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袁心冉内衣:谢振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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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谢振华
谢振华 开国将军。1916年生，江西省崇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退居二线后生活简况：谢振华老将军在离开工作岗位退居二线后，前几年主要是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近几年本着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精神，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任《祖国万岁》、《长征·世纪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参加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及征文等。同时应有关单位邀请参加了在中国革命斗争各个时期他们编辑的党史、军史的审查工作，如红三军团的军史编委、《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顾问和编写有关军、师的军史及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的史料审查提供参考。
每日还要阅读五份以上报刊及系统阅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关著作和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及参加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支部、小组活动。还经常为社会团体的党史提供史料、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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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华回忆文革山西---摘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西省夺权之初的头头就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造反总指挥杨成效，整死了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关押了原省委领导十余人。陈永贵成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
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浮躁声中，中央军委对全军许多部队实施换防。
像全军其他部队一样，谢振华军长率六十九军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任务。六十九军从河北省保定市移驻山西省太原市。到了春夏之交的五月底，全军各部队又增加了两项任务，即“军管、军训”。
于是，人民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执行的“三支两军”任务正式启动，其核心是支左，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谢振华将军在199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是以客观、公正和冷静的态度率部进驻山西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作为山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我奉命统一组织指挥山西省军区和驻晋的六十九军、二十八军、六十三军及空八军、北京军区高炮六十一师、坦克七师等部队的‘支左’任务。由于各\'支左\'部队协同合作，步调一致，使山西的武斗被初步得到了制止，两大对立组织也开始向联合的方向靠拢。”
山西“两大对立组织”，也可以叫做“两大派”，是指由刘格平指挥的“红”字派和由张日清率领的“联”字派。对立的两大派中，还有两个闻名遐迩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和李顺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跳出来夺权的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当时，他们联合在一起，为迎合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搞的“一月风暴”，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以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杨成效为总指挥，立即夺了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整死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关押了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谦及有关的省委领导。1月31日凌晨4时，杨成效又指使一伙人荷枪实弹，用警车将王谦等押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当天上午，又将他们押解到五一广场进行批斗。杨成效当场宣称：“撤销卫(恒)、王(谦)、王(大任)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旋即，王谦等被非法投入监狱。以后又陆续被非法关押到监狱的有30余人。
耐人寻味的是，山西省在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落后于其他省份的，而“文革”造反却动作迅猛，打响了全国夺权的第二枪，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份，并与上海形成南北呼应之势。究其原因，是刘格平在老上级康生那里得到了“真经”。解放战争时期，康生任山东军区政委时，刘格平是其下属的渤海军区副政委。两人均以整人为嗜好，臭味相投，关系不断。此时，大奸似忠的康生正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要找一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于是，便想到了刘格平。他对刘说，毛主席完全支持上海的造反行动，希望全国都积极响应。刘格平心领神会，连夜从北京赶回太原实施造反行动。这个既是老干部出身，又是当权副省长的人，自己跳将出来，造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反，又夺了省委和政府的权，可见其权力欲极强。
刘格平和张日清联合夺权后的第13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予以肯定。而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13位常委中，只有张日清一人支持刘格平夺权，其他12人均反对参与刘格平的夺权。
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对省、地、县各级党委不满的陈永贵，看到时机来了，也赶紧拉拢一伙人夺了中共昔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权，成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山西日报》还在头版登出文章《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进行宣传。陈永贵很快也进入由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的山西省核心领导小组。不久，又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样，陈永贵由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火速跃升为一名省级干部。
残暴的杨成效也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他恶习不改，又带领打手几次到看守所毒打被关押的原省委领导。杨成效在毒打赵力之、卫逢祺时还骂道：“你小子懂不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夺了权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最终成为对立的两大派。作为一名野战军的军长，谢振华对河北、山西乃至全国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并表现出惊疑和不理解。迫不及待的刘格平、陈永贵自己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夺了权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并越积越深，以致成为对立的两大派。从此，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总站派”与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兵团派”开始了明火执仗的争斗，都把“模范”、“红旗”等革命的标签往自己脸上贴，并由贴大字报争吵的“文斗”上升到动用棍棒的“武斗”。一时间，山西省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大多数干部不是被这派抓，就是被对立一派抓，有的是被轮流抢去批斗。工矿企业基本停工停产，如大同、阳泉两大煤矿和中条山有色金属矿等厂矿变成了武斗的战场；许多农民被每人每天发1至2元补助费的条件所诱惑，也拿着棍棒进城参加武斗。这样，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均受到严重影响。而各种武斗队却在山西“蓬勃发展”，三晋大地到处打杀声震天，人民不得安宁，学生无法上学，形势极为混乱。
作为一名野战军的军长，国家政权的捍卫者，谢振华对河北、山西乃至全国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并表现出惊疑和不理解。他常常暗自问自己，为什么党中央要发动群众夺取自己的各级领导权？为什么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如彭德怀、贺龙、陈毅、谭震林等都受到残酷迫害？他从感情到理智上都不能接受。还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出现，他也是想不通的。罗瑞卿、杨尚昆都曾经是他的直接上级，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忠心耿耿，本身也是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怎么还要夺权呢？还有他驻防的河北和山西两省，通过与当地负责人接触，没有看出这些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呀？在抗击洪水和地震灾害的斗争中，他们和解放军一样表现积极、勇敢，为什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谢振华经常辗转反侧，反复思考。但作为一名受党几十年教育的老党员，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碍于党的纪律，在公开场合只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并表现出军人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去完成一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任务。不过，善于思考的谢振华，并不是盲目地、教条地执行任务，譬如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决定，他就是用取消极执行甚至抵制不办的办法来对付。
