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金水工商局电话:华侨将军

　　在1955年的这次授衔中，在众多的将军中，还有一些海外归侨。他们中有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成了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有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在这些将军的华侨群体中，无一人不是有着可歌可泣的爱国壮举的优秀人物。

　　据统计，1955年被授衔的归侨将军共有五位，他们是：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新马归侨庄田中将和卢胜中将、旅俄归侨唐铎少将、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少将。此外，1961年，新马归侨吴克之也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印尼归侨时松盛和新马归侨陈青山晋升为少将。

　　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

　　上将叶飞，原名叶启亨。曾用名叶琛、聂扬。叶飞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由于生活所迫，在同家乡的一位农家姑娘谢氏结婚几个月后便舍家弃业、告别妻子，跟随同乡漂流到了菲律宾的吕宋岛。能吃苦又颇善经营的叶孙卫，在开始富足起来之后，便与当地一位经营农商的菲律宾女青年结了婚。1914年5月，他们生下了叶飞。叶飞自幼活泼好动，4岁时，母亲便开始教他学习英语。叶飞的父亲虽然在吕宋岛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物质生活，但却仍受当局的歧视和压迫，因而常常告诫叶飞“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祖国”，“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就这样，神圣的“祖国”二字便越来越深地铭记在叶飞幼小心灵中。

　　1919年，年仅5岁的叶飞随父亲回到了故乡，然而时隔仅一个月，父亲便被土匪“绑票”。父亲被赎出后，就再未踏上祖国的土地。年幼的叶飞便自此开始由家乡的母亲谢氏抚养，谢氏自己不曾生育，也一直没有随叶孙卫去菲律宾生活，而是留在故土苦撑家业，并把叶飞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叶飞还乡不久即入学。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又胸怀大志，因而深得老师叶骥才的赏识。叶骥才是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常常引导和帮助叶飞阅读进步书刊和逐步研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正在厦门省立第十三中学读书的叶飞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叶飞受命参加中共的秘密工作，不仅毅然放弃了在中学毕业后上大学的机会，而且以留学日本为名，一度中断了与海内外亲人的一切联系。

　　1930年7月，年仅16岁的叶飞不幸在厦门被捕，作为中共的秘密工作者，随时都有惨遭杀害的危险，但经机智斗争，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一年徒刑。身陷囹圄之后，叶飞为了取得社会和家庭的营救，又设法将自己被捕的消息传给了尚在海外的父母。

　　叶飞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试图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叶飞考虑若引渡到菲律宾虽可保全性命，免去牢狱之苦，但却难于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因而坚决拒绝引渡。后来，由于叶飞始终未能暴露真实身份，加上国民党当局无法查出这位16岁少年的所谓“共党嫌疑”的证据，经受一年多的牢狱折磨之后，最终在中共组织和家庭的共同配合下获释了。

　　出狱之后，叶飞便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相继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在这期间，叶飞的华侨家庭背景和归侨身份在客观上为他从事秘密工作，提供了一些甚为有利的条件。

　　1933年，叶飞来到中共闽东特委，其工作重心转为公开领导武装斗争，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5月28日，叶飞同中共宁德霍童地区区委书记颜阿兰率工农自卫队举行“霍童暴动”，缴获一百余支枪。以此为基础，叶飞迅即组建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

　　同年底，叶飞在闽东福安地区闽东游击队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遭到了国民党特务队杀手的突然袭击，他的身上和头部不幸中弹四发，后经中共地方党组织及时抢救并躲过国民党的搜捕而转送到苏区医院施行手术，方才大难不死，但命中其胸部的一颗子弹却因无法取出而一直留在了体内。

　　从1935年起，叶飞历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政治委员，领导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飞调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团长。1939年，身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的叶飞，曾亲率所属部队夜袭游墅关，直抵上海近郊，火烧虹桥日军机场。其后，又挥师北渡长江，参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参加黄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皖南事变后，担任过新四军第一师旅长兼政治委员、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第一师师长，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过宿北、莱芜、孟良崮、豫东等著名战役。1949年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率部南下解放福建，任福建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巩固了海防。

