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血常规中哪项反应贫血:协和医疗专家访谈[zz]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3:17:29
访谈嘉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协和的医生干多少活？拿多少钱？
搜狐健康：首先，问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尹主任，您作为一个代表着全国最高医疗水平医院的科室主任，您的基本收入是多少？我们先来晒一晒一个三甲医院医生的工资单：您的基本工资、津贴、公积金、保险、绩效工资都有多少？除了这些常规的收入，应该还有科室奖金，这部分收入平均是多少？
尹佳：我的基本工资总共大概两千多块钱。我现在是正教授，正教授里面我还不算最高级别的，按照正教授较低一级的工资水平。这个国家都是统一的，事业单位的教授发的都是一样的基本工资。
我们医院还有一个科主任津贴，正主任是1000元津贴。奖金根据不同的季节有波动，一般是在3000—4000元左右。比如冬天的时候病人比较少，甚至还有2000多块钱的时候，高峰季节的时候能到4000。
搜狐健康：您参加工作多久了？
尹佳：我是83年底开始行医。
搜狐健康：您已经工作了25年，但现在的基本工资还是2000块钱左右。
尹佳：如果我生病了，不上班，不能挂号看病，那么月收入就是这么多。因为奖金只是上班才有，如果不上班或者病假事假超过一定时间就都没有了。或者我们退休以后，如果不能再出门诊了，所有的奖金都没有了。
我们内科系统现在还有一部分收入叫挂号提成。北京的三甲医院都差不多，挂住院医师的号是4.5块，主治医师是5块，副教授是7块，正教授是9块，超过10年的教授是14块。
搜狐健康：是指有一个病人挂这位医生的号，就能提成5块或者14块钱？
尹佳：不是，比如病人找我看病就花9块钱挂号就行了，这部分里面还有医院的成本，医院会从中提成一部分返给大夫。这部分收入还要根据你看病人的多少决定。我们科的大夫门诊量特别大，10个大夫每年看六万个病人，最多的时候这10个大夫一天看350多个病人。这些病人里有初诊有复诊，情况不一样，如果复诊的病人只是简单取药可能会很快，但是大部分病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想找协和的医生解决比较难的问题，基本都是初诊。
我现在一个星期出两个普通门诊，还有很多科研任务，还有很多其它管理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出够一定的普通门诊量才允许出一个特需门诊，我的特需门诊挂号费是100块钱，这部分的号给医生的提成稍微高一点。我外宾门诊一个号是300块钱，一个礼拜出一次。
搜狐健康：换句话说，协和医生的收入主要就是基本工资、挂号费提成和科室奖金三部分。基本工资按什么标准来发？按年资、级别？按看病人多少？按治病水平高低？
王仲：国家人事部统一标准。看病水平高不高和工资标准没关系。
搜狐健康：那么几位觉得医生的工资应该按什么样的标准来发？比如一个企业的员工，他的工资会跟他的工作量、绩效考核挂钩，医生呢？
王仲：医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衡量收入？应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替代性；第二个，风险；第三个，强度。其实参考的标准是有的。但医疗是一个保障体系，国家为了保障所谓的公平而把医生的收入给压下来了。
尹佳：首先国家对医生应该有一个基本保障，比如基层医生像县医院或者乡镇卫生院，国家可能应该给他们一个工资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我毕竟没有到基层医院的体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但是我们这样的三甲医院工资确实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按级别不同保障的级别工资，另外还要跟这个医生的贡献、劳动挂钩。假如大家都挣一样的钱，那么来了很困难的病人、很危险的病人，那谁都不去看了，或者我一天看20个病人，那个大夫可以看40个病人，但这20个病人可能是非常困难的病人，很疑难的病人，那40个可能是很容易的病人，怎么去衡量这个差距呢？还是要根据疾病不同的难易程度和看病人的多少来做一下区别。不然的话容易影响效率。
刘国恩：现在的奖金制度应该就是出于这个初衷，就是为了分开个体之间的差异。它不符合你刚才反应的问题吗？
尹佳：现在的奖金制度基本还是大锅饭，按人头大家一平均，就算有差距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差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目前的情况下想变化是很困难的。比如我是科室主任，我们的各科护士、大夫大家都拿相差不多的奖金，老主任留给我的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如果我上来以后做了改变，而其它科没有改变，那么就会有矛盾产生。奖金拉开距离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种事情需要国家从体制上制订出来，我们有一个规则可以去依据，这样管理上比较容易一些。