然而，武汉又发生了“七·二0”事件，“打倒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等煽动性的派性斗争口号传遍全国，到处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尝到了“造反”甜头的山西省刘格平、陈永贵等人，也在7月下旬跑到北京，谋求康生等的支持。康生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正求之不得，于是，立即召开了山西两派群众组织头头会议。他们明确把刘格平为首的“总站派”说成是：“革命左派”，而把张日清支持的“兵团派”说成是“保皇派”。其险恶用心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予头指向军队，造成两派组织严重对立，掀起更大规模的武斗。
刘格平、陈永贵再次得到康生传授的“真经”后，又马上赶回太原召开了“声讨以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日清等人为首的军内走资派罪行”大会。并由刘格平传达一段经中央“文革”授意的所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要跟六十九军的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没有参加北京会议的谢振华对此将信将疑。他认为，毛主席对部队的指示应由中央军委传达，怎会由地方上的刘格平来传达呢?而且是由刘格平来传达支持他本人的“最高指示”呢？不排除刘格平假传“最高指示”的可能，所以，他并没有认真理会刘格平说的情况，对各自都说自己是“左”派的两大派，仍不表态，不介入。
而迫不及待的刘格平、陈永贵则自己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这一下，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直至军分区、县武装部的领导，无一幸免，均遭揪斗。他们甚至冲击六十九军军部，造成了10多个连队的枪支弹药和军需仓库的被装等被抢，干部战士被打伤数百人。其主要原因是派性头头们对谢振华的不明确表态支持他们表示不满。更令人气愤的是武斗形式也由开始的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慨。他觉得山西就像个活火山口或者溃疡面，本来辛辛苦苦把两派往联合的方向靠拢，但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岩浆就开始喷发，溃疡面又溃烂。在此混乱时刻，他必须克制自己，不能火上烧油。
劳动模范出身的陈永贵竟如此热衷于派性斗争。周恩来总理电令谢振华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陈永贵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陈永贵千恩万谢解救他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及其所率部队，一再说明解放军是他的救命恩人
谢振华怎么也想不通，身为劳动模范的陈永贵竟如此热衷于派性斗争。
1967年8月4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6日，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赶到平遥古城，本应解决两派斗争问题，促进两大派的联合，他却坐在属于“总站派”的“联络站派”那边，激起了属于“兵团派”的“总司派”的不满。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当时，陈永贵声明支持“联络站派”。他在大喇叭里喊：“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围在平遥一中四周的“总司派”的群众被火上浇油，认为陈永贵不是来制止武斗，而是在挑动武斗。于是，怒骂陈永贵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要拉出来杀掉。”陈永贵或许是派性发作，居然不管不顾地高喊：“你们来吧，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了我一人，还有后来人。”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3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深思熟虑的周恩来认为，陈永贵是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劳动模范，又是大寨的带头人，尽管他有派性，但我们还是要营救他。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立即照办。于是，他迅速命令驻祁县的三一九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50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率1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300里外的平遥解救陈永贵。
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带任何武器徒手坐在另外3辆卡车上，准备进城救陈永贵。接着，又派代表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争端。
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
后来，长篇纪实文学《“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描述道：“徒手连的战士站在3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城门洞里开了进去。我们同行的另一位记者范银怀也穿上军装混在解放军战士中间进了城。过了一会儿，这3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开出城来。他们仍是手摇语录，高呼口号，虽未带枪，但气势壮观。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当时，城门上还站着许多‘总司派’的人，但有周总理的指示，又有这么多解放军，他们没敢动手。”
谢振华没费一枪一弹，便把处于绝望之中的陈永贵解救了出来，既让两派群众十分佩服，更使陈永贵感激涕零。他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谢振华虽然对陈永贵支持一派挑动武斗的做法不赞同，但出于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还是真心实意解救了他。
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
在谢振华一行赶到平遥之前，刘格平已命令太原“总站派”头头杨成效带万余武斗人员把平遥的“总司派”痛砸一阵，统统赶出了城，并占领平遥。从此以后，平遥就成为陈永贵这一派的据点。
杨成效一伙人，在平遥大干一场，返回太原路过太谷时，又兽性大发，把太谷农学院砸了个稀巴烂。杨成效还奸污了一名女大学生，尔后又将其推到楼下摔死。
谢振华闻悉，对刘格平说，有些派性头头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解放军决不支持打、砸、抢、抄、抓行为。
8月12日，被谢振华救出来的陈永贵，也成了一个不怕死的“英雄”。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的“英雄凯旋”，同时，声讨张日清的“总司派”，并借此向山西造反派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等确认的造反派，称他们是真正的“左”派，而对立派则是保守派。陈永贵穿着解放军救他时给的军装，站在刘格平为他安排好的敞篷车上检阅众多拥护者。陈永贵慷慨激昂声讨了“总司派”，还千恩万谢解救他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及其所率部队，一再说明解放军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时，有人讽刺曰：这是山西的宫廷政变
据山西省有关资料记载：
9月11日至17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实则为批斗会。刘格平、陈永贵等一干人马坐在主席台上，将原山西省委领导，原晋中地委领导，原昔阳县委领导都拉到台下集中批斗。
在昔阳县，这些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数万群众面前受尽凌辱，如扭胳膊，按脑袋，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铁牌子，挨拳打脚踢。有的被踢成重伤后致死，有的胳膊被拧脱臼，有的被斗得尿了裤。
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对这种昧着良心的武斗不管不问，并任其恶劣发展下去。他认为这样才是表示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
陈永贵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报告歪曲事实，编造假话，大讲大寨如何同走资派斗争。陈永贵还踌躇满志地说：要通过昔阳的夺权，震动晋中，震动山西，震动全国。就这样，昔阳县成为山西省在“文革”中开武斗之先的地方。
谢振华总是保护“走资派”的人身安全，而陈永贵则认为肉体的摧残可以触及“走资派”的灵魂。这或许就是谢振华与陈永贵在良心和道义上的分野。
“晋中野战军”的恶行。谢振华为制止派性斗争而不懈努力。中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颇为滑稽的是，陈永贵等把自己的造反组织竟然封为“晋中野战军”，又叫“晋中一把火”，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代号叫“六十八军”。亦或是热爱解放军？想得到六十九军的支持？与六十九军平起平坐？还是后来的一种更为荒唐的说法，用冒牌的六十八军排在真正的六十九军之上，要压过六十九军。不管怎么说，谢振华一直对此极为反感。作为支“左”的解放军，他不愿意看到两派无辜的群众发生残酷的武斗，更不愿意看到解放军卷入派性斗争中去。
亲历此事的一位记者描述说：“晋中野战军人数不多，号称有3个营。第一营绿帽、绿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和当时解放军的陆军差不多。第二营绿帽、绿衣、蓝裤、绿胶鞋、绿水壶，和解放军的空军差不多。第三营绿帽、蓝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是四不像。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单响步枪。陈永贵这一派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县建立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平遥没有国家的兵工厂，他们把各县各种工厂组织起来，搞成一个军火生产序列，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用的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后来，我还看见他们生产出解放军用的半自动步枪和一小批轻便冲锋枪，还试制出了一挺轻机枪，造出一种很不保险的拉线炮。……他们造的武器出卖给各县本派的武斗队，价格相当高。文水县的武斗队骂平遥是军火商，卖军火给自己人比苏联的赫鲁晓夫还强。”
1967年9月5日，刘格平、陈永贵指使杨成效指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开枪打死女学生孟玲玲，打伤学生数百人，震动整个晋阳大地，并以此爆发了抬着孟玲玲的棺木游行的悲壮场面。
