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出隆:精神交通的新场所

　　大家好！欢迎光临北九州。

　　我是平出隆。请允许我代表日本委员会作本届大会的基调报告。

　　2008年的秋天，在韩国的首尔市和春川市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东亚文学论坛》。是首次日中韩三国的文学家们汇集一堂的大会。当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三个国家的语言是如此的不同。在一方对一方的时候，语言上的不同很自然。而三方对话的时候，语言上的障碍令人不胜概叹。

　　自然的界线，国家的界线，文化的界线，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暂时超越。正因为我们超越了，所以今天聚在了这里。可是，正因为我们聚在了一起，正因为我们需要翻译，更让我感受到了无法超越的语言的障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用母语在写作的文学家，而作为小说家或者诗人，最终我们都会意识到大家都无法脱离母语。

　　同时，母语也就是文学。而文学是同时与过去和未来相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中所存在的唤醒古代和预见未来的能力，有可能突破母语这堵围墙吗。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感到在本届大会中的语言这一障碍是很重要的东西。

　　韩国大会的主题是“现代社会与文学的命运——东亚与外部世界”。其中，个别座谈会的主题有“故乡·地区共同体·世界”，随着网络而变化的“文学的未来”等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些主题体现了我们要打破“东亚”这一既成概念，冲向更广泛的概念的想法。

　　“故乡”是个非常普通的主题，三个国家的作家们却在多方面进行了讨论，让我感受很深。比如说，韩国作家黄皙瑛深切的说到的“我没有故乡”，中国作家莫言和苏童谈到了故乡的浓厚细节，都让我无法忘怀。故乡原本是个人概念，却会深刻的受到历史的摆弄。可是，在另一方面，作家们在投身于历史的流动之中的同时，可以通过写作来反抗。提到“故乡”，其实这里——北九州正是我的故乡。出席了韩国大会的诸位一定还记得吧。大会的第二天，在“南山之家”的庭园里举办的“作家交流之夜”宴会上，日本委员会的岛田雅彦委员长，把北九州出生的青山真治、平野启一郎和我介绍为“玄界滩三人组”。岛田还在我们这个“三人组”的伴唱下，演唱了60年代的流行歌曲“爱你东京”。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两年后的日本大会将在伴唱三人组的“故乡”举办吧。这正体现了“故乡”这个主题所具有的讽刺性的一面。 在座谈会上，青山真治直接提起“北九州”，谈到近代的产业都市变成废墟的过程是全球的典型。另外，平野启一郎也言及到了“北九州”这个地名。因此，在韩国大会上“北九州”在是专有名词的同时，还是体现了问题所在的地方的记号。

　　如上所述，本届大会的会场没有设在东京，而在北九州举办，其实在韩国大会已经埋下了伏笔。北九州市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的环境，在此，我要向给本次大会带来了热情支持的北桥健治市长，以及北九州市的工作人员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其实，我在韩国大会的座谈会上并没有提到“北九州”这一词。可是我的谈话内容也是以从北九州到朝鲜半岛的东亚地区为主题的。当时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追寻鸟儿》。主人公是移住到了对马北端的小岛的我的祖父。这部小说是描写我的祖父如何追寻对马的啄木鸟的故事。仅存于对马的日本啄木鸟也已经灭绝。可是，你们知道吗？现在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停战线上还能找到它们的身影。虽然生存数量极少。

　　我在韩国大会中论述了诗歌与散文的不同点和相通点。自然和国家这两个范畴也是如此，既有重叠在一起的部分，又有相互偏离的部分。当把注意力放到两个不同的领域的相叠之处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大家也许会联想到东亚海域的“领土问题”。在韩国大会时，正是“竹岛=独岛”问题很紧张的时期。而本届大会又恰恰面临“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的紧张时期。当然，我们一定不会在对谈中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同时，不谈及这个问题，既不是一件愚蠢的事，也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我想把这一点确认清楚。

　　为什么呢？文学家，或者说是广泛意义的艺术家，在内心中一定拥有固有的领土。而这个领土也是随着外部而流动，增殖，变幻着的。我们站在这里，要能够得到在真正意义上的互相理解的话，必须超越母语，更必须超越个人。

　　也就是说，在这里在不断的进行着 “多数的一对一”的对话。个人世界中的光与影在受到流动性的考验。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文学家之间的对话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政治家之间的对话，不是财经人士之间的对话，也不是记者之间的对话。在文学家之间的对话中，一定有别的力量在起着作用。

　　文学，在文化要脱离国家或国土时会起到支持作用，也就是说支持“文化脱领土化”。但是，和普通的文化不同的是，文学会有作者的署名。换言之，作家们可以带着自己的领土进行对话。现在正是需要这样的交流的时候。

　　在这里，有汉语·韩语·日语三种语言，却并不是有三个社会。有几位作家出席，就有几个“世界”相聚在一起，努力要打通象银河系一样的广阔大道。

　　在1990年以前，各国的文化都有很清楚的界线，也很重视了解他国的文化，尊重相互的特异性。相互的“宽容”避免了对立和冲突。可是，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幻想。在90 年代时发生的世界经济的一极点构造化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革命以后，各国文化的轮廓开始变得无效。不同的文化，超越国家的领土结合在了一起。“异文化理解”这一词其实是为了避免冲突而存在。“国民文化”这个概念在开始后退。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在尝试制作一种新的形态的“书”。今年一月份，我从大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长达660页小说。可是，在十月份，我另外还出版了一本薄至八页的“书”。这部书是以信封作为封面。出版社是我个人举办的，就设在我的书桌周围，从印刷到装订都由我一个人包了。

　　这是我常年追求的写作与刊行的一体化，也就是所谓的“极小出版”。这样一本小书也拥有自己的国际书号。初版40部，一部777日元。通过出版这部书，我认为我可以和日本出版界以及诗坛文坛的混乱保持一定的距离。这40 部卖完以后，我将随着需求增印，不仅仅可以缩短和读者的距离，还可以在想写的时候就写，不用依靠任何人。同时还可以回收最低限度的成本，得到最低限度的报酬。

