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雪域爱人:粟裕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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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将军 1950年6月前的粟裕，在毛泽东心目中一直是第一军事家的地位 ,无论是攻台还是抗美援朝 ，粟裕一直在其首先考虑的地位 。 1955 年的军衔制是从 1950年即开始筹划的，其最初的元帅名单，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绝不是1954年的军委副主席全部成员到位后才开始考虑的。1950至 1955年，有近5年的变化过程，按侗枫的透露：粟裕在最早的名单里排在第七位。这个说法无疑是可信的，,从1949年１０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排名顺序看，粟裕也在应该授衔之列。其顺序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委员：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 在这里，粟裕排在第1５位，位置靠前，原因是他此时虽然是野战军副司令员，但他是第三野战军前委书记，在南京主持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前委工作，1949年 9月还当选为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出席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并代表第三野战军发言。此时，陈毅在上海任市长，实际为名誉司令员。粟裕前面共有１4人，其中，毛泽东为大元帅；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为文官，不授衔；程潜为起义将领，不可能授衔。那么，按这份名单选10 人 授衔元帅，应该是 ：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粟裕。 显然 ，如果 1９５２年前我军实行军衔制，粟裕必定是元帅。所以，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粟裕曾经辞帅，确实是历史的真言。.可惜，1952年后，随着饶漱石倒台，曾经一贯受其赏识的粟裕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下降，加上战争基本停止，粟裕被定格在大将位置上了。据楚青透露,毛泽东为授衔其他元帅，在粟裕辞帅之前，曾经做过粟裕的工作。李银桥看到的一幕已经是政治家在表演了。正因为第三野战军的实际司令员粟裕战功大，解放战争经常病休，期间还去苏联治疗 1 年的罗荣桓也才申请辞帅，这决不是矫情。作为授衔小组成员，罗荣桓必定知道战功巨大的粟裕辞帅，所以自己也向毛泽东提出了申请。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一） 张雄文 2007年5月前后，我有幸拜会了诸多粟裕大将的知情者，他们都有粟总善良的一面，待我十分友好。当我向他们打听书本以外的粟裕大将事迹时，他们或谨慎，或爽快，到底叫我知道了许多外人无法了解的事情。现整理出来发布，以防备遗忘。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若是脏水桶林彪干的，多好！），我不能一一标明出处，只能以字母代替，并请大家记住李商隐的诗：“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一
A老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国防部与总参之间的矛盾早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粟裕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请求谈工作意见。毛未答应，只交代陈毅了解情况。陈毅先于5月12日找彭德怀、黄克诚两人，8天后的5月21日才找粟裕。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你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一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一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此后数十年，邓防备粟裕的“阴”，尽管粟裕1975年示好，总不给他平反，也不重用。不止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弃之一边，中顾委成立，还让粟的部下许世友做副主任，粟却为常委。 二 B老说：陈粟两家1958年后再无来往。《粟裕传》传记组采访楚青，问：“1958年后，陈老总到您家里来过吗？”楚青摇摇头，说：“人家是领导，怎么会到我家里来？” 三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一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类似以德报怨的还有抚养刘锡荣。刘锡荣父亲刘英，浙南游击战时期准备杀掉粟裕。两人互相防备，各带人马分开后，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刘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将领，又成长为高级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了解刘英派他盯紧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刘英之子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找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四、 E老、F老、G老（两个）、I老说：1948年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签发淮海战役作战预备命令，此后敌情、友情都发生变化。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四个纵队）靠近了战场。粟裕考虑如何将这一部分力量加进来，打大歼灭战。因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反对打这样的大仗，粟裕只得电请毛泽东令中野阻住胡链兵团等部，结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阶段功败垂成。此时，粟裕想出一个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法子：10月31日致电中央，请陈邓统一指挥。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１１月２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渡江战役时，战局已十分明朗，可以稳操胜券了，陈邓便开始堂而皇之自称“总前委”起来。 五、 J老说：1948年11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一。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一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最后，粟裕主动又派了一次，共到了5个纵队，才解决黄维。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二） 张雄文 六 A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一个地段，给我们部队进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页）说完，掉头就走。 邓小平、陈毅一面急忙电告粟裕，一面商量对策。粟裕听说，当即对华野总政副主任钟期光说：“你立即去陈士榘那儿，就说派华野部队支援中野，是（华野）前委的集体意见，必须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听从中野的安排！”钟期光马不停蹄赶到已行进到中野六纵附近的陈士榘处，转达了粟裕的命令，陈士榘才令部队停止前进。邓小平又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叫他留住陈士榘参加围歼黄维的战斗，不要去打阻击。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着，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进？） 为表示对华野的谢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将黄维的拐杖等战利品托钟期光带给粟裕。钟期光到华野司令部转交物品时，粟裕表示不要，钟期光跟粟司令很随意，笑道：“你不要，我就拿了？”结果，这些珍贵的物品都归了钟期光，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军事博物馆多次上门讨要，钟家觉得对恢复华野的真正作用有帮助，一直不曾答应。 七 B老说：1948年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奉命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生恐他们向毛泽东谈到自己在淮海战役之前、之中的表现，忙向毛泽东发电报，主动承认自己对淮海战役发展成这样的大仗估计不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份电报后来被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选》，可以查证。 八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C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一时，被写进《陈毅传》和很多文本。1989年，其他人不在了，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九 粟裕的老部下某老告诉我：建国后调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的Z老，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对屡打胜仗的粟裕十分佩服。每当收到中央转发的华野捷报，他总兴冲冲地进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聂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一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十 C老说：粟裕长子在北京军区工作，其身边工作人员有一人是聂荣臻女儿某某的亲信，聂女叮嘱该人：粟长子有何举动，第一时间告我。不巧这人是粟裕原秘书J老夫人的姨甥亲戚，忍不住说了，于是传到粟家耳里。 十一 D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十二 F老说：建国后首次授衔酝酿时间长，有好几年，粟裕最初确实名列其中，没超出第七个，中央常委（即五大书记）对他们这些元帅人选的讨论，肯定有记录，只是目前属于绝密，还只有李银桥单方面的证词。贺龙1953年10月到朝鲜王必成兵团，透露自己被内定为元帅（此事可见《贺龙全传》），应该是其中记录之一，不过，贺龙其实是违反纪律的。 我天真地问：今天的胡总可以查阅吗？ 某老说：他当然可以，只是粟裕与他无多大干系，他怎么会这么做？况且他也只求稳当，和谐社会么，他才不会去搅动，弄出自己也收拾不了的变故的。 我笑道：这不明摆粟裕吃亏么？和谐，就是和稀泥吧？ F老笑而不答。 十三 G老说：军事科学院多数人很崇敬佩服首长，表现有三个：一是首长一般不来军科坐班，只大事才来。他不在，全院若开大会，必定乱糟糟的，下面四处开小会。首长一来，下面“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因为别的领导乡音浓，又是套话。而首长普通话很可以，关键讲话内容很独特，有水平。二是军科郑文翰院长，原来是彭总秘书，却极佩服首长。梁丞（朱楹）将《粟裕传》删掉的部分内容写成文章，以《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为题发表后，因直接点名说彭总的不是，彭总老部下要联名告状、辩驳。郑院长知道文章内容客观，闹起来只有增添笑话，两边都不好，急忙出面制止。（此事我原听粟裕秘书Z老当面谈过）三是军科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叫陈舟，专门沉浸于研究首长。他还出版《粟裕兵法》一书，很有影响。 我问：前面阶段军科不是有个郭志刚，写了篇《关于新中国元帅军衔的评定问题》，不是故意混淆真相，贬低粟总吗？ G老说：他将元帅人选的确定时间断定从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开始，说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确实有点学究气，不懂中国官情。你们一句“贺龙1953年就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就可驳倒他了。不过，他很年轻，也很上进，没想到那篇文章给首长带来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他发言时，我们要录像，他忙制止，说：“我们随便聊聊，随便聊聊。”我们知道他有现职，很理解地关了机。） 十四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十五 A老说，1949年10月建国后，粟裕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兼南京市委书记，其亲兄粟沛与母亲一同前往南京见面。粟沛早年参加农会，抗战期间，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会同县某部门主管，但一直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通信，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抗战，有回一次性动员800人上前线当兵。因此见到粟裕时，提出要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粟裕则不容私情，要他先到旧社会公职人员大学学习，里边尽是过去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进来洗脑的。粟沛觉得自己一直为革命做地下工作，不能与他们同等对待，因此很委屈。一气之下，回了会同，做了一个学校的副校长。 不想一年后，他被人诬告为叛徒，投进监狱，判了四年。粟裕则党性极强，相信组织，竟不能援之以手。牢未坐完，粟沛因病含冤而逝。直至80年代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其兄弟俩命运之坎坷，如出一辙，令人感慨系之。 十六 Z老说：华东局一把手饶漱石很赏识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华野“七月分兵”失利后，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谭震林，却指责负责华野军事的粟裕部署、指挥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写了一封信，先给陈毅看，陈毅同意谭的观点。（此事可见《粟裕传》及《粟裕年谱》） 粟裕当即向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不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一两仗未打好不要紧，还叫他单独赴鲁西南，去指挥华野主力部队。同一天（8月6日），华东局饶漱石也发来电报，热情安慰粟裕。见此情景，陈毅忙于当天中午向中央及华东局发电报，表扬粟裕，说：“最近粟裕、陈赓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刘并肩前进。”还承认了“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但其实电报一开始就提到了谭震林的信，说“对粟有帮助。”（可见《粟裕年谱》）一般的文章只摘录半截，以为陈毅对粟裕推举不遗余力，其实他是见两个主要上级毛泽东和饶漱石都继续看重粟裕，才连忙转弯的。并且有些话还有用意，暗示了华野指挥部的矛盾，意即粟裕军事才能也并非中央想象的那么好。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一如尊重陈毅一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粟裕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结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说：饶漱石当年的问题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 我问：怎么不平反呢？ C老说：主要是没有后代，无人提起，自然就没人管了。 我深以为然。不过后来知道饶漱石好像有个女儿，可惜没有机会再同C老谈这个事。 十八 B老发表《粟裕授衔真相》后，影响很大。但后来又发表《粟裕让司令的真正原因》，说粟裕1948年5月让陈毅当司令，不是谦虚，而是为了指挥上的便利，还说：“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又会打仗，毛主席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绝妙。”结果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造成“粟裕压不住部下”的印象。 好些精通这段历史的人认为，B老是受到某种压力，才写后面一篇文章的，因为粟裕虽然让了司令，陈毅还是到中原军区去了，在那里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第一版，第275页）。”历史事实证明，粟裕代理司令员，华野的仗倒越打越大，没有什么指挥不顺手的事。另一方面，粟裕1945年还让过张鼎丞当司令，如果不是因为粟裕谦虚，难道也是只有张鼎丞才压得住阵脚？ Y老说，1948年5月，B老还没有调到粟裕身边做秘书；粟裕授衔时，他倒确实在粟裕身边了。又说：C老是政治秘书，B老只是生活秘书，有些事，前者更清楚一些。 我就此事请教C老，C老笑而不答。 十九 E老常应报社要求写些回忆文章。1984年粟裕辞世后，他写了篇《粟裕救新郎》，说的是件真事。 １９４０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某科长到某兵站检查工作，听说生得傻大黑粗，又身有残疾的站长王永安竟结婚了。碰巧长相清俊的新娘也进来，见有陌生人在，又听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慌忙夺门而出，害羞地躲了起来。 于是，这科长武断地认定：王永安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不用问就知道是强迫。那新娘一见王永安，拔腿就跑就是明证！ 科长无心再作了解，立即赶回江南指挥部，将此事向陈毅、粟裕作了紧急汇报：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陈毅一听，大发雷霆，说：“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将王永安捆绑关押起来！”其他人也无不气愤异常。 在随即召开的讨论处理意见会上，陈毅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粟裕一直沉思不语，在陈毅征询他意见时，他说：党纪军纪必须严肃；但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不可匆忙决定。他建议，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作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结果，这位科长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王永安在兵站工作忠于职守，其房东主动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姑娘本人也欣然接受。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结婚时，一直没来得及报告指挥部。 根据这一情况，江南指挥部再次开会，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其特殊性；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鱼水深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E老有些气恼地说，我文章的题目原来叫《粟裕救新郎》，但军报（军队最高级别的报纸）发表时，未经我同意，就改成了《陈毅粟裕救新郎》，还将陈毅说的“枪毙”一类的话，改成了“有人”。王永安明明是粟裕从陈毅那里救出来的么？他们一改，就不大合逻辑了，陈毅从哪里救王永安？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密闻（四） 张雄文 二十 曾与某个国家级出版社编辑谈粟裕书稿审核，对出版社上级部门及专门机构办事的拖沓、官僚、中庸，两人有共同的感慨。良久，我说：“出版社愿意出版就行嘛，还要交上级审稿，控制这么严，不是好事吧？”编辑说：“也不能这么说。有些书稿确实该审的，不然社会影响不好。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反馈意见很强烈，不满意的人太多，出版社都以此为戒。” 有回到A老家，聊及出版审稿的事儿，A老气恼地说：“该审的不审，不该审的一审就是一年！《我的父亲邓小平》，他们谁审了？与历史不符的地方多得是！” 想想新浪读书频道还在连篇累牍连载该书，我无言而已。 二十一 B老说：“小平不叫别人写回忆录，说自己也不写，其实很有手段的。他不写，却交代女儿写。你见过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吗？比他本人写要露骨，也随意多了。”稍后，B老又说：“历史上曹操不称帝，甚而怒斥劝其称帝的媚臣，却处处给儿子曹丕创造称帝机会，还对曹丕说：我做周文王,你做周武王吧。政治家的手腕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十二 C老不仅自己后半辈子全心研究粟裕，还将儿子带上了路。夫人很气恼，有回见D老竟也业余研究粟裕，自费跑遍了大江南北的粟裕纪念馆，不解地问：“这样做，值吗？” D老说：“人心里传统观点的力量是很强的，有时也很悲观，但想到C老说的，《红楼梦》三百年后才解禁，曹雪芹才被世人认可，便觉得得失不在一时，从长远看，研究粟裕很有意义。” 二十三 如今将帅后代写父辈成为时髦，而不顾白纸黑字的原始电文，言过其实者居多。《我的父亲邓小平》外，陈士榘之子写了本《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里边竟说华野多数大仗是他实际多数时间不在参谋长任上的父亲陈士榘提出的建议或方案。 E老说：“粟裕的后代都很低调，不大提及其父的功业，对粟裕蒙冤等事，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好些粟裕专家采访粟戎生，希望得到些公开资料以外的内容，总一无所获。”有回他请教粟惠宁个事，竟遭到抢白，说：‘你不要惹出是非来！’然后不再理他。 二十四 E老说：周恩来喜欢陈毅，刘少奇喜欢粟裕。1955年的授衔，陈粟两人军衔是周恩来的意见被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的结果。 二十五 我经考证，得出一个不大被注意的现象：战争年代，我军将帅中的方面军最高军事首长往往被部下称为某总。综观我军将帅，元帅中没有全部被称为某总的，而大将里只有粟裕有此殊荣。