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34所大学完整版:中国发展的两大方略

中国发展的两大方略(十/1)

发表时间： 2010-06-03 07:41:24   标签： 中国崛起  关键在内部 

 

第十章 中国的崛起之路
一、刘涛的《中国崛起策》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每当说到中国崛起这一话题时，就要想到刘涛博士的大作《中国崛起策》（新华出版社）和２００９年９月出版的《头等强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以及在其博客中续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崛起的文章。刘涛先生作为留学德国的博士，经过多年思考，结合国外社会学前沿理论和中国国情，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中国崛起之路的国际国内策略。他横论天下，纵论古今，一泻千里，朗朗万言，读之使人眼界开阔，他以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在每一策中都映透出他热爱祖国关注人民的炽热情感，也反映出他的理性思维，以及中道不走极端的风格特点。
《中国崛起策》以中美经济共生的话题开篇，从地缘困境，合纵连横的思维，大国战略等来阐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要采取的策略。该书最后的策二十二，以德国的历史经验为鉴，中国永不称霸，而是以中华文化配合中国的综合国力谋求建立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内策方面，以“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为题，阐述和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对收入不均衡问题，如城市中各阶层之间，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改革开放之初，采用GDP中心主义模式确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其不足之处是在分配方面有所忽略，对社会福利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即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因而建议在未来15到20年中调整产品结构，保护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进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使经济逐步转变到以内需为主的轨道上来。他明确指出中央正在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决策已经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
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策中从各个角度阐明这一议题，其核心观点是走渐进式发展民主的道路。他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说明西方全是经过三个阶段，即建立民族国家；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用法律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这和本书第一章引用张维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以极为详实的资料说明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就是一步到位的骤进式民主所遭受的挫折。他以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小国失败的教训说明了我们一定要借鉴发达国家三步走的好经验，绝不能重踏一步到位骤进式民主的道路。他在策十四中指出：“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适宜进行过快的和激烈的民主化进程，必须先一步步把许多外围条件完成后，才能进一步谈民主化和更高层面选举的问题。”作者强调“中国当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宏观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官方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须的，其实，执政党在宪法框架下的稳定执政对于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强国梦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头等强国》是《中国崛起策》的续集，是刘先生的又一部力作。该书开篇从中国的地缘出发，分析了中国的地缘优势和困境，进而提出中国应采取的策略。
作者引用英国学者麦金德对于欧亚大陆这个最大的“世界岛”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变迁的分析以后，指出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岛”的边缘—心脏国家。边缘是指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文化特质等处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心脏（或者是中心）是说中国向西有连接具有丰富资源的“世界岛”中心的能力。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通向五个斯坦国家建立了通道，进而连接中东的伊朗等核心地带。作者指出，中国这样的地缘潜力在欧亚大陆堪称是独一无二的。
随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的地缘困境和应对策略。首先是美国精心布置的第一岛链以及中国众多的周边国家的情况和对中国的复杂关系。作者特别指出伊朗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和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协调配合是极为重要的。作者指出，从西部边界出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运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应是战略选择，也是我国走向头等强国不可缺少的环节。
作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认为维护中美经济共生的格局比对抗好。政治经济磨擦是免不了的。我认为还是那句话“要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必要的妥协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艺术。
作者以较大篇幅谈中国的国内问题，都非常切中要害。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全民共享成果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讲得非常到位。在改革中切记走向极端。理想固然好，但不能把理想主义上升为意识形态，用激进的狂热去追求。当这种左派理想主义碰壁后，又把新自由主义加以神化。防止左右摇摆，走中间道路是最佳选择。在改革中要走渐进式道路是非常明智的。作者希望我们中国人不要受“全盘西化”的鼓惑，牢记俄罗斯“找鬼抓药”治病的惨痛教训。
