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衡水轴承座:陈寅恪诗笺释又一题(中国通史简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8:17:40
陳寅恪五十年代初有詩《題冼玉清敎授修史圖》，本來共有三首，第一、三兩首《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１）和《陳寅恪詩集》（２）皆已收入，兹不述。三首詩原由陳夫人唐筼代筆，題于吳湖帆所繪的《琅（王＋干）館修史圖》（原件現藏廣東省文史硏究館），未收入的第二首如下：
國魂消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著書縱具陽秋筆，那有名山淚萬行。
此詩最早由張求會先生公佈，（３）後已收入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４）此詩原來未收入《詩存》及《詩集》並不是因爲遺漏，而顯然是因爲內容違礙。（５）以下對各句分別解釋：
國魄銷沉史亦亡
“國魄”當即“國魂”，只不過“魂”字在此處不符詩律，故以意義相近的“魄”字代替耳。“國魂”一詞似不見于近代以前，至少是近代才開始流行的。２０世紀初年，呼喚“國魂”乃一時風氣，尤爲宣傳革命的國粹派所習用，如梁啓超詩《讀陸放翁集》：“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蘇曼殊詩《無題》：“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何謂“國魂”？蔡鍔《軍國民篇》雲：“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其於國民之關係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針，如槍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雲：“國魂者，立國之本也。”高旭《南社啓》更謂：“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故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６）所以，“國魂”是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精神。──這種用法，似非傳統漢語固有，我很懷疑是受了日本的影響所致。日本不正有所謂“和魂”的語辭嗎？
“國魄銷沉”云云可能還有特殊的深意。此詩作于五十年代初，（７）正値中共政權成立未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全面向蘇聯“一邊倒”，陳詩恐怕正是針對此時的政治氣候而言，認爲“一邊倒”的政策已導致中國本位文化和精神的喪失，而作爲這種本位文化和精神的史學也同時衰亡。據吳宓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日記，陳寅恪在跟他會面時論及時政，表示：“……中國應走第三條路線，獨立自主，自體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應一邊倒，爲人附庸。”（８）可與陳詩此處相參證。
此外，據現代詞學家夏承燾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６日日記載：“晨季思（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敎授王起）來，談熊十力先生在北京近况。此老謂中國新興氣象爲歷史所無，但慮中國將亡于蘇聯。……”（９）熊十力的憂慮正與陳寅恪的感嘅相呼應。
“史亦亡”云云則是陳寅恪早年觀念的延續。陳１９２９年《北大學院己己史學系畢業生贈言》詩有雲：“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這兩句詩的內涵，在他１９３１年所撰的《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有更清楚的表述：“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鋭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歷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大樸、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氵＋于），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嘅如何？”（１０）２０世紀前期中國學術蜀受日本學風影響甚巨，陳氏因此以爲中國史學已失其正統，故當時有國存史亡之嘆。而降及五十年代，中共全面向蘇聯“一邊倒”，從政治到文化，從制度到思想，無不以崇共崇蘇爲尙，其程度已遠非當年崇尙日本的風氣所能及，陳氏對此自必痛心疾首──故早年仍只是稱“國史已失其正統”，而此時更直謂國史已亡矣！
另，楊樹達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８日日記雲：“姚薇元書來，雲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寅老不滿意于科院（科學院），謂解放數年，絶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１１）亦可與陳氏此詩相闡發。
簡編桀犬恣雌黃