譬如： 朱总（一方面军司令员、解放军总司令） 彭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林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陈总（华野3分之一时间里的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粟总（华野3分之二时间里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 聂总（华北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徐总（四方面军总指挥） 贺总（二方面军总指挥） “粟总”的说法虽书籍资料多处有，却尚未有其他渠道佐证，直到遇见吕韧敏老人。吕老说：当年野战军里，战士们有叫粟司令的，也有叫粟总的。 二十六 1984年2月，粟裕辞世。报社约粟裕当年的老部下们写文章纪念。叶飞应约写了篇《悼念粟裕同志》，里面平平淡淡说：“初见粟裕同志时，他２７岁，我刚２０岁。从那时到不久前我看到病危中的他，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后文则更味如嚼蜡，大多重复讣告里的生平介绍和评价，有些段落表面夸粟裕，实则还自夸，说粟裕“甩尾巴”的办法是跟他学的。 E老说：叶飞文章发表后，楚青最不满意这篇了，责问报社不该叫叶飞写什么文章。报社有些无奈，解释说：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但这篇文章后来还是被收入《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五） 张雄文 二十七 楚老是粟总的妻子，最知道他平时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她总说：粟裕是个悲剧性人物。又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有些人似乎不理解，觉得粟裕1958年后活得似乎很洒脱。楚老说：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处于逆境，粟裕几乎隔天挨天整。” 二十八 《粟裕传》是目前最客观的粟裕传记作品，很多人似乎觉着粟裕的生平写尽了。但我至少听到三个人不满意。一是A老，《粟裕传》主要撰稿人，常常抱怨删改太多，隐讳太多。二是B老，后半生常年研究粟裕，掌握了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我采访他时，他豪气干云，说：“《粟裕传》应当重写！”三是楚老。她不满意现在的粟裕作品（包括《粟裕传》），认为好些地方不能如实反映粟裕的遭遇与贡献，有些作品几乎就是调子定好后的公式化、概念化官样文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大将丛书，竟是统一规定大概字数的，也不管一个华野实际统帅与兵团司令员的巨大区别。有回C老到她家拜访，见他是大学教授，教汉语言文学的，又是侗族粟裕研究组负责人，楚老便拜托他写本粟裕的书。C老自然答应了。 但C老一直没写成，对我说：“一是工作忙，真正全退后可能好些；二是大环境不行，有些东西还不能写。”因此，5月里人民大会堂召开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C老不去，说见到楚老的面不好意思。 二十九 A老说：为写《粟裕传》，他采访过东南野战军组建时期的东南局副书记J老。J老亲口说了个真实故事：1948年5月间，陈毅被调离华东野战军，到中原野战军任管后勤的副职，心情比较沉闷，但外表还看不出。尚未上路前，J老陪陈毅下棋，因两人平素较熟，那时等级也不很森严，J老便笑道：“陈老总，中央原来叫粟司令管打仗，现在又将你调走，看来你打仗不行啊。”陈毅一听，脸色顿时十分难看，忽然起身，一把掀翻桌子，说：“谁说我打仗不行？”满屋人惊呆了。J老自知造次，忙道歉不迭。 我笑道：我能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吗？A老说，可以写，不过不要点出人家的名字。我点头应允了。 三十 拜访A老时，想到前些天在国家图书馆翻阅陈士榘儿子写的《一生紧跟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时的感受，特别不理解一个不经常在参谋长任上，实际多由副参谋长代行其职的人，如何成了华野各大战役的提议人或谋划者，却视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开原始电报于不顾，我说：“人家的部下都推崇自己的首长，怎么粟总的部下似乎都跟他作对，一定要抢他功劳啊？” A老点点头，又摇摇头，拖着长腔，一字一顿地说：“许世友、陈士榘、宋时轮、叶飞。” 我猜想这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华野的特殊指挥体制，以副司令员管战役指挥，或者粟裕只做了代司令员，内部山头尚未得到完全整合，若战争持续一两年，结果要好得多。二是人往高处走，私心里往往喜欢借与地位更高的人的亲近、交往，显示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写跟大将粟裕的如何亲密，绝对没有写与元帅陈毅的亲密感觉好。所以在回忆录中，许世友公开虚构陈毅到济南战役前线动员。还有《一生紧跟毛泽东》，这题目就体现这一点，按常理，周恩来说自己一生紧跟毛泽东，是很正常也很恰当的，同时周自己的地位也在一人之下，显赫自然可见。这话放在陈士榘身上，无形中就抬高了他，成了可与周匹敌的人物了。三是1958年粟裕蒙冤，无端污蔑粟裕的罪状在许、陈、宋、叶等辈心中根深蒂固，或许曾经还推波助澜过，因此回避粟裕是华野统率的事实，也成了他们有意无意间的观念。 我说出这个意思，A老微笑着看我，默然不做声。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六） 张雄文 三十一 1994年，邓小平因病完全不能理事后，三代核心才开始给粟裕平反，但依然有所顾忌。1997年邓一辞世，三代核心立即批准召开《粟裕军事指挥艺术和现代战争理论》研讨会，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亲笔题词：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代核心为何能这么公正地评价粟裕？ F老说，除张震等老部下成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建言外，还跟华东重要人物汪道涵有关。汪道涵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开始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长，是华野实际统帅粟裕的老部下，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为人很钦佩。1980年后，汪道涵出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85年退居二线，由三代核心逐渐接任其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职务，对江多有提携、帮助，两人关系极好。江成为最高元首后，汪道涵晋言为粟冤案平反，江慨然应允，成为继毛泽东后，十分看重粟裕的最高领导人。 我听了，久久沉思着：一个开国功臣明显的冤案要靠个人关系，才能最终解决，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三十二 楚老《慰英灵》一书披露：杨尚昆说粟裕1958年蒙冤的事，不过是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聂，半个是陈（毅）。三人中，一是为民请命、敢犯龙颜的刚猛青天；一是忠厚老实的两弹一星功臣；一是能文能武、刚正不阿，“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全人。杨尚昆的话使世人大跌眼镜，原来“好人”也整人！于是某些人痛心疾首，极力维护偶像形象，一篇《陈毅为何狠批粟裕》将批粟合理法，竟说陈毅狠批粟裕是保护他。 随着《粟裕年谱》的出版，陈毅1955年4月1日在北京饭店即主持“帮助”和“批评”粟裕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1958年5月在大会上发言大讲粟裕“个人主义”等史实得到披露，彭德怀说粟裕：“这正说明你阴！”根子也是源于陈先说粟“阴”，某些人极力辩护的举措再无法立脚。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说别人偏执实则自己偏执已极的人说：粟裕与这么多元帅关系搞不好，当然是他自己的原因。 某回拜见A老，我谈及此事。A老愤然说：这是放屁！几个元帅关系不好？才两个半嘛！十个元帅里至少四个对粟裕格外赏识！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林彪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常胜将军”；叶剑英说粟裕“是全党、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战将，你打了很多的胜仗，对革命战争贡献很大，又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你的军事才华令我们大家钦佩。”倒是彭德怀十个元帅跟九个（除他本人）搞不好，十个大将也跟九个（除黄克诚）搞不好，毛主席就讲过这样的话，照他们的说法，彭德怀跟这么多人搞不好关系，一定不是好人了？ 三十三 华国锋做了主席，报刊连篇累牍说：要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某回读外电，里边说：“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说明高层里有人不团结。”这话不只年岁小的我觉得有理，大概高层也注意到了。以后提这种说法，多半是“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某某的周围”，加了“更加”两字，含义果然不同。意思是说，原本是团结的，只是要再紧密些。 “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以后我常从某些强调的政治话语反面看，果然看出不少问题。刘伯承元帅1986年去世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刘邓亲密无间，中间放不进一个顿号。世人奉为圭皋，以此做为写史的依据。我虽有疑惑，却无有有力证据，只是猜测而已，后来见到S老才恍然大悟。 S老说：刘邓一头扎进大别山，根本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调动中原国民党军回援，在国统区开辟新战场，减轻解放区负担。大别山我军历史上曾几进几出，民穷人少，无法使大兵团立足生根，蒋介石根本不屑调动精锐前往进剿。对这一进军，刘伯承有极大不同意见，而邓小平却极力维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大别山后期，刘伯承与邓小平间越发水火不容，刘不忍部队日渐缩小，几无战斗力，提议走出大别山。邓小平则强调坚持中央方针。两人争吵之际，刘伯承索性提出分兵：两人各带队伍行动，自己出大别山，到豫西去；邓小平则依旧留大别山。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只得同意。结果证明刘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后来也只得出来了。因二人间的矛盾，毛泽东特意调与他们关系都好的陈毅来中原野战军，以便调和，又给坚持中原大规模歼敌的粟裕让出华野名正言顺的最高指挥位置，可谓一箭双雕！ 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毛主席对我说：‘（淮海战役）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个话竟上了国家文献性质的《文选》，如此强调，可疑之处更为明显。S老说：中央与二野邓陈司令部远隔数千里，毛主席如何亲自交代？淮海战役根据粟裕的建议与部署，毛泽东进一步补充，发起后10余天才成立总前委，邓又如何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主持决定？内容又是些什么？ 我们只听着，默默感叹而已。 三十四 L老说：粟裕是极少几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我军将领之一，并被写进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毛泽东1947年12月才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一些原则就是在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全文完，谢谢关注） 陈毅不会打仗：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报毛泽东绝密电 张雄文 1946年6月陈毅平生首次统率大兵团，率山东野战军5万人，出击鲁南、两淮，到1946年10月15日期间，陈毅与粟裕及其所在的华中军区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重大争论，分别是：1、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之争；2、两淮保卫战之争；3、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实践表明，无论战略还是战役，均是粟裕为代表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高出一筹，最终以毛泽东明令：两军合并后，“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结束。 毛泽东早在1938年即说：“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来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发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第９２页）显然，粟裕正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指挥员。 这一期间，对于粟裕的战略眼光与战役指挥，华中军区其他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给与了相当的信任，尤其是第三次争论期间，本着革命大义，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接给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但望勿告陈（毅）”的绝密电报。这份《陈毅传》讳莫如深，《粟裕传》遮遮掩掩的电报，直接促成了粟裕获得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才拥有的战役指挥权；间接导致了1948年5月，陈毅被调离华野。粟裕虽不曾在这份电报上签名，却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被强行指责签了名，是他“得罪半个元帅（杨尚昆语，指陈毅）”和＂阴＂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了被批判，战功被转移、淡化、磨灭的严重恶果！ 今天，当我们再看这份从档案馆复制出的密电，不禁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对革命的忠诚感动，也为粟裕建国后的遭遇深感冤屈，更为某些自称被“大雪”“压”的“青松”，实则也是“压”人家的“大雪”的一类人倍感难过！ 电文如下：（如图） 1946．10．4（9）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五旅赶驶顽强，给七四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1946.10.4（9）酉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 金凤：刘伯承1949年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 ——一份人民日报记者金凤采访记录 张雄文 １９４９年９月，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粟裕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第二野战军首席代表刘伯承由衷地向中外记者称赞粟裕，他说：“这位是粟裕将军。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想必诸位早有耳闻吧！”《人民日报》于9月27日发表《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一文，盛赞粟裕是“常胜将军”，并转引了刘伯承对粟裕的赞语。不久以后，刘伯承主持南京军事学院，他又多次阐述这一观点。南京军事学院某次开会时，有人说请常胜将军刘司令员讲话。刘伯承真诚地说，我不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是粟裕。 刘伯承对粟裕的赞誉是建立在长期的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粟裕卓越的军事谋略与指挥艺术基础之上的。在解放战争进程中，在战略决策的各个关键时刻，粟裕都提出了关系全局的重要建议，并以出色的战役指挥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胜利实现，对于缩短战争进程，夺取全国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刘伯承的这段变成公开文字后的话颇耐人寻味。稍稍用心的人很容易发觉其中有“画蛇添足”的痕迹。以刘伯承讲话中“粟裕将军百战百胜”的前提，以及他十分清楚的粟裕对解放战争进程杰出的贡献而言，加上“之一”似乎尚谈不上称赞。如果有人说“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种否定，言外之意美国只不过是众多强大国家中的一个，而事实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同理，如果有外国人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一种否定。因为唐朝本来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加上“之一”二字，显然有不以为然之意。作为二野首席代表的刘伯承称赞三野首席代表时加上“之一”，似乎有居高临下或者借人自夸之意，这是完全不符合刘伯承谦和性格的。另一方面，按照汉语语法，“最”与“之一”不能并存，“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属病句，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当然，这个语法错误应该不是刘伯承本人犯的。2005年发表的《粟裕兵法》一文明确指出：刘伯承称赞粟裕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胡兆才：《粟裕兵法》，《今古传奇纪实版》2005年第6期。）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本来说法，与刘伯承所说“我不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是粟裕”是一脉相承的。《人民日报》转引刘伯承的赞语时，基于某种考虑，经过了文字的修正处理。 然而，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究竟刘伯承的原话内容如何，在粟裕、刘伯承两位当事人辞世后，也只有当时的采访者金凤知道了。机缘凑巧，在我们采访电影《佩剑将军》、文献片《粟裕大将》、书籍《淮海战役史》的作者石征先老时，见到了他与儿子石扬为拍摄《粟裕大将》10集文献片，采访人民日报原著名记者金凤时的记录，才终于消除了最后一丝疑虑。采访记录如下（如图）： 金凤是英雄飞行员赵葆同（宝桐）的妻子。 金凤是著名的《人民日报》记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凤奉命采访出席第一届青年代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期间）采访了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粟裕。 《访常胜将军粟裕》1949年9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有刘伯承谈评粟裕是“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发表审稿时，被修改） 采访记录为石老亲笔字迹。 由此，长期以来令大家疑惑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刘伯承当时确实称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而非“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虽然只有二字之差，却真实地体现了刘伯承对粟裕解放战争战略与战役两个方面由衷地肯定，也表现了刘帅谦恭自抑的优良品格。 恢复这段真实历史，并非为粟裕争夺军事第一的虚名（事实上也无必要），只是对阉割的历史一种严正的更正。我们不禁感慨：究竟还有多少钦定的所谓历史，淹没了事实本身的原来真相！ 鞠开：淮海战役，为什么毛泽东说粟裕立了第一功 粟裕的一生，打了很多的胜仗，参加战役、战斗的次数很多，单他指挥的战役，有文字记载的就有：黄桥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苏中战役(即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等。这里专门谈谈毛泽东对粟裕组织和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功劳的评价问题。 参加淮海战役的全体指挥员，人人都有一份功劳，但毛泽东对粟裕的功劳，单独有一个评价。 有一次，毛泽东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银桥啊，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呀?”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为什么毛泽东说粟裕立了第一功呢? 第一，粟裕是淮海战役的发起者，是他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的。 第二，从整个淮海战役全过程看，毛泽东认为，唱主角的还是粟裕。从战役的构想、发起、怎么打援、怎么包围、怎么分割、怎么追、怎么堵、怎么阻、怎么同刘峙集团在徐州附近进行决战，这一切都在粟裕的掌控之中。 第三，从粟裕所分担的任务看，他的任务最重，他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灭的敌人最多，55万国民党的军队。他消灭了44万第四，粟裕还关注了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他除了负责歼灭黄伯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外，还派了五个纵队参加了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二阶段。为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饭也顾不上吃，拿起电话机指挥战斗。直到黄维兵团全部解决了，粟裕才松了一口气。 （原载《纵横》2007年第4期，责任编辑：张建安） 谭震林谈粟裕原本授衔元帅 ----管美英回忆粟裕大将往事 张雄文 按：卫叔信兄向我推荐有位老人回忆谭震林说起过粟裕辞帅的经历，其实这文章我早发博客上了，可能标题不醒目，因此置顶首页，改了下标题。 粟总诞辰百周年之际，诸多老部下纷纷撰文，回忆当年威震敌胆、百战百胜的老首长。原新四军1师1旅江都独立团作战参谋、后在华东野战军军工部工作的管美英撰写《深情缅怀粟裕将军》一文，收入“粟裕大将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宏愿付青山》一书。里边有两则鲜为人知的往事，特摘录改写如下。 （一）汪道涵：“粟司令了不起！”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驻在鲁中九里沟，部长为后来大名鼎鼎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为传达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消息，汪道涵特意在驻地召开大会。会上，他象说故事一样讲着： 蒋介石调动10个整编师，其中有5个王牌军包围我华东野战军。最强的74师，完全是美国训练出来的机械化装备师，3万2千余人。74师师长张灵甫神气十足，傲慢无比，自吹“有74师在，就有国民党在。”