11月初，陈永贵他也出马到太谷县视察。他策划了樊村事件，造成群众死伤数百人。接着，他又组织“晋中野战军”搞武装游行示威。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压迫“兵团”撤出红花岭。尔后占领该村，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5人。红花岭战斗结束后，“晋中野战军”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打了一仗，双方各死5人，各伤50余人山西武斗不止，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于是，1967年12月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2月22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
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双方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失去实际权力的刘格平，串通陈永贵、杨成效等人，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另立山头制造分裂，与六十九军对着干。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欧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
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他认为，如果让刘格平、张日清继续对峙下去，让两派群众长期武斗不止，山西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非得采取断然措施不可。
于是他把山西目前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利用6月份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3月至9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继续在北京清河地区办两大派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厂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一个良好开端。
陈永贵痛哭流涕道：“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总司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形“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谢振华当即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经研究，决定将情况用六十九军党委的名义写成书面报告，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党中央。
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
作为陈永贵的上级，谢振华没有“戴有色眼镜”，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对陈永贵的褒大于贬，还时常想着陈永贵带群众创业致富的事迹。
1946年，大寨开始响应***的号召，办互助组。陈永贵是全村较好的种地把式，他带领劳动力比较差的互助组取得了好成绩，并自称他的“老少组”战胜了村里的“好汉组”。由于他干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国***。1950年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63年8月，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水，大寨也与许多乡村一样，被冲得一塌糊涂。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立即带领村里人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支起大锅，把集体的粮食拿出来，集体开伙吃饭，全力以赴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千方百计保住当年待收的庄稼。然后拿出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昼夜奋战，很快在村中心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大灾大难是淘汰弱者、显示强者的试金石。
正是1963年的大洪灾，显出了谢臣和谢臣班的英雄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也显出了六十九军这个英雄集体和谢振华这个指挥员的英雄本色；同样，在广大农村，显出了大寨这个战天斗地的英雄群体，也出现了陈永贵这个劳动模范。
1964年春，毛泽东视察河北等地，分别听取了谢振华率六十九军部队战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广铁路的英雄事迹和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自己动手，拯救家园的动人事迹。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看见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抢险救灾；看见钢强的工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事业的斗志；看见朴实的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他的倡导下，经过凝炼的号召应运而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是历史的强音，是一种弘扬英雄精神的具体体现。
谢振华作为一名战将，一位老英雄，对荣誉的接受是坦然的，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
陈永贵作为一个历史上曾有过污点的人，对荣誉的降临有着受宠若惊的感受。以至后来，随着外来荣誉与自身素质的比重失调，他渐渐变得头重脚轻了。
谢振华与陈永贵开始彼此有好感，但后来逐渐发生分歧。当然，谢振华是含金量高的英雄，陈永贵是拔升很快的英雄。陈永贵对谢振华有仰视的感觉，不仅仅因为谢振华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谢振华对陈永贵是抱着平易近人的态度，赞赏他干事业的能力和精神，但反对他表现出的劣根性。谢振华对大寨提出的“大公无私”等观点表示质疑对大寨的许多极“左”做法如没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表示不能认同，这些都激怒了陈永贵。以至这位“新贵”竟把六十九军部队为救他而给他穿的军装也退还六十九军，还大言不惭地谎称，没有人救过他。
不管怎么说，问题来了，谢振华还是很体谅陈永贵这个与他在一些观点上有分歧的劳动模范。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在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迫不及待想当党的“九大”代表，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主动找谢司令交待罪行，以求宽大，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泪眼涟涟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低眉顺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人证、物证俱在，陈永贵本人也承认确已变节过，还当上了特务情报员，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4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谁知，陈永贵从党的“九大”以后，竟扶摇直上，以至到了红得发紫的地步。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曾一直报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句妥贴的话：“‘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的确，十年“文革”间，陈永贵由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变成了一个唯权至上的政客。而另一个比陈永贵出名早25年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却在十年浩劫中经受了考验，他以正直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人心，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劳动模范。同样，作为一名战将，谢振华在“文革”十年风雨中，愈摔打愈钢强，始终不变真正的英雄本色。
人的历史是自己写就的。陈永贵利用“文革”的混乱，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私欲和造反才能。他的官职越高，投机害人的本性暴露得越彻底。
毛主席在“7·23布告”上批示：照办。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
枪毙造反总指挥杨成效
形势发展到1969年，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有增无减，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揪斗围攻。
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有了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也只剩下一条路：撤换!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
在山西省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
为此，中央决定采取八项措施，立刻制止一切打、砸、抢、烧和武斗行为，如不遵守，严惩不怠。
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有时，谢振华还不顾危险亲自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缓和两派矛盾，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
为了大力宣传《布告》精神，谢振华命令驻晋空军出动飞机，向武斗据点空投《布告》和其它宣传品，分化瓦解专业武斗队。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不久，武斗队交出了一切武器，受欺骗的群众回到了原单位。至此，谢振华率部全面制止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谢振华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并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首先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主要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中，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就是惩处罪大恶极的山西造反派头头，以“山西造反总指挥”自居的杨成效，为山西人民除了一大害。
杨成效本人就是劳改释放犯。“文革”之初，他靠造反起家，并得到刘格平、陈永贵等人的支持，当上了“总站派”的总指挥。在山西的两年多武斗中，杨成效是急先锋，打砸抢掠，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并曾在北京外国使馆区想投靠叛国未遂。
杨成效曾猖狂地说：“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反正是个二级半。”
他所说的“干”，就是造反抢掠；“二级半”则是指十三冶金建筑工人的工资待遇。
群众对杨成效又恨又怕。谢振华和六十九军也早对其忍无可忍。
“七·二三布告”公布后，谢振华就说：“是该收拾杨成效这个恶棍的时候啦!”