此句是全詩的要點所在。“簡編”本是舊辭，泛指書籍，陳寅恪詩《有感》“一代簡編名字重”就是用這種古義，但根據上下文，此處應當另有所指。我覺得當指《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正承首句史學消亡而言。“桀犬”語出《史記·鄒陽列傳》“則桀之狗可使吠堯”，意爲昏君夏桀的狗也會向聖明天子唐堯亂吠，指走狗只爲主人效命，亦指各爲其主；成語多作“桀犬吠堯”，也作“跖狗吠堯”、“桀犬吠舜”或“紂犬吠堯”。陳詩此句斥《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是御用史學，是專爲共産黨作宣傳和批判的政治工具，它的出現是中國史學衰亡的表徵。（１２）
按：《中國通史簡編》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直接指示範文瀾主持編寫的，１９４１年完稿，１９４３年在延安印行，毛澤東當時高度評價説：“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産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至１９５１年，《簡編》已先後印行了８版。陳寅恪所看到的即此延安版。──需要説明的是，延安版《簡編》並不是作爲範文瀾的個人著作印行的，幾乎一律署“中國歷史硏究會編”，其中參與編纂的凡七人，但范分別參與了各編的寫作，並任總編，因此全書實由其總其成。以後範文瀾對《簡編》重作修訂，才以個人名義再版，累積印數達數百萬冊，爲近五十年影響最巨的一部中國通史。
陳詩涉及《中國通史簡編》實非偶然，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到此書。陳寅恪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日有一封給傅斯年的信雲：“……知將有西北之行。此函達渝，示識已啓程否？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爲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聞彼處有新刋中國史數種，希爲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諸人索取可乎？‘求之與抑與之與’，縱有誤讀，亦有邢子才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之妙也。”（１３）《書信集》編者和朱新華先生對此信各有相當細緻的解釋和修正。“西北之行”指傅斯年１９４５年７月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酈生”即酈食其，與陸賈同爲劉邦的使者和説客，都有説服地方割據勢力歸附漢朝之功，故以比擬傅斯年等國民黨政府派遣去延安的社會賢達；多九公、林之洋是《鏡花緣》中周遊海外的人物；“求之與抑與之與”原出《論語·學而》，《鏡花緣》中的人物因形近而誤讀爲“永之興柳興之興”。──最値得注意的當然還是信中提到的“彼處有新刋中國史數種”，當即指《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林當即林伯渠，與陳氏是早年留學的同學和舊同事，范即範文瀾。雖然不清楚傅斯年後來是否代陳氏索取到《中國通史簡編》，但至少表明，陳對其書早有留意，後來閲讀、批評此書，自在情理之中。陳氏當時已瞭解或估計到，這類黨化史學必不免歪曲歷史，這跟他後來詩中“桀犬恣雌黃”的批駁是一貫的，只不過，四十年代時他對此還可以抱輕鬆的嘲諷態度，而到了五十年代這種信口雌黃的歷史橫行一世的時候，他的態度就不能不由嘲諷一變而爲憂憤了。
此外，據周一良先生回憶：“北京解放後不久，范老囑我寫信給陳先生，代他致意，陳先生沒有反應。”（１４）這里的“范老”當即範文瀾，陳寅恪對這位紅朝史學新貴的問候未予回應，這與陳詩對其書的痛斥的相呼應的。
著書縱具陽秋筆
“陽秋”亦即《春秋》，晉時避簡文帝鄭太后阿春諱，“春”一律改稱“陽”，故“陽秋”實即“春秋”，泛指史書，又引伸指史書之直筆。錢謙益《與吉水李文孫書》中有雲：“大闡定哀之微詞，一洗陽秋之典筆。”清人孫枝蔚詩《廣化寺謁忠烈詞步吳梅村韻》之三：“何人直筆擅陽秋，可惜清流葬濁流。”又，晉孫盛著《晉陽秋》，亦即《晉春秋》，此書直筆實録，觸怒當道，也無愧“陽秋”之名；其子輩重作刪改後才敢傳佈，孫盛自己寫出兩個定本寄給友朋，這個定本多年以後在遼東重新得到，與一般通行的版本多有不同。陳寅恪《廣州贈別蔣秉南七絶二首》之一“孫盛陽秋海外傳”、《論再生緣校後記後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即用此典。
那有名山淚萬行
第四句“名山”較常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漢書》載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三四句意爲：縱使能像孫盛那樣寫出不見容于當道的著作，又有什么辦法能夠傳之後世呢！
陳寅恪此詩直斥官方史學，于當時可謂“謗詩”，這正是原來未收入《詩存》、《詩集》中的原因。
最後還想説些題外話。最早公佈此詩的張求會先生不久前剛出版了《陳寅恪的家族史》一書，（１５）讀書行路，用力甚勤。此著與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兩書，可稱近年關於陳寅恪的兩大著作，一考其先世，一述其晩境，皆爲陳寅恪硏究不可少的工作。陳寅恪晩年長住嶺南，這兩部著作都出于身在廣州的作者之手，則廣州的知識界還不算丢臉。所可惜者，《家族史》一書至陳三立止，關於陳寅恪同代人的歷史仍有待增補。
對於陳寅恪，廣州中山大學至今已開了三次學術硏討會，並分別出版了三部論文集，（１６）也算鄭重其事。但這其實只是份內的事。而且，這三部論文集的內容都完全重在討論陳寅恪的“學術”，而對其晩年心境和政治態度明顯地有所迴避──這方面的工作，倒是讓陸鍵東先生這個中大之外的有心人做出來了。可是，自《最後二十年》一紙風行，據説陸先生已不能在中大查閲檔案了；甚至連中大的出版社想請他寫一部中大野史，也因此無法可想。