华野粟司令说：74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他的主力军，是美国培养出来的机械化部队，顽固透顶。我们向中央请示，发动“鲁中决战”，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猖狂气焰。粟司令下令各纵队，“坚决消灭74师，活捉张灵甫！”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敌军精锐整编74师3万余人。这一仗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极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蒋介石飞到徐州大哭一场，认为是“无可补偿的损失”。“鲁中决战”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提到华野粟裕将军就害怕、发抖。 我们听汪部长讲得十分兴奋，高兴地喊起来：“粟司令了不起！”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致电赞扬了粟司令员“了不起，立了大功！” （二）谭震林谈粟裕原本授衔元帅 1955年军队授衔，功勋卓著的粟裕同志授衔大将而不是元帅，我们许多人都不理解。 1966年5月，我在中央抗旱工作队向谭震林副总理汇报抗旱工作之余，向谭副总理请教这件事。谭副总理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对粟裕同志赞不绝口。“粟裕同志了不起！”“把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打痛打怕了。提到华东野战军粟裕来了，怕得发抖，怕得要命哪。” 谭副总理又说：党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粟裕极高的评价。 毛主席说：粟裕同志“论功、论历、论才、论德”，“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总理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主席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老总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仗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绝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竟让三次帅，1945年一次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一次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总理也说：“粟裕同志二让司令员，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主席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听到谭副总理详细介绍后，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党中央、毛主席对粟裕同志极高的评价，更深刻地教育了我。粟裕同志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军事家。他高大的形象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是我做人的楷模。 注： 资料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编：《宏愿付青山》2007年5月版。 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2007-07-10 01:22:54) 标签：军事 感悟随笔 文化 休闲 谈天说地 粟裕 淮海战役 毛泽东 分类：煮酒论史：真实粟裕 张雄文按：我采写石老的文章博客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几乎轰动各家军事论坛。历史因真实而生动，文章因真实而感人。各军史爱好者或如梦初醒，或早有耳闻，或猜疑谩骂，种种表现不一，但粟裕淮海战役这段留下空白回忆的历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了。还是那句老话：武皇内卷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见到篇《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是云淡水暖评读我采写文章后一篇质量较高的文章，点击近万，读者评价也多，现转于博客。 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云淡水暖 草民不是所谓“军迷”，对军史方面的书籍也是东看一本，西看一本，不系统。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也是我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当然人人都知道，就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彻底逆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才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才有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前两年八一厂拍了系列大片《大决战》，分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部分，草民全部看过，场面很大，很震撼。 刚才在网络上闲逛，见《中华网军事频道》有一篇文章，“张雄文惊爆猛料——淮海战役秘闻！心想，现在的网站编辑们有一股“行风”，叫做“抓眼球”，动不动就“猛料”呀、“秘闻”呀，淮海战役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的历史，早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以少胜多（我军60万，敌军80万），比如人民的支持，陈毅元帅诗曰：“人民是我亲父母，革命强中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军的后勤支援），比如中野、华野协同作战…。 而这位张雄文先生要出来“惊爆猛料”，何故呢，看了一下，此位张先生原来是湖南《粟裕研究资讯》编辑部的，想必是个地方的研究刊物。草民在书店看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的传记陆续有出来，并且日益齐全，而像粟裕大将这样的有众多研究者、“粉丝”的似乎不多见，仔细一查，原来湖南还有个“粟裕研究”网站呢，粟裕大将是湖南的侗族，家乡的人们对其的敬佩也在情理之中。 读完张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所谓“猛料”是粟裕大将的卓越指挥才能的一些还少为人知的军事逸闻，而真正的“爆”者，是原南京电影制片厂原编导石征先，因为石先生也是“粟裕粉丝”，且于1978年7月27日首次采访粟裕大将，且2003年奉命拍摄过十集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但据说未上演）。据草民看，“猛料”有三条： 其一，石先生讲，1989年拍摄《淮海战役》，花了一个亿，有其他两个战役（电影）之和这么多。原因是重拍了一次，先是实事求是从华野济南战役开始，拍完送审后，刚好□□□□□□卷出版，…不能与□卷精神相违背，结果只得又重拍，…真正起关键作用，多次以建议形式指挥军委统帅部和两个野战军的粟裕，也成了一个传令兵。… 其二，石先生讲，1978年其采访粟裕大将，…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十分钟。”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朱楹（《粟裕传》的作者之一）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 其三，石先生有两张很有趣的“证明”纸条，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师哲先生写给石的，敬录如下： 【师哲同志回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席对蒙哥马利元帅说：“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采访记录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页左侧靠上有“师哲”二字签名。】 【另一张更详细一些，写道： 今天，我采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原主任师哲老。据师哲主任回忆： 毛主席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毛主席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这个人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认为师老这个回忆很重要，请师哲本人在我的采访记录上签了名，我又请师哲的女儿也签了一个名。她长期生活在俄罗斯，这次是回来看望师哲的。 石征先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片上方有师哲女儿俄文签名。】 草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精神的历程，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我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所高举的精神、理论大旗，也是“实事求是”，体现在粟裕大将这段经历上，也有个“实事求是”问题。草民粗粗看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内容，在淮海战役鏖战正酣的过程中，从1948年9月2日到1948年11月27日（战役尚未结束），标有“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把粟裕放在第一位置的电文，有25封左右，在电文中，还有“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的字句，“全军”二字，分量颇重。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草民想，也许粟裕大将的“粉丝”们有其局限的地方，或者有其偏执的地方，但是如果采取真诚讨论的态度，是会对草民这样的门外汉有所裨益的，当然，更希望看到《共和国大将——粟裕》这样精彩的纪实纪录片，据说其中有这样的镜头：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当然的第一上前铲土的人，在他动身时，忽然转身拉过朱德，又迈过许多人，拉过粟裕，三人便走上前去。…。 粟裕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 (节选自＜走近粟裕大将军＞ 张雄文 一、毛泽东：原拟粟裕 （一）、毛泽东再次点将 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０年６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攻台作战的指挥重任，同时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在整整一年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攻打台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正当他率领三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１６个军６５万人，积极准备发起“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４年９月，第一版，第２２页。)”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随从美军出兵朝鲜的决议。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于7月14日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于8月4日抵达台湾，同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面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于同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显示了中国政府毫不畏惧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心。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出兵朝鲜与台湾，使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7月7日，受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李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铁道部部长藤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参加会议。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等方面的安排。会议对这些做了初步的决定后报毛泽东批准，并着手实施。７月10日，在增加了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等四位与会人员后，周恩来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略加修改。同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部分会议内容：“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正式稿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第一次会议草成之决定，业经主席批准，着手实施，嗣谭政、赵尔陆、贺晋年、万毅四同志来到开第二次会议，略加修改，遂成此稿。现缮好送阅，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实行。” 同一天，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在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从《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兵团机关同时建立，明显是两级机构。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的。第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而已。与其同时第一批编入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即有：第四野战军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若干出版物中，往往将东北边防军等同于第13兵团，将粟裕的职务等同于邓华的职务，显然是有违客观史实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历史史实也清楚地说明，在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四野战军第42军及第50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第三野战军全军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被调往东北。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对东北边防军早期的安排与１９４８年１月组建东南野战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虽然叫“东南野战军”，但实际准备执行南进任务的是由华野3个纵队组成的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毛泽东决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并说明人选临时决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计划在粟裕的建议下很快取消了。 “国难思良将”。粟裕再次被毛泽东点将，从原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南调往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充分说明，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受到了相当器重。接着，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里的攻台战役和抗美援朝，粟裕两次与肖劲光成为搭档，显示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知人善任的卓越用人艺术。 肖劲光与粟裕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两人感情很好。１９５８年粟裕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当毛泽东向肖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时，肖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泽东点头赞同。从而使粟裕免于被进一步打成敌我矛盾。１９８４年粟裕逝世后，肖劲光动情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井冈山时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６月，粟裕任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肖劲光任支队长，曾一起率部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１９３３年２月粟裕任红11军参谋长，肖劲光为该军政委。同年10月至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为红七军团政委。此后，两人分开了。粟裕于1934年７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寻淮州离开中央苏区北上，而肖劲光则被“左”倾主义者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红军主力长征。粟裕主持攻台战役，“实际困难为过海”。1950年3月，攻台总指挥粟裕即与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的海军司令肖劲光会商，两人再次合作共事，最终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全部50万人分一、二梯队攻台，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 肖劲光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将领。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肖劲光被博古等人说成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这种路线从本质上说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团长寻淮州、政委肖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先后遭遇黎川失守、八角亭失利。“左”倾主义的领导人不去追究军事主官寻淮州的责任，却追究政委肖劲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左”倾主义者抓住红七军团作战失利大作文章，将肖劲光撤职，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肖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判5年徒刑，且无上诉权。肖劲光在关押期间，已经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肖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肖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肖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肖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遵义会议后，肖劲光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将领。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人数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１１５师、１２０师、１２９师的人数不相上下，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其信任程度之高。解放战争中，肖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肖劲光于1950年1月担任海军司令员，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的1967年，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策划打倒肖劲光，毛泽东将肖劲光召回北京对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事，谁要夺权就让他夺去，你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工作以后有你做的，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因为海军的批示都是我做的。”后来毛泽东多次力保肖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肖劲光来当，肖劲光是终身司令!”毛泽东在“文革”中公开说“终身”不能打倒的，只有肖劲光一人。 此次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又选中肖劲光作粟裕的搭档呢？ 我军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政首长合作不融洽的问题。比如新四军前期的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后期的代军长陈毅与政委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总司令林彪与第一政委彭真等；即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之间也曾有较激烈的争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鲜战场上呢？ 毛泽东确定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后，剩下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安排谁来当政委。最后的结果政委也由粟裕兼任。粟裕在红军时期提拔较慢，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即指出：红军时期的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由此显得资历稍浅，且没有参加过长征，属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孟良崮战役时即有“老资格”部下甩电话，直至在粟裕指挥下连战皆捷的情况下，部下们才最终服气。