很快，省委列出了杨成效的4大罪状：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省委将杨成效的罪状印发全省进行讨论，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省委对他实施严惩的判决。当谢振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杨成效的罪行时，连“四人帮”也不敢为其辩护。政治局最后批准了山西的报告。不久，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将杨成效公审后执行枪决。全省人民拍手称快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周总理说：“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谢振华担任山西省第一书记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为此，谢振华每年要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两年时间对山西省100多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支持帮助各县因地制宜地修建小型水库和年产300吨的小化肥厂。为了照顾大寨对化肥的需要，特为昔阳建了一座年产5000吨的化肥厂。让有些条件好的县建立“五小”工业。他还督促省有关部门勘察定点太原新火车站和汾河大桥工程。下大力恢复山西的煤炭生产，保障全国工业用煤的需求。整顿已濒临停产的大同、阳泉两市的大型煤炭生产，重新创造出了在全国领先的成绩，获得了周总理的支持和赞许。
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批不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坚决执行批极“左”思潮的指示。他列举了这两种思潮的种种表现，明确指出，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不听劝告，仍然坚持武斗，或者拒不回单位参加生产和工作者，一律停发工资。对那些虽然回到工作岗位，而以“造反派”自居，搞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不服从领导的少数人，要坚决执行纪律。
谢振华的这番充满威力又有原则的讲话，对稳定山西局势，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周恩来总理在各方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和破坏。“四人帮”一伙反对周总理关于批极“左”的正确主张，坚持要批林彪的极“右”。
正当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看法。毛泽东在1972年底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闹分裂，搞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于是，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批林的方向被扭转。江青等人借毛泽东的权威，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在各个领域阻挠周恩来的整顿。
正直的谢振华仍然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搞好山西的各方面建设工作。
1973年8月，按照中国***党章的有关规定，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在北京召开。
在党的十大上，“四人帮”一伙仍然窃据高位，继续从事阴谋活动。
本来，谢振华等一批认真执行周总理指示抓好工作的地方党、政、军主要领导是被列入中央委员名单的，但遭到“四人帮”一伙的反对。最后，谢振华被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个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徘徊期，“农业学大寨”这个词或者说这五个字，和“工业学大庆”一样，在所有报刊杂志上是用黑体字标上的毛主席语录，是在华夏大地上叫得最响，出现频率最多的词。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应该主要是学习大庆、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在“文革”中，人们往往形而上学地理解，只是空喊这两句口号，一招一式都学大寨或大庆的样子，甚至到了朝拜的地步。全国各省、地、县及军队均派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的团体，千里迢迢日夜不停地到大寨去参观取经。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且有许多经验教训。
谢振华从1967年率六十九军到山西“支左”起，就奉命或自觉给大寨大量的、多方面的、无私的支援。
如1967年春天，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去帮助大寨修建蓄水池。后来，被命名为“友谊水池”。这条水池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寨这个建在山坡上的旱地村庄有了充足的水源，无论是旱涝年月，都可以保障大寨夺丰收。
谢振华为了体现支援大寨的诚意，还让自己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参加到六十九军等部队修大寨水库的行列中去。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剌骨的寒风和小冰渣似的雪雹，从昔阳徒步走到大寨，衣服外面结了一层冰块，内衣却被汗水浸湿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即使这样，小孩仍是立刻拿起铁锹，到工地上大干。为此受到大寨人民的好评，还获得了奖品--《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册。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援大寨，每年仅从省农业部门拨款帮助大寨维修农机一项，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谢振华心里十分清楚，大寨在全国出名以后，是靠各方支援尤其是驻晋部队的大力支援，才维持丰产丰收的。如果让全国农村特别是穷乡僻壤都那么开山造田，恐怕永远也赶不上大寨的这种丰收。
所以，详知内情的谢振华对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十分赞扬，也提倡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但反对学习大寨的一些过“左”的错误做法。如对那些有极“左”思想的人不按照中央的指示宣传大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坚持先国家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等原则，而只宣传大公无私的做法持不同意见。
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总理提倡学习大寨两个长处：一是先公后私，二是自力更生为主。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谢振华认真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不同意“四人帮”及其一伙批“唯生产力论”，不同意用大寨这个典型开路，在山西乃至全国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强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强行合并自然村，搞几个村的大队核算，推广大寨的公社核算单位的经验，更反对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大寨实行的政治工分。
谢振华在山西任第一书记期间，曾数次陪同周总理和外国国家元首参观大寨和大同。在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参观大寨时，周总理对谢振华说：“要抓紧粮食生产。中国人口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就特别重要。要使粮食旱涝保收，山西省应首先解决水利问题。”
谢振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文革”的混乱形势下，坚持抓水利，抓农田改造，抓化肥生产，并规定超产很大的县要奖励一部拖拉机等，这些做法使山西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谢振华就是这样，带领山西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效抵制和克服了“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四人帮”及陈永贵就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1974年初春，“四人帮”及陈永贵变本加利，把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晋剧《三上桃峰》，歪曲成“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1977年，谢振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谢振华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之后，又分别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特邀代表。（据谢振华回忆录）
谢振华 开国将军。1916年生，江西省崇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原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退居二线后生活简况：谢振华老将军在离开工作岗位退居二线后，前几年主要是参加中央顾问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近几年本着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精神，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任《祖国万岁》、《长征·世纪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参加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及征文等。同时应有关单位邀请参加了在中国革命斗争各个时期他们编辑的党史、军史的审查工作，如红三军团的军史编委、《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顾问和编写有关军、师的军史及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单位的史料审查提供参考。