　　这部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传到读者的手中。一个是直接在我的个人主页购读，另一个是通过网络书店购读。直接购读时，因为书的封面就是信封，只要直接贴上邮票和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最后签上我的署名，投到邮筒里，再被盖上邮戳，就会直接传递到读者的手中。信封和邮戳也是书的一部分，书将以完整的形态从作者直接传到读者。而在网络书店上购读时，这部书和普通的书一样在网络上被介绍，被放进随处可见的包装箱里送到读者的手中。网络书店的电脑会一周两次通知我追加的订货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字来印刷和装订需要的部数。

　　我在做什么呢？即在追求“书”的最终形态，又在追求“书”的最初形态。不管是最终还是最初，我为自己创造了自由写作的环境。同时，作为一种“艺术”，我和读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多数的“一对一”的关系。其实，这部“书”是我对日本的出版文化的绝望和希望下的产物。就像“背水之阵”一词一样，我制作的是“背水之书”。

　　我想说的是，这部书也是通过网络社会才有可能流通。通信和流通的革命，不仅是给电子书籍，而且还给以往的书的形态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虽然规模极小，我想这部“书”体现了我们的“精神交通”的革新的可能性。这部书在三周以内已经重印了15次，可以说通过读者们体现了新“精神交通”的效果。

　　于是，在本届大会，我想把这个方法稍微做个一般化，用来超越日中韩三个国家的语言障碍。我和日本委员会一起进行了构思，向出版社和装订家们提议了这个方式。我们的成果就是大家眼前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和《韩国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六位中国作家和十位韩国作家的作品。各个作品独立装订成一册，可以体现各个作家的独特世界。另外，日本作家的对作品的解说也独立为一册，可以体现作家们的多样性。现在，要在别的国家出版自己的作品，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一部短篇作品也可以制成“书”来表现作家或诗人的形象。这是一种快速而亲密的“精神交通”的方式，是未来的“东亚文学从书”的开端。我强烈的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共享这个方式。

　　我在构想这个“精神交通”的时候，把会场——北九州的历史和风土也重叠在了一起。我认为北九州这个地方是不曾被“文化”幻想所支配的土地，而一直被称为文化的沙漠。可是在另一方面，北九州是海产丰富，铁工业和铁道产业的发达的地方。同时，因为是五个都市合并在一起的大都市，所以还有拥有不同地域的多面性。刚才我有提到，通信革命产生了网络社会，“书”会改变形态，但不会完全变成电子出版。在这个文化脱离国土，相隔遥远的土地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也是一样，并不一定会产生假想的世界。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会在现实中开始新的形态的交通和流通。

　　北九州这个地方，是一个石炭、制铁、铁道、港口发达的产业都市。但是，也具有从古至今不变的特性——在海陆上都是交通的要塞。没有传统文化，却有交通。换言之，是没有固定文化的地方。关于北九州没有文化这个问题，在一百多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文豪森鸥外作为军医到这里上任的时候，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立刻找到了推翻这个看法的例证。他热心的开始调查这个土地的死者的来历。人们是从哪儿来到了这里，最后像一个箭头似的度过了一生。我认为，鸥外通过解读死者的来历，发现了“交通”层层相叠的北九州。

　　昨晚，入住在门司港宾馆的中国和韩国的作家们是一定眺望了这里的海峡，还有这里的半岛的地形吧。站在这里，我们能感到大陆的风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大家请看，足立山、户上山、风师山与西边的盘仓山、南边的平尾台相连，形成了半岛这个地形。那上面的云和雾都是从大陆吹来的风形成的。

　　虽然没有可以向人显摆的文化，但却有令人难以名状的感触、还有无数的箭头、还有和遥远土地相连在一起的迹象，都渗透在这里的空气中。我想把它称之为“交通”。从古代起，这里就存在着“交通”这个文化。

　　“交通”正是不同的领域互相重叠在一起形成的最终状态。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把固定的形态看作为文化。但是从今以后，能够快速的和距离遥远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形态将会受到重视。

　　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上的“异文化理解”，不能依靠既存的“东亚”这个范畴和概念，而应该走出去，去寻求“精神交通”的新形态。聚集在这里的文学家们一定会在构筑各自的世界的同时，互相询问今后该如何描写东亚。

　　北九州的海，是富有变化的海，有周防滩、濑户内海、关门海峡、响滩、洞海湾、还有玄界。在这里能打到各种各样的鱼。因此，我们特意选了海产品最美味的季节举办本届的东亚文学论坛。

金勋：空间与环境

　　对人类来说，什么是环境？一句话，环境就是生活的现场。环境是生活的存在方式，与人的密切关系，组成世界的自然秩序。

　　那么，对作家来说，什么是环境？就是在富有意义的环境里与活得堂堂正正的人类接触的生活现场，以通过逼真的生活感受获得的想象力重新塑造的生活基础。

　　作家的环境与一般人的环境，其区别在于作家的环境是赋予了作家的灵感和爱意的环境。

　　以故乡为例来看，故乡也是环境。故乡是萦绕着难忘的记忆、展现童年生活的地方。如果说故乡是生命起源的地方，那么，我们家门三代就有了四个故乡。我爷爷的故乡是韩国全罗南道谷城郡笠面三五里，我父亲的故乡是日本下关，我母亲的故乡是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而我则是出生在中国吉林省延边。也就是说，正在逐渐上升为东北亚主角的四国，都是与我们家门结缘的故乡。

　　日本的下关之所以会成为我父亲的故乡，是因为我爷爷在18岁的时候，脖子上挂着卖糖的托盘，离开家东渡大海，最后的落脚地就是日本下关。

　　我父亲是位诗人，经常出现在诗中的环境就是故乡。虽然我父亲的出生地是日本下关，但是在诗中描写的故乡却是我爷爷和奶奶的故乡韩国。因为年幼的父亲随着当船工的爷爷辗转于日本与台湾之间，耳熟能详的就是爷爷和奶奶的故乡。当时，爷爷一旦上船出海，往往会在大海上度过数月。当爷爷出海以后，不会说日本话的奶奶就与邻家朝鲜女人们边织布边闲聊，消磨时光。奶奶从小就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口传获知了许多韩国的古典名作，诸如《沈清传》、《春香传》、《蔷花红莲传》等古典名作，更是烂熟于心，脱口而出。每次，奶奶用盘索里的形式把古典名作唱给村里女人们听的时候，我父亲总是把头枕在奶奶的膝上听得津津有味，编织着自己童年的梦。奶奶是我父亲后来成为诗人的启蒙者。在上国民学校时节，父亲随爷爷奶奶返回故乡，终于有了能够亲眼目睹光有耳闻的故乡的机会。