而东北边防军几乎将集中我军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假如与美军交战，出现个别将领不那么听打招呼，人事关系不容易理顺，问题显然即更加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强化主帅的权力，即让粟裕兼政委。古人早就强调“兵权贵一”，如果实际指挥作战的人被授予了最大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再群策群力，全军在指挥上就会产生最大的效能。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也是有先例的。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６年６月，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彭真对战局的看法与决策屡有争议，为强化林彪的权力以应对东北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６日致电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陈云、高岗、罗荣桓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在资历浅的林彪与东北局书记争议时，毛泽东不是调开林彪而是相反地提升其为东北战略区的一把手，而将１９４５年９月起即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降为副书记。如此，林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此举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拘一格用人的魄力。同理，面对将与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交手的态势，在东北边防军问题上，要想让粟裕压得住来自各个野战军的“骄兵悍将”，最好的办法也是强化粟裕的权力。 但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如果粟裕专注于作战，那么副政委必不可少。毛泽东看中了颇受青睐的爱将肖华。肖华是中央苏区一个红小鬼成长起来的将领，此时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搞政治工作很在行，后于１９６４年创作了《长征组歌》。他还有一个优势：在解放战争中与此时毛泽东中意的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是老搭档。肖劲光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时，肖华为政委。两人主持接近朝鲜的南满军区，共事很融洽，在东北野战军“南拉北打”的战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毛泽东最终决定让肖华离开总政治部，出任东北边防军的副政委。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边防军的副司令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应该考虑到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此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我军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人数最多，兵力占了近一半，其次才是三野，且边防军所属第一个兵团是四野的第１３兵团；第二、此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级别要够高，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第三、此人应是毛泽东充分信任的人；第四、此人与粟裕有良好的关系。如此，与粟裕关系良好、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东北野战军原副司令员肖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有肖劲光的得力辅佐，凭借粟裕杰出的军事才能，与美军交战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只要开局一顺，以后人事关系就容易理顺了，主帅个人的军事才能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粟裕、肖劲光、肖华三人的东北边防军统帅班子搭配，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7月7日国防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即经过精心、慎重考虑的。《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披露说，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毛泽东对粟裕的大兵团军事指挥才能是相当信任与欣赏的，同时也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因而在粟裕长期以副司令员或者代司令员身份实际统率华野和三野之后，第一次任命粟裕为野战军的军政正式一把手。并且在肖劲光新任海军司令员，组建海军工作千头万绪以及肖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均被安排为粟裕的军政副手，精心为其搭配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也指出： “早在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之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出国部队的统帅人选”，“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就想到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粟裕。” “毛泽东同意的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指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人选），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很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的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 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 张雄文 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一般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很难接受新的史实。 但假毕竟不是真，在众多逐渐披露的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矛盾，甚至曾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只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至今依然“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注释3），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张力的采访刘伯承次女刘弥群的文章，发现她的谈话竟与其兄刘太行除个别细节外如出一辙，字里行间的情绪也颇为相似。摘录如下：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二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张力：《刘邓之交》） 又一个神话无情地破灭了。虽然令人遗憾，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不争事实。那些曾卖力“取笑”这一史实，谓之“谣言”的印刻效应者，也最终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还不在此。 刘伯承及其儿女令人无限同情之处，不但是刘生前受到“好搭档”的屡屡打压，得不到平反正名，辞世后“司令员”也成为“政委”军事指挥“配角”外，还只能听凭别人单方面摆布，数十年间编织“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以及“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亲密无间神话，无法公开表述自己真实的意见（书刊根本发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沦入“野史”境地），眼睁睁地看着“李鬼”代替“李逵”，“伪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间而徒唤奈何。 当年的“川中名将”、“军神”刘伯承有知，虽早有淡薄之心，但也岂能瞑目于地下？！ 张震到底是谁的参谋长？ －－质疑邓小平说渡江战役“我的指挥部在三野指挥部，张震是参谋长” 张雄文 1989年11月20日上午，暮年邓小平对着一群撰写军史的年轻人，意兴盎然，侃侃而谈。回忆到渡江战役时，他神情激昂地说：“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指挥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年轻人们眼前似乎浮现出千帆竞发，百万雄师直指江南的壮阔画面，对这位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老人又多了一层敬意。 很快，这一说法成为结论，出现在各种军史书籍，直至收入《邓小平文选》。 但有心人发现，张震是第三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参谋长，他连同整个三野指挥部如何成了二野政委或者说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了？粟裕又上哪儿去了？ 1989年及其以前，统率三野80万大军的军事统帅、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继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第四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人——粟裕源于1958年邓小平、彭德怀组织的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直至辞世之后尚不能平反，早已成为被淡化的边缘人，不再为公众所知晓。譬如，彭德怀、陈毅等人被当作“完人”广为宣传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1985年拍摄《黄桥决战》，将这一杰出战役真正的创造者粟裕改称“谷盈”。 邓小平将粟裕的三野指挥部和他的参谋长张震说成是自己的，应该不会是简单的误记，和上述原因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 肖克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因此，有必要根据公开的党史军史资料，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渡江战役作战过程中，直接指挥中集团和东集团的三野指挥部先后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常州和苏州驻扎；而邓小平的总前委驻地先后在安徽合肥东南的瑶岗、江苏南京和丹阳。 历史事实表明，在三野、二野大军突破江防后，邓小平未到过白马庙、常州、苏州三野指挥部驻地的任何一处。 关于渡江战役所有的文献浩如烟海，所有研究邓小平的著述，都没有提及他在渡江作战中到过三野指挥部。这自然不是忽略，而是真相如此。 粟裕的老部下、时任三野指挥部作战处参谋的秦叔瑾专门回忆：渡江战役中，“野指作战室有通宵值班参谋二人，我们从未见到过邓。如邓在，作战室研究作战就必到，我们十几位常到作战室的人，没一人说邓到过。” 同时，渡江战役总前委是一级党的领导组织，而非一个指挥机关，因此没有司政后等部门，当然也就没有参谋长一职的设置。甚至连上下联络专用的电台都没有。 1949年2月9日，粟裕代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颁发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的命令，其中参谋长是张震。这说明，张震是三野、也就是代司令员粟裕的参谋长，而非总前委、邓小平的参谋长。这以前，一直担任华野副参谋长、主持参谋部实际工作的张震，曾协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深受粟裕的信赖和倚重。《粟裕战争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第三野战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出版物，都雄辩地证证实了这一点。 邓小平渡江战役过程中没有到过三野指挥部，张震也没有和他在一起，而是一直和代司令员粟裕在一起。张震协助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渡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以及歼敌28万余人的良好战绩。 实事求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考究张震到底是谁的参谋长的真相，令后来人有无限感慨。 质疑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纪念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 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的南线战略大决战，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战争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军前线指挥员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战役指挥才能，谱写了大兵团作战的光辉篇章。历史事实表明，淮海战场的绝对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将军在这一战役中起到了首屈一指、不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晚年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一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些书籍如《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的军事谋略》和影视片《风雨钟山路》等，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电影《大决战》第二部《淮海战役》更是以此为拍摄指针。 邓小平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但他晚年回忆的这段话，与历史真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曾指出：“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活的灵魂”和“精髓”。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淮海战役指挥的历史真相，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由于直接的当事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已辞世，可能知道毛泽东撇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刘伯承，而授权中野政委邓小平全权指挥这一空前激烈、关系到国共生死存亡战役的中共中央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总前委的其他成员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也都早已辞世，人们无法直接向他们求证这一事实，而只能根据现有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考证。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于1948年9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的，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此役最初决定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1948年10月下旬，中野攻克郑州、开封后，邓小平、陈毅率中野主力东进至淮海地区，战役发展为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毛泽东有过两次明确指示：一次是1948年11月1日，在陈邓已经进入淮海战场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建议，致电陈邓粟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一次是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东来和陈邓会合后，发电给刘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等，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这两次电报都提到邓小平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前者是陈邓指挥、后者是刘陈邓粟谭）的事，但它们与邓小平1989年所说毛泽东“我把指挥交给你”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语气上看都不是一回事。 从毛泽东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内容和语气来看，这是他当面向邓小平口头交代的，邓小平1989年也强调“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当时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远隔千里，只有电报往来，没有电话联系，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见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呢？ 根据现已发表的党史军史文献和资料，在淮海战役前和淮海战役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见过面。在淮海战役前，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等14人，列席会议的有胡耀邦等10人。但当时粟裕还没有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可能和邓小平谈论有关一场未来的尚无踪影的淮海战役指挥之事。 邓小平何时离开西柏坡返回中原野战军，目前尚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中央和中野、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毛泽东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9月25日，中原局、中野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军委并粟裕，同意举行淮海战役；同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复粟裕并刘陈李等，同意举行淮海战役。这些往来电报的收发人中都没有邓小平，说明邓当时还没有回到中野。直至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电报中，收报人中才有邓小平；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就配合华野攻歼郑州之敌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两份电报说明邓小平当时已回到中野，也说明此前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淮海战役这件事。 同时，此前邓小平虽然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在西柏坡，但此时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还没有发展到共同进行淮海战役这一步，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有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事情。 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邓小平参加了中共中央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由于此时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不可能在会议期间和邓小平再谈论淮海战役指挥事宜。 那么，从邓小平和陈毅率中野主力进入淮海战场直至淮海战役结束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有无可能直接召见邓小平面授机宜呢？ 据目前已公开的党史军史资料，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 据已发表的淮海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指挥员之间往来电报，邓小平在此期间没有离开过淮海战场。 邓小平与陈毅率中野主力于1948年10月24日攻克开封后东进河南柘城，进入淮海战场。从10月24日至11月1日，陈邓和军委、华野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往来。 11月2日，在接到中央授权陈邓指挥淮海战役的电示后，陈邓致电中央，称“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11月9日，刘伯承从豫西来到柘城与陈邓会合。从这时到12月16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华野之间往来电报十分频繁，有时一日数电，邓小平或为收报人之一，或为发报人之一，说明他一直在淮海前线。 12月17日，根据中央指示，刘陈邓到蔡洼华野司令部驻地召开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去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中野亦即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此后，直至淮海战役结束，中央和淮海前线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文，都表明邓小平一直在淮海前线，没有面见过毛泽东。 以上事实说明，在整个淮海战役进行期间，邓小平虽然在粟裕“机断专行”发起战役多天后成为总前委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召见过邓小平。也就是说，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毛泽东亲口向邓小平交代“我把指挥交给你”的时间和地点。 再者，就淮海战役战场实际看，第一阶段华野围歼黄伯韬和阻击徐敌东援，第三阶段追堵撤离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都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下令的，未见有邓小平指挥下令的记载。 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11月6日，粟裕根据战场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当天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中央军委于11月7日复电粟裕：“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如果毛泽东确曾把指挥权授予了邓小平，他是不会绕过邓小平又授权粟裕“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的。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华野战场休整，两星期内对杜聿明集团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也是中央直接指令粟裕实行的。 即便是第二阶段中刘陈邓决定中野“先打黄维”，也是先报告中央军委，得到批准后才付诸实施的。这从另一面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把淮海战役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 总之，就淮海战役而言，不存在毛泽东亲口交代邓小平“我把指挥交给你”这件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真相。