目前的情况的确能够体现一定程度上的工作量，有的医生看的病人特别多，提成就稍微多一点。但是无法区分另一个问题，看的是初诊的号？还是只是取药的号？神经内科的大夫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病人辗转多少家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他在其他医院所有的检查都做过了，拿着一本长篇小说似的病例，排一夜的队挂了14块钱的号，等着协和大夫的最后诊断。我们的大夫得花很长的时间来看他那厚厚的病例，然后决定出这个病应该怎么治，病人满意而归，但是我们医院只有14块钱的挂号费收入，除了这14块钱之外什么也没有。可能最多开一点药，但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还是根据病人的病情开药的，很少开大处方拿回扣，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我相信我们医院大部分医生是不拿这个药品回扣的。他们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声誉，不愿意冒这个险，也没必要。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医院的医生反而比其它医院清贫一些。
搜狐健康：关于奖金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爆内幕”说医院以创收定科室奖金，几位一线的医生对于科室奖金怎么看？
尹佳：关于创收的问题，起码我敢保证我的科，大处方问题不存在。
刘国恩：为什么协和医院这么有信心有底气说大处方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协和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医院里面这个问题很严重？
郑法雷：医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几十年的底蕴，就好像一种无声的力量，到这儿以后，上面老的一辈就给你带成这样，乱开药会让自己觉得良心不安。而基层转来的病人，很轻的病却用高级抗生素的现象比较多，但基层不这么做的话可能生存是很难维持的。因为病人很少，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我们医院一天看七千个病人，虽然不开大处方，但是病人的量很大，靠大家几倍的劳动量才稍微把非常低的标准量扩大，相当于广种薄收，单产很低，但是每个人几十亩地，量特别大，这样才能把生存勉强维持住。
从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看，我们的工作量是人家的五倍，但是收入是人家的1/5，人家还能开展很多科研教学，我们这儿科研教学得放下，要搞医疗，难免少数质量不能保证的现象出现，因为数量太多了，很难精雕细刻。但是大多数医院确实很难做到不开大处方。
刘国恩：通过薄利多销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行。因为协和在我们国家信誉是最高的，如果要做出不好的行为可能自己付出的代价更高，所以不愿意承担这么高的名誉上的损失。
搜狐健康：现在人人都喊看病贵，但是医生的收入却不高，那么究竟“看病贵”贵在哪里了？
王仲：所谓的看病贵是什么？现在做一个阑尾炎手术五千块钱，在20年前看一个阑尾炎几十块钱，但那时候大家的收入才多少？现在五千块钱和当年的五千块钱不能比。
原来大家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看病贵，原因是公费医疗全都国家报销，所以个人根本体会不到看病有多贵有多难。现在看病要自己掏钱了，中国人吃一顿饭几千块钱不觉得贵，但是看一次病觉得贵，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现在咱们认可了大医院看病难，个人承担费用太高了。但这些费用里面有多少是在医院？现在的医患矛盾是因为人们认为是医生拿到钱了。可事实上医生并没有拿到这笔钱，那这些钱哪儿去了？
看病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费用医生拿的是一小部分，还有医院的运行费用，还有各种医药耗材、药品、检查的费用，这些费用放在一块儿叠加起来才产生病人的付费。所有的医疗耗材的虚高性大家不得不承认，有CT就不用X光，有核磁就不用CT，有进口的就不用国产的。但是如果告诉病人，你得的就是一个小感冒，回家多喝点儿热水这个病就能好。他会说你这是看病吗？对医生来说，他的病可能会好，但万一不好呢，医生承担的风险是什么？所以医生用简单的方法给病人查一个血常规、照一个胸片，开点抗生素。如果这样还是出了问题，但医生确实做了他应该做的，他没有风险。这样费用就产生了。
如果把患者的医疗费用分解来看，医生能拿到的是相当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费用在检查和药品，检查的费用医院从中获益10%左右。国家规定有高质耗材和低质耗材，价格单价在500元以上的叫做高质耗材，单价在500元以下的是低质耗材，医院可以在低质耗材方面加价10%，高质耗材加价5%，医院赚的就是这10%、5%。事实上这个费用医院赚的也是小部分，医生赚的是更小的部分。
尹佳：前两年听医院总结的时候说我们医院一年的流水好像是十几个亿，但最后营利只有几百万，所有的钱只是在我们医院经过了一下。