总之，《头等强国》对中国崛起的各个方面的论述比《中国崛起策》更上一层楼。
二、中国崛起的关键在内部
当前有很多有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从国际到国内，从体制到文化，从教育到素质┅┅人们从各方面阐述这一话题，大家纷纷献策，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一）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已走过了站起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经济基础）富起来（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强起来（建立功能分化社会用法律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的第三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这是两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不但找到了走向迅猛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全世界为之侧目的经济业绩。这两个时代为中国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改革开放前的文革等的失误造成了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后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可归纳如下：1、机构痈肿人浮于事；2、贪污腐化；3、三农问题；4、贫富差距；5、教育高收费；6、医疗市场化；7、房产天价；8、环境污染；9、假货遍地；10、浪费惊人；11、精神污染；12、嫖赌毒泛滥；13、股市黑箱；14、全国上下争利的拜金主义等等。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逐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持续发展，和崛起就更加无缘了。
（二）推进崛起的条件之一是社会稳定，绝对不能乱。
中国崛起不能只靠GDP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只有逐步解决上面列出的诸多社会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如何解决那么一大堆社会问题，当前在互联网和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如实行“民主体制”，“文艺复兴”，“道德重建”、“教育振兴”等等，还有人议论“二次革命”问题。不论走什么路，都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稳定才能发展。有人寄希望于经济链条某个环节的断裂发生经济崩盘或者是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以实现多党民选的西方民主模式，或者进行二次革命。这两种想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恐怕也难以达到其预想之目的。
以上两种极端想法都是以社会出现动荡为前提的。出现社会动荡就能达到极左或极右的目的吗？这只是一厢情愿，除了把中国推向万丈深渊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从多方面说明，西方式民主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世界上有多少不发达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但却陷入多个政党与军队相互轮替上台的怪圈，有的还内战不断，搞得联合国疲于奔命，到处派遣维和人员，而其经济却总是不见起色。中国当前广大民众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距离现代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正在为生活奔走，为看病发愁，为子女上学担忧的人们对参加选举能有多大兴趣？具有从众随大流心理的人是少数吗？依靠父母，依靠青天的小民顺民意识已经消失了多少？因此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实行西方式民主不但不是崛起的康庄大道，而且是一种不归之路。
另一极端想法是所谓的二次革命，或者是再搞文革。这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封闭落后的中国，不具备再次发动革命的条件。
在前面（三、文革悲剧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的‘教训三’）中谈到马克思一生都在解剖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马克思的故乡，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就是因为那时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人的收入和民主权利已逐步改善，这就使得人民的情绪不会走向极端，所以共产党在西欧只能是担当反对党的角色，难以像俄国那样进行暴力革命。中国是东方最落后的大国，农村封闭，交通通讯几乎为零，农民穷苦不堪，百年来遭受无情宰割，几乎达到亡国灭种的程度，具备了发展革命的条件。走投无路的中国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救国希望，孙中山都要以俄为师。现在的中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完全不同，工人农民虽然收入低下，但真正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几乎没有，即使有一半个，还有政府救济。人们在走投无路活不下去时才会出现造反的念头。有人笑谈重上井冈山，现在井冈山的百姓能接纳你吗？上世纪初，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断投身到救国行列，三十年代大批热血青年涌向延安。现在能跟着二次革命跑的能有几个？说不定有的小青年还嘲笑你。搞革命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行的。
具有上述左和右两种思潮者寄希望于中国会出现全面经济崩盘和大的社会动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不是中国人民的之福，而是一场大灾大难，我们应力求避免，即使发生了也不会按左、右两种思潮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详细说明见第十四章 八、向具有极端思潮的人士进一言）把中国搞乱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们的梦想，也是西方战略家妄图肢解中国的一个手段。他们完成了大肢解，还要进行小肢解，可能比南斯夫还要悲惨。中国现在已经到手的政治经济成果必将丧失殆尽，形成历史性的大倒退。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谈不上什么崛起了。
现在我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是我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取得的最宝贵资源。尽管这个政府还有不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它是我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最重要条件。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走渐进式推进民主的道路，才是使百姓少受痛苦，成本最小的康庄大道。现在的和平环境确是值得我们珍惜，只有失去的东西才能意识到它的宝贵价值，一旦失去再想恢复，谈何容易，那可真是悔之晚矣！