　　下面再来谈谈空间与环境的另一方面。空间也是生活现场。但是，如果不把眷恋和热爱赋予空间的话，那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间。让我父亲度过童年时节的日本和台湾，只是空间而已，并没有成为童年梦萦绕的富有意义的环境。

　　我每年都要去一次或两次美国。因为我妻子暂时生活在美国的洛杉矶。每次去美国，我一定会与妻子一起选两个地方旅游。如果说旅游地也是环境的话，那就是环境。不过，只是以“我来了，拍张照，我走了”的方式旅游的话，旅游地就不是环境，只是稍停片刻的空间而已。假如能在这空间中尽可能地以与众不同的视角找到空间所具有的意义，并赋予想象的话，那么，这空间就成为了富有意义的环境。

　　记得有位旅行家曾经说过：“旅行是发现另一个我，发现使我经常更新。旅行之后写旅行记的瞬间，当时曾经吸引我的东西又会让我更新。”

　　如果像这位旅行家所说，在旅行记里发现新的我的话，旅行记不就成为极有意义的环境和带来无限想象力的环境了吗！

　　尽管我记不起到底是谁，但我还是想用他说过的关于环境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章：

卢文丽：从“逃离”和砚台谈起

　　很荣幸跟随铁凝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北九州参加日中韩东亚文学论坛。这是我第二次到日本，前一次是2005年，我随中国杂志社采访团，体验了福冈、长崎、鹿儿岛等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当地的美食和温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次来到日本，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听了金仁淑女士和崔元植先生的发言，我很受启发。

　　离家出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人在一起，过一种事先无法想象的生活，是许多女孩——也是我多年前就有过的幻想。尤其是当生活遇到挫折，或者生活太过平静时，这种幻想就会愈加强烈。但终因难以摆脱的东西太多，这梦想了半生的逃离，至今也未能实施，今后大概更没有这种机会和勇气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向金仁淑女士学习。

　　金仁淑女士把逃离称为“转移阵地”，这很像一个军事术语，转移阵地，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战斗。对一个作家来说，她的战斗就是写作，她在写作中要跟作品中的人物做斗争，更要跟自我做斗争。作家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作家自己，作家最可怕的痼疾就是重复自己。因此，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借助陌生的事物，刺激自己的想象力，激活自己的对被遗忘了的生活的回忆，确实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正如金仁淑女士所说，想象力总是和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忆就是想象，回忆就是创造。而最新经历的陌生环境和陌生事物，之所以能够诱发回忆，就在于无论多么陌生的生活中，总是会有与自己的生活相类似的东西，由此便会产生比较，通过比较而重新认识到，自己当初所熟悉的场所和事物的独特之处。

　　我从小生活在杭州的西子湖畔，这个诗意盎然的城市，被称为人间天堂。人人都说西湖美，但久居其间，似乎也感觉不到什么美。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我热爱行走，近年来也有过几次短暂的远行，到过印度、土耳其、埃及、法国等地，奇怪的是，在这些全然陌生的场景里，我的家乡西湖，反而会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去年所出的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在异国他乡打出的腹稿。我觉得，这种现象如同一种深刻的感情，有时候，对熟悉的场所，你不惜采取离开的方式，只是想调整一下心情，目的只是想与它爱得更为持久。一个写作的人，无论走得多远，童年的记忆，母语的环境，都无法从个人经验中剥离，相反，会越来越感觉到它的珍贵和不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逃离或许就是抵达，是另一种方式的回家。

　　崔元植先生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讲述了门司港码头、下关港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我是一个女性，对政治问题不太敏感，通过崔先生的报告，我也大概地知道了中、日、韩三国除了在地理上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外，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门司盛产砚台，在历史上，门司砚台曾经作为国礼被送给朝鲜信使。尽管我没有查到门司砚台送给中国皇帝的记录，但我相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定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相信，在中国的宫廷里或者民间的书房里，一定能够找到门司砚台的踪影。

　　崔先生关于门司砚台的考证，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日、韩三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都使用同样的书写工具，都用同样的工具记录着历史、传承着文明。即便到了电脑时代的今天，在中、日、韩三国，依然还有着许多书法爱好者。我的家乡杭州有一个著名的西泠印社，以篆刻和书画闻名遐迩，社员也包括日本、韩国的篆刻书画界人士。这说明传统的笔墨纸砚，这流传数千年的文房四宝，依然被当今许多文人雅士所钟爱。

　　中国唐代诗人李贺有诗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这是描述中国最著名的端砚的石料采集和加工过程。砚台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每方砚台上，都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与密码。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史，可以说是笔墨纸砚的发展史。我想，用刀来采集石料加工砚台非常美好，但如果用刀来杀戮，就会非常可怕。

金仁淑:关于场所的想象力

　　在21世纪初期，我在中国生活了3年半，前两年是在大连，后一年半是在北京。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也不是为了找写作的素材去的，更不是因为想对中国有所了解而去的。我到现在也间或被读者或亲朋问及去中国生活的原因，每当这时，我都因找不出正确的答案而苦恼。要是回答不出什么特别的含义，会被认为我的回答没有诚意。可是，只有说出我的真实感觉，那样的回答才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好像是有必要暂时离开我曾生活过的故乡之缘故吧。我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这里有我所有的回忆，有我的家人与朋友，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成为我的归属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反思自己，挖掘自己，或后悔或反省，或计划或做梦，这一切都让我窒息。我想，这一切应该有点变化，而且希望尽可能是决定性的变化，而当时我已40岁，我所能轻易选择的就是离开我的国家，将我送到完全陌生的国度。

　　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从决定去中国到坐上飞往中国的航班，这前后不过是两个月的时间。在那两个月当中，我不停地翻阅网络，搜索有关中国的信息，但未能找到有用的信息。要说没有一点恐惧那是骗人的，但是相比恐惧，对陌生环境的期待之心更大。也就是说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陌生的语言……而更让我心里痒痒的是，我会在那里做些什么，跟什么人来往，会到什么地方去游玩，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等等。

