宪法你不能不遵守吧？但是作为思想言论自由来讲，它不仅可以违背你的宪法，而且可以直接批判你的宪法，要求你宪法什么要改，这是完全自由的。否则，就不能叫做思想自由。”（2008年5月与人谈话。见《往事》第92期）
笔者认为，朱先生对思想自由的阐发是深透的、在理的，深受启发。就拿宪法来说，历史上已经作过多次正式修改，如果不允许发挥自由思想进行批评、讨论，又如何能够修改呢？
以上提到的只是几个事例而已。但于此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有“主心骨”、“脊梁骨”的人，坚持和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才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来。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4 01:0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