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夺走的刻印 人马速杀:潮州文化的地域特色

潮州文化的地域特色

目前已发现的潮州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位于南澳后宅的象山，距今已8000多年，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粗陶和燧石细石器。它与“闽南史前文化”属同一系统，当年很可能存在着一条“漳州———漳浦———东山———南澳”的文化移动线。可见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潮州文化在萌生期便具有“近闽远粤”的特点。

距今约6000--5000年前的陈桥贝丘遗址，其出土文物显示了潮州先民已开始了渔、耕、猎的生活。商周之际，以饶平浮滨文化为代表，标志着这里已踏进青铜、农耕文明的门槛。而秦汉以后，中原文化通过南越这个中介，已对本区有了直接影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古揭阳县的创置，则宣告了本区已纳入全国的行政建制。东晋咸和六年 (331)拆古揭阳县为海阳、潮阳等四县，归属东官郡，至义熙九年(413)立义安郡，领县五，从此进入独立建制时期。隋开皇十一年(591)，“以潮水往复为名”，改郡为潮州，领县六。此后，潮州一直为州、路、府之首邑。

晋唐以后，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区的影响力度逐步增强，随着大批移民的进入，加上以韩愈为代表的各级官员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之学和封建教化，延至宋代，潮州遂有“海滨邹鲁”之美誉，“如今风物冠南方”之好评。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潮人提供了“讨海”的条件。明代中期以后至十八世纪中后期，潮州向东南亚移民形成高潮，重商风气不断增强。潮人在心态、观念、行为方式、语言、习俗等方面都有了自己的鲜明特点。汕头开埠 (1860)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正面冲击下，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而新的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又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形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亦促进了潮州文化的发展。

因此，潮州文化形成的过程，可概括为：基于唐宋，臻于明清，发展于近代。

潮州文化是属于汉文化的一个区域性亚文化，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因大山阻隔而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又使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儒雅精致

文化的传承，有三种基本形式：进化、播化、涵化。其中，播化指的是文化的空间转移，它常以某一枢纽为中心，向四周呈波浪式扩散。在古代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下，边远地区往往成为文化传播的终点，即通常所谓的“礼失求诸野”。潮州方言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潮州礼俗中仍可看到周礼的影子，潮州音乐中有很多古代的曲牌……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积淀了大量的古文化成分，自然会给人留下“儒雅”的印象。

潮州自然条件优越，但明清以来，地少人多，生存环境日渐严峻，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潮人要谋生计、求发展，须逐步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务农须精耕细作；经商要精打细算；做工要精致奇巧；做人要“儒气”精明……不如此，便难以在社会上谋事立身。这种行为方式势必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而后二者反过来又会强化前者。它们互为因果，从而造就了潮人追求儒雅精致的文化理念。营田如绣花，工艺求“绝活”，饮食讲工夫，等等，则是这种文化理念的具体表现。

二、圆融开放

潮州的先民大多是来自中州的移民。中州人有商人的传统(相传商代贵族在亡国后，因丧失领地而多从事货物贩运之事，后遂以“商人”称之)。而移民的传统中有二个重要的因素：“安土重迁”(指安于本土，把迁徙看得很重)的观念相对淡薄，敢于向外另辟天地；注重“入乡随俗”，以便与移居地的原住民融洽相处。这些传统因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得到继承与发展，遂使潮州文化凸现出圆融、开放的特性：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有开拓精神，且能随遇而安；善于经商，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像潮州话中大量的外来词：饮食中的沙茶；大街的“五卡砌”等等。而海内外潮人人数基本持平，“凡有潮水之处就有潮人”的奇特现象，更是潮州文化的圆融开放特色最集中的体现。

同其它的区域文化一样，潮州文化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总的说，潮州文化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说：继承、弘扬潮人善于经商、勇于开拓的优良传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地具有极大的意义。

在创业之初，潮人在海内外往往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因而在经营方面必须稳扎稳打，克勤克俭，审时度势，择利而行，进而做大做强。而信用则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前提。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称：潮州“贸易专尚信用，不重手续……市上商人一经口头应诺，虽转瞬市情丕变，至于倾家荡产也皆履行诺约，不甘食言……潮州稍具信誉之商人既有金融界之信用放款，又得买卖货物之赊账，故往往有极大之经营。而赖乎信用者十之六七，赖乎资本者十之二三，所谓潮人能以小资本经营大商业者，实基于此。”“甚至汕头至香港、上海购办以及海外各港与汕头之托办托兑亦得以赊账行之，故潮谚有‘无赊不成商’之语。”潮州吴祥记从“不二价”的地摊，发展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号，正是对上述文字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明。重温潮州历史上这一类成功的经验，将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如果再注入新时代的理念，重加审视并付诸实践，肯定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未来的社会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以至城市的名片，是衡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名片的吸引力，取决于特色，也就是说，没有特色的竞争力，其力度将大打折扣，很难在发展中有大的作为。潮州地少人多，资源相对贫乏，工业、科技基础较薄弱，因此，要振兴潮州经济，除了大力加强基础建设外，尤须充分发挥潮州文化儒雅精致的特色，使各种各样的物质、精神产品都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整个区域的总体竞争实力。

潮州文化又是维系当地以及海内外潮人社会的纽带，编织纽带的材料则是乡情。一声乡音，一味小吃，一杯工夫茶，其维系力有时会超过一篇欢迎辞，这就是乡情的魅力。爱国必先爱乡，没有家与乡，何来邦与国?乡情因此又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当然，我们要弘扬的乡情，绝不等同于陈旧、狭隘的宗族观念，而是升华、提高了的爱乡爱国之情。而这种炽热感情的基础，就是潮州文化。很难想象，没有了潮州话、潮州的民俗风情、潮州的古迹文物，乡情还能始终浓郁，纽带还能坚韧如初。因此，只有切实弘扬潮州文化，才能不断增强“纽带”的维系力，进而通过海内外潮人社会，加快潮州融入世界潮流、国际大家庭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