　　为了解决无限期拉长的时间与签证问题，我去申请了一所学校。年方四十还上学，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开始。与15岁的同班同学一起解题，与五十多岁的大妈级朋友在课后一起去逛市场。邻居家的中国人曾来我家，帮我换掉高处的灯泡，或者是钉钉子。因无法用语言交流，我未能恰当地表达谢意，我只是傻笑，他也以笑呵之。

　　就这样，我以为这些“新鲜”会以完全崭新的想象力来填补我，可事与愿违。我更多的时间都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之中，这远远超过学习和接受新东西的时间。我不停地一次次回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但这些与相思或乡愁是两码事，不是想方设法要回到曾离开的故乡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执着，而是从那些执着中产生的距离感。好像也是记忆，只是记忆的方式不一样，就好像是我在外面窥视我自己一样，那分明是一种距离，但不是韩国与中国的距离，而是我与我本人之间的距离，从这一点来看，简直是完全陌生的。有时，我对那些记忆变得比较宽容，对某些伤痛也不再感到疼痛。

　　其实，我认为不管什么样的题材都能写，但写也不一定写完全新鲜的，而是把自己最熟悉的写成故事。完全掌握着我青春年代之痛，恋爱与离别，贫穷与欲望，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以最熟悉的记忆重回到我的脑海。即便如此，正在写作的我，远离了过去的年代，远离了发生过很多事情的空间，这恰恰又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去挖掘我心中的自己，而是从中窥视自己，展望自己。去填补或是遥远的距离，或是不到1毫米的距离而产生的空白，所有这一切将会交汇成新时代与新空间的想象力。

　　90年代中期，我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1年半。那时网络都不曾发达，所以通过侨民杂志，一周一次通过简讯得到我离开城市的消息。那时，韩国发生过很多可怕的事情，有数十年或数百年罕见的酷暑致人死亡，以及野蛮的暴力集团制造的连环杀人案。一周后我才准确地知晓这所有的事情。尽管我不满足于简讯所得到的消息，可是没有办法，只能忍着。

　　白种人的国度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那时的我凭借记忆生活着，但这也不同于乡愁，一吐为快。而更像是心灵的解放一样，那种痛快和被解放的感觉，我不再讨厌，也不再痛苦。但是一年后，当我重新回到韩国时，我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原有的位置。没有割掉的，也没有忘却的，更没有疗好的伤口。在澳大利亚停留过的一年半的记忆也不曾被记起。

　　但还留在记忆深处的是，有一天我去海边独坐的事儿，海鸥叨走我的三明治的事儿，即使排队去买渡轮票而不去挤公交车的事儿……这些像似无意义的记忆突然蹦出来，尽管坐在自家书桌前也让我瞬间感到来到完全陌生的世界一样。

　　每当转移新的阵地时，会经历新的一切，看到新的面貌，这确实能刺激我的想象力。在还没有认知的状态下，有些东西跑进记忆之中，有时，在意想不到的瞬间又突然跑出来。那些不仅是能看得见，听得着的，在言语之中也是如此。交流比较困难，只能用懵懵懂懂的语言表达简单意思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以前所写过的文章。那样长的文章与那么长的描写，对还没来得及接受完整的沟通起了多大的贡献呢？或者，我小说中的未能描写充分的人物以及不够传神的交流，会很合适吗？有没有别的方式呢？另外，反过来，我没有说明白的语言被翻译为别的语言时，他们怎么能听懂我没说明白的话呢？对于这样的疑问，我的答案是想象，为了理解而想象，为了想象而去努力。并且，那又是对我自身的提问、想象及理解的鞭挞。

崔元植:文学背后的文学

　　1.砚台与刀

　　我是仁川人，而北九州市是仁川的姊妹城市，托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福，使我能够来到这个城市，而且还是第一次，感谢“黄海之风”将我带到此地。

　　这个联合体城市在专家们心目中， 是以污染型城市成功蜕变为环境友好型城市而闻名，但对于韩国普通大众来说，还是有些陌生。与此相反，这个城市的卫星城之一——门司港，它的对面是下关港，我想大家对此都不会太陌生。众所周知，下关港作为连接日本内外的桥梁，有时也会变身为攻击朝鲜与中国的军事基地。统治下关港的毛利氏，是壬辰倭乱(1592～1598)时期，朝鲜侵略军的一员。结束清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的下关条约(1895)也象征着这个港口成为明治政府伸向朝鲜与中国的据点。下关从北边能够眺望关门海峡，这相当于濑户内海西边入口，地缘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其南边的门司却很安静。从这一点上看，随着德川幕府的出现，朝日关系出现难得和平的朝鲜“通信使”时代，随之与门司相关的小小插曲也就变得更加的饶有兴致。

　　信使从下关收到的礼物中最高级的东西就是砚台。朝鲜后期的信使们认为，作为下关特产砚台的石头源于文字城，而这文字城位于离宿舍不远的山头。金世濂(1636年作为通信副使出访日本)与成大中(1763年作为书记官出访日本)说文字城位于赤间关(下关的另一名)的对面，这样看来，说的就是中间隔着关门海峡，也就是与下关面对面的北九州的门司。1) 

　　文人统治的朝鲜历史中，砚台是哲人政治的象征。之所以将那石头的原产地——“文字城”另行记载，是因为对砚台有一种敏锐感。那么，拥有这么奇特名字的‘文字城’，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文字”的日语发音是“moji”，与门司港的“门司”是同音。如此说来，“文字祖”就是今天的“门司港”这一推测并不矛盾。北九州特产砚台就是用门司的石头做成的，这个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正如在北九州市召开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一样，也却非偶然。

　　但是，门司在军国主义的历史中也不是什么安宁之地，它时而充当侵略的桥头堡。最近，在韩国挖掘的日本军步兵第14连队的《阵中日志》(1907～1909)就是很好的例证，以解散大韩帝国军队与讨伐义兵为主要任务的第14连队，于1907年7月25日下午6点向釜山进军的出发地就是门司港。

　　向朝鲜信使赠送最高级别礼物-砚台的文字与对大韩帝国的殖民地化起着决定作用的第14连队的门司，我们应该对这两个相抗衡的记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记忆就是和解的开端。如果是不好的记忆，哪怕最初的时候引发痛苦，最终也会成为“释怀”的黄金契机。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从真正意义上与“用刀将砚台砍成两半”的那个年代的东亚决别，我们文人们能做点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北九州市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中，韩中日文人共同思考的最大的课题，为了继承砚台的传统而促进环黄海经济圈的发展。