一
A老说：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国防部与总参之间的矛盾早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粟裕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请求谈工作意见。毛未答应，只交代陈毅了解情况。陈毅先于5月12日找彭德怀、黄克诚两人，8天后的5月21日才找粟裕。期间，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你跟他在一起时间最久，你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一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你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一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此后数十年，邓防备粟裕的“阴”，尽管粟裕1975年示好，总不给他平反，也不重用。不止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弃之一边，中顾委成立，还让粟的部下许世友做副主任，粟却为常委。 二 B老说：陈粟两家1958年后再无来往。《粟裕传》传记组采访楚青，问：“1958年后，陈老总到您家里来过吗？”楚青摇摇头，说：“人家是领导，怎么会到我家里来？” 三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一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类似以德报怨的还有抚养刘锡荣。刘锡荣父亲刘英，浙南游击战时期准备杀掉粟裕。两人互相防备，各带人马分开后，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刘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将领，又成长为高级干部，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了解刘英派他盯紧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刘英之子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找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四、 E老、F老、G老（两个）、I老说：1948年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签发淮海战役作战预备命令，此后敌情、友情都发生变化。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四个纵队）靠近了战场。粟裕考虑如何将这一部分力量加进来，打大歼灭战。因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反对打这样的大仗，粟裕只得电请毛泽东令中野阻住胡链兵团等部，结果中野未能阻住，使第三阶段功败垂成。此时，粟裕想出一个将中野力量加进来的法子：10月31日致电中央，请陈邓统一指挥。 几十年后，因原中野司令部人员透露出来，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和老部下都知道了当年中野司令部发生的一幕：接到毛泽东转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的命令，两个四川人用家乡话骂骂咧咧。邓骂：“他妈的，总贪多贪大！我这么点兵力，又没重武器，打个鸟！搞不好是第二个皖南事变！给中央发电，他（按：指粟裕）有本事，叫他自己指挥！”陈也骂脏话。电报员一听，为难道：“怎么发呢？”邓脑子一转，抢白说：“这还不好办？就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这份巧妙的电报于１１月２日发出。而实际上，此时陈邓司令部与军委、与刘伯承司令部以及华野司令部一直电报来往，畅通无阻。 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陈邓向中央发电或跟华野粟裕通报情况，只自称中野而非总前委（可见原始电报），即有万一失利，以推卸责任的意思。 渡江战役时，战局已十分明朗，可以稳操胜券了，陈邓便开始堂而皇之自称“总前委”起来。 五、 J老说：1948年11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一。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一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最后，粟裕主动又派了一次，共到了5个纵队，才解决黄维。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二） 张雄文 六 A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一个地段，给我们部队进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页）说完，掉头就走。 邓小平、陈毅一面急忙电告粟裕，一面商量对策。粟裕听说，当即对华野总政副主任钟期光说：“你立即去陈士榘那儿，就说派华野部队支援中野，是（华野）前委的集体意见，必须绝对服从。而且必须听从中野的安排！”钟期光马不停蹄赶到已行进到中野六纵附近的陈士榘处，转达了粟裕的命令，陈士榘才令部队停止前进。邓小平又给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叫他留住陈士榘参加围歼黄维的战斗，不要去打阻击。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着，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进？） 为表示对华野的谢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将黄维的拐杖等战利品托钟期光带给粟裕。钟期光到华野司令部转交物品时，粟裕表示不要，钟期光跟粟司令很随意，笑道：“你不要，我就拿了？”结果，这些珍贵的物品都归了钟期光，并一直保存到现在，军事博物馆多次上门讨要，钟家觉得对恢复华野的真正作用有帮助，一直不曾答应。 七 B老说：1948年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奉命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邓生恐他们向毛泽东谈到自己在淮海战役之前、之中的表现，忙向毛泽东发电报，主动承认自己对淮海战役发展成这样的大仗估计不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份电报后来被收入《邓小平军事文选》，可以查证。 八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C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一时，被写进《陈毅传》和很多文本。1989年，其他人不在了，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九 粟裕的老部下某老告诉我：建国后调军事科学院工作，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军史副主编的Z老，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对屡打胜仗的粟裕十分佩服。每当收到中央转发的华野捷报，他总兴冲冲地进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聂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一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一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十 C老说：粟裕长子在北京军区工作，其身边工作人员有一人是聂荣臻女儿某某的亲信，聂女叮嘱该人：粟长子有何举动，第一时间告我。不巧这人是粟裕原秘书J老夫人的姨甥亲戚，忍不住说了，于是传到粟家耳里。 十一 D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十二 F老说：建国后首次授衔酝酿时间长，有好几年，粟裕最初确实名列其中，没超出第七个，中央常委（即五大书记）对他们这些元帅人选的讨论，肯定有记录，只是目前属于绝密，还只有李银桥单方面的证词。贺龙1953年10月到朝鲜王必成兵团，透露自己被内定为元帅（此事可见《贺龙全传》），应该是其中记录之一，不过，贺龙其实是违反纪律的。 我天真地问：今天的胡总可以查阅吗？ 某老说：他当然可以，只是粟裕与他无多大干系，他怎么会这么做？况且他也只求稳当，和谐社会么，他才不会去搅动，弄出自己也收拾不了的变故的。 我笑道：这不明摆粟裕吃亏么？和谐，就是和稀泥吧？ F老笑而不答。 十三 G老说：军事科学院多数人很崇敬佩服首长，表现有三个：一是首长一般不来军科坐班，只大事才来。他不在，全院若开大会，必定乱糟糟的，下面四处开小会。首长一来，下面“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因为别的领导乡音浓，又是套话。而首长普通话很可以，关键讲话内容很独特，有水平。二是军科郑文翰院长，原来是彭总秘书，却极佩服首长。梁丞（朱楹）将《粟裕传》删掉的部分内容写成文章，以《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为题发表后，因直接点名说彭总的不是，彭总老部下要联名告状、辩驳。郑院长知道文章内容客观，闹起来只有增添笑话，两边都不好，急忙出面制止。（此事我原听粟裕秘书Z老当面谈过）三是军科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叫陈舟，专门沉浸于研究首长。他还出版《粟裕兵法》一书，很有影响。 我问：前面阶段军科不是有个郭志刚，写了篇《关于新中国元帅军衔的评定问题》，不是故意混淆真相，贬低粟总吗？ G老说：他将元帅人选的确定时间断定从1955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开始，说它框定了授予元帅军衔人员的范围。确实有点学究气，不懂中国官情。你们一句“贺龙1953年就知道自己内定为元帅”，就可驳倒他了。不过，他很年轻，也很上进，没想到那篇文章给首长带来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他发言时，我们要录像，他忙制止，说：“我们随便聊聊，随便聊聊。”我们知道他有现职，很理解地关了机。） 十四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十五 A老说，1949年10月建国后，粟裕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兼南京市委书记，其亲兄粟沛与母亲一同前往南京见面。粟沛早年参加农会，抗战期间，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会同县某部门主管，但一直与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通信，深受其影响，积极支持抗战，有回一次性动员800人上前线当兵。因此见到粟裕时，提出要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粟裕则不容私情，要他先到旧社会公职人员大学学习，里边尽是过去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进来洗脑的。粟沛觉得自己一直为革命做地下工作，不能与他们同等对待，因此很委屈。一气之下，回了会同，做了一个学校的副校长。 不想一年后，他被人诬告为叛徒，投进监狱，判了四年。粟裕则党性极强，相信组织，竟不能援之以手。牢未坐完，粟沛因病含冤而逝。直至80年代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其兄弟俩命运之坎坷，如出一辙，令人感慨系之。 十六 Z老说：华东局一把手饶漱石很赏识粟裕，很支持他的工作。1947年8月华野“七月分兵”失利后，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谭震林，却指责负责华野军事的粟裕部署、指挥不利，“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写了一封信，先给陈毅看，陈毅同意谭的观点。（此事可见《粟裕传》及《粟裕年谱》） 粟裕当即向中央引咎自责，请求处分。不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非但没有责备粟裕，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一两仗未打好不要紧，还叫他单独赴鲁西南，去指挥华野主力部队。同一天（8月6日），华东局饶漱石也发来电报，热情安慰粟裕。见此情景，陈毅忙于当天中午向中央及华东局发电报，表扬粟裕，说：“最近粟裕、陈赓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刘并肩前进。”还承认了“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但其实电报一开始就提到了谭震林的信，说“对粟有帮助。”（可见《粟裕年谱》）一般的文章只摘录半截，以为陈毅对粟裕推举不遗余力，其实他是见两个主要上级毛泽东和饶漱石都继续看重粟裕，才连忙转弯的。并且有些话还有用意，暗示了华野指挥部的矛盾，意即粟裕军事才能也并非中央想象的那么好。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一如尊重陈毅一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粟裕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是对饶“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结果1958年又被重新提及，大加批判。 十七 C老说：饶漱石当年的问题现在看来根本没什么。 我问：怎么不平反呢？ C老说：主要是没有后代，无人提起，自然就没人管了。 我深以为然。不过后来知道饶漱石好像有个女儿，可惜没有机会再同C老谈这个事。 十八 B老发表《粟裕授衔真相》后，影响很大。但后来又发表《粟裕让司令的真正原因》，说粟裕1948年5月让陈毅当司令，不是谦虚，而是为了指挥上的便利，还说：“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又会打仗，毛主席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绝妙。”结果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造成“粟裕压不住部下”的印象。 好些精通这段历史的人认为，B老是受到某种压力，才写后面一篇文章的，因为粟裕虽然让了司令，陈毅还是到中原军区去了，在那里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第一版，第275页）。”历史事实证明，粟裕代理司令员，华野的仗倒越打越大，没有什么指挥不顺手的事。另一方面，粟裕1945年还让过张鼎丞当司令，如果不是因为粟裕谦虚，难道也是只有张鼎丞才压得住阵脚？ Y老说，1948年5月，B老还没有调到粟裕身边做秘书；粟裕授衔时，他倒确实在粟裕身边了。又说：C老是政治秘书，B老只是生活秘书，有些事，前者更清楚一些。 我就此事请教C老，C老笑而不答。 十九 E老常应报社要求写些回忆文章。1984年粟裕辞世后，他写了篇《粟裕救新郎》，说的是件真事。 １９４０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某科长到某兵站检查工作，听说生得傻大黑粗，又身有残疾的站长王永安竟结婚了。碰巧长相清俊的新娘也进来，见有陌生人在，又听说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领导”，顿现畏惧之态，慌忙夺门而出，害羞地躲了起来。 于是，这科长武断地认定：王永安不可能被标致的江南女子相中而自愿成婚；不用问就知道是强迫。那新娘一见王永安，拔腿就跑就是明证！ 科长无心再作了解，立即赶回江南指挥部，将此事向陈毅、粟裕作了紧急汇报：当过白军的王永安，恶习不改，旧病复发，强迫民女与之成婚…… 陈毅一听，大发雷霆，说：“强占民女？这还了得！马上派人去，将王永安捆绑关押起来！”其他人也无不气愤异常。 在随即召开的讨论处理意见会上，陈毅提出：为了严肃军纪、党纪，挽回政治影响，取信于民，对王必须立即开除党籍、军籍，就地宣判执行枪决。 粟裕一直沉思不语，在陈毅征询他意见时，他说：党纪军纪必须严肃；但开除和枪毙一个同志，不可匆忙决定。他建议，再次派那位科长前去兵站作深入调查。并郑重要求：务必倾听群众反映和当事人（新娘及其父母）申诉。 结果，这位科长再作调查之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王永安在兵站工作忠于职守，其房东主动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以方便照料他的生活。姑娘本人也欣然接受。由于兵站驻地距上级很远，敌人又封锁很严，结婚时，一直没来得及报告指挥部。 根据这一情况，江南指挥部再次开会，一致认为，不经请示批准而结婚，毕竟是错误的，应该给予批评教育。但此事的发生，又确有其特殊性；尤其重要的是，非但谈不上什么“强迫”，未造成不良影响，反而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鱼水深情！因此会议决定：解除关押，免予处分。 E老有些气恼地说，我文章的题目原来叫《粟裕救新郎》，但军报（军队最高级别的报纸）发表时，未经我同意，就改成了《陈毅粟裕救新郎》，还将陈毅说的“枪毙”一类的话，改成了“有人”。王永安明明是粟裕从陈毅那里救出来的么？他们一改，就不大合逻辑了，陈毅从哪里救王永安？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密闻（四） 张雄文 二十 曾与某个国家级出版社编辑谈粟裕书稿审核，对出版社上级部门及专门机构办事的拖沓、官僚、中庸，两人有共同的感慨。良久，我说：“出版社愿意出版就行嘛，还要交上级审稿，控制这么严，不是好事吧？”编辑说：“也不能这么说。有些书稿确实该审的，不然社会影响不好。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出版后，反馈意见很强烈，不满意的人太多，出版社都以此为戒。” 有回到A老家，聊及出版审稿的事儿，A老气恼地说：“该审的不审，不该审的一审就是一年！《我的父亲邓小平》，他们谁审了？与历史不符的地方多得是！” 想想新浪读书频道还在连篇累牍连载该书，我无言而已。 二十一 B老说：“小平不叫别人写回忆录，说自己也不写，其实很有手段的。他不写，却交代女儿写。你见过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吗？比他本人写要露骨，也随意多了。”稍后，B老又说：“历史上曹操不称帝，甚而怒斥劝其称帝的媚臣，却处处给儿子曹丕创造称帝机会，还对曹丕说：我做周文王,你做周武王吧。政治家的手腕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十二 C老不仅自己后半辈子全心研究粟裕，还将儿子带上了路。夫人很气恼，有回见D老竟也业余研究粟裕，自费跑遍了大江南北的粟裕纪念馆，不解地问：“这样做，值吗？” D老说：“人心里传统观点的力量是很强的，有时也很悲观，但想到C老说的，《红楼梦》三百年后才解禁，曹雪芹才被世人认可，便觉得得失不在一时，从长远看，研究粟裕很有意义。” 二十三 如今将帅后代写父辈成为时髦，而不顾白纸黑字的原始电文，言过其实者居多。《我的父亲邓小平》外，陈士榘之子写了本《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里边竟说华野多数大仗是他实际多数时间不在参谋长任上的父亲陈士榘提出的建议或方案。 E老说：“粟裕的后代都很低调，不大提及其父的功业，对粟裕蒙冤等事，更是讳莫如深，绝口不谈。好些粟裕专家采访粟戎生，希望得到些公开资料以外的内容，总一无所获。”有回他请教粟惠宁个事，竟遭到抢白，说：‘你不要惹出是非来！’然后不再理他。 二十四 E老说：周恩来喜欢陈毅，刘少奇喜欢粟裕。1955年的授衔，陈粟两人军衔是周恩来的意见被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的结果。 二十五 我经考证，得出一个不大被注意的现象：战争年代，我军将帅中的方面军最高军事首长往往被部下称为某总。综观我军将帅，元帅中没有全部被称为某总的，而大将里只有粟裕有此殊荣。譬如： 朱总（一方面军司令员、解放军总司令） 彭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林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陈总（华野3分之一时间里的司令员兼政委、前委书记） 粟总（华野3分之二时间里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 聂总（华北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徐总（四方面军总指挥） 贺总（二方面军总指挥） “粟总”的说法虽书籍资料多处有，却尚未有其他渠道佐证，直到遇见吕韧敏老人。吕老说：当年野战军里，战士们有叫粟司令的，也有叫粟总的。 二十六 1984年2月，粟裕辞世。报社约粟裕当年的老部下们写文章纪念。叶飞应约写了篇《悼念粟裕同志》，里面平平淡淡说：“初见粟裕同志时，他２７岁，我刚２０岁。从那时到不久前我看到病危中的他，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系之。”后文则更味如嚼蜡，大多重复讣告里的生平介绍和评价，有些段落表面夸粟裕，实则还自夸，说粟裕“甩尾巴”的办法是跟他学的。 E老说：叶飞文章发表后，楚青最不满意这篇了，责问报社不该叫叶飞写什么文章。报社有些无奈，解释说：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但这篇文章后来还是被收入《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五） 张雄文 二十七 楚老是粟总的妻子，最知道他平时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她总说：粟裕是个悲剧性人物。又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有些人似乎不理解，觉得粟裕1958年后活得似乎很洒脱。楚老说：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处于逆境，粟裕几乎隔天挨天整。” 二十八 《粟裕传》是目前最客观的粟裕传记作品，很多人似乎觉着粟裕的生平写尽了。