我個人的感覺，當前學界對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和文化精神已有推重過份之處（言必稱陳寅恪，陳寅恪言必精當），而對他的政治心態的細緻闡發尙嫌不足。我們後死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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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２）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３）《〈題冼玉清敎授修史圖〉補遺》，《讀書》１９９８、５；《〈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之增訂》，《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頁６４２。首句“魄”誤作“魂”，“銷”誤作“消”。
（４）第二句“恣”誤作“滋”。
（５）蔣天樞曾特別提到此詩，《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頁１８８。
（６）參鄭師渠《晩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硏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頁１１６─１１７。
（７）清華版《詩集》注明寫于１９５１年１月，三聯版則未明確注明，而係于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之間，《編年事輯》則係于１９５０年。
（８）《編年事輯》頁１６９。
（９）《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第七冊，浙江敎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頁１８１。
（１０）《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頁３６１─３６２。
（１１）《積微居回憶録·積微居詩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頁３８２。
（１２）陳寅恪對《簡編》的痛斥並不是孤立的，據説繆鳳林在四十年代就已將《簡編》批得一無是處，原文未見。
（１３）此信《陳寅恪集·書信集》原係于１９２９年，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頁３６─３７；朱新華先生根據信的內容考訂，係于１９４４年，《談陳寅恪致傅斯年第十六函》，《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１、１１、２１；編者亦已更正，見《〈陳寅恪集·書信集〉補正》，《讀書》２００１、１１。
（１４）《從〈陳寅恪詩集〉看陳寅恪先生》，《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頁１６５。
（１５）廣東敎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６）前兩本是《紀念陳寅恪敎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硏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关于“简编”的理解，原文按断过于绝对，水木有所质疑。日后当较留余地，此稿仍旧。)
國魂消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著書縱具陽秋筆，那有名山淚萬行。
此詩最早由張求會先生公佈，（３）後已收入三聯版《陳寅恪集·詩集》。（４）此詩原來未收入《詩存》及《詩集》並不是因爲遺漏，而顯然是因爲內容違礙。（５）以下對各句分別解釋：
國魄銷沉史亦亡
“國魄”當即“國魂”，只不過“魂”字在此處不符詩律，故以意義相近的“魄”字代替耳。“國魂”一詞似不見于近代以前，至少是近代才開始流行的。２０世紀初年，呼喚“國魂”乃一時風氣，尤爲宣傳革命的國粹派所習用，如梁啓超詩《讀陸放翁集》：“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蘇曼殊詩《無題》：“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何謂“國魂”？蔡鍔《軍國民篇》雲：“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其於國民之關係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針，如槍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雲：“國魂者，立國之本也。”高旭《南社啓》更謂：“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故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６）所以，“國魂”是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本精神。──這種用法，似非傳統漢語固有，我很懷疑是受了日本的影響所致。日本不正有所謂“和魂”的語辭嗎？
“國魄銷沉”云云可能還有特殊的深意。此詩作于五十年代初，（７）正値中共政權成立未幾，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全面向蘇聯“一邊倒”，陳詩恐怕正是針對此時的政治氣候而言，認爲“一邊倒”的政策已導致中國本位文化和精神的喪失，而作爲這種本位文化和精神的史學也同時衰亡。據吳宓１９６１年８月３日日記，陳寅恪在跟他會面時論及時政，表示：“……中國應走第三條路線，獨立自主，自體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應一邊倒，爲人附庸。”（８）可與陳詩此處相參證。