　　2. 民族文学的路线

　　韩中日三国的近代文学在有意无意中都对各自的民族文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不是中式共同文学的汉文学，而是根据各国的实情用日文、中文和韩文创造出的民族文学是近代的核心事业，但如果不能超越民族文学而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前景相接轨的话，连守住其本身也很困难，这是常识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在西欧的冲击面前，只有三国合力，才能防止共灭的东亚连带论是非常好的端倪。然日本却转身脱亚入欧，朝鲜沦为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竟而丧失了民族文学的大好发展前景，三国文学被关进了一国主义的文学线路。

　　1917年，苏联革命以后，新崛起的革命文学对这一区域政治影响力激起了强大的火花，各国文学再一次迎来了超越一国主义的发展机会，但好景不长，第二次机会也相继告吹了。随着柏林城墙推倒(1989)，人们更加清楚，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继资本主义以后未能率领人类达到既定的计划，这使得抱着解散各国民族文学，而收编为大日本文学的国民文学向东亚地区的渗透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那活力不久之后就受到了危局的强烈打击。因此，革命文学运动以后，各国燃起了民族文学的热潮。

　　当然，在中国，以解放区为中心，革命文学如火如涂地进行着，这是燃起中国革命成功的宝贵火花，但它在日本与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双重包围下只能更加保守。而在日本，标榜着“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虚伪口号，将日本文学朝帝国主义方向扩张，经受日本帝国主义末期的影响，战后三国文学的隔离也就理所当然了。以朝鲜半岛分裂为警戒线，冷战体制以所谓发动6.25战争(1950-1953)为诱饵，向全世界挺进，东亚三国(事实上是四国，含北朝鲜)的隔离变得更加严重。三国文学自发走进了自己挖掘的监狱，而且被他人囚禁着。

　　随着后冷战时期的到来，三国文学迈入了新的征程。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曾一度对立的韩国与中国，终于在1992年建交。在韩国，因5.16军事政变而长时间中断的“文民政府”(金泳三政府自称为“文民政府”)通过选举重新诞生(1993)了，这使得三国之间的相互交流迎来了新的局面。吹向东北亚的“去疆界化”之风终于叩响了超越民族文学的第三次机会。可是，这个机会意外地变成另一种危机。从社会开始吹来一阵风，流行起文学危机之病毒，这个危机比较特别。众所周知，在那段期间围绕着文学的对立面是政治，文学与既存的权力不和，是因为超越了它的界限。与此相比，社会之风将第一线的战斗力一点一点地消磨掉。在斗争中更加光彩绚烂的文学之威信，一旦丧失斗争的对象，逐渐失去了色彩。疾驰在高度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日本，最先遭受病毒感染。1990年初，被激化的纯文学消灭论就是其前兆。3) 病毒穿越海峡，在韩国登陆。柄谷行人的评论集《近代文学的终言》，在2006年前后被翻译过来，当时在韩国掀起了一阵终言论的骚乱，凭借柄谷行人催生了韩国文学的后社会化，这实际上是一种解释论。4)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政治化色彩浓重的韩国文学能够摆脱政治化，在21世纪初异常明显。以6月抗争为转折点，考虑到民主化路线定向这一点，这个变化很有趣。透过民主化的后门悄悄地闯进来的社会“神像”，不知不觉间换掉了文学的“肖像”。文学的地位迅速边缘化，更让人惊讶的是社会主义中国。2005年6月，“纯文学”争论5)的爆发稍微带有煽动情绪，事实上，考虑到市场经济所占的局面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很难说这与日本、韩国所经历的危机有所不同。“对作家长时间压迫，使中国文学的严肃主义偏离了原有的轨道”6)从这一点上看，三国文学罕见地同病相怜。

　　轻易越过国境与体制，将各个领域孤立的三国文学，在用同一种疾病绑在一起的社会神像前，我们“分分合合”后，所要走的路又在哪里？在“帝国没收叙事”7)的说书时代，考虑到呐喊叙事的回归，一不小心极易向帝国或社会投降，这种奇异的状况，我们的对策是不简单的。当然，没有必要被“说书时代”的喜好所左右。尽管为解读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但与所有的口号一样，无法避免一定程度的夸张。尤其是，对欧美的态度上存在着同时性与非同时性的东亚更是如此，危机论也是一样。现今，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认为好像是天塌了一样，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对于新状况只一味适应才是正确的对策，这一情况也很难说。聊史诗的瞬间，为了从“说书时代”自动被包容的困境中逃离，不论是从熟悉的史诗，还是从既存的后史诗(反史诗，新史诗)中逃离，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来看，最近韩国的年轻文学，特别是将致力于语言实验的一群年轻诗人，白乐晴把他们指责成“坐在山寺禅房勇猛前进的禅僧”8)，可以说是正中下怀。但也不是说，正经历民族文学之疲劳期、犀利的过渡期的东亚三国之真正文学，被贵族式的关起而孤立起来，也许三国文人像这样的定期会面交流，达成共识，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取之处。

　　3. 所谓东亚的文本(或共同体或联盟)

　　我们三国文人继上一次首尔大会以后，在这个城市是属于第二次会面了。但是说到韩中日三国时，我的心很不舒服。朝鲜半岛自1948年以后，实事上是存在大韩民国(韩国)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其实，我也偶尔想忘记北边，不，也经常忘得干干净净。我本人正是在朝鲜半岛分裂以后，在南边出生而完全没有经历过北边，被北边完全封闭的“分裂的孩子”。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沉浸在韩国历代反共政权所宣扬的洪流之中，而那印象像是鬼怪。恰恰相反，在民主主义的进程中长大的我，民族统一的梦更加强烈而迫切。但是，“东欧革命”以后，那个梦又变回相对减弱的状态。统一史诗是父亲的史诗，或是超我的史诗，并非通过灵魂而刻在“自我”的史诗。现在，在韩国热烈呼吁“统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比起“统一”，更喜欢“和平”一样，对统一的重新定义以更加多元化形式来实践着。比如说，将南北国家联盟不是作为统一的中间阶段，而是作为最终阶段也并非不好，这样的“凉森森”的统一论抬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9)