每日还要阅读五份以上报刊及系统阅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关著作和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及参加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支部、小组活动。还经常为社会团体的党史提供史料、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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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华回忆文革山西---摘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西省夺权之初的头头就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造反总指挥杨成效，整死了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关押了原省委领导十余人。陈永贵成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
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浮躁声中，中央军委对全军许多部队实施换防。
像全军其他部队一样，谢振华军长率六十九军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任务。六十九军从河北省保定市移驻山西省太原市。到了春夏之交的五月底，全军各部队又增加了两项任务，即“军管、军训”。
于是，人民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执行的“三支两军”任务正式启动，其核心是支左，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谢振华将军在199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是以客观、公正和冷静的态度率部进驻山西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作为山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我奉命统一组织指挥山西省军区和驻晋的六十九军、二十八军、六十三军及空八军、北京军区高炮六十一师、坦克七师等部队的‘支左’任务。由于各\'支左\'部队协同合作，步调一致，使山西的武斗被初步得到了制止，两大对立组织也开始向联合的方向靠拢。”
山西“两大对立组织”，也可以叫做“两大派”，是指由刘格平指挥的“红”字派和由张日清率领的“联”字派。对立的两大派中，还有两个闻名遐迩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和李顺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跳出来夺权的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当时，他们联合在一起，为迎合上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搞的“一月风暴”，组织起“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以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杨成效为总指挥，立即夺了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整死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关押了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王谦及有关的省委领导。1月31日凌晨4时，杨成效又指使一伙人荷枪实弹，用警车将王谦等押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当天上午，又将他们押解到五一广场进行批斗。杨成效当场宣称：“撤销卫(恒)、王(谦)、王(大任)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旋即，王谦等被非法投入监狱。以后又陆续被非法关押到监狱的有30余人。
耐人寻味的是，山西省在工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是落后于其他省份的，而“文革”造反却动作迅猛，打响了全国夺权的第二枪，成为全国第二个夺权的省份，并与上海形成南北呼应之势。究其原因，是刘格平在老上级康生那里得到了“真经”。解放战争时期，康生任山东军区政委时，刘格平是其下属的渤海军区副政委。两人均以整人为嗜好，臭味相投，关系不断。此时，大奸似忠的康生正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要找一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于是，便想到了刘格平。他对刘说，毛主席完全支持上海的造反行动，希望全国都积极响应。刘格平心领神会，连夜从北京赶回太原实施造反行动。这个既是老干部出身，又是当权副省长的人，自己跳将出来，造了省委和省政府的反，又夺了省委和政府的权，可见其权力欲极强。
刘格平和张日清联合夺权后的第13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予以肯定。而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13位常委中，只有张日清一人支持刘格平夺权，其他12人均反对参与刘格平的夺权。
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对省、地、县各级党委不满的陈永贵，看到时机来了，也赶紧拉拢一伙人夺了中共昔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权，成为全国第一个扛旗造反的劳动模范。《山西日报》还在头版登出文章《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进行宣传。陈永贵很快也进入由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的山西省核心领导小组。不久，又成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样，陈永贵由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火速跃升为一名省级干部。
残暴的杨成效也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他恶习不改，又带领打手几次到看守所毒打被关押的原省委领导。杨成效在毒打赵力之、卫逢祺时还骂道：“你小子懂不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夺了权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最终成为对立的两大派。作为一名野战军的军长，谢振华对河北、山西乃至全国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并表现出惊疑和不理解。迫不及待的刘格平、陈永贵自己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
夺了权之后，刘格平与张日清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并越积越深，以致成为对立的两大派。从此，以刘格平、陈永贵为首的“总站派”与以张日清为代表的“兵团派”开始了明火执仗的争斗，都把“模范”、“红旗”等革命的标签往自己脸上贴，并由贴大字报争吵的“文斗”上升到动用棍棒的“武斗”。一时间，山西省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大多数干部不是被这派抓，就是被对立一派抓，有的是被轮流抢去批斗。工矿企业基本停工停产，如大同、阳泉两大煤矿和中条山有色金属矿等厂矿变成了武斗的战场；许多农民被每人每天发1至2元补助费的条件所诱惑，也拿着棍棒进城参加武斗。这样，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均受到严重影响。而各种武斗队却在山西“蓬勃发展”，三晋大地到处打杀声震天，人民不得安宁，学生无法上学，形势极为混乱。
作为一名野战军的军长，国家政权的捍卫者，谢振华对河北、山西乃至全国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并表现出惊疑和不理解。他常常暗自问自己，为什么党中央要发动群众夺取自己的各级领导权？为什么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如彭德怀、贺龙、陈毅、谭震林等都受到残酷迫害？他从感情到理智上都不能接受。还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出现，他也是想不通的。罗瑞卿、杨尚昆都曾经是他的直接上级，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忠心耿耿，本身也是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怎么还要夺权呢？还有他驻防的河北和山西两省，通过与当地负责人接触，没有看出这些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呀？在抗击洪水和地震灾害的斗争中，他们和解放军一样表现积极、勇敢，为什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谢振华经常辗转反侧，反复思考。但作为一名受党几十年教育的老党员，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碍于党的纪律，在公开场合只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并表现出军人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去完成一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任务。不过，善于思考的谢振华，并不是盲目地、教条地执行任务，譬如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决定，他就是用取消极执行甚至抵制不办的办法来对付。
然而，武汉又发生了“七·二0”事件，“打倒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等煽动性的派性斗争口号传遍全国，到处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尝到了“造反”甜头的山西省刘格平、陈永贵等人，也在7月下旬跑到北京，谋求康生等的支持。康生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正求之不得，于是，立即召开了山西两派群众组织头头会议。他们明确把刘格平为首的“总站派”说成是：“革命左派”，而把张日清支持的“兵团派”说成是“保皇派”。其险恶用心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予头指向军队，造成两派组织严重对立，掀起更大规模的武斗。
刘格平、陈永贵再次得到康生传授的“真经”后，又马上赶回太原召开了“声讨以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日清等人为首的军内走资派罪行”大会。并由刘格平传达一段经中央“文革”授意的所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要跟六十九军的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没有参加北京会议的谢振华对此将信将疑。他认为，毛主席对部队的指示应由中央军委传达，怎会由地方上的刘格平来传达呢?而且是由刘格平来传达支持他本人的“最高指示”呢？不排除刘格平假传“最高指示”的可能，所以，他并没有认真理会刘格平说的情况，对各自都说自己是“左”派的两大派，仍不表态，不介入。