搜狐健康：这当中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部分是最低的，所以尹主任提出了提高挂号费、手术费和医疗服务费。首先，这个挂号费和手术费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医疗服务费具体都指哪些方面，可不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尹佳：医疗服务包括一切医生、护士和所有跟医院有关的用智力用劳动完成的医疗支持行为，所有这些都算医疗服务。比如说我们的护士队伍，整个中国没有人愿意做护士，很辛苦，应不应该给护士很好的待遇，让他们安心工作？大家都说护士是天使，微笑起来很美丽，可是她们真是在超负荷劳动。
搜狐健康：现在医改方案里面与此相关的提到了药事服务费，刘教授，据您的理解这个药事服务费是指什么？
刘国恩：提供药品时候的药事管理，药品从订购、仓储到医生开出去，一系列行为产生的劳务，不管是药剂师、药剂科主任、医生，所有这个过程当中与药品直接生产无关的费用都叫药事服务费，包括管理的。
这次医改方案里面提到医疗服务费用和药事服务费用，加大劳务费用，减少医生开大处方的压力。但是里面讲得不是很明确不是很系统。
搜狐健康：现在方案的制订者，提高医疗服务费和药事服务费的初衷是什么？希望这个措施达到什么效果？
刘国恩：现在老百姓有这么一个共识，认为药品变成医院在正常运行当中很主要的收入来源。医生这边提供的信息，在医疗服务提供过程当中医务价格很低。
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只有中国的医院能看到大堂里挂一个牌子：诊疗服务费用，单价4.5块。看一个简单门诊，现在全国平均起来门诊挂号费用是1.5块，我问了一下发改委，他们说估计是25年前30年前的定价，过了这么多年这个单价依然没变，可医生接受的训练却比30年前要多得多，技术上也已经有了核磁、CT。
刘国恩：30年前觉得看病不贵，为什么？因为技术含量很低。我做过赤脚医生，那时候的技术含量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有了新技术，那么服务就要跟上去，可是单价服务管得这么死。
我看到美国一个报道，对最发达的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做了一个医疗服务主要决定因素的排序，医生诱导性服务需求，医生有意识赚钱，在排序里面是排在最低的一点。诱导性服务需求可以几乎忽略不计。
第二点就是防御性医疗，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另外，国民收入增加、保险增加、老龄化等等全部加起来这些因素不到50%。剩下的50%在哪里？这是最大的一块，就是新技术。这是让医疗服务成本增加最显著的。但不能认为成本的增加就绝对是一个坏事，如果是人类不能往前走，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去发展新药新技术呢？产生代价的同时人类的生命得到了救治，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人活得更长了，以前救不好的病现在救活了，要把生命拯救回来的价值和产生的成本对比的话，这个可能是人类自我进步的一个选择，成本的产生不仅仅是完全的坏事。
换句话说，新技术推进这么快，我们也觉得带给人类是一个福利，如果为了看病不贵，人们会选择30年前的医疗水平么，会情愿不要CT吗？不会。人类还是要继续往前走，与此同时怎么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确实老百姓买不起药。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医院提供服务的过程，而在于国家财政部、国家需要为人民买单的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加大为人民买单，把眼睛盯在对医院定价上面，那么即使把今天的CT从五千块做一次降到500块还是有人买不起。不是生产过程的问题，而是国家财政为国民买单问题。
搜狐健康：现在医改方案提出医疗服务费和药事服务费，体现出医改方案的制订者已经意识到医生的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正比的。但是这个方案它对于医生收入问题能真正起到实际作用吗？
刘国恩：他们三位是一线人员，我是外行搞经济管理的，我个人认为如果通过目前这种制度安排，我们十年以后坐在这儿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尹佳为什么工作了25年，工资还是两千多块钱？因为她是按照“事业单位人”来定位的，既然是“事业单位人”，里面涵盖了很大一部分要为国家做贡献，低工资是以前计划体制留下来的制度，我们国家有多少“事业单位人”？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其它行业的事业单位人，都在同一个制度安排下。如果不改变目前“事业单位人”的制度安排的话，给医生定的工资能多到哪儿去？
中国的医学院校本科生最低五年学制，最高的协和是八年，算一下我们其它领域的本科，基本都是四年，比如我们北大的普通学科，比医学院最差的还少一年，仅仅是从这么一个最简单的算术上去看，医学院毕业生的工资也应该比我们高，这是最起码最保守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把协和的毕业生和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放到一起，我们都是事业单位定位的话，不可能有理由把你们（医生）这个事业单位定成工资六千，而其他事业单位拿三千。即使你们说服了大家，拿到人大去投票来形成法律，除非一百个席位里达到55个以上都是学医的，否则不可能实现超过半数人投你的票，我们都是事业单位的人，为什么你拿6000我拿5000？不可能通过的。除非不学医的人全部没到场都在家生病，剩下50个学医的到场通过了。开个玩笑，在技术层面就是不可能通过的。