　　回顾叶飞二十余年的战斗生涯，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不能不深信的另一个事实是，他自参加中国革命之后，就与他的华侨家庭断绝了直接的音信联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才得知父亲已经病故于抗日战争时期，其生母依然经营小商店，主要靠大妹妹设法维持全家生计。

　　一天，叶飞突然接到大妹妹从菲律宾寄来的亲笔信，告知家中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将宣布破产。鉴于弟妹尚在读书，为不使病中的母亲受到来自破产的精神打击，大妹妹希望叶飞能雪中送炭，借资解难。

　　此时的叶飞，虽然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和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等党、政、军要职于一身，但实在没有钱来缓解母亲和弟妹们的燃眉之急。思虑再三，为尽养家之责，叶飞信告家里，自己无钱借出，但请母亲及弟妹一同回国，由他来承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读书。

　　叶飞的这封信寄出之后，一直未再见到回音。直到1965年生母病故，叶飞也未能见上老人一面。

　　新马归侨庄田中将

　　新马归侨、中将庄田曾经有过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为谋求活路而离开中国，最后又怀着远大理想回到中国投身革命的曲折经历。

　　1906年，庄田出生在海南万宁县龙滚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庄田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早在童年时代便不得不参加甚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又为庄田铸就了吃苦耐劳、勇敢倔强的特殊品格。1923年秋，时年17岁的庄田便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不久，他被介绍进入了一家橡胶厂做工。由于英国资本家的无情欺压和盘剥，加上狠心的工头常对工友们无端进行打骂，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工人们的反抗。每当此时，庄田自幼形成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殊个性，驱使他常常不计“后果”地保护着那些备受欺辱的工友，因而遭到了厂主的解雇。

　　解雇之后，庄田一连数月找不着新的工作，只好在异国他乡的凄风苦雨中苦度硬撑。后来他经人介绍来到了由荷兰资本家经营的一艘“生计”号轮船上当锅炉工。从此，庄田常常是夜以继日，在没有任何降温设施的条件下，每天都要拼命劳作十多个小时，以至多次中暑昏倒在锅炉旁。

　　面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严酷事实，庄田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索：“我为什么会背井离乡，谋生他国？为什么外国的资本家对待华工会如此狠毒？”

　　就在庄田将醒未醒的节骨眼上，“生计”号轮中共支部书记、老工人黄宜敦来到了庄田的身边，成了庄田的向导。在那些近于百无聊赖的远洋中，庄田从黄宜敦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故事；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产业工人，不仅要做一个本分、正直的好人，而且要有远大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自觉地努力奋斗。

　　日复一日，庄田与黄宜敦的心越贴越近，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也越讲越深，越讲越明。终于，庄田透过自身的遭遇，极为深切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就必须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

　　1926年3月，鉴于庄田的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并牢固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生计”号轮的中共党支部正式把他接纳为中共党员。从此，庄田的人生道路有了崭新的起点。

　　不久，庄田被派往英国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子”号轮船上工作，并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根据中共党组织的统一安排，庄田以总指挥的身份，在1928年和192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连续两次组织领导了反帝和反压迫剥削的罢工斗争，并以迫使资本家无条件地接受海员工人所提出的要求为标志，使罢工斗争获得圆满的成功。

　　1929年下半年，新加坡的中共组织通知庄田立即回国受领新的任务。庄田随之离开南洋回到了香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派遣，庄田遂于年底赴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30年底，庄田以各科全优的毕业成绩成为这一届留苏学生的”尖子”。

　　学成归国之后，庄田调入江西瑞金的红军学校，致力于培养能文能武的红军干部。1933年春，庄田被任命为直属中央军委的红军模范团政治处主任。同年5月，当模范团与其他部队合编为红三师时，庄田出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1934年初，庄田改任团政治委员，后因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盛行，他被撤销了团政治委员职务，并被内定为所谓“罗明路线的小人物”。他跟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庄田的所谓“错误”始得澄清，并重新回到了团政治委员的岗位。

