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友病基因治疗进展:天则所：“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发言摘录2

新望：寻租经济早就繁荣北京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新望：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城市或城市问题，但不光是城市有问题，农村也有问题，农村的问题可能更大。刚才杨俊峰博士的发言，我稍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城市化的否定是不对的。我觉得城市化的趋势没错。现在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城市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尤其是大城市、大都市。大都市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聚集和分配功能非常强大。以北京为例，人才、资金、信息、技术，思想、教育、政策都在这里。中国会唱歌的很多，但是唱得最好的在北京；会写字的很多，写得最好的也在北京。我觉得这也许是对的，是大城市的市场规模效应形成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高度都市化和集聚化的同时，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正在撕裂。农村的情况非常严重，我看到一个电视台讲留守儿童的幸福童年，我看这样的电视台真的是坏了良心了。精英离开了农村，剩下老幼病残。传统的农村在死去。八十年代承包制之后，我们讲希望的田野上，现在变成了绝望的田野上。农村有巨大的问题。

但今天，我们的城市尤其大城市也出现了问题，城市在死去，在瘫痪，城市的精神在消失。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高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的时候，相应的体制的发展并没有跟上。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苏南。苏南曾进行过一个快速小城镇化建设和各种各样的城市创建行动。当时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城无市，一个城市硬件设施建设得非常好，但是根本没有城市的味道。把一个城市建成了现代的庄园、土围子，或者是扩大一点的机关大院。

当时苏南快速城市化的时候，城市的管理者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从农村调上来的民办老师，转到干部队伍中；第二是服转军人到了城市基层管理岗位上；第三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家提拔到了城市管理岗位上。这些人制造了城市，但是他们并不知城市为何物。城市让人感觉花花绿绿、虚虚假假，没有城市的文化、没有城市的味道。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在发展，但是现代城市管理体制没有跟上。

这里面有政治体制，也有社会体制的问题。比如北京交通的问题，整个北京坚持一个核心，就是天安门，就是紫禁城，这个核心不能动，不能多中心。必然造成摊大饼的建设和交通堵塞。这与我们经济发展的情况一样，经济在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这套规矩，这套商业文明却没有建立起来。

最典型的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病态的市场经济。房地产根本的问题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和控制。但是现在政府却用尽一切办法来管房价。不给病人治病，却去修理体温计。

行业上的病态的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区域上病态市场经济的代表是京都经济。我把北京的经济叫京都经济。北京是把所有的优质资源集中起来再分配，在这里切蛋糕，等待切分蛋糕的人都在这里。围绕着三里河、国家重要机关形成了权力经济、寻租经济、京都经济。通过一个核心的权力，慢慢的往外延伸，一层一层的寻租，就像水波纹一样的差序格局。京都经济异常繁荣，但京都经济九重天，是病态的，不是大市场的规模效应造成的，而是集权造就的。现在的问题是国家主导一切，权力配置资源，距离权力的远近形成了不同的租值，首都、直辖市优于省会，省会优于市会，市会优于县会，城市优于农村。基础建设是这样，社会福利也是这样。城市出现问题、农村出现问题，症结都在这里。

　　城市的本质我想是最基本的是两个：多元的、自由的。城市应当有很多的NGO组织和宗教组织。但是，现在NGO在北京的发展非常艰难，城市越来越不能容纳一些多元因素。曾经的北平出过很多人，像“北漂”的沈从文、毛泽东等。毛泽东当时中转毕业后到北大做图书馆的管理员。今天这套对所谓外地人的歧视性限购政策，如果毛泽东还在世的话，第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老人家。城市现在正在从多元走向单一，从自由走向计划和管制。城市政府与城市人正在割裂，城市让城市人越来越感到陌生和面目狰狞。