　　尽管这样，东亚之间会面交流时，常将北朝鲜排除在外，而韩国做出代表朝鲜半岛的样子，这样一方面也带来不便。在彻头彻尾的锁国中，民族文学的疲惫现象尤其严重，所以，有必要与外界交流的最大的文学就是北朝鲜。因此，我更加焦急。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给予缺席的那一方，哪怕是仅有的一次关注也好。考虑到北朝鲜的未来方向，无论是对朝鲜半岛，还是对东亚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文人应该克服对北朝鲜的缺席，以想象的方式给予优先留置权，那么这是件无尚的好事。如果，“统一越南”的参与对东盟(ASEAN)的巡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北朝鲜文学的参与，想必对东亚文本的完整构成，意外所做的贡献会不小。

　　我们以文学的名字相逢，文学很难超越国境，国语本身就有庞大的进入壁垒——民族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文人决心超越方言的界线，在民族文学封锁线路与猖獗的社会神像前，需要重新审视文学这个视角，三国之间才能达成共识。

　　在各自的既存条件中，与神像苦斗而汲取的语言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是将各国民族文学改造成真实可信的工作，同时，也是为实践移交价值的后民族文学修路。展望超越民族文学的分工协作，我也不是坚持说必须非要在东亚形成。很早以前，歌德(174-1832)就在他所提倡的世界文学思想上已表明这一点，事实上其它地区已在很早之前已开展起这种合作了，从这一点来看，东亚文学论坛的发起决不能说是早的。

　　与地理上相邻，文化上却疏远的过去不同，三国之间的交流已深深进入到生活体系当中，三国文学几乎同时感染了类似的疾病，也许这就是一种证明。我们有必要把生活世界的变化，作为其它东亚出现的范本，将智力分工协作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筹备本次会议的日本委员会，提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面向21世界文学之海！怎样抒写当今东亚”。我期待，用个人方言将“自我存在”翻译为东亚文本的分工协作过程中，富有新意的东亚共同语文学之萌芽能够完整而无缺憾。不要去哀悼民族文学时期衰退的影响力，也不要骄傲于创造少数者时期对贵族的孤立，现在正是检验迎接新情况的“文学背后的文学”的时刻。总而言之，希望召开第二届东亚论坛的北九州市，在读者的众望所归中被记为一味固守成熟的新文学与新语言的场所。

　　谢谢！

　　1)朝鲜通信史文化社业会编，《追随朝鲜通信使所走过的路》。首尔：图书出版韩鬱(Hanul Publishing Group)

　　2) 本日志于2009年8月11日被其收藏的博物馆公开，于2010年2月27日被韩国广播公司(KBS)的“历史大让利”的节目中详细介绍过。

　　3) 围绕着笠井潔的评论 “而且，“纯文学”已消灭”(1993)的争论就是这个。其背景就是村上春樹与吉本等成为畅销书作家之后，伴随着时代小说或推理小说为首的大众文学水平渐长，而出现的指导日本文学的急剧性的变化。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学”概念’, 東京： 作品社， 1998, 第8~9页

　　4) 崔元植， “近代文学的终言，或新版解释论”，‘韩同胞’, 2007.10.27.

　　5) 以下内容参考如下：. 李政勳， “反问‘文學’”，‘中國現代文學’, 37期(2006)， 第2~16页。

　　6) 白池雲， “在中国文学中出没的“过去史”的幽灵”， 崔元植编， ‘东亚的今天与明天’, 《论衡》， 2009,第 129页。

　　7) 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 ‘说故事’, 柳恩英 译， 现实文化， 2010, 第34页。

　　8) 白乐晴， “现代诗与近代性及大众的生存”， ‘创作与批评’, 2009年 冬季号， 第21页。

林哲佑:空间，已然失去想象力的世界

　　长久以来，对于文学而言，自然、故乡、家这样的词语听起来既亲切，又熟悉，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密切相关，它们既决定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又决定一个集体的社会与文化的绝对必要条件，它们是人类情绪与灵感的源泉，又是人类心灵的港湾，具有永恒的价值。

　　但是对于21世纪的人类而言，它们再也不能赋予过去的意境，自然就不再是生存所必须的中心环境，而那个位置已经被机械文明所创造的“人工自然”所占据着。对于像首尔(占国家一半以上人口)那样的巨型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文明就是自然环境。被人类的左右脑与科学力量所左右、所变迁的城市环境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自然环境。在城市外围存在的自然环境也是如此。唯经济、效率、黄金价值是图的政治家与都市人而言，那些自然环境只当作为城市而存在的“生产工厂”或“开发对象”而已。

　　“故乡”业已成为几乎失去意义的词语。构成一个地区的文化与性质各异的空间地域特性、风俗民情、语言和氛围等被飞速地瓦解，许多地区的土著固有文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我们正目睹着急剧变化的世界同化浪潮，而数千年人类所传承下来的形式多样的生命体被枯竭，所有的东西被单一化、标准化，这一场景无不惊人。

　　以世界趋向大同而进行的全球性的经济至上主义，将人类推向无法辨清方向、不断追逐利润与生存空间的深渊。任何人也无法从那可怕的重力中得到自由，任何地区、任何空间也无法从它的触角中逃脱出来。贫穷国家的数千万工人为了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背井离乡，像流浪汉一样成群结队地游荡在地球村。国家与民族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整齐划一的消费文化与苛政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向全世界扩散。

　　以网络为首的尖端信息通讯的威力，在短短的几秒之内迅速传播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事件。只要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网址，瞬间，位于首尔的我的笔记本电脑画面上，就出现远在江原道深山中的卫星照片---我的工作室的屋檐与庭院中的花草。这是一个想捍卫个人隐私的努力也无法得到保护的世界。可这又能怎样呢？这个十分腻歪的不吉利的已发生质变的环境，已然成为我们任何人也无法拒绝的绝对条件。

松浦理英子:描写抽象的地方

　　在我的小说中，大部分都是描写小范围的空间中的浓密的人际关系。即使有关于周围的城市或地区的描写，最生动的部分还是狭窄的小空间。可以说我的小说中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匿名的、抽象的密室，是耗尽人际关系和人的情感的实验室。

　　那里不具备象威廉·福克纳的南部似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没有象中上健次的纪州似的历史性和神话性。当然，我的小说中的“地方”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和社会的，但是决不具有凝聚了历史和社会的“污水”似的杂乱的丰富。

