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孩玩弄肌肉男:[收入分配不公正的根源]{}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好

　2010年，收入分配问题突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最热闹的公共议题。但一年多的热议，成果寥寥，甚至连计划要出台的总体改革方案也没有如期出台，被推到了2011年。
　　改革方案难产的背后，是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争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且难以扭转？对于这个分配改革最基础的问题，依然没有广泛的共识。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

收入分配不公正的根源{} 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好

显示全文   　　2010年，收入分配问题突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最热闹的公共议题。但一年多的热议，成果寥寥，甚至连计划要出台的总体改革方案也没有如期出台，被推到了2011年。
　　改革方案难产的背后，是学界对此问题的广泛争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且难以扭转？对于这个分配改革最基础的问题，依然没有广泛的共识。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陈光金认为，就调查到的收入而言，市场化机制导致的不平等贡献了一半左右，并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论证了此观点。他的研究成果引来了不少争议，因为在主流学界,一直都认定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腐败和灰色收入。记者就此问题访问了陈光金研究员。
　　
　　市场还是非市场？
　　《南风窗》：对于中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探讨，学术界似乎一直乐于争论罪魁祸首到底是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那么，如何来清晰界定市场化机制和非市场化机制呢？
　　陈光金：关于决定收入分配的所谓市场化机制，尽管似乎还没有哪个研究者给出一个完备而明了的界定，但综合已有的各种说法，可以这样来理解它的基本含义：一个社会中参与收入分配的人们依靠自身的能力、努力和要素投入获取收入的过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变化，往往还反映着市场体制下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影响。
　　反之，如果人们的收入获得所依凭的不是这样一种机制，那就是依凭所谓非市场化机制了。组成非市场化机制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在当代社会，大致包括诸如国家干预（包括税收和再分配等）、权力（尤其不受监督地广泛寻租的权力）、行业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特定社会结构（尤其是附着于某种具有强制性和歧视性的制度安排的社会结构）以及规范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特定制度安排（如工会制度）等因素。
　　按照这样的理解，先验地认定两类机制中的任何一类机制整体上具有扩大或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要冒很大的误读现实的风险，因为每一类机制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中，都会有一些因素倾向于扩大不平等，一些因素倾向于缩小不平等，还有一些因素的作用则不确定，取决于其他条件的影响及其性质，因而需要根据经验材料加以具体研究。
　　 《南风窗》：在政治学视野里，近年来，在中国，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相关作用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厘清，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考证到底是市场机制还是非市场机制，造就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一命题和工作的最大价值在哪里？
　　陈光金：你看到的是权力的利益化，我同时还看到部分资本假市场之名对劳工实施克扣，看到中国的低劳动成本背后的资本强势。固然，权力以及垄断造成了许多的不平等，但是，我还看到，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就业的劳动力不过8000万人左右，还有3亿人在农业就业，近4亿人在非公有的非农经济领域就业，在这4亿人中，收入分化是巨大的，当然，农业劳动者中也有很大的分化。8000万人的较高收入在统计上决不足以完全造成今日如此巨大的收入不平等。
　　想象通过拉低垄断部门和权力部门的收入水平来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固然是一种方向，但决不是唯一的方向，如果只看到这个方向，我甚至认为是很不正常的，因为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地方GDP的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只有40%左右，而所谓营业盈余亦即资本报酬所占比重高达30%以上，还不包括资本通过资产折旧所得到的收益（也占15%左右），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也是看不到的。
　　中国的资本不仅独占利润，而且还通过资产折旧得到巨大份额的国民收入，而劳动者既不能分享利润，也没有所谓折旧一说。如果国有部门的8000万人得到的收入较高，则国有资本的收益份额理应更低，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非国有部门，劳动与资本的相对收益差距一定会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因此，单纯拉低国有部门的收入水平，可能会从总体上降低所谓的平均收入水平，却不会对现有的不平等格局造成根本性的触动。这么说决不意味着为国有经济的过分垄断强势辩护，相反我对其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对于一些人假权力之势肆行贪腐之恶，我更是深恶痛绝；但我同样决不为那些贪婪的私人资本辩护。
　　揭示各种形式的市场化分配机制造成的巨大不平等，是严格考证市场化机制与非市场化机制对不平等的贡献的意义所在，这有助于澄清那种认为关于单纯靠市场就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说法。这种说法的提倡者有时候会假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之名，为市场机制造成的不平等辩护，却拒绝更深入地了解库兹涅茨本人对倒U型趋势得以形成的原因和机制的更全面分析，库氏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书早已表明，一切从资本的利益出发断定市场能够自动带来、而且只有市场才能够带来收入不平等缩小的说法，都不是其本意。
　　 《南风窗》：可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说到底不应该被视为政治活动表现形式，但在很多事务中，权力资源的配置，往往是起着根本作用的要素。
