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月传奇网页单机版:我们又回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11:41:03
因此，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需要树立科学的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这首先要突破简单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改变那些不计成本和后果，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的做法。走出这种思维定势需要新思维，可以具体为三句话：面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品格。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政府官员在对待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公平公正、及时合理地解决，坚决杜绝敷衍塞责、滥用职权等不当行政行为，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达到主动“创稳”的效果。但同时也应注意，中国目前日益频发的社会冲突，并不仅仅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的及时转型而得到解决和控制。
〖本期关键词〗——稳定
★★★中国式维稳
国庆前夕，中央高层举行了一次主题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集体学习。之所以安排这么一次集体学习，当然是很多地方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故，动不动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待民众的诉求。如何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的稳定。但恰恰就是很多地方政府以“维稳”之名，粗暴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致使社会呈现出一种越来越“维不稳”的状态。目前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赶上了整个国家的国防开支。这也意味着防国外远不如防国内来得艰难。
人民论坛杂志不久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79%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而在回答“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这一问题时，78%的受访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这一选择列在了所有选项的第一位，比位列第二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访者选择)多7个百分点，也比位列第三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访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
受访者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访者选择“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比位列第二的“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8%)，以及位列第三的“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10%)高出很大一截。
★★★案例评析
上访、截访、接访：
1、 据《南方都市报》调查，现在一些地政府驻京办把“截访”作为一种政务“外包”给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后者承接前者的围截、关押和遣返上访人员的业务获得佣金。这是一个充满人身控制、虐待、殴打以及男女混合关押等非法侵犯的过程。有人一下火车，便被搜查，身带“上访材料”，即被保安公司“送回原籍”。也有人被没收了身份证，蒙住双眼，送往一些废弃仓库之类的隐蔽地点，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强迫劳动。该文刊登后点击率近万，不少网友纷纷置评。同时也把地方政府的暴力维稳推向了舆论的焦点。
法学家张千帆认为：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选网专栏学人笑蜀认为：安元鼎的要害不是什么民间暴力，而是相关地方政府对人权和法制的冷落，对系统的法外暴力的依赖。正是这种依赖造就的巨大市场，成就了安元鼎这个现代传奇。这客观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无奈和无能。他们未必不知人权和法制的重要，但让人尴尬的是，如果要求他们遵守人权标准和法制标准，他们基本就玩不转。无论是原来地方政府派人直接暴力截访，还是后来将截访市场化，批发给私人雇佣军来承包，实际上都属于地方政府对访民的超限战。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标准对地方进行治理了，只有借助超限战，他们才能勉强应对野火般此起彼伏的治理危机。
2、 9月26日,国新办发布《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其中一组关于“信访”的统计数据引发坊间热议——去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但与这一信息对应的,是社会现实的另一个侧面。就许多人的感觉而言,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他们也面临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日益增大的难题。就此，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
于建嵘认为：信访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老百姓都不参与了,那么下降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信访量下降与否不能说明问题,关键要看信访体制是否更顺畅了,老百姓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单光鼐认为：不管是上访还是接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法制的轨道,通过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矛盾,这个是值得商榷的。
郭于华认为:上访量下降,好像跟维稳经费上升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实情况是维稳方式依然高压而僵硬。由于有“一票否决”和“零指标”这样的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往往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得一时天下太平,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而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产生矛盾的那些深层原因。其结果就是导致造成社会矛盾的深层问题不断积累。
其他相关事件连接：
※1、 据报道，深圳人大代表杨剑昌历时五年的“人大代表接访室”于今年八月关门。
※2、
★★★稳定与发展
以“维稳”为借口阻碍改革是掩耳盗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失业、通胀等问题，此外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的渠道，草根社会中的怨愤之气也越来越严重。进入2010年以来，出现了多起砍杀幼童的事件，我们的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潜在危机。要解决这些危机，简单机械地“刚性维稳”是不能奏效的。
2010年4月，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领衔的课题组撰写了一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制度化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利益表达制度化是特殊利益集团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使它们的“生财之道”运转失灵。特殊利益集团打着“维稳”的幌子拒绝改革，表面上是维“稳”，实际是维护它们自己的“利”。
——周瑞金：再谈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这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人说是中国奇迹，并且热衷于总结“中国模式”。要说“中国模式”，我觉得最大的模式其实是秦汉政制结构这个模式，连毛那么目空一切的人也还是说“百代都行秦(汉)政制”，所谓“秦汉政制”，就是以科层官僚的组织体系覆盖社会的全部领域。我们其实还没跳出秦汉政制这个模式去。
秦汉政制模式，如果从正面说，比较注重社会稳定有序；从负面说，这一政制由于与民争利，结果让官民时常处于对立地位，并且除了腐败外，其最大问题是严重扼杀了个体的创造性能力。
人们期望改革，但又担忧改革会带来社会的失序，权力的移转，实际上，改革不过意味着统治方式的改变，而不一定意味着权势的转移。它涉及的是“怎样统治世界?”而不是“谁来统治世界”。比如说，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社会也依然稳定有序，而且不但更能够长治久安，还能够释放出社会与个人的创造能力。