此外，據現代詞學家夏承燾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６日日記載：“晨季思（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敎授王起）來，談熊十力先生在北京近况。此老謂中國新興氣象爲歷史所無，但慮中國將亡于蘇聯。……”（９）熊十力的憂慮正與陳寅恪的感嘅相呼應。
“史亦亡”云云則是陳寅恪早年觀念的延續。陳１９２９年《北大學院己己史學系畢業生贈言》詩有雲：“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這兩句詩的內涵，在他１９３１年所撰的《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有更清楚的表述：“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鋭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歷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大樸、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氵＋于），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嘅如何？”（１０）２０世紀前期中國學術蜀受日本學風影響甚巨，陳氏因此以爲中國史學已失其正統，故當時有國存史亡之嘆。而降及五十年代，中共全面向蘇聯“一邊倒”，從政治到文化，從制度到思想，無不以崇共崇蘇爲尙，其程度已遠非當年崇尙日本的風氣所能及，陳氏對此自必痛心疾首──故早年仍只是稱“國史已失其正統”，而此時更直謂國史已亡矣！
另，楊樹達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８日日記雲：“姚薇元書來，雲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寅老不滿意于科院（科學院），謂解放數年，絶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１１）亦可與陳氏此詩相闡發。
簡編桀犬恣雌黃
此句是全詩的要點所在。“簡編”本是舊辭，泛指書籍，陳寅恪詩《有感》“一代簡編名字重”就是用這種古義，但根據上下文，此處應當另有所指。我覺得當指《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正承首句史學消亡而言。“桀犬”語出《史記·鄒陽列傳》“則桀之狗可使吠堯”，意爲昏君夏桀的狗也會向聖明天子唐堯亂吠，指走狗只爲主人效命，亦指各爲其主；成語多作“桀犬吠堯”，也作“跖狗吠堯”、“桀犬吠舜”或“紂犬吠堯”。陳詩此句斥《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是御用史學，是專爲共産黨作宣傳和批判的政治工具，它的出現是中國史學衰亡的表徵。（１２）
按：《中國通史簡編》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直接指示範文瀾主持編寫的，１９４１年完稿，１９４３年在延安印行，毛澤東當時高度評價説：“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産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至１９５１年，《簡編》已先後印行了８版。陳寅恪所看到的即此延安版。──需要説明的是，延安版《簡編》並不是作爲範文瀾的個人著作印行的，幾乎一律署“中國歷史硏究會編”，其中參與編纂的凡七人，但范分別參與了各編的寫作，並任總編，因此全書實由其總其成。以後範文瀾對《簡編》重作修訂，才以個人名義再版，累積印數達數百萬冊，爲近五十年影響最巨的一部中國通史。
陳詩涉及《中國通史簡編》實非偶然，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到此書。陳寅恪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日有一封給傅斯年的信雲：“……知將有西北之行。此函達渝，示識已啓程否？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爲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聞彼處有新刋中國史數種，希爲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諸人索取可乎？‘求之與抑與之與’，縱有誤讀，亦有邢子才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之妙也。”（１３）《書信集》編者和朱新華先生對此信各有相當細緻的解釋和修正。“西北之行”指傅斯年１９４５年７月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酈生”即酈食其，與陸賈同爲劉邦的使者和説客，都有説服地方割據勢力歸附漢朝之功，故以比擬傅斯年等國民黨政府派遣去延安的社會賢達；多九公、林之洋是《鏡花緣》中周遊海外的人物；“求之與抑與之與”原出《論語·學而》，《鏡花緣》中的人物因形近而誤讀爲“永之興柳興之興”。──最値得注意的當然還是信中提到的“彼處有新刋中國史數種”，當即指《中國通史簡編》一書；林當即林伯渠，與陳氏是早年留學的同學和舊同事，范即範文瀾。雖然不清楚傅斯年後來是否代陳氏索取到《中國通史簡編》，但至少表明，陳對其書早有留意，後來閲讀、批評此書，自在情理之中。陳氏當時已瞭解或估計到，這類黨化史學必不免歪曲歷史，這跟他後來詩中“桀犬恣雌黃”的批駁是一貫的，只不過，四十年代時他對此還可以抱輕鬆的嘲諷態度，而到了五十年代這種信口雌黃的歷史橫行一世的時候，他的態度就不能不由嘲諷一變而爲憂憤了。
此外，據周一良先生回憶：“北京解放後不久，范老囑我寫信給陳先生，代他致意，陳先生沒有反應。”（１４）這里的“范老”當即範文瀾，陳寅恪對這位紅朝史學新貴的問候未予回應，這與陳詩對其書的痛斥的相呼應的。