　　陈光金：在现代社会，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本质上包含着政治。赤裸裸的权力掠夺是最容易识别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中国社会对权力的缺乏信任的原因所在；而假市场之名行利益掠夺之实的做法，却不容易被识别，反倒往往被遮蔽，甚至被涂上无限灿烂的光辉。可是，所谓“体制外”领域的劳工工资最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当然，我还要澄清一下，拙文对现阶段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的分析所得到的经验发现，市场化机制造成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大约占50%，非市场化机制造成的不平等所占比重大约为37%，还有13%来源于其他自然性因素的影响。可以看到，这一发现并没有实质性地否定非市场化因素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贵州与浙江
　　《南风窗》：在您的研究中，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现阶段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主要成因是市场化机制的不平等效应。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等相关权威统计，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普遍都比较高。但这些地方的市场化程度显然是落后的，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
　　陈光金：首先，很难认为贵州等省的市场化水平低于浙江，如果以非公有经济的比重来判断的话。因为，即使在贵州、甘肃、青海这样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都是较低的，在县一级尤其如此。与浙江相比，它们的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低，而不见得是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低。另外，文化上的地域差异也是值得关注的。
　　其次，这些省份都是生存和发展环境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贫困人口比重大，收入差距自然就会比较突出了。与此同时，这些地方往往是劳工输出大省，它们的劳动力都在东部地区（主要是“体制外”部门）创造财富，但因为劳工的低工资制度，它们可以通过输出劳工减少贫困，却不能通过输出劳工致富。
　　第三，浙江的基尼系数确实相对低一些，但在计算浙江的基尼系数时，外来人口可能没有被考虑在内，如果考虑几百万上千万在浙江打工的中西部农民工以及他们的随迁家人，那么，浙江的基尼系数将会如何变化？我们在福建一个县级市的调查表明，如果不考虑外来人口，当地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比较低，但一旦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则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第四，浙江收入不平等相对较低，也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劳资博弈过程的。台州温岭市的企业通过协商民主议定工资的新制度安排，正是在劳资不平等造成巨大劳资冲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协商民主较为显著地改善了劳资分配关系。
　　第五，浙江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原来的集体经济的发展（杭州、嘉兴、湖州和宁波地区尤其如此），以及这种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性传统，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本地居民中形成一种较为注重公平的分配机制。在这种机制影响下，即使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已经大大改变了浙江经济的所有制格局，但是，在本地企业就业的本地劳动力的收入还是相对较高的（相比之下，外来打工者的收入就低得多了）。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基础，浙江的收入不平等恐怕会更大一些。
　　实际上，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温州，恰恰也是浙江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地区之一。90年代的一项调查揭示，在温州，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另外，最近的一项关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五省收入不平等的比较研究发现，2005年，浙江农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5个省份中最高的，其城镇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居于中间位置，也不是最低的。
　　
　　不确定的未来
　　《南风窗》：基于收入不平等根源的不同，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吗？如果说市场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那么，在改革现有的收入不平等格局时，最应该做的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正在制订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什么？
　　陈光金：不同的归因当然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系统考察。我仔细看过库兹涅茨本人的相关著作，也阅读了西方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少文献，尤其是卢森堡收入分配研究项目所产生的丰硕成果，对解决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形成了一种初步的思路，核心理念是建构各种收入分配主体公平参与收入分配决定过程的制度平台，主要切入点是调整初次分配格局，主要机制是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广泛参与和必要的政府干预，三种机制缺一不可。关于这一思路的具体内涵，我在其他文章和媒体采访中做了说明，不过还不够系统和具体。
　　从“二战”以后到21世纪头10年的60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经历的不是倒U型趋势，而是“大U型”趋势，前30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普遍不断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下降到最低点，在这一阶段，这三种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7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是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启动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便不断扩大，其中英国和美国尤其如此，法国、德国等居中，北欧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仍然是最小的。初步的考察表明，正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实施以后，英美等国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不断减少，同时政府还对工会进行攻击，对工人集体行动进行限制，导致社会性机制被大大弱化，市场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则一度不受限制，结果是资本的强势进一步得到加强，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势在难免。考察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在前30年中形成的社会性机制被破坏，政府比较有力的干预被缩水。我目前即将翻译完成的由英国社会学者撰写的《阶级与分层》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