　　再进一步说，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我感觉，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改革和老百姓的意愿越来越背离。在八十年代，绝对不会出现现在这样歧视小产权房。原来还讲人民群众是主人公，现在只讲国家控制。同时，我们现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也出现了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的，但是基层管理者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我”要科学的发展，要有计划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名义之下，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来发展。计划经济的哲学基础就是科学主义，这一点值得我们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加以警惕。

盛洪：限制小产权房交易导致房价高涨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盛洪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盛洪：刚才大家都在批判相关的行政部门，我觉得应该为他们辩护：他们是善意的。只是在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以技术性的理由去违反基本的宪政原则。而所谓“宪政”的概念，好象是西方的，其实中国有句话叫作“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就是宪政，小道理就是一个低层次的目标。我们现在的行政部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第一没有“宪政”意识，第二没有制度约束，可以为短期的技术性目标侵犯产权，破坏市场规则，其实是破坏了公平正义和效率的基本原则。大则强拆逼死人命，小则限制买房，侵犯了所有公民都平等的基本原则。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国家和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宪政框架，要有宪政意识。对违宪的行为要有明确的、可实施的认定程序和惩罚措施。如违宪审查或违宪诉讼。例如，一旦出现行政部门出台文件限制外地人买房，这个文件本身就是违宪的，为什么这个政策可以无障碍的出来呢？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

　　结果是，第一，因为要达到短期的技术目标可以干预市场制度和侵犯产权，这导致了新的问题，管制导致新的管制；问题是管制制造的，因为有了问题又有进一步管制的理由。比较明显的是，北京这么多人还有人要往里涌入，是因为政府管制的结果，政府不当地把过多的资源放在了北京，中央政府不当地掌握了过多的资源使人们要到北京来“跑部钱进”。正是因为政府这样的偏差导致了北京人口过量增加，偏离了均衡，导致了交通拥堵和房价上升，于是行政部门说要管制。这是因为管制导致的管制。

　　再如，无视农村集体对土地产权的拥有。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相关行政部门说小产权不合法，限制小产权房的交易，其实是是侵犯产权，违反宪法、违反基本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土地垄断的利益。导致技术性的结果是房屋供给大大减少，才出现了房价的上涨。比如深圳40%的人都住在小产权房里。大量的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住的小产权房才解决了这些城市可以用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现在相关行政部门不但不保护小产权房，反而侵犯小产权房。因此导致所谓大产权房价格过高。然而相关行政部门另一方面又说房价过高了，所以要管制价格，限制购买。这就是先制造问题，再以问题为由扩张行政部门权限去“解决问题”。

　　第二，由于没有制度约束，相关行政部门做的很多事情是为了自己方便，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不去努力。比如说北京交通堵塞问题，有大量可以改进的空间，包括怎么去修路、建路，怎么去改进交通管理。而相关行政部门只把堵的原因归结为车多了，解决的方法是让消费者承担成本。首先我们就要问一问，你做了多少努力？你要先证明你做了努力还不行，才要考虑其他方法解决拥堵的问题。

　　赵旭：金融危机的时候他鼓励你买车了，他做了。

　　盛洪：但是由于没有在交通管理上做充分的工作，行政部门由于不受约束，可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立场，而不是真正的为广大民众。说把沿街房子刷成灰色，那只代表他的审美，而不代表民众的审美。城管有一个目标，是使我们整个城市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一个小摊贩。但是这与一些老百姓的生计有冲突。只是管理上方便的判断，而不是民众福利的判断。整个中国的政治框架本来是以人民主权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实际上不是，逐渐蜕变为了行政部门在主导。解决的办法就是宪政改革，即任何出台的措施、意见和政策，必须有所谓的违宪审查、违宪诉讼。

　　我做一个比喻，要知道这样一种侵犯市民权利、破坏市场规则的所谓的管理，就是用一种非常坏的手段来达到一个技术性目标，就相当于，我要去帮助穷人，目标是好的，但我现在没有钱，我就可以去抢。