刘国恩：那有什么办法能让医生的收入和他的教育、训练以及后面的辛勤工作相适应？世界上其他国家为什么都想把最优秀的子弟送去学医？以美国为例，美国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毕业了，是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他开工资？我想要是按照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定位，一半人会跑去做公务员而不去行医。
美国医院的工资定位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定的，如果这个医生是自己在外面开业，至少要赚20万，所以医院给他的收入不到18—19万他不会来。即使医院工作，也还有自由开业的资格，比如他在小区旁边开个诊所，这个医生可以选择开也可以选择不开，但是他有这个机会。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医生只有一个本本，就是技术标准的本本，但是我们中国多了另外一个红本本，它让你固定在一个医疗机构行医，要走穴就是非法的。它把医生自身发展的路子给堵死了，所以我在网上呼吁，要解决医生真正的收入与他们事业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制度安排，仍然按照目前的公务员定位也好或者事业单位定位也好，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问题解决，必须解放束缚医生的这项制度，把红本本拿掉，至少让有能力的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拓展一个空间。
拓展空间不一定是坏事，有些主管部门很担心，真的把医生都放开了，那中国不乱套了？可全世界医生放开都没有乱套，为什么中国医生放开了就会乱套，技术上国家可以加大监管力度。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社区医院，人们却不去看，因为社区医院的人财物都很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过去的计划经济管成这样。协和医科大学的医生本来在工资上就得不到好的收入，难道还要跑到社区去义务服务？不可能两边都赔本。但是如果给了他们第二个事业选择的机会，他很可能就在回龙观小区开个诊所，而小区的居民不需要去协和排队挂号就能看上协和的医生，想让他们“小病出社区”都难，这个医生自己能够创收，能够拓展空间，最大的效果是小区居民方便了。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卫生部倡导的小病不出社区，如果医生不留下来，怎么能让患者不出社区？如果靠现在的体制，把好医生从协和赶到社区去？现在这种走形式的行政命令方式是短命的。
尹佳：实际上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有他天然的挣取自己收入的途径，中国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天然的属性恢复，让医生靠他的知识为病人服务来挣钱，断绝以药养医。医生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然后才能得到更多的病人，他的收入才能高。
现在把医生的收入卡得死死的，医院和医生只能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按照原来的制度，医院开药可以获得15%的收益，如果医生没有合理的收入，无论是医院的管理者还是医生本人都需要为医院创收，不然拿什么开工资？所以就会有多开检查多开贵药的内在动力，目的是把提成的基数做大。在这个过程中，高价进口药和进口医疗器械被大量使用。患者为这些昂贵的药品和检查买单之后，医院最后得到了10%—15%的收入来维持医院的运行成本，而国家财政和老百姓却为此支出了高额的医药费，最后得利的是进口药、进口耗材的外国商人、企业，他们在中国获得了超额利润，把钱赚走了，中国政府、医院、医生和老百姓，任何一方都没得到好处。政府的代价是沉重的医疗负担，老百姓付出的是昂贵的医疗费用，医生得到的是廉价的医疗奉献。
只要把医生挣钱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回归于本质天然的形态，一切就都理顺了。
尹佳：讲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咱们去理发，付给理发师傅的服务费是200块钱，这样大家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换成医生目前的方式，就是给理发师傅5块钱服务费，他要想拿回200块钱的服务费，必须开2000块钱的香波和洗发露，最后才能提成得到200块钱，也就是说你付2000块钱理发师才能得200块钱。