　　当然，可以投影历史或社会的广范围的“地方”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不在于分析哪一个好，而是在于理解有描写广范围的“地方”的小说和描写小范围的“地方”的小说。

　　我一直没有在小说中描写广范围的“地方”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沿着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去创作时已经竭尽了全力。并且我还没有找到具有刺激性的，或者是符合我的小说的历史性丰富的“地方”。

　　也许，我这个人很难对特定的空间或人的集体抱有归属的感觉。在把特定的土地作为小说的舞台时，必须描绘生存在那里的人们的场。但是，那样的话会限制我的小说中的孤独的、非主流的登场人物，甚至会限制我的整个小说。这是我决对不能容忍的。

　　作为日本人，我是在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下形成了自我。同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也总是对我的作品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我描绘着“日本”这一地方。

　　下面我想具体举例介绍一下像我这样的作家是如何在作品中描写当地的地势的。

　　最近我有一部名为《犬身》的作品，是描写了人可以化形为狗，并且不会失去在是人的时候的记忆和意识的幻想小说。主人公特别喜欢狗，一直渴望着能变成狗。日本虽然有犬神传说，但我没有把舞台设在流传犬神传说的地区。因为我要描绘的“犬”和犬神传说是毫无关系的。

　　《犬身》的舞台大致和静岗县的西部相似，是虚构的城市。为了让读者可以接受在虚构的城市中发生的人变成狗的现象，我在作品中还创造了虚构的传说。

　　在那个虚构的城市中有一条河。主人公不管是在还是人的时候，还是在变成了狗以后都常常顺着这条河来来往往。河畔对于主人公来说是重要的活动据点，同时还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

　　一般来说，河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境界线。在现实的世界和文学作品的世界中都认为“河的对岸是异乡。我认为，传说和近代文学作品是靠描写异乡=异界来支撑观点和加强共同体的基础。在这样的传统文学中，主人公要到达异乡=异界的话就必须渡河。当然有些作品也有不是以河为境界线的时候，但也一定会有关于越境的叙述。

　　可是，孤独的非主流的、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犬身》的主人公是找不到异乡=异界的。因为自己就是异乡=异界。因此，主人公不是渡河=境界，而是一味的往返在河畔=境界线上。

　　详细的来说，主人公有时也渡河，但不是去访问异乡=异界，而是去访问自己不可能归属的共同体。在那里会遇到隐藏在表面上看来井井有条的共同体深处的丑恶的部分。而那绝对不是异乡=异界。

青来有一:关于“天主教信徒殉教”

　　位于长崎市北部的浦上地区是有着天主教信徒殉教的历史的地区，同时也是被原子弹轰炸中心地。我们一家从我刚上小学的时候(1965年)开始在这个地方生活。，

　　1867年，浦上的发了最后一次镇压天主教信徒的事件，3400余人被发配到了各地，历史上称为“浦上四番崩”，被原子弹造成的毁灭也已经过了20年。。

　　当时我还小，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在日常生活中，我渐渐的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事件的发生现场。

　　我刚进小学时的教室是被原子弹炸坏过的。虽然听老师说过这是被炸坏过的校舍，但因为已经被修好了，所以没有什么感觉。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楼梯的平台上玩球玩得入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在学校牺牲的老师和孩子们，感到害怕起来赶紧逃回了家。

　　另外，当我知道自己的周围有天主教信徒的时候，感到特别吃惊。有一天，我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一个男孩自豪的说“我是约瑟夫”，另一个女孩说“我是玛丽亚”。我家是信佛教的，当然不知道天主教的洗礼名的事。

　　浦上天主教堂离家里很近，我看着里面的在彩色玻璃的蓝色和红色的光芒下的十字架的基督像，觉得名为约瑟夫或玛丽亚的人们的做祷告的地这个方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人们对“原子弹”和“天主教信徒殉教”的这两件事件的记忆也慢慢的传到了孩子们耳朵里。在公共浴场看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满是斑痕的皮肤，小学的堤坝的防空洞的痕迹。8月9日，追悼典礼的默祷的时候我偷偷的看看了天空。特别是关于原子弹的话题我知道很多。因为我的父母就是受害者。

　　“天主教信徒殉教”的痕迹并不明显，因此我也不太关心这个事件。有一天，一直卧床不起的祖母忽然说起在岛原的田里挖到过黄金的十字架。岛原是天主教信徒为中心的农民武装起义“岛原之乱”(1637)的舞台。我的外祖父母是在岛原出生的。

　　家人都对祖母提到的黄金十字架感到很紧张，仔细一问，原来是傍晚时做的梦，成了一个笑话。长久以来，祖母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岛原之乱以后，岛原天主教信徒们都渐渐的没有了，祖母也和天主教无缘。可是，为什么祖母的心底里埋藏着黄金的十字架呢。

　　十几年后，我已年过三十岁。当时我作为事务工作人员参与挖掘调查埋在土里的文化财产工作。挖掘现场在市中心的一角。看到摆在面包集装箱里的出文物时我非常吃惊。在沾满泥土的破瓦片上清清楚楚的刻有十字架，这种瓦片被称为“花十字纹瓦”

　　长崎曾经被捐赠耶稣会八年(1580——1588)。在我们的脚下一定埋藏了无数的被破坏了的十字架的碎片。我的想象力和祖母的黄金十字架的梦重叠在一起而得以扩大。现在，在这个地方生存的我们正是丢掉了古老信仰的人间的后裔。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名为〈杰罗尼莫的十字架〉的小说，这是我最初的作品。作品的开端是一个一天到晚沉浸在妄想中的男人，在祖先的墓地里挖出了生锈的十字架。洗礼名为杰罗尼莫的这个男人总是在责备自己的家族们把对神的信仰丢了。他与家族们的纠纷，对“天主教信徒殉教”，原子弹的轰炸的记忆 。……都以主人公=那个男人的外甥“我”的视线来描写。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失去声音的“我”感慨万千的说，“在侧耳倾听时候，渐渐的会感觉到整个大地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过去的余音中发抖的巨大空洞”。