——刘苏里：社会思想视角下的中国问题
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同时，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孙立平：既得利益群体用维稳绑架社会
国情速览
〖政事要闻〗
党报近期重要文章：
《人民日报》
这是《人民日报》自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引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的谈话，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据此，文章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例，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在九八抗洪，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关键时刻、重大时节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中共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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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冰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大原则（
〖共商国是〗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这里面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为什么有好的民主，有坏的民主呢？就是因为制度建设。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国家制度很多，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制度，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这些都是社会领域非常基本的国家制度。西方民主，当然现在也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运作得比较良好，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劳，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比较平等一些。
好的社会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你不叫资本主义叫市场经济也可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来，但是它本身不会保护财富，也不能保护中产阶级。保护财富、保护中产阶级的是社会主义。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最大利润，不得不破坏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把社会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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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政府应为改革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在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逐步地削减政府的权力，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官员享受的，所以削减政府的权力也就是削减政府官员的权力。我们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给普通人，包括农民，普通的企业家，他更多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多了，政府的权力就变小了。所以，特别从我自身感受来讲，好比说我在农村的时候也发现当地干部，那可是耀武扬威，可了不得，一个干部到了村里以后，所有全村人都请他，抢着请他吃饭，那么改革以后，干部再去了村里边，没人请他吃饭了。因为他权小了，我农民我自由，我不求你，我干吗请你吃饭，所以我只是，一个相对地位。
对于未来30年，我觉得改的革重点应该是由经济改革转向宪政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我自己预测，应该说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制度进行更好的保护，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要改进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的制度。这样的话，我们看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我记得经济史学家唐德纲先生讲过一句话，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大体需要200年的历史。那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讲起的话，到2040年刚好200年。所以从这个上也可以说，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这个中国的历史性转轨的最后的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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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将财税作为中国改革切入口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再次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认为，加快财税改革的时机早已成熟。现在的财税体制问题已到了不得不抓紧解决的时候了。
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最多的是地方政府，而现行分税制又使得地方财政容易出现亏空，于是就不得不想办法创收。拿什么创？就是卖地，著名的土地财政就是这么演化来的。此外，分税制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早已存在的“唯上体制”，与市场经济讲究权力分散的体制背道而驰，这实际上是一种体制上的回归。
现在推进预算民主，管住政府的钱袋子是改革很好的一个切入口。这件事是社会制度完善过程中必须去做的，而且一定要做好。政府也是由人来组成的，而人都有趋利的本性，在这一点上，百姓、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他在掌握公权力时候，由趋利的本性而作恶的可能性就大了许多，有人就可能利用公权侵吞人民的财产。我们为什么要强调预算的公开透明呢?就是想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某种制度，然后让这个制度逐步变成法律，不管是谁来当领导，都得这样做，把权力放在阳光下，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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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法治文明普照每个人，包括强者
再怎么人上人，一步不慎，照样沦为人下人。而一旦沦为人下人，他们的基本权利就没有丝毫保障可言了。过去体制怎么对待其他弱者，这时会全盘照搬过来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在位时固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就是要不到确定性，就是要不到安全感。在权力配置资源的体制下，只要有权，什么都不难得到，但如果连起码的确定性和安全感都没有，那么所能得到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而这，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噩梦，而应该是他们那个阶层的集体噩梦。
在不受制约、没有规矩的绞肉机面前谁都是弱者，无论现在怎样位高权重。人算不如天算，在没有现代法治的背景下，谁都不可能为自己担保一辈子。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坐拥金山，越是高风险，越需要软着陆。而现在的体制，显然不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软着陆的体制，而恰恰是一个随时可能把他们铰进去或者说抛出来的体制。
他们要真正实现软着陆，就不能对传统体制有任何幻想。变革，转型，全面拥抱法治文明，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通常认为，法治文明是保护弱者的。这其实大错特错。法治文明平等地保护每个人，而无论其强弱贵贱和贫穷。就像太阳，只要你走进，她会把光芒平等地分给你一份，而不问你是谁。法治文明之下，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每个人都能有确定性和安全感，而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毋宁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保障。