　　抗日战争时期，庄田先是调任抗大第三分校大队长和教育长。1940年又被派往他的家乡琼崖以加强抗日武装斗争，担任过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副总队长、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发展琼崖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粤桂边纵队成立时，庄田出任纵队司令，后又转赴桂滇黔边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并被任命为桂滇黔边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所属部队，以机智灵活、勇敢坚决的战斗行动取得了不断歼敌的巨大战果，为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中南和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初，继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宣布起义，春城昆明和平解放之后，原桂滇黔边纵队编入云南军区，庄田随之被任命为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所属部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而投入极其复杂、艰巨的剿匪战斗。

　　新马归侨卢胜中将

　　开国中将卢胜，虽然与庄田一样，同为新马归侨，又属海南同乡，但他们成为华侨的背景和原因却有很大的差异。

　　卢胜原名卢家扬，还曾用过“李胜”的名字。1911年10月他出生在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县）九曲乡芳龄村一个农民家庭。童年的卢胜，因父母不幸双亡，只好靠祖母抚育成长。然而，卢胜15岁那年，祖母又不幸病逝。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卢胜的日子更为孤苦和艰辛。恰在此时，琼崖大地出现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卢胜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这一滚滚的革命洪流。1927年初，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琼崖的国民党右派遥相呼应，发动了“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武装镇压和残暴屠杀，卢胜于同年7月愤然首批参加琼崖讨逆革命军（即工农红军的前身），决心以革命的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斗争持续到1928年夏，主要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琼崖特委和工农红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等反动武装的大规模“围剿”，中共党组织和红军部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决定立即分散隐蔽，疏散革命骨干。正是在这种特定背景之下，卢胜不得已与部分中共党员一同出走南洋。不久，卢胜在新加坡开始了他的侨居生活。同众多普通华侨一样，卢胜侨居海外的第一步无疑是卖苦力。他被同乡介绍到了一家橡胶厂当工人。与普通工人不同的是，卢胜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不顾白天工作的劳累，硬是利用晚上在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合星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在这里，他很快就找到了秘密的马来亚共产党组织（因新加坡当时属于马来亚）。1929年3月，卢胜又经华侨共产党员卢嘉桂介绍，重新加入了新加坡共产主义青年团。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合星学校所进行的诸多秘密的革命活动，渐被英国殖民当局察觉，不久，该校就横遭查封，卢胜和其他一百余位师生被逮捕。获释之后，卢胜又受雇在一艘外国海轮上当海员。由于他继续在海员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英国殖民当局便于1932年春以“共产党闹事”的罪名再次将卢胜逮捕，并被判处三个多月的监禁。随后，又以“危害治安”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1932年秋，卢胜在离开新加坡返回故乡海南的途中，心中颇有几分如愿以偿的感觉。可是一经踏上久别的故土，他很快就发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低潮阶段，中共组织和红军部队大部损失或被破坏，虽费尽周折，但却仍然无法找到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转赴福建厦门，并按照归国前得到的马共组织的秘密指示和联络方法，与厦门的共产党秘密组织沟通了联系，并被安排在厦门地下交通站大同咖啡馆和厦门菜馆从事秘密工作。同年10月，卢胜经新加坡早期共产党员杨全明介绍，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12月，卢胜被派往闽南漳州游击区。随即，又转赴红军部队，从此成为一名工农红军战士，开始了出生入死的武装斗争生涯，并从战士开始，先后担任过从连到营、团、旅、师、军或纵队，直到大军区副政治委员等各级领导职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行列。

　　旅俄归侨唐铎少将和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少将

　　唐铎，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加入联共（布）党，并担任苏联空军中校主任教官，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3枚奖章。1953年回国，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遭到不公正的待遇。1964年后任辽宁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辽宁省政协主席等职，1983年去逝。

　　曾生，澳大利亚归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领导人。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和领导了广州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1938年10月领导组建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后与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抗日武装合编，于1943年12月发展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任司令员。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与纵队政治委员林平等率部转战东江两岸、粤北山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组织护送撤离香港著名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至内地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生率部队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1946年7月奉命率东江纵队大部及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部分人员撤至山东解放区。1947年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和广东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1982年和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