　　有时我会想，这个地方实际上什么没有。被称为长崎的这个地方是“在过去的余音中发抖的巨大的空洞”。“地方的想象力”这一主题恰恰就是伫立在巨大的空洞里侧耳倾听。

卢文丽：柳浪闻莺

　　风太轻了

　　梦一般捉不住

　　左拂一下右拂一下

　　一千年前的柳丝

　　也是这般撩人吗

　　雨太柔了

　　云一般飘忽着

　　左飘一阵右飘一阵

　　一千年前的柳丝

　　也是这般缠绵吗

　　绿太浓了

　　雾一般洇开来

　　左添一笔右添一笔

　　一千年前的柳丝

　　也是这般翠亮吗

　　青青柳丝长

　　谁将它描在心

　　便是一幅杨柳青

　　谁将它谱上曲

　　便是一段惜别离

　　青青柳丝长

　　拂过清波门的笛

　　拂过涌金门的舟

　　拂过净慈寺的钟

　　去赶桃花的汛期

　　而夜莺

　　便是柳丝上冒出的芽于云水光中激起浅浅的吻 

　　羁旅的人

　　无论走得多远

　　总被一根柳丝

　　绊住了梦

　　总被一声莺啼

　　勾去了魂

樱花烂漫终有时

　　这是位于日本北九州的一个公园。

　　放眼望去，此地山清，水秀，天蓝，林茂。矮而常绿的山、满目葱茏的绿，湖中静谧的岛，湖水中央，还有个微缩版的小瀛洲，于清澈阳光下，荡起一层层令人浮想连翩的涟漪。这些鲜明而熟悉的视觉符号，让我恍若置身于西子湖畔。

　　难怪，我们此行的向导、坐在前排驾驶室的师村先生，指着窗外飞逝的美景，频频回首提示：西湖！西湖！

　　顺着师村的指引，紧接着我们来到一尊半身雕像前。冬日阳光和煦、温暖，散发着令人沉醉的气息。中国清末大家、西冷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身着中式立领，伫立在日本海边，静静眺望着明山秀水。

　　这不期而遇的景致，让我心生感慨，感慨于一份一衣带水的友谊。

　　今年六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日本的请柬，寄信人是师村妙石。收信地址是国货路四号报社旧址。我记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杭州日报》当文化记者时，在西泠印社采访过一个篆刻展，我的采访对象便是西泠印社名誉会员、日本知名篆刻家师村妙石先生。

　　十六年后，我从请柬中得知，师村的创新篆刻作品展2010年5月至10月期间，在世博会日本馆展出。因为怕挤，我没有去上海看世博会。便回了一信，告知他年底可能会到北九州开会，届时或可一见。

　　今年十二月初，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参加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紧张的会议间隙，我在门司港饭店大堂见到了这位老朋友。师村先生的头发已经花白，笑容依然如十六年前那般憨厚。他让小儿子驱车，带着我与同伴前往若松区。参观好吴昌硕雕塑和为纪念大连市和北九州市结为友好城市而建的大北亭，又马不停蹄地带我们到家里玩。

　　进门悬挂的条幅，是沙孟海先生为师村书写的。他在堂前上了一柱香，双目微闭，我们方知师村四年前痛失长子。其长子酷爱中国文化，曾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中医大学进修，独自骑自行车开展中国之旅。师村用袅袅的青烟、清越的钟磬告诉儿子：家里来中国客人了。

　　师村美丽的夫人和女儿为我们端上咖啡和茶点。在书房一坐下，他就勤奋地与我们笔谈。他在纸上，飞快写下“1994 梦西湖 报道记事”这些字样。隔了十六年，这位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与我认识的时间和事件。我看到他的书柜内，是满满当当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墙上触目皆是中国字画。我还发现一幅吴昌硕的作品，师村说，那是他临摹的。

　　1972年，师村妙石参加日本青年代表团访华，第一次来到中国，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此后，他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和文化交流，2008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白玉兰纪念奖”。他在中国举办过120余次个人书法篆刻展。这个记录，不用说外国人，便是中国艺术家搞过百次个展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了。

　　师村先生的创新篆刻是在中国传统篆刻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并融合现代西方绘画技法形成匠心独运的创作。他将作品影印放大，再施以颜色，辅以装饰，风格独特，雅俗共赏。

　　我感佩于这些年来师村对篆刻艺术的执著和他浓郁的中国情结：

　　2008年，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三十周年，祝福北京奥运会，他捐赠了“同一个梦想”篆刻系列作品，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创新篆刻回报；为缅怀汶川地震死难者，他通过大使馆向灾区捐赠20万日币；

　　2010年，他为上海世博会做了创新篆刻回报展，用代表古代日本的颜色：红、蓝、黑三联篆刻作品，来表现“心之和、技之和、联结”这个2010上海世博日本馆的主题。他的两件大型石材篆刻作品，也矗立在上海花园饭店门前；

　　2010年9月，他在上海松江程十发纪念馆举办回报展，捐赠了珍藏的明代大家朱舜水的书法作品和程十发晚年的书法对子；在陆家嘴的吴昌硕纪念馆，举办了《大师与画童——中日友好创新篆刻绘画展》。

　　师村告诉我，2011年7月到9月，他将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办“师古妙创”回报展。他说 “回报”之意，是指他要回报中国文化对他的哺育，回报近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他的关爱。我说，我一定会来看的。师村转赠我一本原杭州市文化局局长胡效琦先生的文论集，出于礼节我亦带回了杭州。

　　如果说日本文化是菊花与刀的文化，那么，当师村手中的篆刻刻刀，在石头上驰骋之际，其魅力应该神似菊花般飒爽、霜茫之美。从师村的作品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是一位用篆刻表达思考的哲人。

　　与师村家人告别，门口一棵金色的枫树灼灼若焰。师村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一刻他宛如一方静默的石章，质朴、单纯，魅力无声。我的耳畔回响着这位可爱的日本老人，指着车窗外一溜溜冬天光秃秃的樱花树，用生硬的中文对我们连声呼唤：“樱花烂漫！樱花烂漫！”

　　《樱花烂漫》也是师村创新篆刻回报展中的一幅作品。是的，人生苦旅，即便寒冬肃杀，只要憧憬春天来临时，那一树树刹那盛放的灿烂与娇艳，所有的风霜和苦痛或许亦成了一道独特的人间风景。沉浸于篆刻这一红白双色艺术的师村先生，终将迎来一种更加丰富的多彩艺术，从而获得他的大解脱和大自在。

　　一衣带水金石缘，方寸之间寄深情。师村先生，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