而迫不及待的刘格平、陈永贵则自己行动起来，“揪军内一小撮”。这一下，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直至军分区、县武装部的领导，无一幸免，均遭揪斗。他们甚至冲击六十九军军部，造成了10多个连队的枪支弹药和军需仓库的被装等被抢，干部战士被打伤数百人。其主要原因是派性头头们对谢振华的不明确表态支持他们表示不满。更令人气愤的是武斗形式也由开始的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慨。他觉得山西就像个活火山口或者溃疡面，本来辛辛苦苦把两派往联合的方向靠拢，但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岩浆就开始喷发，溃疡面又溃烂。在此混乱时刻，他必须克制自己，不能火上烧油。
劳动模范出身的陈永贵竟如此热衷于派性斗争。周恩来总理电令谢振华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陈永贵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陈永贵千恩万谢解救他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及其所率部队，一再说明解放军是他的救命恩人
谢振华怎么也想不通，身为劳动模范的陈永贵竟如此热衷于派性斗争。
1967年8月4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6日，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赶到平遥古城，本应解决两派斗争问题，促进两大派的联合，他却坐在属于“总站派”的“联络站派”那边，激起了属于“兵团派”的“总司派”的不满。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当时，陈永贵声明支持“联络站派”。他在大喇叭里喊：“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围在平遥一中四周的“总司派”的群众被火上浇油，认为陈永贵不是来制止武斗，而是在挑动武斗。于是，怒骂陈永贵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要拉出来杀掉。”陈永贵或许是派性发作，居然不管不顾地高喊：“你们来吧，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了我一人，还有后来人。”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3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深思熟虑的周恩来认为，陈永贵是受到毛主席表扬的劳动模范，又是大寨的带头人，尽管他有派性，但我们还是要营救他。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立即照办。于是，他迅速命令驻祁县的三一九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50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率1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300里外的平遥解救陈永贵。
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带任何武器徒手坐在另外3辆卡车上，准备进城救陈永贵。接着，又派代表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争端。
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
后来，长篇纪实文学《“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描述道：“徒手连的战士站在3辆卡车上，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城门洞里开了进去。我们同行的另一位记者范银怀也穿上军装混在解放军战士中间进了城。过了一会儿，这3辆卡车又拉着原来的解放军战士开出城来。他们仍是手摇语录，高呼口号，虽未带枪，但气势壮观。陈永贵就穿着军装蹲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混出了城。当时，城门上还站着许多‘总司派’的人，但有周总理的指示，又有这么多解放军，他们没敢动手。”
谢振华没费一枪一弹，便把处于绝望之中的陈永贵解救了出来，既让两派群众十分佩服，更使陈永贵感激涕零。他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说：“谢军长，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哪!”谢振华虽然对陈永贵支持一派挑动武斗的做法不赞同，但出于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还是真心实意解救了他。
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
在谢振华一行赶到平遥之前，刘格平已命令太原“总站派”头头杨成效带万余武斗人员把平遥的“总司派”痛砸一阵，统统赶出了城，并占领平遥。从此以后，平遥就成为陈永贵这一派的据点。
杨成效一伙人，在平遥大干一场，返回太原路过太谷时，又兽性大发，把太谷农学院砸了个稀巴烂。杨成效还奸污了一名女大学生，尔后又将其推到楼下摔死。
谢振华闻悉，对刘格平说，有些派性头头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解放军决不支持打、砸、抢、抄、抓行为。
8月12日，被谢振华救出来的陈永贵，也成了一个不怕死的“英雄”。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的“英雄凯旋”，同时，声讨张日清的“总司派”，并借此向山西造反派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等确认的造反派，称他们是真正的“左”派，而对立派则是保守派。陈永贵穿着解放军救他时给的军装，站在刘格平为他安排好的敞篷车上检阅众多拥护者。陈永贵慷慨激昂声讨了“总司派”，还千恩万谢解救他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及其所率部队，一再说明解放军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时，有人讽刺曰：这是山西的宫廷政变
据山西省有关资料记载：
9月11日至17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实则为批斗会。刘格平、陈永贵等一干人马坐在主席台上，将原山西省委领导，原晋中地委领导，原昔阳县委领导都拉到台下集中批斗。
在昔阳县，这些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数万群众面前受尽凌辱，如扭胳膊，按脑袋，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铁牌子，挨拳打脚踢。有的被踢成重伤后致死，有的胳膊被拧脱臼，有的被斗得尿了裤。
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对这种昧着良心的武斗不管不问，并任其恶劣发展下去。他认为这样才是表示对“走资派”的深仇大恨。
陈永贵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报告歪曲事实，编造假话，大讲大寨如何同走资派斗争。陈永贵还踌躇满志地说：要通过昔阳的夺权，震动晋中，震动山西，震动全国。就这样，昔阳县成为山西省在“文革”中开武斗之先的地方。
谢振华总是保护“走资派”的人身安全，而陈永贵则认为肉体的摧残可以触及“走资派”的灵魂。这或许就是谢振华与陈永贵在良心和道义上的分野。
“晋中野战军”的恶行。谢振华为制止派性斗争而不懈努力。中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颇为滑稽的是，陈永贵等把自己的造反组织竟然封为“晋中野战军”，又叫“晋中一把火”，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代号叫“六十八军”。亦或是热爱解放军？想得到六十九军的支持？与六十九军平起平坐？还是后来的一种更为荒唐的说法，用冒牌的六十八军排在真正的六十九军之上，要压过六十九军。不管怎么说，谢振华一直对此极为反感。作为支“左”的解放军，他不愿意看到两派无辜的群众发生残酷的武斗，更不愿意看到解放军卷入派性斗争中去。
亲历此事的一位记者描述说：“晋中野战军人数不多，号称有3个营。第一营绿帽、绿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和当时解放军的陆军差不多。第二营绿帽、绿衣、蓝裤、绿胶鞋、绿水壶，和解放军的空军差不多。第三营绿帽、蓝衣、绿裤、绿胶鞋、绿水壶，是四不像。有的是抢来的，有的是自己造的单响步枪。陈永贵这一派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县建立了一个军火制造中心。平遥没有国家的兵工厂，他们把各县各种工厂组织起来，搞成一个军火生产序列，大量生产单响步枪和仿造解放军用的五.四式手枪，还大批生产手榴弹。后来，我还看见他们生产出解放军用的半自动步枪和一小批轻便冲锋枪，还试制出了一挺轻机枪，造出一种很不保险的拉线炮。……他们造的武器出卖给各县本派的武斗队，价格相当高。文水县的武斗队骂平遥是军火商，卖军火给自己人比苏联的赫鲁晓夫还强。”
1967年9月5日，刘格平、陈永贵指使杨成效指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开枪打死女学生孟玲玲，打伤学生数百人，震动整个晋阳大地，并以此爆发了抬着孟玲玲的棺木游行的悲壮场面。
11月初，陈永贵他也出马到太谷县视察。他策划了樊村事件，造成群众死伤数百人。接着，他又组织“晋中野战军”搞武装游行示威。途经榆社县红花岭村时，与“总司派”的下属组织“兵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死伤数人。但“晋中野战军”人多势众，枪多弹多，压迫“兵团”撤出红花岭。尔后占领该村，抓捕群众数十人，当场枪毙5人。红花岭战斗结束后，“晋中野战军”继续游行到和顺县。在城关镇又与和顺的群众打了一仗，双方各死5人，各伤50余人山西武斗不止，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于是，1967年12月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2月22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考虑到谈判的危险和复杂，谢振华要求部队在候机室外重兵布防，楼顶四个角上架起四挺机枪，枪口对着四外的旷野，以防两派武装冲击会场。
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双方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失去实际权力的刘格平，串通陈永贵、杨成效等人，破坏大联合和三结合，另立山头制造分裂，与六十九军对着干。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欧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