著書縱具陽秋筆
“陽秋”亦即《春秋》，晉時避簡文帝鄭太后阿春諱，“春”一律改稱“陽”，故“陽秋”實即“春秋”，泛指史書，又引伸指史書之直筆。錢謙益《與吉水李文孫書》中有雲：“大闡定哀之微詞，一洗陽秋之典筆。”清人孫枝蔚詩《廣化寺謁忠烈詞步吳梅村韻》之三：“何人直筆擅陽秋，可惜清流葬濁流。”又，晉孫盛著《晉陽秋》，亦即《晉春秋》，此書直筆實録，觸怒當道，也無愧“陽秋”之名；其子輩重作刪改後才敢傳佈，孫盛自己寫出兩個定本寄給友朋，這個定本多年以後在遼東重新得到，與一般通行的版本多有不同。陳寅恪《廣州贈別蔣秉南七絶二首》之一“孫盛陽秋海外傳”、《論再生緣校後記後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即用此典。
那有名山淚萬行
第四句“名山”較常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漢書》載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三四句意爲：縱使能像孫盛那樣寫出不見容于當道的著作，又有什么辦法能夠傳之後世呢！
陳寅恪此詩直斥官方史學，于當時可謂“謗詩”，這正是原來未收入《詩存》、《詩集》中的原因。
最後還想説些題外話。最早公佈此詩的張求會先生不久前剛出版了《陳寅恪的家族史》一書，（１５）讀書行路，用力甚勤。此著與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兩書，可稱近年關於陳寅恪的兩大著作，一考其先世，一述其晩境，皆爲陳寅恪硏究不可少的工作。陳寅恪晩年長住嶺南，這兩部著作都出于身在廣州的作者之手，則廣州的知識界還不算丢臉。所可惜者，《家族史》一書至陳三立止，關於陳寅恪同代人的歷史仍有待增補。
對於陳寅恪，廣州中山大學至今已開了三次學術硏討會，並分別出版了三部論文集，（１６）也算鄭重其事。但這其實只是份內的事。而且，這三部論文集的內容都完全重在討論陳寅恪的“學術”，而對其晩年心境和政治態度明顯地有所迴避──這方面的工作，倒是讓陸鍵東先生這個中大之外的有心人做出來了。可是，自《最後二十年》一紙風行，據説陸先生已不能在中大查閲檔案了；甚至連中大的出版社想請他寫一部中大野史，也因此無法可想。
我個人的感覺，當前學界對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和文化精神已有推重過份之處（言必稱陳寅恪，陳寅恪言必精當），而對他的政治心態的細緻闡發尙嫌不足。我們後死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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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２）清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３）《〈題冼玉清敎授修史圖〉補遺》，《讀書》１９９８、５；《〈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之增訂》，《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頁６４２。首句“魄”誤作“魂”，“銷”誤作“消”。
（４）第二句“恣”誤作“滋”。
（５）蔣天樞曾特別提到此詩，《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頁１８８。
（６）參鄭師渠《晩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硏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頁１１６─１１７。
（７）清華版《詩集》注明寫于１９５１年１月，三聯版則未明確注明，而係于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之間，《編年事輯》則係于１９５０年。
（８）《編年事輯》頁１６９。
（９）《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第七冊，浙江敎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頁１８１。
（１０）《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頁３６１─３６２。
（１１）《積微居回憶録·積微居詩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頁３８２。
（１２）陳寅恪對《簡編》的痛斥並不是孤立的，據説繆鳳林在四十年代就已將《簡編》批得一無是處，原文未見。
（１３）此信《陳寅恪集·書信集》原係于１９２９年，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頁３６─３７；朱新華先生根據信的內容考訂，係于１９４４年，《談陳寅恪致傅斯年第十六函》，《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１、１１、２１；編者亦已更正，見《〈陳寅恪集·書信集〉補正》，《讀書》２００１、１１。
（１４）《從〈陳寅恪詩集〉看陳寅恪先生》，《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頁１６５。
（１５）廣東敎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６）前兩本是《紀念陳寅恪敎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硏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关于“简编”的理解，原文按断过于绝对，水木有所质疑。日后当较留余地，此稿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