但我至少听到三个人不满意。一是A老，《粟裕传》主要撰稿人，常常抱怨删改太多，隐讳太多。二是B老，后半生常年研究粟裕，掌握了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资料。我采访他时，他豪气干云，说：“《粟裕传》应当重写！”三是楚老。她不满意现在的粟裕作品（包括《粟裕传》），认为好些地方不能如实反映粟裕的遭遇与贡献，有些作品几乎就是调子定好后的公式化、概念化官样文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大将丛书，竟是统一规定大概字数的，也不管一个华野实际统帅与兵团司令员的巨大区别。有回C老到她家拜访，见他是大学教授，教汉语言文学的，又是侗族粟裕研究组负责人，楚老便拜托他写本粟裕的书。C老自然答应了。 但C老一直没写成，对我说：“一是工作忙，真正全退后可能好些；二是大环境不行，有些东西还不能写。”因此，5月里人民大会堂召开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C老不去，说见到楚老的面不好意思。 二十九 A老说：为写《粟裕传》，他采访过东南野战军组建时期的东南局副书记J老。J老亲口说了个真实故事：1948年5月间，陈毅被调离华东野战军，到中原野战军任管后勤的副职，心情比较沉闷，但外表还看不出。尚未上路前，J老陪陈毅下棋，因两人平素较熟，那时等级也不很森严，J老便笑道：“陈老总，中央原来叫粟司令管打仗，现在又将你调走，看来你打仗不行啊。”陈毅一听，脸色顿时十分难看，忽然起身，一把掀翻桌子，说：“谁说我打仗不行？”满屋人惊呆了。J老自知造次，忙道歉不迭。 我笑道：我能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吗？A老说，可以写，不过不要点出人家的名字。我点头应允了。 三十 拜访A老时，想到前些天在国家图书馆翻阅陈士榘儿子写的《一生紧跟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一书时的感受，特别不理解一个不经常在参谋长任上，实际多由副参谋长代行其职的人，如何成了华野各大战役的提议人或谋划者，却视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开原始电报于不顾，我说：“人家的部下都推崇自己的首长，怎么粟总的部下似乎都跟他作对，一定要抢他功劳啊？” A老点点头，又摇摇头，拖着长腔，一字一顿地说：“许世友、陈士榘、宋时轮、叶飞。” 我猜想这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华野的特殊指挥体制，以副司令员管战役指挥，或者粟裕只做了代司令员，内部山头尚未得到完全整合，若战争持续一两年，结果要好得多。二是人往高处走，私心里往往喜欢借与地位更高的人的亲近、交往，显示自己的作用和地位。写跟大将粟裕的如何亲密，绝对没有写与元帅陈毅的亲密感觉好。所以在回忆录中，许世友公开虚构陈毅到济南战役前线动员。还有《一生紧跟毛泽东》，这题目就体现这一点，按常理，周恩来说自己一生紧跟毛泽东，是很正常也很恰当的，同时周自己的地位也在一人之下，显赫自然可见。这话放在陈士榘身上，无形中就抬高了他，成了可与周匹敌的人物了。三是1958年粟裕蒙冤，无端污蔑粟裕的罪状在许、陈、宋、叶等辈心中根深蒂固，或许曾经还推波助澜过，因此回避粟裕是华野统率的事实，也成了他们有意无意间的观念。 我说出这个意思，A老微笑着看我，默然不做声。 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六） 张雄文 三十一 1994年，邓小平因病完全不能理事后，三代核心才开始给粟裕平反，但依然有所顾忌。1997年邓一辞世，三代核心立即批准召开《粟裕军事指挥艺术和现代战争理论》研讨会，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亲笔题词：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三代核心为何能这么公正地评价粟裕？ F老说，除张震等老部下成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建言外，还跟华东重要人物汪道涵有关。汪道涵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开始担任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长，是华野实际统帅粟裕的老部下，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为人很钦佩。1980年后，汪道涵出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85年退居二线，由三代核心逐渐接任其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职务，对江多有提携、帮助，两人关系极好。江成为最高元首后，汪道涵晋言为粟冤案平反，江慨然应允，成为继毛泽东后，十分看重粟裕的最高领导人。 我听了，久久沉思着：一个开国功臣明显的冤案要靠个人关系，才能最终解决，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三十二 楚老《慰英灵》一书披露：杨尚昆说粟裕1958年蒙冤的事，不过是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聂，半个是陈（毅）。三人中，一是为民请命、敢犯龙颜的刚猛青天；一是忠厚老实的两弹一星功臣；一是能文能武、刚正不阿，“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全人。杨尚昆的话使世人大跌眼镜，原来“好人”也整人！于是某些人痛心疾首，极力维护偶像形象，一篇《陈毅为何狠批粟裕》将批粟合理法，竟说陈毅狠批粟裕是保护他。 随着《粟裕年谱》的出版，陈毅1955年4月1日在北京饭店即主持“帮助”和“批评”粟裕与饶漱石的关系问题，1958年5月在大会上发言大讲粟裕“个人主义”等史实得到披露，彭德怀说粟裕：“这正说明你阴！”根子也是源于陈先说粟“阴”，某些人极力辩护的举措再无法立脚。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某些说别人偏执实则自己偏执已极的人说：粟裕与这么多元帅关系搞不好，当然是他自己的原因。 某回拜见A老，我谈及此事。A老愤然说：这是放屁！几个元帅关系不好？才两个半嘛！十个元帅里至少四个对粟裕格外赏识！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林彪说“粟裕尽打神仙仗”、“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常胜将军”；叶剑英说粟裕“是全党、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战将，你打了很多的胜仗，对革命战争贡献很大，又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你的军事才华令我们大家钦佩。”倒是彭德怀十个元帅跟九个（除他本人）搞不好，十个大将也跟九个（除黄克诚）搞不好，毛主席就讲过这样的话，照他们的说法，彭德怀跟这么多人搞不好关系，一定不是好人了？ 三十三 华国锋做了主席，报刊连篇累牍说：要紧密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某回读外电，里边说：“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说明高层里有人不团结。”这话不只年岁小的我觉得有理，大概高层也注意到了。以后提这种说法，多半是“要更加紧密团结在某某的周围”，加了“更加”两字，含义果然不同。意思是说，原本是团结的，只是要再紧密些。 “凡强调的东西都可疑”，以后我常从某些强调的政治话语反面看，果然看出不少问题。刘伯承元帅1986年去世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刘邓亲密无间，中间放不进一个顿号。世人奉为圭皋，以此做为写史的依据。我虽有疑惑，却无有有力证据，只是猜测而已，后来见到S老才恍然大悟。 S老说：刘邓一头扎进大别山，根本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调动中原国民党军回援，在国统区开辟新战场，减轻解放区负担。大别山我军历史上曾几进几出，民穷人少，无法使大兵团立足生根，蒋介石根本不屑调动精锐前往进剿。对这一进军，刘伯承有极大不同意见，而邓小平却极力维护毛泽东的主张。坚持大别山后期，刘伯承与邓小平间越发水火不容，刘不忍部队日渐缩小，几无战斗力，提议走出大别山。邓小平则强调坚持中央方针。两人争吵之际，刘伯承索性提出分兵：两人各带队伍行动，自己出大别山，到豫西去；邓小平则依旧留大别山。意见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只得同意。结果证明刘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后来也只得出来了。因二人间的矛盾，毛泽东特意调与他们关系都好的陈毅来中原野战军，以便调和，又给坚持中原大规模歼敌的粟裕让出华野名正言顺的最高指挥位置，可谓一箭双雕！ 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毛主席对我说：‘（淮海战役）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个话竟上了国家文献性质的《文选》，如此强调，可疑之处更为明显。S老说：中央与二野邓陈司令部远隔数千里，毛主席如何亲自交代？淮海战役根据粟裕的建议与部署，毛泽东进一步补充，发起后10余天才成立总前委，邓又如何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主持决定？内容又是些什么？ 我们只听着，默默感叹而已。 三十四 L老说：粟裕是极少几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我军将领之一，并被写进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毛泽东1947年12月才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一些原则就是在粟裕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全文完，谢谢关注） 陈毅不会打仗：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报毛泽东绝密电 张雄文 1946年6月陈毅平生首次统率大兵团，率山东野战军5万人，出击鲁南、两淮，到1946年10月15日期间，陈毅与粟裕及其所在的华中军区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重大争论，分别是：1、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之争；2、两淮保卫战之争；3、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实践表明，无论战略还是战役，均是粟裕为代表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高出一筹，最终以毛泽东明令：两军合并后，“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结束。 毛泽东早在1938年即说：“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来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发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第９２页）显然，粟裕正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指挥员。 这一期间，对于粟裕的战略眼光与战役指挥，华中军区其他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给与了相当的信任，尤其是第三次争论期间，本着革命大义，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接给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但望勿告陈（毅）”的绝密电报。这份《陈毅传》讳莫如深，《粟裕传》遮遮掩掩的电报，直接促成了粟裕获得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才拥有的战役指挥权；间接导致了1948年5月，陈毅被调离华野。粟裕虽不曾在这份电报上签名，却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被强行指责签了名，是他“得罪半个元帅（杨尚昆语，指陈毅）”和＂阴＂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了被批判，战功被转移、淡化、磨灭的严重恶果！ 今天，当我们再看这份从档案馆复制出的密电，不禁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对革命的忠诚感动，也为粟裕建国后的遭遇深感冤屈，更为某些自称被“大雪”“压”的“青松”，实则也是“压”人家的“大雪”的一类人倍感难过！ 电文如下：（如图） 1946．10．4（9）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五旅赶驶顽强，给七四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1946.10.4（9）酉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 金凤：刘伯承1949年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 ——一份人民日报记者金凤采访记录 张雄文 １９４９年９月，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粟裕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第二野战军首席代表刘伯承由衷地向中外记者称赞粟裕，他说：“这位是粟裕将军。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想必诸位早有耳闻吧！”《人民日报》于9月27日发表《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一文，盛赞粟裕是“常胜将军”，并转引了刘伯承对粟裕的赞语。不久以后，刘伯承主持南京军事学院，他又多次阐述这一观点。南京军事学院某次开会时，有人说请常胜将军刘司令员讲话。刘伯承真诚地说，我不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是粟裕。 刘伯承对粟裕的赞誉是建立在长期的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粟裕卓越的军事谋略与指挥艺术基础之上的。在解放战争进程中，在战略决策的各个关键时刻，粟裕都提出了关系全局的重要建议，并以出色的战役指挥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胜利实现，对于缩短战争进程，夺取全国胜利，对于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刘伯承的这段变成公开文字后的话颇耐人寻味。稍稍用心的人很容易发觉其中有“画蛇添足”的痕迹。以刘伯承讲话中“粟裕将军百战百胜”的前提，以及他十分清楚的粟裕对解放战争进程杰出的贡献而言，加上“之一”似乎尚谈不上称赞。如果有人说“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种否定，言外之意美国只不过是众多强大国家中的一个，而事实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同理，如果有外国人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也是一种否定。因为唐朝本来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加上“之一”二字，显然有不以为然之意。作为二野首席代表的刘伯承称赞三野首席代表时加上“之一”，似乎有居高临下或者借人自夸之意，这是完全不符合刘伯承谦和性格的。另一方面，按照汉语语法，“最”与“之一”不能并存，“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属病句，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当然，这个语法错误应该不是刘伯承本人犯的。2005年发表的《粟裕兵法》一文明确指出：刘伯承称赞粟裕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胡兆才：《粟裕兵法》，《今古传奇纪实版》2005年第6期。）显然，这是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本来说法，与刘伯承所说“我不是常胜将军，常胜将军是粟裕”是一脉相承的。《人民日报》转引刘伯承的赞语时，基于某种考虑，经过了文字的修正处理。 然而，这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究竟刘伯承的原话内容如何，在粟裕、刘伯承两位当事人辞世后，也只有当时的采访者金凤知道了。机缘凑巧，在我们采访电影《佩剑将军》、文献片《粟裕大将》、书籍《淮海战役史》的作者石征先老时，见到了他与儿子石扬为拍摄《粟裕大将》10集文献片，采访人民日报原著名记者金凤时的记录，才终于消除了最后一丝疑虑。采访记录如下（如图）： 金凤是英雄飞行员赵葆同（宝桐）的妻子。 金凤是著名的《人民日报》记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凤奉命采访出席第一届青年代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期间）采访了南京市委书记、市长、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粟裕。 《访常胜将军粟裕》1949年9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其中有刘伯承谈评粟裕是“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发表审稿时，被修改） 采访记录为石老亲笔字迹。 由此，长期以来令大家疑惑的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刘伯承当时确实称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而非“最优秀的将领之一”。虽然只有二字之差，却真实地体现了刘伯承对粟裕解放战争战略与战役两个方面由衷地肯定，也表现了刘帅谦恭自抑的优良品格。 恢复这段真实历史，并非为粟裕争夺军事第一的虚名（事实上也无必要），只是对阉割的历史一种严正的更正。我们不禁感慨：究竟还有多少钦定的所谓历史，淹没了事实本身的原来真相！ 鞠开：淮海战役，为什么毛泽东说粟裕立了第一功 粟裕的一生，打了很多的胜仗，参加战役、战斗的次数很多，单他指挥的战役，有文字记载的就有：黄桥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苏中战役(即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等。这里专门谈谈毛泽东对粟裕组织和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功劳的评价问题。 参加淮海战役的全体指挥员，人人都有一份功劳，但毛泽东对粟裕的功劳，单独有一个评价。 有一次，毛泽东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银桥啊，淮海战役结束了，你说说看，这场战役哪个人的功劳大呀?” 李银桥思考着说：“我说华野粟裕功劳最大。” “是么!”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为什么毛泽东说粟裕立了第一功呢? 第一，粟裕是淮海战役的发起者，是他经过几个月的考虑，建议发动淮海战役的。 第二，从整个淮海战役全过程看，毛泽东认为，唱主角的还是粟裕。从战役的构想、发起、怎么打援、怎么包围、怎么分割、怎么追、怎么堵、怎么阻、怎么同刘峙集团在徐州附近进行决战，这一切都在粟裕的掌控之中。 第三，从粟裕所分担的任务看，他的任务最重，他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灭的敌人最多，55万国民党的军队。他消灭了44万第四，粟裕还关注了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他除了负责歼灭黄伯韬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外，还派了五个纵队参加了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二阶段。为了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他曾经七天七夜没有睡觉。躺在行军床上，饭也顾不上吃，拿起电话机指挥战斗。直到黄维兵团全部解决了，粟裕才松了一口气。 （原载《纵横》2007年第4期，责任编辑：张建安） 谭震林谈粟裕原本授衔元帅 ----管美英回忆粟裕大将往事 张雄文 按：卫叔信兄向我推荐有位老人回忆谭震林说起过粟裕辞帅的经历，其实这文章我早发博客上了，可能标题不醒目，因此置顶首页，改了下标题。 粟总诞辰百周年之际，诸多老部下纷纷撰文，回忆当年威震敌胆、百战百胜的老首长。原新四军1师1旅江都独立团作战参谋、后在华东野战军军工部工作的管美英撰写《深情缅怀粟裕将军》一文，收入“粟裕大将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宏愿付青山》一书。里边有两则鲜为人知的往事，特摘录改写如下。 （一）汪道涵：“粟司令了不起！”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后，华东野战军军工部驻在鲁中九里沟，部长为后来大名鼎鼎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为传达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消息，汪道涵特意在驻地召开大会。会上，他象说故事一样讲着： 蒋介石调动10个整编师，其中有5个王牌军包围我华东野战军。最强的74师，完全是美国训练出来的机械化装备师，3万2千余人。74师师长张灵甫神气十足，傲慢无比，自吹“有74师在，就有国民党在。”华野粟司令说：74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他的主力军，是美国培养出来的机械化部队，顽固透顶。我们向中央请示，发动“鲁中决战”，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猖狂气焰。粟司令下令各纵队，“坚决消灭74师，活捉张灵甫！”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敌军精锐整编74师3万余人。这一仗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极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蒋介石飞到徐州大哭一场，认为是“无可补偿的损失”。“鲁中决战”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提到华野粟裕将军就害怕、发抖。 我们听汪部长讲得十分兴奋，高兴地喊起来：“粟司令了不起！”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致电赞扬了粟司令员“了不起，立了大功！” （二）谭震林谈粟裕原本授衔元帅 1955年军队授衔，功勋卓著的粟裕同志授衔大将而不是元帅，我们许多人都不理解。 1966年5月，我在中央抗旱工作队向谭震林副总理汇报抗旱工作之余，向谭副总理请教这件事。谭副总理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对粟裕同志赞不绝口。“粟裕同志了不起！”“把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打痛打怕了。提到华东野战军粟裕来了，怕得发抖，怕得要命哪。” 谭副总理又说：党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粟裕极高的评价。 毛主席说：粟裕同志“论功、论历、论才、论德”，“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总理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主席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老总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仗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绝不可以放松。”