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皮病可以根治吗:刘幼民 : 从历史与人性看仇官问题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从历史与人性看仇官问题 / 刘幼民

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的说道：“‘仇官’心态，最终倒霉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翻开中国历史，仇官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仇官”而导致的农民起义、市民斗争、工人运动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仇官心态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折射，反映出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上溯至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呈现的既是“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那么诸侯争战与社会转型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官民对立的斗争就被以上问题遮掩。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有“盗跖庄蹻流誉后”之语，盗跖是春秋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庄子·盗跖》言其“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 庄蹻(jué)是战国时楚国农民起义领袖，《韩非子·喻老》言楚庄王时，“庄蹻为盗于境内”。 毛泽东在官民冲突中，立场从来都是倾向于仇官的一方、反抗压迫的一方。

从春秋战国之后，历经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朝，官逼民反，仇官者的主体基本都是农民。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仇官者的主体中又新添了市民阶层。工农兵学商中的工人、知识分子、商人及军人的一部分都可以归入市民阶层的阵营。

在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公开赞誉、支持仇官者的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人，他的经典言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是仇官的激烈化、公开化、战斗化的表现形式，结果只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造反有理，仇官自然更加有理了。

仇官者说：我们仇官为什么不仇西门豹？不仇包拯？不仇况钟、海瑞？不仇于成龙？不仇石瑛？不仇焦裕禄呢？于是仇官就被解释为只“仇”昏官和贪官了。如果遇见的是好官自然会万民拥戴了。

想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与仇官心态有关呢？

李君如所说：“‘仇官’心态，最终倒霉的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也是实情。中国人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又说：民不与官斗，穷不与富斗。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官官相护，富人一般也和官府勾结，所以一般百姓仇官、告官、穷人仇富告富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即便老百姓被逼上梁山，也无外乎是造反失败被砍了脑袋，又或者是造反成功坐了江山。可是今日的造反派一旦坐了江山，就变成了明日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又成为新的被仇视对象。这个问题不是私有制的问题，而是人有其天然的自私性，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国家，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3页）毛泽东的革命常常是在向人的自私本性挑战，他的成功在于此，他的失败也在于此。尤其是对文革而言，毛泽东已经正确地发现了权力异化的问题，却不能正确地解决权力异化的问题。

不能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本善、人人可以成佛的理念占据主流位置，所以五千年来老百姓虽然一直“仇官”， 同时又期盼着“青天大老爷”的出现，然而偏偏都是江山代有昏官出，而清官却凤毛麟角，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悖论。结果是没有见着谁成了佛，见着的都是着了魔的人。只要人一做了官，便逐渐变得“欲壑难填”，以至“为所欲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权的造反派，其嚣张程度常常远胜过被他们打到的“走资派”。“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说的是某些人，还是某些人的天性呢？毛泽东作为一位大国领袖和杰出的政治家，在他还没有掌握中国的政权之前，已经感受到了权力异化的压力。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显然知道，“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李自成就是由腐败走向失败的一位典型的历史人物。

可是毛泽东把李自成的腐败和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归之于他们没有战胜外在的糖衣炮弹的袭击，所以毛泽东花了毕生的力量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他以为通过不断发起运动，与阶级敌人斗争，就可以从人民中间塑造出全然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就可以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然而，这正像是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却不知道共产主义的真正敌人，是人的自私本性与动物本性，而不是阶级敌人和他们的糖衣炮弹。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反杜林论》）

动物世界也有它们的头头脑脑，人与动物都有生存欲、性欲、权力欲和贪物欲等，区别在于动物的欲望很小，一般只以饱食为限，而人类则会巧取豪夺，而且贪婪无度。就像民间人士所说：是人就贪，权大大贪，权小小贪，无权不贪。“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小布什认为，唯有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使他们的权力得到有效地限制，才不致害人，才不会以强凌弱，才会使弱小者安居乐业。

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反潮流”的理论如果只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其正面意义不容小觑，有人把毛泽东比做是中国的马丁.路德不是没有道理。马丁.路德发动了西方的宗教改革，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让西方人不再迷信罗马教会的权威，而是自己阅读圣经，自己理解圣经，自己拯救自己。毛泽东在文革中打出了的则是“造反有理”、“反潮流”旗帜，他提倡“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他允许个人理性反对社会集体的客观化理性和教条，用个体的自觉解构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可是“造反有理”一旦成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常态，那么它的破坏作用就会远远大于它的建设作用。因为造反虽然有理，可是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结果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最终倒霉的肯定还是老百姓，在专制政治下，国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政治运动不仅不能限制执掌政权者拥有的权力，在反方向上还会赋予执掌政权者更大的权力。

回到中国的历史，官与民的关系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根本处它们是对立的，而且权力神圣，为了不影响权力的正常发挥，被关进笼子的总是民众。所以谭嗣同总结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被关进笼子的民众，眼看着笼外的统治者醉生梦死、花天酒地、任意招摇只能是先是羡慕、后生嫉妒、然后仇官、造反去了。

可是，“仇官”心态既然只是封建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那么我们只要结束了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让人民拥有了真正的权力，让人民可以自由选任他们信任的人物为他们服务的时候，人民还会“仇官”，还会自己造自己的反吗？

毛泽东正确的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解决问题，他甚至考虑过让人民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来限制官僚体制中的权力异化问题，可是，人民的权利拿什么作保证？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呢？或许人民更需要的是选举任免权，而不是没有选举任免权做保障的言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