张曙光：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

　　――从唐家岭拆迁看城市管理

    （推广标题：北京唐家岭改造是政府抢百姓口中的肥肉）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曙光：我讲的题目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从唐家岭　看城市管理。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判断政府行为和政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讲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个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东西。我们的很多官员口头上讲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你看，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和我同名的张曙光，他们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不是很清楚吗。他们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是从人民手中抢利，哪有让利之说？二是政府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外，不能参与收入的再分配和财富的转移。第三，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狮子大张口。但是，让利于民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让到自己一无所有。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公共保障服务的名与实。公共保障服务应该是公正的和公平的。公共保障服务到底能不能遵守这样一个规则和规定？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公共保障服务不光是政府可以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制度的创新，自然垄断的内容和范围也在变化，竞争和垄断之间，垄断的范围在缩小，竞争的内容和范围在扩展。路网具有垄断性，可能要政府来修，而运输和网上服务则可以由企业和市场提供，很显然，这是可以而且必须分开的。市场不能提供的时候，政府必须提供。市场能提供的时候，政府不一定提供。如果市场不能满足需求，政府可以提供；如果民间社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政府就不需要去提供。

　　 第三个问题是，唐家岭改造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唐家岭是一个市场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案例。从我们现实情况来看，市场提供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是大量的和有效的，深圳的城中村住了五百万人，城中村的住房完全是老百姓盖的。唐家岭是一个只有三千村民的城中村，在上地开发区的中心地带，但这么一个村庄却住了五万北漂，小月河也住了几万人。前几年据国土　资源部的统计，全国的“小产权”房66亿平方米，都主要是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现在政府要把保障住房垄断起来，今年要盖一千万平方米，要改造城中村，深圳拆了岗厦，北京拆了唐家岭，政府下令准盖“小产权”房，盖了的不准出租和出售。那么，按现在政府提供的速度，66亿平方米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唐家岭是北漂的集中地之一，村里的老百姓赚钱了，唐家岭的出租房有的盖到七八层，不少村民成了亿元户，甚至十几亿元户。现在政府看到这块肥肉怎么能让唐家岭的人独吞，于是政府要分一块，决定对唐家岭进行拆迁改造。拆的时候因为补偿的问题谈不拢，老百姓联名告状。那天我正好去唐家岭考察，政府先是承认一层，后来承认四层，老百姓盖到七八层他只承认一半，最后不知道是按多少进行补偿。政府原来承诺是要盖公寓租给他们。但是拆掉以后结果是什么？政府把它卖给了五矿公司去盖商品房。这个消息是《蚁族》的作者廉思前天前天告诉我的，他对唐家岭的情况非常熟悉。为什么卖给五矿公司盖商品房？因为唐家岭这个地方的地价太高、位置太好。可见，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果？别光看名义上一千万套，代表们拍手称赞是大好事。实际的结果却是完全走了样。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想讲的第四个问题是，斩断争利之手，壮大让利之心。从唐家岭改造可以看清楚我们的现实：凡是利润高的事情和地方，政府都要争，国企都要进。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政府其所以要改造唐家岭，而且是以旧城改造的名义，以解决廉租房和保障房的名义，实际上是要在那个地方和老百姓争利。老百姓有几亿、几十亿有什么不好？政府八千亿，为什么几十亿就不能让老百姓得到？而非要政府去把它拿过来，非要五矿公司去搞？

　　 政府到底应当去行为呢？我认为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应当这样去做：凡是无利的政府要担，国企要进；凡是高利的，政府不要进入，国企也要退出。如果能够这样做，中国有戏。如果不能这样解决，必然会走进死胡同。无论什么政策，无论什么办法，违背了这一条，都会弄成一团糟。