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竟让三次帅，1945年一次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一次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总理也说：“粟裕同志二让司令员，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主席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 听到谭副总理详细介绍后，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党中央、毛主席对粟裕同志极高的评价，更深刻地教育了我。粟裕同志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忠于党和人民的人，一个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军事家。他高大的形象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是我做人的楷模。 注： 资料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编：《宏愿付青山》2007年5月版。 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2007-07-10 01:22:54) 标签：军事 感悟随笔 文化 休闲 谈天说地 粟裕 淮海战役 毛泽东 分类：煮酒论史：真实粟裕 张雄文按：我采写石老的文章博客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几乎轰动各家军事论坛。历史因真实而生动，文章因真实而感人。各军史爱好者或如梦初醒，或早有耳闻，或猜疑谩骂，种种表现不一，但粟裕淮海战役这段留下空白回忆的历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了。还是那句老话：武皇内卷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人民网强国论坛上见到篇《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是云淡水暖评读我采写文章后一篇质量较高的文章，点击近万，读者评价也多，现转于博客。 趣看军史：毛主席说“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云淡水暖 草民不是所谓“军迷”，对军史方面的书籍也是东看一本，西看一本，不系统。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也是我军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当然人人都知道，就是在三大战役之后，彻底逆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才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才有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前两年八一厂拍了系列大片《大决战》，分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部分，草民全部看过，场面很大，很震撼。 刚才在网络上闲逛，见《中华网军事频道》有一篇文章，“张雄文惊爆猛料——淮海战役秘闻！心想，现在的网站编辑们有一股“行风”，叫做“抓眼球”，动不动就“猛料”呀、“秘闻”呀，淮海战役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的历史，早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以少胜多（我军60万，敌军80万），比如人民的支持，陈毅元帅诗曰：“人民是我亲父母，革命强中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军的后勤支援），比如中野、华野协同作战…。 而这位张雄文先生要出来“惊爆猛料”，何故呢，看了一下，此位张先生原来是湖南《粟裕研究资讯》编辑部的，想必是个地方的研究刊物。草民在书店看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的传记陆续有出来，并且日益齐全，而像粟裕大将这样的有众多研究者、“粉丝”的似乎不多见，仔细一查，原来湖南还有个“粟裕研究”网站呢，粟裕大将是湖南的侗族，家乡的人们对其的敬佩也在情理之中。 读完张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所谓“猛料”是粟裕大将的卓越指挥才能的一些还少为人知的军事逸闻，而真正的“爆”者，是原南京电影制片厂原编导石征先，因为石先生也是“粟裕粉丝”，且于1978年7月27日首次采访粟裕大将，且2003年奉命拍摄过十集文献片《共和国大将——粟裕》（但据说未上演）。据草民看，“猛料”有三条： 其一，石先生讲，1989年拍摄《淮海战役》，花了一个亿，有其他两个战役（电影）之和这么多。原因是重拍了一次，先是实事求是从华野济南战役开始，拍完送审后，刚好□□□□□□卷出版，…不能与□卷精神相违背，结果只得又重拍，…真正起关键作用，多次以建议形式指挥军委统帅部和两个野战军的粟裕，也成了一个传令兵。… 其二，石先生讲，1978年其采访粟裕大将，…粟裕首长忽然说：“原来的时间限制作废，我给你四十分钟。”接着，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当时朱楹（《粟裕传》的作者之一）就坐在他身边，还用手扯了扯他的衣服，首长却一把打开了。 其三，石先生有两张很有趣的“证明”纸条，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师哲先生写给石的，敬录如下： 【师哲同志回忆：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席对蒙哥马利元帅说：“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采访记录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页左侧靠上有“师哲”二字签名。】 【另一张更详细一些，写道： 今天，我采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原主任师哲老。据师哲主任回忆： 毛主席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毛主席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粟裕这个人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认为师老这个回忆很重要，请师哲本人在我的采访记录上签了名，我又请师哲的女儿也签了一个名。她长期生活在俄罗斯，这次是回来看望师哲的。 石征先 一九九七，五，十二 纸片上方有师哲女儿俄文签名。】 草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精神的历程，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我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所高举的精神、理论大旗，也是“实事求是”，体现在粟裕大将这段经历上，也有个“实事求是”问题。草民粗粗看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内容，在淮海战役鏖战正酣的过程中，从1948年9月2日到1948年11月27日（战役尚未结束），标有“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把粟裕放在第一位置的电文，有25封左右，在电文中，还有“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的字句，“全军”二字，分量颇重。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草民想，也许粟裕大将的“粉丝”们有其局限的地方，或者有其偏执的地方，但是如果采取真诚讨论的态度，是会对草民这样的门外汉有所裨益的，当然，更希望看到《共和国大将——粟裕》这样精彩的纪实纪录片，据说其中有这样的镜头：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当然的第一上前铲土的人，在他动身时，忽然转身拉过朱德，又迈过许多人，拉过粟裕，三人便走上前去。…。 粟裕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 (节选自＜走近粟裕大将军＞ 张雄文 一、毛泽东：原拟粟裕 （一）、毛泽东再次点将 １９４９年６月至１９５０年６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攻台作战的指挥重任，同时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在整整一年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攻打台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正当他率领三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１６个军６５万人，积极准备发起“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粟裕文选》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４年９月，第一版，第２２页。)”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随从美军出兵朝鲜的决议。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于7月14日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于8月4日抵达台湾，同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面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于同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显示了中国政府毫不畏惧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心。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出兵朝鲜与台湾，使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7月7日，受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李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铁道部部长藤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参加会议。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等方面的安排。会议对这些做了初步的决定后报毛泽东批准，并着手实施。７月10日，在增加了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等四位与会人员后，周恩来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略加修改。同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部分会议内容：“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正式稿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第一次会议草成之决定，业经主席批准，着手实施，嗣谭政、赵尔陆、贺晋年、万毅四同志来到开第二次会议，略加修改，遂成此稿。现缮好送阅，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实行。” 同一天，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在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从《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兵团机关同时建立，明显是两级机构。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的。第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而已。与其同时第一批编入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即有：第四野战军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若干出版物中，往往将东北边防军等同于第13兵团，将粟裕的职务等同于邓华的职务，显然是有违客观史实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历史史实也清楚地说明，在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四野战军第42军及第50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第三野战军全军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被调往东北。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对东北边防军早期的安排与１９４８年１月组建东南野战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虽然叫“东南野战军”，但实际准备执行南进任务的是由华野3个纵队组成的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毛泽东决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并说明人选临时决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计划在粟裕的建议下很快取消了。 “国难思良将”。粟裕再次被毛泽东点将，从原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南调往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充分说明，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受到了相当器重。接着，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里的攻台战役和抗美援朝，粟裕两次与肖劲光成为搭档，显示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知人善任的卓越用人艺术。 肖劲光与粟裕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两人感情很好。１９５８年粟裕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当毛泽东向肖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时，肖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泽东点头赞同。从而使粟裕免于被进一步打成敌我矛盾。１９８４年粟裕逝世后，肖劲光动情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井冈山时期，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６月，粟裕任红四军特务支队政委，肖劲光任支队长，曾一起率部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１９３３年２月粟裕任红11军参谋长，肖劲光为该军政委。同年10月至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为红七军团政委。此后，两人分开了。粟裕于1934年７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寻淮州离开中央苏区北上，而肖劲光则被“左”倾主义者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红军主力长征。粟裕主持攻台战役，“实际困难为过海”。1950年3月，攻台总指挥粟裕即与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的海军司令肖劲光会商，两人再次合作共事，最终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全部50万人分一、二梯队攻台，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 肖劲光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将领。在中央根据地的时候，肖劲光被博古等人说成是“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这种路线从本质上说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团长寻淮州、政委肖劲光率领的红七军团先后遭遇黎川失守、八角亭失利。“左”倾主义的领导人不去追究军事主官寻淮州的责任，却追究政委肖劲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左”倾主义者抓住红七军团作战失利大作文章，将肖劲光撤职，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肖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判5年徒刑，且无上诉权。肖劲光在关押期间，已经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肖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肖劲光很大的安慰。后来有人主张杀掉肖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肖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肖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遵义会议后，肖劲光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将领。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人数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１１５师、１２０师、１２９师的人数不相上下，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其信任程度之高。解放战争中，肖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肖劲光于1950年1月担任海军司令员，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的1967年，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策划打倒肖劲光，毛泽东将肖劲光召回北京对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事，谁要夺权就让他夺去，你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工作以后有你做的，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因为海军的批示都是我做的。”后来毛泽东多次力保肖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肖劲光来当，肖劲光是终身司令!”毛泽东在“文革”中公开说“终身”不能打倒的，只有肖劲光一人。 此次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又选中肖劲光作粟裕的搭档呢？ 我军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政首长合作不融洽的问题。比如新四军前期的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后期的代军长陈毅与政委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总司令林彪与第一政委彭真等；即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之间也曾有较激烈的争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鲜战场上呢？ 毛泽东确定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后，剩下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安排谁来当政委。最后的结果政委也由粟裕兼任。粟裕在红军时期提拔较慢，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即指出：红军时期的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由此显得资历稍浅，且没有参加过长征，属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孟良崮战役时即有“老资格”部下甩电话，直至在粟裕指挥下连战皆捷的情况下，部下们才最终服气。而东北边防军几乎将集中我军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假如与美军交战，出现个别将领不那么听打招呼，人事关系不容易理顺，问题显然即更加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强化主帅的权力，即让粟裕兼政委。古人早就强调“兵权贵一”，如果实际指挥作战的人被授予了最大的权力，在这个前提下再群策群力，全军在指挥上就会产生最大的效能。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也是有先例的。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６年６月，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彭真对战局的看法与决策屡有争议，为强化林彪的权力以应对东北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６日致电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陈云、高岗、罗荣桓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在资历浅的林彪与东北局书记争议时，毛泽东不是调开林彪而是相反地提升其为东北战略区的一把手，而将１９４５年９月起即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降为副书记。如此，林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此举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拘一格用人的魄力。同理，面对将与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交手的态势，在东北边防军问题上，要想让粟裕压得住来自各个野战军的“骄兵悍将”，最好的办法也是强化粟裕的权力。 但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如果粟裕专注于作战，那么副政委必不可少。毛泽东看中了颇受青睐的爱将肖华。肖华是中央苏区一个红小鬼成长起来的将领，此时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搞政治工作很在行，后于１９６４年创作了《长征组歌》。他还有一个优势：在解放战争中与此时毛泽东中意的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是老搭档。