我今天打车的时候跟司机聊天，说应该提高医疗费和手术费，他说不好，我们老百姓看病已经很贵了，干吗还要提高，我不同意。我说从我家到医院打车20块钱，但是你要去找我看病挂号9块钱，如果是很复杂的病，我要给你看一个小时，我还会根据你的病情开检查和药，而不是开大处方，但我的挂号费却比我打车的钱便宜那么多，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些？司机说那医生的挂号费确实太低了，但是老百姓不愿意增加负担，我们觉得老百姓已经为此付出很多了。
但是如果我们提高的挂号费是由医保买单，假如说我的挂号费从原来的9块钱提高到100块，让患者出20块，医保给患者报销80块，你愿意不愿意？司机师傅说那一点儿意见都没有，只要你不给我开那么多贵药，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就行。
刘国恩：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不是不赞同公益性，但是公益性强调服务本身的公益性，不能全让机构来承担。所谓服务公益性，我们打针吃药检查，再低的价格老百姓也买不起，又不能让所有的医院都亏本运行。如果把看病的绝对价格压下来，会使得我们医疗服务的提供能力减弱，到最后就变成了短缺经济。
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不等同于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医疗机构必须有足够的资源维持正常运行，医生需要正常生活，我不赞同医生和机构的公益性。
郑法雷：降药费这个思路也走不通，性质跟医疗是一样的。医改一定要有改革的思路，要有改革的精神，哪儿都在改革开放，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改革开放这方面最滞后，而且滞后的程度最严重。严重阻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就是对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得不好，很多东西片面性太大，不切合实际。
片面降药费不讲了，片面降医疗服务费，这个实际是灾难性的，造成了整个医疗系统的萎缩。医疗事业老是落后陈旧的思维，把卫生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抛开，一味靠压价，政府死死压着医疗价格，想把政府真正的责任摆脱或者大大弱化。
现在医学院的毕业生有的毕业以后根本就不想当医生，或者刚进来就跑掉了，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不愿意回来，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特殊的政策，把基本的卫生经济学规律违背了，不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造成医疗萎缩不能发展。它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间接造成群众看病贵。
本来服务费就是一块钱，含金量百分之百，即使扣除管理的成本，起码90%能达到。一块就是一块钱，不要按15%的提成最后累计出一块钱，这样的一块钱收进来了就是减轻了群众的七块钱。
教科文卫体的调查报告提供了这个数字，2005年在全国调查，医疗全行业亏损，全行业低工资，全行业借债，全行业最低工资一个月120块钱，不能拿个别人比较高的收入而把行业主要存在的情况给掩盖了。
把医生的经费压低了，医生不得不从其他部分弥补。每损失一块钱的技术服务费，就要从卖药或者其它方面多赚出7—8块钱来才能把缺少的一块钱弥补过来，而群众的负担增加了七八倍，这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
刘国恩：如果看看医改方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似乎是要靠管得更严，整个方向是错误的。最最核心问题是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做了一个十大行业基本工资排名，医生排第七位，低得离谱，全世界任何地方医生收入都是第一的，在中国却只是排名第七。为什么有这个问题？06年10月份我到协和做医改经济学的报告，有80几个毕业生坐在那儿听，讲完我问他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从医？愿意从医的学生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还有三分之一没有举手。
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学生说我现在去从医的话，我们家为我上学这么多年的付出根本没办法回收，我毕业找一个药厂卖药，比从医的收入高得多。这个学生不是那个省的状元也是前几名，家乡的人都知道他考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了八年。
还有一个学生说我愿意接受低收入的状况，但条件是我要到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工作。但国家对医院是定编定点定人员的，作为一院之长没有太多的决定空间，一个好的医院要吸纳好的医生，名额不是医院可以决定的，是国家给的指标，这个也是30年前定的。院长怎么发展这个医院？如果进不到这个好的医院，那个学生说我就不从医了。