　　当然，上述思路是从经济运行市场化比较完善成熟的发达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变化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没有完善成熟，使得收入分配不平等形成中还有很大一块来自于非市场性机制——主要是一些不公正或者尚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如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劳动力制度、社会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革，消除这种形式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厉行反腐败，调节垄断部门一部分人的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的调查数据无法反映腐败、垄断和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但它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不公正效应是明显的，而且还会造成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不公正，放大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情绪反应。
　　 《南风窗》：您也提到，目前相关公共政策在调整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不够显著，那么，您认为，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在未来5到10年，是可以逆转的吗？如果是的话，将最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因素？
　　陈光金：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未来变动趋势，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论。迄今为止，库兹涅茨假说被认为是最为成熟的可据以预测收入不平等未来变化趋势的理论模型。
　　但是，在另外一项研究中，我曾利用相同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内部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两极化不断加剧的趋势。我还根据基于库兹涅茨假说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推导出来的统计模型进行了数据分析，分析结果也没有展露出这种趋势会发生改变的迹象，也就是说，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改变，未来还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该假说作为理论预测模型涉及若干重要外部条件，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三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就成为根据该假说预测未来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关键，然而，学界对此类条件似乎很少加以认真和系统的考虑。
　　倒是库兹涅茨本人对这些条件进行了思考。就在他提出所谓倒U型假说10年之后，他对推动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缩小的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就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国民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份额的下降、社会意识中的平等哲学、地缘政治的压力以及各国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干预等，他甚至感到，由于当时他所能够利用的数据的限制，要做出其中何种因素作用更大的结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当时就有像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收集的那种系统的跨国数据，他大概就不会这样感慨了）。不过，他提醒人们：对于低收入阶层中的许多社会集团来说，如果收入不平等扩大过程长期延续，那么，关于收入不平等是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而正当合法的观点，将“大大失去其说服力”。
　如果通过分好蛋糕问题，解决好民众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那未尝不可以说是另一份珍贵的供人们享用的共有“蛋糕”。

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好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3-12  浏览：1925 显示全文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国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人均GDP达4481美元，GDP世界第二，并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如何分好蛋糕也就成了民众日益关心的话题。2011年全国“两会”，缩小收入差距的提案明显增多。
　　分好蛋糕问题，不能从“平均主义”、“仇官仇富”等字眼去理解。分好蛋糕，并不排斥做大蛋糕和做好蛋糕。相反，分好蛋糕的前提是要给“市场”正名。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下一步市场化的推进，更是事关民众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大问题。
　　分好蛋糕，还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机遇。社会事业，无论是在产值还是提供的就业岗位，将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分好蛋糕所最终要促成的社会建设，将为社会的真正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
　　当然，分好蛋糕本身就是一个寻求共识的过程。争论、辩论和妥协都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通过分好蛋糕问题，解决好民众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那未尝不可以说是另一份珍贵的供人们享用的共有“蛋糕”。 从2010年全国“两会”开始，在社会各界开始流行“蛋糕论”：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已是举世瞩目的大蛋糕。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把蛋糕继续做大，尤其如何把蛋糕分好。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分好蛋糕和已经广为人知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样，本质上是共通的。