要明白，一个社会仅仅是弱者呼唤法治文明是不够的，因为最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并不在弱者手上。只有当强者也跟弱者一样迫切地感到法治文明的重要，法治文明跟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时候，才可能形成对于法治文明的全民共识，社会资源才有希望真正朝着有利于法治文明的方向去配置，变革和转型才可能真正发生。而这样的时候，现在显然是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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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袁伟时：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
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立宪的收益：
1.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2.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
3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
革命的损失：
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
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
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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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从毛泽东读书笔记表达的忧虑谈起
在中国大致而言，有三种形态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有不同的获利途径和获利方式：
基于级别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30多年了，壁垒森严、严密封闭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组织体系还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以致不仅大学有级别之分，甚至据说和尚都要定级。这只能有一种解释：级别与个人利益、个人待遇有极高的关联度。在这样的体系中，级别越高，占有的利益越丰厚、享受的待遇就越多。印证这点的一个简单事实是，无论小老百姓还是大学教授都为看病难、看病贵所烦扰，但是，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到了相应级别的成员却不会碰到这些烦心事，因为医疗待遇与级别成正比。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获利的途径或方式可简单地称为“吃”级别。
基于资源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国家全能主义的收缩，市场竞争机制已进入许多经济领域，然而，那些在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里占据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依靠其身份，一方面从政府获取特权与资源，却既不承担经营责任，也不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们在市场中获利，却既不面临市场竞争，又不承担市场风险。凭借国企特权与市场利益双重的优势，这些在垄断行业里大行其道的国有企业不仅独占垄断利润，而且把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其少数成员的私人利益，使这些垄断行业的一部分人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获利的途径或方式是“吃”垄断的公共资源。
基于权力寻租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公共权力事实上不仅为少数人所垄断，而且缺乏约束制衡机制，不受制约的垄断权力天然具有寻租获利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市场机制中运作的资本不得不向权势集团寻求庇护。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交织的结果则是权力和资本的联姻，由此形成一个新的以官商勾结为显著特征、以权力寻租为获利手段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成员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获利方式是“吃”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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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著名学者李泽厚近期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中，谈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时称：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此。比如世博会，人口少一半的话，哪里会排这么长的队。所以我很欣赏许多数字应‘拿十三亿来乘，或者拿十三亿来除’的说法，执政党有这个意识就很好了。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了不起，认为中国是强国了，要怎样怎样，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现在离真正的富强还差得很远，别说GDP超过日本，就算排世界第一又怎么样，十三亿人啊。现在看来，中国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保持了千年的大一统局面，中央集权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皇汉武是不容否定的。汉武帝时代，虽然打仗死人不少，但维护了一个以汉文化为主的局面。欧洲那么多国家今天聚在一起，为的就是寻求共同市场。中国早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市场，对今天大有好处。”
原招商局局长秦晓近期在接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中，谈到对下一个三十年的思考时称：
“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推动变革，一个是理念的问题，一个是利益的问题。同时在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对外界变化的反应两种状态并存的前提下一步步来。其中需要领导者的强势，但也有非强势的一面——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说服别人。”
著名学者资中筠近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谈到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赞赏时称：
“其实西方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的确，现在西方的执政者喜欢强调中国强的方面。就像父母对孩子，有一种父母是溺爱孩子，老是说我们的孩子多好，看见人家孩子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他还有什么什么毛病；还有一种父母就老是跟自己的孩子说你快努力吧，你看别人又比你强了。中国人习惯于第一种，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美国人、日本人，是第二种，他们危机感特别重。譬如过去美国跟苏联竞争的时候，他们整天说苏联如何强。苏联卫星比他们先上天了，他们简直如丧考妣，大讲美国“差距”。现在中国正在上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即使不叫威胁至少是挑战。这样的论调对我们的国民会起很大的误导。他们说‘中国模式’好，他们倒实行看看！
另外，他们的工人是一点也不羡慕中国的，他们是资本家羡慕中国。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会后，我就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受不了，而那时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阶级最恨中国。原来人家一罢工，资本家受威胁就得让步，现在资本家就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竞争力’能持续吗？”
〖尾记〗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是制度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对于现今的中国，制度建设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在制度上对权力进行束缚，就没有今后持久的崛起。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我们的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希望有更多的先驱。
——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