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蜡烛水晶灯图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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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信息
毛泽东 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由1957年2月2
关
著作历史政治意义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 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
图
解决方法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知识分子问题
赞成社会主义制度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制定标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 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注释
[1]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3] 见《老子·五十八章》。 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八节原标题为“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由于百科设置标题字数只能在20字以内，录入者对标题做了改动。——录入者注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系统地分析和回答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中面临着的最紧迫的课题，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还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以及如何进行下去，这是中国革命遇到的新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但他们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经验，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具体地提到他们面前。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原理，但由于他逝世过早，没有能亲眼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可能明确地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在理论上不承认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完成以后，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他在长时期不是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只有一致、没有矛盾的一个整体。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不承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赫鲁晓夫就是利用了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全面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一条“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逆流。在我国，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陈伯达也利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机，企图使革命停顿下来。他们说，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赫鲁晓夫遥相呼应。
面对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的挑战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逆流，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及时发表了这一光辉著作，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伟大学说，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驱散了社会主义天空上的乌云。
二十年来，这部伟大文献象一座万丈光芒的灯塔，照耀着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历史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它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一、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长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当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谬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毛主席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以及这个期间的其他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歪曲，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的规律，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变化和发展，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运动的结果。毛主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还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个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制度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主席又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的基本矛盾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深刻指出：“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对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日益完善的过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日益巩固和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既不断产生，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不断得到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优胜得多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所以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是因为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它还很不完善，还存在着私有制经济的残余，还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它们同社会主义生产力是相适应的又相矛盾的；在上层建筑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总是带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因此，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不仅是因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而且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的存在和重新产生，保留着一定的土壤和条件。新老资产阶级必定要利用这些东西进行复辟活动的。毛主席就是依据了上述的科学分析，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这里，毛主席已指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主要是表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了明确的战斗任务。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的论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直接相联系的。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贡献。
（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新贡献
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总结国际国内 的革命斗争经验，创立了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毛主席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内容极为丰富。它既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在这里，毛主席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提出的依据及其历史根源。
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作过类似的论述。恩格斯在谈到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时指出：“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这里指的社会组织内部的冲突，当然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奴隶社会时，曾说到奴隶阶级内部的纠纷；在分析封建社会时，曾谈到第三等级内部的斗争，第三等级和农奴的矛盾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曾说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的分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等。特别是论述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还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说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矛盾等问题。但是，在敌我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论证。
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也曾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过渡时期三大差别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他还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性质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但是，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了，还来不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进行充分的考察。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也曾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但由于他在后期，思想方法部分地陷入了形而上学，使他没有能够发现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并且在实践上混淆了两类矛盾。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概括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发现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规律，全面地阐明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及其根本区别，揭示了两类矛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联系，指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两类矛盾的转化，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及其两种根本不同的处理方法，指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并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
毛主席完整地提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系统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不是偶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团结无产阶级本身和团结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党一成立后，特别是在建立了农村革命武装根据地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团结人民，以便于更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消灭敌人的问题。为此，我们的党和军队，必须正确地处理一系列的人民内部的关系，包括工农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党和各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系等等。我们党正是从长期的的革命斗争中，纠正了右的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巩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加强了党的三大作风，积累了正确处理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的丰富经验，建国以来，毛主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经验，并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毛主席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人类认识史的一个重大飞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新贡献。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透彻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内部矛盾作用的范围讲越来越广，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意义，也将越来越放射出它的光芒。
（三）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政策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许多困难和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毛主席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总政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总方针，是照耀我们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是指引我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一开始就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教导我们，分清敌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向前发展。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关于人民和敌人的不同概念和定义，关于区分两类矛盾的原则，关于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是我们正确识别两类矛盾的指针。毛主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区分两类矛盾的根本标准。毛主席又指出：“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一科学估量，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尽管党内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是高一阵、低一阵的发展，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坏人终究是极少数。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我们严格地按照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说办事，就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避免或者少犯右的或“左”的错误，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又防止了混淆两类矛盾，把敌我矛盾扩大化。