贾西津：权力过于集中让北京成为巨无霸

     2011年3月4日，由天则所发起的“城市管理与公平正义”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下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副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贾西津：我简单谈一点我对于城市和城市功能的认识。什么是一个城市？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城市是一个非常切实的实体，我们的城市要有各种各样的管理功能，我们的生活和城市相连。其实如果我们去追溯城市历史的话，在很早期的时候，那些城市不过就是一些聚集的、区别以散在的、村落的小聚集群，这样聚集群的特征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些人类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和组织的形式，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聚集起来共同生活的方式。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共同生活的方式就是产生了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而这种政治本身是一种参与性的，所以早期的“城邦”和“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是同一个词，只是现在被演变成了越来越实体的东西。

 早期城市里面的各种功能是怎么完成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城市规划应该由政府来统一规划，事实上在十二、十三世纪，甚至十五六世纪，在很早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市政规划本身就是通过私人部门来进行的。因为有有拥有土地私权的地主，地产的拥有者发现我仅仅盖一个楼盘，我的房子价值是不足够高的，所以需要配套的建设，这种配套的建设如果能够跟周边联系起来，比如基本交通更加好，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应更加好，我的地价就会更加有价值。这本身就是私人对于土地拥有利益的扩展。城市规划是由私人来进行的；包括早期的消防也是由私人来进行的；教育、医疗、警察、法庭，所有这些我们想到非政府统一不可的东西都曾经有过由松散的社区组织、邻里相互的方式实现的历史，也没有专业的人员。

所以多元化、分散化、自愿机制可以具有这种功能，换言之就是城市的自治和志愿。它完全可以满足基本的公共生活的需求，只是当城市越来越巨大，这些需求被越来越固化，机制也越来越固化了。我们现在再回溯城市问题的时候，不妨返回去想一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所有现在生活的前提都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在现代社会，那种非常松散的、依赖于志愿性组织的城市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不同制度中的城市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城市的集聚和分散效应。

 一个大城市当然有它的规模效应、有它的集聚优势。所以在各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巨无霸的城市。比如说北京就是一个很大的巨无霸，美国也有，纽约也是一个非常集聚性的城市。但是在权力分散的制度下，比如美国的联邦制，它的城市有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你问中心城市是哪一个，对方可能觉得无从回答，因为城市是多元的：政治中心是哪一个，可以有一个答案；金融中心是哪，可能有一个或者若干个答案；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大学集聚地，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每一个来自当地城市的人都会说出自己城市的特点，每个都是非常美好、具有特色的。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不管这个城市是大是小，你不会觉得城市之间有一个等级上的巨大差别。

 每个城市有它自己地方性的价值，在这个特定的价值之下，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城市都很精致、权力相对分散的好处就是，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城市里，你都可以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你很爱这个城市。而比如北京，我们说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所有中心的集聚。中心的集聚换言之就是权力的集聚，权力高度集中化分配的时候，这个城市能够产生的规模效应当然很大，所以谁都愿意到北京来，因为到了北京你不管做什么都方便，不管你是一个经济家、政治家、金融家、教育家，你都会觉得北京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但相应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在其他的城市里面，广泛的地区的大量的人们所享有的，所对他自己城市的热爱，和他能够对城市的参与，可能变得非常有限。所以城市的集聚和分散应该是一个相对化的。并不是说这个城市越大、功能越集中，权力集到一起是一个好的模式。所以，权力的分散化有它的优势。

 　　王军的《城记》回溯了北京城的建设过程，并不是说当年设置的时候北京城就是要这种发展方式，有过不同的争论，最后北京城设立了这样一个从中心摊大饼的建设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中心的考虑，即政权一定要在天安门，所有的都是围绕政治中心进行的。当年梁思成有一个预言，这样的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越扩建、环线建得越大，城市越拥堵，越难发展，我们现在看到一步步的实践应验了他的预言。

 　　权力的集中分配还是分散化，相配套的就是财政资金的分配。权力的分配、资源的分配，决定城市的功能，集中的分配和分散的分配会产生不同的城市模式。权力与资源集中化还是分权化、分散化，可能是我们去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很根本的视角，很多尖锐的城市问题不是简单地从管理政策，或者更强的政府、更强的控制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