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他认为，如果让刘格平、张日清继续对峙下去，让两派群众长期武斗不止，山西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非得采取断然措施不可。
于是他把山西目前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利用6月份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3月至9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继续在北京清河地区办两大派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厂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一个良好开端。
陈永贵痛哭流涕道：“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总司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从党性原则出发，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形“左”实右，表面唱着无产阶级的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3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
谢振华当即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经研究，决定将情况用六十九军党委的名义写成书面报告，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党中央。
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
作为陈永贵的上级，谢振华没有“戴有色眼镜”，只是想把事情的真相了解清楚，而且对陈永贵的褒大于贬，还时常想着陈永贵带群众创业致富的事迹。
1946年，大寨开始响应***的号召，办互助组。陈永贵是全村较好的种地把式，他带领劳动力比较差的互助组取得了好成绩，并自称他的“老少组”战胜了村里的“好汉组”。由于他干得好，1948年初春加入了中国***。1950年成了县里的劳动模范，1952年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1963年8月，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水，大寨也与许多乡村一样，被冲得一塌糊涂。已是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立即带领村里人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支起大锅，把集体的粮食拿出来，集体开伙吃饭，全力以赴抢着扶地里被冲倒的玉米、谷子，加工追肥，千方百计保住当年待收的庄稼。然后拿出集体的存款买砖，买石灰，买钢筋，昼夜奋战，很快在村中心盖起了一排排新砖瓦房。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大灾大难是淘汰弱者、显示强者的试金石。
正是1963年的大洪灾，显出了谢臣和谢臣班的英雄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也显出了六十九军这个英雄集体和谢振华这个指挥员的英雄本色；同样，在广大农村，显出了大寨这个战天斗地的英雄群体，也出现了陈永贵这个劳动模范。
1964年春，毛泽东视察河北等地，分别听取了谢振华率六十九军部队战洪水，保天津，保津浦、京广铁路的英雄事迹和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自己动手，拯救家园的动人事迹。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看见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抢险救灾；看见钢强的工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事业的斗志；看见朴实的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于是，在他的倡导下，经过凝炼的号召应运而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是历史的强音，是一种弘扬英雄精神的具体体现。
谢振华作为一名战将，一位老英雄，对荣誉的接受是坦然的，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
陈永贵作为一个历史上曾有过污点的人，对荣誉的降临有着受宠若惊的感受。以至后来，随着外来荣誉与自身素质的比重失调，他渐渐变得头重脚轻了。
谢振华与陈永贵开始彼此有好感，但后来逐渐发生分歧。当然，谢振华是含金量高的英雄，陈永贵是拔升很快的英雄。陈永贵对谢振华有仰视的感觉，不仅仅因为谢振华是他的救命恩人，而且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英雄。谢振华对陈永贵是抱着平易近人的态度，赞赏他干事业的能力和精神，但反对他表现出的劣根性。谢振华对大寨提出的“大公无私”等观点表示质疑对大寨的许多极“左”做法如没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表示不能认同，这些都激怒了陈永贵。以至这位“新贵”竟把六十九军部队为救他而给他穿的军装也退还六十九军，还大言不惭地谎称，没有人救过他。
不管怎么说，问题来了，谢振华还是很体谅陈永贵这个与他在一些观点上有分歧的劳动模范。
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
在宾馆第6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痛哭流涕地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迫不及待想当党的“九大”代表，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主动找谢司令交待罪行，以求宽大，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泪眼涟涟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低眉顺眼地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人证、物证俱在，陈永贵本人也承认确已变节过，还当上了特务情报员，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
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4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谁知，陈永贵从党的“九大”以后，竟扶摇直上，以至到了红得发紫的地步。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将军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曾一直报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句妥贴的话：“‘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的确，十年“文革”间，陈永贵由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变成了一个唯权至上的政客。而另一个比陈永贵出名早25年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却在十年浩劫中经受了考验，他以正直的人格力量赢得了人心，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劳动模范。同样，作为一名战将，谢振华在“文革”十年风雨中，愈摔打愈钢强，始终不变真正的英雄本色。
人的历史是自己写就的。陈永贵利用“文革”的混乱，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私欲和造反才能。他的官职越高，投机害人的本性暴露得越彻底。
毛主席在“7·23布告”上批示：照办。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
枪毙造反总指挥杨成效
形势发展到1969年，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有增无减，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揪斗围攻。
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有了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也只剩下一条路：撤换!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
在山西省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罪行。
为此，中央决定采取八项措施，立刻制止一切打、砸、抢、烧和武斗行为，如不遵守，严惩不怠。
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有时，谢振华还不顾危险亲自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缓和两派矛盾，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免遭重大损失。
为了大力宣传《布告》精神，谢振华命令驻晋空军出动飞机，向武斗据点空投《布告》和其它宣传品，分化瓦解专业武斗队。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不久，武斗队交出了一切武器，受欺骗的群众回到了原单位。至此，谢振华率部全面制止了长达两年的大规模武斗，初步恢复了社会秩序。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谢振华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并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首先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主要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中，还做了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就是惩处罪大恶极的山西造反派头头，以“山西造反总指挥”自居的杨成效，为山西人民除了一大害。
杨成效本人就是劳改释放犯。“文革”之初，他靠造反起家，并得到刘格平、陈永贵等人的支持，当上了“总站派”的总指挥。在山西的两年多武斗中，杨成效是急先锋，打砸抢掠，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并曾在北京外国使馆区想投靠叛国未遂。
杨成效曾猖狂地说：“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反正是个二级半。”
他所说的“干”，就是造反抢掠；“二级半”则是指十三冶金建筑工人的工资待遇。
群众对杨成效又恨又怕。谢振华和六十九军也早对其忍无可忍。
“七·二三布告”公布后，谢振华就说：“是该收拾杨成效这个恶棍的时候啦!”