王仲：老百姓要看病、要看好病，有一个很严峻的现实——现在的医生有几个愿意让他们的学生学医？几个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医生？四千块钱能招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到德国来做一个业务代表，企业感觉非常莫名其妙。十年以后还有多少好医生在北大协和看病？
我们需求的是什么？医生给老百姓全心全意服务，不能要求用低廉的价格换取优质的服务，这跟经济原则是违背的，低廉就是低廉，优质就是优质。
医改的框架大家想的比较理想，但是回避了一些细节，这个不知道要走多少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想让老百姓得到好的医疗回报的话，医生的价值得体现出来。
而提高挂号费或者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突破点应该在医保上。要先让老百姓放心，让医保承诺给患者付费。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应该体现在买单这边，不体现生产这边。
体现医生的工作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老百姓是有利的，我们不能单纯讲看病难看病贵，也要想怎么看病好，合理的价值、优质的服务。但没有人愿意多花钱，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要让他并不考虑到看病贵的问题，加大医保力度是第一件事，提高医疗服务费必须是医保先行。
尹佳：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高呼提高挂号费或者是提高手术费，这样的话就更增加老百姓的看病负担了。
任何国家的管理体制下，医生都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是由医保跟老百姓打交道，医保跟医生打交道。由医保监督医院监督医生，如果开大处方，医保不给报销，如果做了错事，医保取消你的行医资格。由医保来监督医院监督医生，由医保去跟病人解释，医生要做的就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为患者看好病。
在医保改革中，为病人报销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应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报销药费。首先要把支付给医生的这部分服务费报销，首先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医生才有动力去减少药费，少开大处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只是付了药费，医生还可以开更贵的药，还可以开更大的处方和更没必要的药，而把医生的劳动支付了，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块钱”支付了，他就不会再产生那不必要的“七块钱”，阻断了开大处方的动力。
刘国恩：不能靠强行的医药分家，现在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提高上去，再把开药的收入强行压制下来，等于把医院唯一的生路灭掉了，那医院全都关门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看病了。
郑法雷：政府出多少钱，病人出多少钱，又涉及到医保的问题，涉及到医院怎么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只要国家使劲压价就算为人民服务了，想得太简单幼稚了。要总体上来调节，要把配套的做好。医疗服务费涨了，但一定要把技术服务费和药费比例结构做一个宏观的政策调整。技术服务费在提高的基础上占60%占70%，逐步专家论证测算才更合理。
刘国恩：必须找出服务和药品支付合理的比例，也只能是医院和医保来对等谈判，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科学评估判断才能做出来，如果让病人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药费也好劳务费也好住院费也好，这个矛盾永远在病人和医院之间，并且没有体现国家关注国民的意愿。
王仲：不仅没有体现，而且损害别人的利益，很多较少用到的药物、抢救药根本就不生产。因为价格很低，这次医改方案里面提了一句，对于少用药物及抢救药物的价格要给予特殊处理。
搜狐健康：总结一下，解决医疗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提高医疗服务的价值回报，并且强调医保买单；一个是促进医生的自由执业。
刘国恩：在医保上怎么强调公益性都不过分，医疗服务生产过程当中必须讲究经济规律，不能靠计划的那套管制压价，那样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尹佳：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国家和人民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怎么实现平衡？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医改的最终执行者——医生抵触，医改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