（三）崛起的关键在自己内部，即解决好吏治问题。
当前存在的大量问题都与干部有关。在第四章的（一、内部困难的关键在吏治）那一节中对于机构痈肿人浮于事方面，在第九章的（四、小生产意识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那一节中对于干部的官民等级意识，经济上自成系统维护本地利益（如保护假货）意识，只顾经济发展不管环境污染等实用主义意识方面已有说明。这些思想近年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所发展。
最难消除的是官员们等级意识，特别是官、民，上、下的思维定式却难以解决，这种思维与市场绞在一起更是不易处理。只靠思想教育，没有中央权威和民众监督相结合是解决不了的。
大家经常议论说中国始终是人治，距法治还很遥远。千百年来当官就是老爷的意识极其稳固。解放后这种意识自动溶入领导与被领导者的框架中。中国的等级意识很强，听说寺庙中也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说。官本位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难以退走。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就是管人的。前两年有的工人不敢向工段长问加班工资的事，“你敢多嘴就叫你下岗！”报上多次披露城管人员横行霸道的事例，在光天化日之下，城管人员就敢把人活活打死。有了一点小权就不可一世，孙志刚被殴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收容所的头头，那算是多大的官？她就敢草菅人命。近来报刊揭露几起嫌疑人被逼供致死，在押人员被牢头狱霸殴打死亡。什么牢头狱霸!没有监管人的示意狱霸他敢吗？进了那道门，第一件事就是先“帮助帮助”，也就是老在压犯对新来的人先暴打一顿，这就是对刚来者的“帮助”。这已是多年不成文的规则。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对当官的摆架子训人口气十分反感。改革开放后他也当了官，口气很快变了，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和口吻比以前的干部更甚。
由上可知，中国要崛起首先着眼于内部，管好干部，也就是解决好吏治问题。
三、改革开放后出现社会问题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后虽然成极大，但也走了一些弯路。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小生产思想意识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在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小生产意识如平均主义大锅饭、慢节奏等受到了很大冲击和削弱，但是在另一方面表现得更加顽强。在企业封闭求全，各地方各行业都要自成系统方面，不顾一切地为了发展经济和GDP指标，污染环境、保护假货等方面，各地大搞重复性建设方面，在前面已有叙述。
地方官对上只要民主，对下只讲集中。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搞下有对策。这在拆迁圈地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的地方根本不把国务院[2004]46号文件放在眼里，对居民断水断电断煤气，并大打出手，严重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这是小生产政治意识在官员思想中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已经克服，但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不断扩大分配差距。强势者还不断使用权力，为自己增加灰色收入。这是小生产意识多贪多占的一种顽症。
第二 没有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
前已说明，这三者有一个是中心，余者为其两翼，必须是中心定位正确，两翼配合有力。解放前在革命时期，这方面做得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改革开放前因为中心定位错了，所以遭受挫折，改革开放后中心定位正确，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文化两翼配合较好，全体人民都得到实惠，改革开放进展得比较顺利。1993以后，中心定位虽然准确，但两翼配合不到位，特别是政治方面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所忽略，因而出现了不少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三 权力介入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隐患
政府公权只能用于对市场做政策引导，宏观调控，管理监督，依法评判等方面。在经济大发展中，政府的权力与市场绞在一起，发生了很多问题。有些是政府官员出面，更多的是其亲属走在前台，他（她）们依仗其背后的权力为所欲为，价格双轨制时期的“官倒”，拆迁圈地中取得的特权，国企改制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向个人腰包，都是因为政府权力介入市场的结果。商人对掌握政府权力的人极力逢迎，首先在其夫人、公子、小姐身上下手，如厚礼馈赠，安排高薪职位，帮办出国留学等。一个市长女儿的身价就值千金，没等她毕业出校，就有人抢着以高薪聘请。有一个电视剧说老板对一个求职者不理不睬，随后听说这人是税务局长的小舅子，立即笑脸相迎，马上安排工作。并给以优惠薪酬。权力介入市场造成最严重问题的就是拆迁圈地。全国很多地方依靠拆迁卖地来发展经济，不少地方官商勾结，有的政府官员把拆迁经营权交给他自己的亲属，这些人依仗政府后台，低价强买，动用黑社会，对居民进行迫害，造成了前仆后继的上访大军。政府以公权保护五小企业，致使假货泛滥。煤矿事故不断，不少官员在煤矿中直接参股，有的甚至于成为无本万利的干股股东。
老百姓对于权钱交易，以权谋利的议论是太多了。有人形容说钱是鸡蛋，权是母鸡。鸡能下蛋，蛋还可以变成鸡。
在权力的作用下，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再加速，投资力度逐年加大，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考虑到我国资源承受能力等因素，经济增长要降至一个合理的水平，那是太难了。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引进外资，扩大投资规模的经济增长方式息息相关。财政、税收、政绩、形象、公务员的奖金以及汽车补贴等各种福利莫不与此有关。至于在投资、批地、监审、盖大红印等背后的灰色收入更要在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那些国家下达的唐僧肉，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有咬上一口的机会。
前面说的国际隐患要通过国内隐患才能起作用。如前所说，国内隐患就是吏治问题，就是地方大员的割据思想尾大不掉。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他们就是国外官员在“对方国家内部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形势的演变能否达到西方战略家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