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茂名市今年可是出了大名了，从市委书记罗荫国往下，官员倒下一大批，就连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刑警支队队长、监狱长和纪委书记等执法、司法、纪检官员也未能幸免，不啻是一场官场大地震。 让人不解的是，一个小小的地级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为何会有这么多位高权重的人落马？翻开一把手罗荫国的简历，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罗荫国，广东茂名人，从人民公社的副书记干起，一直升到县长、县委书记、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从政30多年一直没有走出过茂名。我靠，30多年没有挪过窝，可谓树大根深了，什么样的“帝国”建不成？有这样的领导，不出事就怪了，出事才正常。其实，像罗荫国的情况，在广东中山市也曾经发生过。
中央在地方官员任免方面，明确规定过“原籍回避”制度，有些地方就执行得很好。我前两天坐火车回老家，在车上与一个南通的乘客闲聊，他得知我是盐城人时，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南通许多党政领导都是你们盐城的。一个老百姓的无意之言，我认为还是可信的。但是，官员“原籍回避”到了某些地方为何得不到有效执行呢？赵炎以为，一是制度本来就不完善，被地方钻了空子；二是打击力度还不够，没有动真格的。
按照宪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并且宪法只规定了地方政府的每届任期与本级人大每届任期相同，没有限制这些行政长官的连续任职届数。如果这项规定被切实遵守的话，那就意味着“原籍回避”制度实行不下去。这就是制度的不完善，被地方钻了空子。
中国古代有一种“异地为官”制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流官制度，规定得十分细致，与现行的官制大同小异。且不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效果如何，就完善制度来看，于今时今日有所裨益也说不定。只要制度完善了，执行力跟上了，类似茂名市的官场地震，就完全可以得到预防和根治。
流官制度早在西汉初期就开始实践了，到汉武帝时期，地方官任用的籍贯限制越来越严，据历史学家严耕望老师的研究成果显示：当时“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
像罗荫国这样在老家做官30年的现象，在汉朝绝对不可能发生。一个人在外地为官，如果他是贪官，也就是自己贪污些钱，却无法营造权力网络，时间也不允许，任期就三五年而已，任期一满又被“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还明文规定了“三互法 ”，显得流官制度更加完善。什么是“三互法”呢？《册府元龟》里记载说：“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此法一出，即被后来的历代朝廷所沿袭。
按照这个规矩，官员在老婆的娘家是不可能找到位置的，也不允许同一个官员在两个地方轮流做官。比如，《史记》中写到的史弼调离山阳郡太守职位，转任平原相，就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山阳郡巨野县人；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原籍是海南人，先是在南平当学谕，后来调往淳安当知县，再后来去了江西，他只能去新地方，而不能去老地方。
若是“三互法”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对于控制官员的“隐权力”确实大有好处。官员“隐权力”的减弱，直接的效果就是预防了家族人等的参政和乱政，也能预防下级官员的趋奉和同流合污。
试想一下，如果把罗荫国调到一个他根本就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为官，当地的媒体、百姓、人大代表和他的下属，对他的制约作用将大大增强，他还能做土霸王吗？门都没有。流官制度的完善和执行，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员的贪污和腐败，却可以有效预防“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官场大地震。
有的专家认为，流官制度会影响官员到一个新地方的威信和施政能力，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我拆台，“于官于民，都是一种折腾”（中国改革杂志社黄钟先生语）。赵炎以为，其言有些绝对了。只要政令畅通，“流官”到哪儿也不必担心没人听他的号令，只要做的是为国为民的好事，老百姓都会支持他，施政能力怎么会受到影响？（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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