很快，省委列出了杨成效的4大罪状：其一，迫害老干部致死。造反之初，他带头夺了省委的权，将当时的省委书记卫恒迫害致死，尸体火化后，才通知家属。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号称百万大军的“总站派”总指挥。其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规模大，影响坏的武斗，几乎都是杨成效挑动的。其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奸污无辜的女大学生后，将人从楼上推下致死。其四，破坏社会治安，强占民女，抢掠财物。
省委将杨成效的罪状印发全省进行讨论，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省委对他实施严惩的判决。当谢振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杨成效的罪行时，连“四人帮”也不敢为其辩护。政治局最后批准了山西的报告。不久，山西省委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将杨成效公审后执行枪决。全省人民拍手称快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周总理说：“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谢振华担任山西省第一书记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为此，谢振华每年要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两年时间对山西省100多个县进行实地调查，支持帮助各县因地制宜地修建小型水库和年产300吨的小化肥厂。为了照顾大寨对化肥的需要，特为昔阳建了一座年产5000吨的化肥厂。让有些条件好的县建立“五小”工业。他还督促省有关部门勘察定点太原新火车站和汾河大桥工程。下大力恢复山西的煤炭生产，保障全国工业用煤的需求。整顿已濒临停产的大同、阳泉两市的大型煤炭生产，重新创造出了在全国领先的成绩，获得了周总理的支持和赞许。
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批不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坚决执行批极“左”思潮的指示。他列举了这两种思潮的种种表现，明确指出，不管是什么派，只要他们不听劝告，仍然坚持武斗，或者拒不回单位参加生产和工作者，一律停发工资。对那些虽然回到工作岗位，而以“造反派”自居，搞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不服从领导的少数人，要坚决执行纪律。
谢振华的这番充满威力又有原则的讲话，对稳定山西局势，促进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周恩来总理在各方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和破坏。“四人帮”一伙反对周总理关于批极“左”的正确主张，坚持要批林彪的极“右”。
正当周恩来与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错误地支持了江青等人的看法。毛泽东在1972年底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是修正主义，闹分裂，搞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于是，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批林的方向被扭转。江青等人借毛泽东的权威，只准反右，不准反“左”。在各个领域阻挠周恩来的整顿。
正直的谢振华仍然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搞好山西的各方面建设工作。
1973年8月，按照中国***党章的有关规定，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在北京召开。
在党的十大上，“四人帮”一伙仍然窃据高位，继续从事阴谋活动。
本来，谢振华等一批认真执行周总理指示抓好工作的地方党、政、军主要领导是被列入中央委员名单的，但遭到“四人帮”一伙的反对。最后，谢振华被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个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徘徊期，“农业学大寨”这个词或者说这五个字，和“工业学大庆”一样，在所有报刊杂志上是用黑体字标上的毛主席语录，是在华夏大地上叫得最响，出现频率最多的词。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应该主要是学习大庆、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在“文革”中，人们往往形而上学地理解，只是空喊这两句口号，一招一式都学大寨或大庆的样子，甚至到了朝拜的地步。全国各省、地、县及军队均派少则数十人多则数千人的团体，千里迢迢日夜不停地到大寨去参观取经。
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对大寨的演变一清二楚，且有许多经验教训。
谢振华从1967年率六十九军到山西“支左”起，就奉命或自觉给大寨大量的、多方面的、无私的支援。
如1967年春天，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400余人的队伍去帮助大寨修建蓄水池。后来，被命名为“友谊水池”。这条水池从根本上保证了大寨这个建在山坡上的旱地村庄有了充足的水源，无论是旱涝年月，都可以保障大寨夺丰收。
谢振华为了体现支援大寨的诚意，还让自己初中刚毕业的儿子也参加到六十九军等部队修大寨水库的行列中去。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剌骨的寒风和小冰渣似的雪雹，从昔阳徒步走到大寨，衣服外面结了一层冰块，内衣却被汗水浸湿得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即使这样，小孩仍是立刻拿起铁锹，到工地上大干。为此受到大寨人民的好评，还获得了奖品--《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册。
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援大寨，每年仅从省农业部门拨款帮助大寨维修农机一项，少则数万元，多则十余万元。
谢振华心里十分清楚，大寨在全国出名以后，是靠各方支援尤其是驻晋部队的大力支援，才维持丰产丰收的。如果让全国农村特别是穷乡僻壤都那么开山造田，恐怕永远也赶不上大寨的这种丰收。
所以，详知内情的谢振华对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十分赞扬，也提倡学习大寨这种精神，但反对学习大寨的一些过“左”的错误做法。如对那些有极“左”思想的人不按照中央的指示宣传大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坚持先国家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等原则，而只宣传大公无私的做法持不同意见。
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接见美国朋友韩丁等人时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利益，而只有公共利益。我们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起来。所以，像大寨这样，我们叫它先公后私。但是，有极“左”思想的人跑去吹捧陈永贵说：你是大公无私的。大寨在一个时候就骄傲起来。现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他跑去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同志。因此，大寨就很不满意，而反对他。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而是按照中央的说法。”
周总理提倡学习大寨两个长处：一是先公后私，二是自力更生为主。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千里之外求仙名。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事情都说得绝对化了。我也不同意陈永贵同志所说的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他是从局部看问题，是从他的局部出发。因此，他的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常常弄错了……”
谢振华认真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不同意“四人帮”及其一伙批“唯生产力论”，不同意用大寨这个典型开路，在山西乃至全国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强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强行合并自然村，搞几个村的大队核算，推广大寨的公社核算单位的经验，更反对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大寨实行的政治工分。
谢振华在山西任第一书记期间，曾数次陪同周总理和外国国家元首参观大寨和大同。在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参观大寨时，周总理对谢振华说：“要抓紧粮食生产。中国人口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就特别重要。要使粮食旱涝保收，山西省应首先解决水利问题。”
谢振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文革”的混乱形势下，坚持抓水利，抓农田改造，抓化肥生产，并规定超产很大的县要奖励一部拖拉机等，这些做法使山西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谢振华就是这样，带领山西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效抵制和克服了“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四人帮”及陈永贵就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1974年初春，“四人帮”及陈永贵变本加利，把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晋剧《三上桃峰》，歪曲成“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1977年，谢振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2年，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谢振华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之后，又分别当选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特邀代表。（据谢振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