寻找共识，分好蛋糕

作者：赵 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3-12  浏览：631 显示全文    　　从2010年全国“两会”开始，在社会各界开始流行“蛋糕论”：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已是举世瞩目的大蛋糕。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把蛋糕继续做大，尤其如何把蛋糕分好。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分好蛋糕和已经广为人知的“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样，本质上是共通的。其中，政府的定位是很清晰的。这不仅包括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职工工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同步，通过税制改革调节收入差距，也包括通过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中国式的福利国家。为此，中央政府已经调低了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给仍然高调的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减压，为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实现以上目标创造空间。
　　我们过去常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不适应。这个大道理至今有效，正所谓发展是第一要务。正如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
　　如果说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仍是“阶段性特征”的主要内涵的话，如何分好蛋糕正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答的一个题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醒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今，温家宝总理也认为：“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社会稳定隐患。”而在社会领域，共享改革成果意味着每一个普通的国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让经济发展的好处更多的走向社会和民众，考验的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政府的公信力。让每一个普通的国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拯救的是在公共服务领域过度市场化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社会诚信。
　　现代社会里，政府、市场、社会是三股平行的力量。同样的市场条件下，人的天赋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分化，此时政府、社会的作用是什么？现实中，市场和非市场的因素又常纠缠不清。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坏的市场经济会带来恶劣的后果，而坏的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基础才是最大的威胁。
　　
　　市场
　　首先必须承认市场的巨大作用。比如这些年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日益到达临界点，劳动力的稀缺（表现为民工荒、用工难）带来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劳动在资本面前的地位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得到了提高。这不仅适用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地位的提升都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因此，讨论如何分好蛋糕，首先必须为“市场”正名。真正的市场化，竞争日益充分，市场的对于供需价格的调节功能就会发挥作用。这在很多领域都是得到了验证的，不管是体现为工资的上涨，还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
　　但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秩序就是自发的。正如转轨经济学所指出的，市场经济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自发”的，或者是“嵌入式的”。对于市场“自发秩序”的过分神话的确导致了两个不恰当的后果：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重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这种重视不够，使得市场化不彻底和市场“外部性”副作用两者日益纠缠在一起，难以得到厘清。
　　人们常讨论真市场化和伪市场化的区分。有些打着市场化旗号的行为，比如对于公共资源的无偿或低偿使用带来的超额暴利，或者是公共服务变成价高者得的竞价和特权游戏，成为当下一个突出的问题。
　　
　　社会
　　分好蛋糕，是对各种市场化后果的矫正。由于社会成员天赋的不同，政府提供的福利是“兜底”；对于自然垄断产生的超额利润或者廉价使用全民资源产生的超额利润，除了法治问题外，政府更要用之于民，不能任由“内部人控制”。其中，最关键的分好蛋糕的目的是搞好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内的社会建设。
　　对于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我们应当超越狭义的思维。姑且不论“超额利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如果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这种容忍度就会高一些。也正因为如此，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工作，就需要从社会建设的高度去积极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这些方面大多和分好蛋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好蛋糕也是寻找共识的过程，包括对于市场化的共识，社会领域改革的路径的共识，政府职能改革的路径的共识等。正是在分好蛋糕问题已经成为执政党和社会、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比较一致的“共识”之后，中国式的寻求社会共识问题已经到达了政治性的高度。发展和民生两种本质不矛盾的取向，在具体政策上如何把握，完全可以健康地“协商、辩论和妥协”。
　　正如胡锦涛所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建设好这些工作机制，那么分蛋糕就将带给国人另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