肖劲光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时，肖华为政委。两人主持接近朝鲜的南满军区，共事很融洽，在东北野战军“南拉北打”的战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毛泽东最终决定让肖华离开总政治部，出任东北边防军的副政委。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边防军的副司令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应该考虑到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此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我军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人数最多，兵力占了近一半，其次才是三野，且边防军所属第一个兵团是四野的第１３兵团；第二、此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级别要够高，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第三、此人应是毛泽东充分信任的人；第四、此人与粟裕有良好的关系。如此，与粟裕关系良好、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东北野战军原副司令员肖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有肖劲光的得力辅佐，凭借粟裕杰出的军事才能，与美军交战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只要开局一顺，以后人事关系就容易理顺了，主帅个人的军事才能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粟裕、肖劲光、肖华三人的东北边防军统帅班子搭配，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7月7日国防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即经过精心、慎重考虑的。《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披露说，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毛泽东对粟裕的大兵团军事指挥才能是相当信任与欣赏的，同时也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因而在粟裕长期以副司令员或者代司令员身份实际统率华野和三野之后，第一次任命粟裕为野战军的军政正式一把手。并且在肖劲光新任海军司令员，组建海军工作千头万绪以及肖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均被安排为粟裕的军政副手，精心为其搭配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也指出： “早在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之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出国部队的统帅人选”，“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就想到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粟裕。” “毛泽东同意的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指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人选），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很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的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 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 张雄文 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一般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很难接受新的史实。 但假毕竟不是真，在众多逐渐披露的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矛盾，甚至曾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只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至今依然“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注释1）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注释2）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 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注释3），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张力的采访刘伯承次女刘弥群的文章，发现她的谈话竟与其兄刘太行除个别细节外如出一辙，字里行间的情绪也颇为相似。摘录如下：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二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麽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麽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麽快就解决了这麽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张力：《刘邓之交》） 又一个神话无情地破灭了。虽然令人遗憾，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不争事实。那些曾卖力“取笑”这一史实，谓之“谣言”的印刻效应者，也最终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还不在此。 刘伯承及其儿女令人无限同情之处，不但是刘生前受到“好搭档”的屡屡打压，得不到平反正名，辞世后“司令员”也成为“政委”军事指挥“配角”外，还只能听凭别人单方面摆布，数十年间编织“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以及“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亲密无间神话，无法公开表述自己真实的意见（书刊根本发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沦入“野史”境地），眼睁睁地看着“李鬼”代替“李逵”，“伪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间而徒唤奈何。 当年的“川中名将”、“军神”刘伯承有知，虽早有淡薄之心，但也岂能瞑目于地下？！ 张震到底是谁的参谋长？ －－质疑邓小平说渡江战役“我的指挥部在三野指挥部，张震是参谋长” 张雄文 1989年11月20日上午，暮年邓小平对着一群撰写军史的年轻人，意兴盎然，侃侃而谈。回忆到渡江战役时，他神情激昂地说：“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指挥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年轻人们眼前似乎浮现出千帆竞发，百万雄师直指江南的壮阔画面，对这位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老人又多了一层敬意。 很快，这一说法成为结论，出现在各种军史书籍，直至收入《邓小平文选》。 但有心人发现，张震是第三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参谋长，他连同整个三野指挥部如何成了二野政委或者说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了？粟裕又上哪儿去了？ 1989年及其以前，统率三野80万大军的军事统帅、第三野战军首席代表、继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第四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人——粟裕源于1958年邓小平、彭德怀组织的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批判，直至辞世之后尚不能平反，早已成为被淡化的边缘人，不再为公众所知晓。譬如，彭德怀、陈毅等人被当作“完人”广为宣传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1985年拍摄《黄桥决战》，将这一杰出战役真正的创造者粟裕改称“谷盈”。 邓小平将粟裕的三野指挥部和他的参谋长张震说成是自己的，应该不会是简单的误记，和上述原因有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 肖克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因此，有必要根据公开的党史军史资料，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渡江战役作战过程中，直接指挥中集团和东集团的三野指挥部先后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常州和苏州驻扎；而邓小平的总前委驻地先后在安徽合肥东南的瑶岗、江苏南京和丹阳。 历史事实表明，在三野、二野大军突破江防后，邓小平未到过白马庙、常州、苏州三野指挥部驻地的任何一处。 关于渡江战役所有的文献浩如烟海，所有研究邓小平的著述，都没有提及他在渡江作战中到过三野指挥部。这自然不是忽略，而是真相如此。 粟裕的老部下、时任三野指挥部作战处参谋的秦叔瑾专门回忆：渡江战役中，“野指作战室有通宵值班参谋二人，我们从未见到过邓。如邓在，作战室研究作战就必到，我们十几位常到作战室的人，没一人说邓到过。” 同时，渡江战役总前委是一级党的领导组织，而非一个指挥机关，因此没有司政后等部门，当然也就没有参谋长一职的设置。甚至连上下联络专用的电台都没有。 1949年2月9日，粟裕代司令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颁发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的命令，其中参谋长是张震。这说明，张震是三野、也就是代司令员粟裕的参谋长，而非总前委、邓小平的参谋长。这以前，一直担任华野副参谋长、主持参谋部实际工作的张震，曾协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指挥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深受粟裕的信赖和倚重。《粟裕战争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第三野战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出版物，都雄辩地证证实了这一点。 邓小平渡江战役过程中没有到过三野指挥部，张震也没有和他在一起，而是一直和代司令员粟裕在一起。张震协助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渡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以及歼敌28万余人的良好战绩。 实事求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考究张震到底是谁的参谋长的真相，令后来人有无限感慨。 质疑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纪念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 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的南线战略大决战，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战争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军前线指挥员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战役指挥才能，谱写了大兵团作战的光辉篇章。历史事实表明，淮海战场的绝对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将军在这一战役中起到了首屈一指、不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晚年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一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些书籍如《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的军事谋略》和影视片《风雨钟山路》等，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电影《大决战》第二部《淮海战役》更是以此为拍摄指针。 邓小平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但他晚年回忆的这段话，与历史真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曾指出：“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活的灵魂”和“精髓”。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淮海战役指挥的历史真相，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由于直接的当事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已辞世，可能知道毛泽东撇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刘伯承，而授权中野政委邓小平全权指挥这一空前激烈、关系到国共生死存亡战役的中共中央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总前委的其他成员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也都早已辞世，人们无法直接向他们求证这一事实，而只能根据现有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考证。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于1948年9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的，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此役最初决定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1948年10月下旬，中野攻克郑州、开封后，邓小平、陈毅率中野主力东进至淮海地区，战役发展为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毛泽东有过两次明确指示：一次是1948年11月1日，在陈邓已经进入淮海战场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建议，致电陈邓粟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一次是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东来和陈邓会合后，发电给刘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等，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这两次电报都提到邓小平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前者是陈邓指挥、后者是刘陈邓粟谭）的事，但它们与邓小平1989年所说毛泽东“我把指挥交给你”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语气上看都不是一回事。 从毛泽东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内容和语气来看，这是他当面向邓小平口头交代的，邓小平1989年也强调“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当时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远隔千里，只有电报往来，没有电话联系，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见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呢？ 根据现已发表的党史军史文献和资料，在淮海战役前和淮海战役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见过面。在淮海战役前，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等14人，列席会议的有胡耀邦等10人。但当时粟裕还没有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可能和邓小平谈论有关一场未来的尚无踪影的淮海战役指挥之事。 邓小平何时离开西柏坡返回中原野战军，目前尚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中央和中野、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毛泽东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9月25日，中原局、中野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军委并粟裕，同意举行淮海战役；同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复粟裕并刘陈李等，同意举行淮海战役。这些往来电报的收发人中都没有邓小平，说明邓当时还没有回到中野。直至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电报中，收报人中才有邓小平；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就配合华野攻歼郑州之敌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两份电报说明邓小平当时已回到中野，也说明此前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淮海战役这件事。 同时，此前邓小平虽然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在西柏坡，但此时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还没有发展到共同进行淮海战役这一步，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有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事情。 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邓小平参加了中共中央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由于此时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不可能在会议期间和邓小平再谈论淮海战役指挥事宜。 那么，从邓小平和陈毅率中野主力进入淮海战场直至淮海战役结束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有无可能直接召见邓小平面授机宜呢？ 据目前已公开的党史军史资料，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 据已发表的淮海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指挥员之间往来电报，邓小平在此期间没有离开过淮海战场。 邓小平与陈毅率中野主力于1948年10月24日攻克开封后东进河南柘城，进入淮海战场。从10月24日至11月1日，陈邓和军委、华野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往来。 11月2日，在接到中央授权陈邓指挥淮海战役的电示后，陈邓致电中央，称“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11月9日，刘伯承从豫西来到柘城与陈邓会合。从这时到12月16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华野之间往来电报十分频繁，有时一日数电，邓小平或为收报人之一，或为发报人之一，说明他一直在淮海前线。 12月17日，根据中央指示，刘陈邓到蔡洼华野司令部驻地召开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去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中野亦即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此后，直至淮海战役结束，中央和淮海前线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文，都表明邓小平一直在淮海前线，没有面见过毛泽东。 以上事实说明，在整个淮海战役进行期间，邓小平虽然在粟裕“机断专行”发起战役多天后成为总前委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召见过邓小平。也就是说，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毛泽东亲口向邓小平交代“我把指挥交给你”的时间和地点。 再者，就淮海战役战场实际看，第一阶段华野围歼黄伯韬和阻击徐敌东援，第三阶段追堵撤离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都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下令的，未见有邓小平指挥下令的记载。 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11月6日，粟裕根据战场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当天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中央军委于11月7日复电粟裕：“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如果毛泽东确曾把指挥权授予了邓小平，他是不会绕过邓小平又授权粟裕“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的。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华野战场休整，两星期内对杜聿明集团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也是中央直接指令粟裕实行的。 即便是第二阶段中刘陈邓决定中野“先打黄维”，也是先报告中央军委，得到批准后才付诸实施的。这从另一面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把淮海战役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 总之，就淮海战役而言，不存在毛泽东亲口交代邓小平“我把指挥交给你”这件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