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少女队成员图片:传讹、剿说与其他

　　此前有人对批评《曾经风雅》书中存在史实错误不满，认为那些错误都“或可接受”，因为“萧乾老不也在张昌华《书香人和》序中记错了苏雪林的年龄吗”?一副人人有错不必追究的玩世态度。对史实既是这样混淆不辨，当然无须与之再作“商榷”。然而该书作者见有人帮腔便气壮，对待批评作“震惊”和“不安”状，忙不迭回应“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自输襟度与涵养。
　　一本书的好坏，当然不能由作者自己定优劣。倘使遇见批评便腹生荆棘，非要将“苏雪林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说成与他人开玩笑；将“20年代，苏雪林先生曾‘攻讦’过鲁迅先生”的错误归为“手民误植”，很有点强词夺理的样子。实在躲避不掉的，则自言“老而昏”、“该打屁股并深表愧疚”，更显得敷衍搪塞。好玩的是一边高喊“作家欢迎评论家提出中肯的批评”，一边忸怩再三说“圣人也有错”——既然有错，就不须拿“评论家与作家是一股道上跑的车”来套近乎，使旁人听着像同流合污的劝导。
　　前些日子读到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序》里说，“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一语，可看出书评家与作者的立场。既然不曾以“书评家”自居，当然无意“教训作者”，写出的文章是对是错，大可不闻不问。——但是止庵从前在《谈骂人》一文中说：“不批评就是善意的么，倒也未必。”他举明人赵南星所著《笑赞》中的一则为例：“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受其害的不光是读者，作者亦当在其内。
　　作者对于批评，一概以“有出处”回应(虽然说是要“回应”四个例子，文中却只列三个)，貌似证据在手，其实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有出处就一定对么?利用回忆录为自己唱赞歌不乏其人，据以为凭则是不智。作者大呼“白纸黑字，何错之有”，也许错就错在没看出“白纸黑字”上的错，且再于“白纸黑字”上重复这些错。我之不惮辞费再来回应，正为这一点。即便作者喜欢写《曾经风雅》这类东西，大抵还得有点明辨的功夫，以免以讹传讹。此处可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作者语含讥诮的那篇“回应”里所引皆为孤证，难成定说。也就是说，即便作者见到有人在回忆录里大谈自己三岁时的故事，也应先想想这超凡的记忆是否可靠。《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对比《史记》与《燕丹子》，谓：“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龟、脍千里马肝、截美入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以此要求作者自是过高，但我们写“传记文学”的人，真的不能学太史公之万一么?读了“相关记载”而真伪不辨，且添油加醋当作证据，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黄慧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80克拉!”大概只能令人发笑了。
　　梁启超另有“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之语，作者将“社会名望”与“暴得大名”演绎为同义词，适为“曲解”。梁氏又云：“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作者采用旧说却不注明出处，拿别人的东西稍稍改头换面成自己的文字，正是“剿说”。
　　此文写毕，未及送出发表，又看到拙文《让人不放心的“风雅”》里顺便提及的另一本书《旧痕新影说文人》的作者的“回应”。前文已云“不惮辞费”，现在倘再另外作文，难免“肆无忌惮”之讥，所以还是照样顺便提一下好了。不过该文有个说法，倒是提醒我为什么这些“传记文学”或“学术随笔”的作者都这般批评不得：“读者倒是喜爱有情绪的文章，何况传主又是感情丰富的作家、文化人。那种理性很强不动声色的谈古论今，虽颇有可观的内容，但往往令读者望而生畏。当下不避‘自我情绪’的文章越来越多，正是读者厌弃作者板板正正面孔的反证。”原来我不小心干扰了“读者”对它们的“喜爱”了，怪得作者念兹在兹，要对读者“说声抱歉”哩。果然如此，那么还是别“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文章自然呆板了许多”，仍以讨“读者喜爱”为要务吧。而周作人早在《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中对此种写作心理有所揭示：“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锋，得到鼓掌与喝采，下面便怒吼说大家不可不冲锋不能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读者大概也不像“传记文学”或“学术随笔”作者所设想得那么低，只要“有情绪”就一律照收，若大旱之望云霓。回过头来看，《旧痕新影说文人》的作者“碍于杨先生的反对”，也许的确能“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但却未必真能得出“理性很强”的话，譬如他讲：“根本上说，拔高也好，贬低也好，无不来自作者对传主的整体了解和基本评价，情绪仅仅是评价传主时附着的情感色彩，仅仅使评价愈加鲜明而已，即使情绪再怎么强烈，断不能因此改变他评价的高与低、对与错。如果文章错了，则错在对传主的了解和评价上，非关作者对他的情绪。”稍有生活常识或略懂一点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