毛主席这部著作，重点是阐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目的和位置讲得非常清楚。正如毛主席所着重指出的：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并在以后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一再强调。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主席就对正确处理各种矛盾，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基本方针提出来。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概括为两类矛盾学说，成为我们党的总政策，成为我们做计划、办事情、想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还为我们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明确指出用专政的方法处理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奠定了团结胜利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在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两类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同时，还运用这个理论，结合当时的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且具体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下面，我们试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处理好政治关系方面的各种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关于肃反问题。毛主席说，肃反是一个敌我矛盾的问题，但这里着重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一些对肃反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毛主席指出，必须克服右和“左”倾思想，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过去肃反工作的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批判了那些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否定过去肃反的成绩的错误思想。毛主席还对全国的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把人民内部的问题搞乱；又防止了丧失警惕性，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大当，吃大亏。
关于工商业者问题。民族资本家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他们还有没有两面性？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那种认为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的错误观点。尖锐地指出，资本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如何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呢？毛主席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并且说：“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地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还指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就是说，解决各方面的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要克服“小圈子主义”，要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绝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这才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闹事和坏事的问题。毛主席提出了“乱子有二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的观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闹事，指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即“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和“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毛主席认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怎样对待闹事？首先是不赞成，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闹事怎样处理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一是“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二是“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三是“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带头闹事的人怎么办？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这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正确方法。归根到底，仍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教育和团结大多数。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因此，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就成为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毛主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进步的和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两部分人，都只占少数。这种状况，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强调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所以必须善于团结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发挥他们的才能。
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了“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的著名论点，提出党的教育方针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热情希望广大知识分子继续前进，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毛主席说这几个口号“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因而是正确解决各种矛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科学进步的方针。
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各种矛盾，主要地是在科学、艺术、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但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但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就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压制的方法去处理。而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去解决。特别是对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更不应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
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复杂的，除了在科学艺术上某些正确与错误的东西，一时不容易判断之外，更大的则是属于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强调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在这里还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人民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有了准则，这就既有利于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又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帮助知识分子更好地改造世界观。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提出来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真理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来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发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伟大号召。这是我们反修防修，深入开展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遵循的正确指导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各民主党派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一贯地做下去，这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毛主席指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但是各民主党派和我们党的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和批评，必须合乎六条政治标准，否则就不能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主席充分肯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指出实现农业合作化，“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矛盾。”批判了当时那些怀疑和否定合作化优越性的右倾思想。
毛主席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合作社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拥护合作化的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不满和反对的只占极少数。要巩固合作社，必须注意解决各方面的矛盾，经常注意处理好生产和分配问题。在生产上，要正确处理好服从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不违背国家计划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在分配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积累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的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从而发展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关于节约问题。毛主席在这里提出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的方针。毛主席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毛主席还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因此，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这里主要是指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苏联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应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主席在论述农、轻、重的相互关系中，特别强调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
最后，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经验和好东西学习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关系到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如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各种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大庆、大寨为榜样，更加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实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 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点认识——在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正处》是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适应新情况，采取新方法，而及时发表的一篇纲领性的理论著作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的产物。这个转变时期就是：由过去的革命到向自然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个转变时期，国内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民群众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暴露了一些不满的情绪，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即通常说的人民闹事。而我们的干部对这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搞阶级斗争搞惯了，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要实行专政，用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人的头上；对各种思想问题，就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命题，把它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第二，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是阶级斗争，当作敌人对待，要么就是当成反革命处置，要么就认定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间谍，驱逐出境，结果打错了许多人。毛泽东吸取了这个教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并把它分为两类，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第三，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先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通过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这两件事的总结，开始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一论》里，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引导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一理想化的迷信。《再论》则讲到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一论》肯定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再论》则进一步指出，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可以说，《一论》和《再论》为《正处》讲话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正处》的修改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对《正处》的讲话稿同正式发表稿，作过详细的对照和研究，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这就是：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更加严谨。《正处》从讲话稿到正式发表稿，反映了这篇著作由不很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完全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修改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论述。《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论述，同《历史决议》的有关论述相比较，强调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并为后来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了的。《正处》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主要任务的确定，同中共八大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处》没有讲主要矛盾，但并没有改变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没有再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是突出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深刻剖析和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发展规律问题，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路线。
《正处》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我们追求的远大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的矛盾规律，要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否认、回避或者掩盖矛盾，达不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十分注意矛盾的转化问题。第一，不能激化矛盾，而是尽最大努力化解矛盾。第二，要防止将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而要努力做到变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正处》一文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称作“牵动大局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方针”。他提出的“统筹兼顾”，决不是对一部分人，更不是对少数人的统筹兼顾。当时，毛泽东就曾说过：“照旧社会那样把困难的人抛弃不管，人民政府不能这样做。这是制造矛盾的办法，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总之，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