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亭宜利箭纵横图片:赵卡 : 在扭曲的镜子里发现了人性的喜感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在扭曲的镜子里发现了人性的喜感 / 赵卡

诗人诗生活系列访谈（四十）赵卡篇

问：王西平，诗人，创办《核诗歌》，媒体记者。

答：赵卡，原名赵先锋，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诗人，小说和电影爱好者，快速消费品营销专家，烧酒贩子，偶有作品发表，现居呼和浩特。

遥想与记忆

问：讲讲神秘的土默特右旗和你的家族史吧。

哦！我的家乡土默特右旗在我18岁离开之前，记忆里是一个民风凶悍、淳朴欠缺的地方。由于黄河流经于此，农业应该是此地的主导产业，不过，它界于呼和浩特和包头之间，某种程度上商业气息很浓，也曾繁华一时。但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当年此地生产土匪，致使好勇斗狠的作风流传不息，当地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我深感丢脸。我的童年和少年滞留在了这里，每当我抽点空回到乡下看望父母时，我不禁深深怀疑这个地方是否有过从前，现在，村庄日渐荒芜凋敝，河流水库荡然无存，乡人木然的眼神让我恍若异乡，除了那乌鸦的叫声沙哑如故。但县城里繁华依旧，四不像的建筑已经和呼和浩特一样叫人快笑掉大牙，银行、饭馆、超市、浴场鳞次栉比，红男绿女或步行或乘车穿行于市，我曾经读书与挨打的那个地方分明是认不出来了。

至于我的家族史，您可真能抬举我。民国初年祖父自山西迁居于土默特平原，他是一个资历尚浅的鸦片贩子，抗日战争期间因丢失良民证被日本人一刺刀捅入黄河死不见尸，家境顿失生活来源差点陷入行乞地步。哪有什么家族，无非几个走西口的土包子，凑在一个西行地的村庄里种地为生。

问：据说你第一次发表诗歌挣了1.71元稿费。这笔款你怎么花了？

1.71元稿费，它是我残存下来的温暖回忆之一。我16岁在家乡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铁路中学读书期间，我读到的第一部诗集是罗伯特•彭斯的。某种发热的欲望激发了我，斗胆将一首8行的歌颂清洁工的小诗寄到了当时的《土默特右旗报》，居然发表了。你问“这笔款你怎么花了？”谁能想到呢，我压根就没去邮局取，而是拿着汇款单到处炫耀……

诗歌与观点

问：有人曾经给你下过这样的结论，认为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你都不能算作一个纯粹的诗人，因为你是职业经理人，说实在的，我很耻笑对这样的论断，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那么你个人认为呢？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诗人才算是纯粹的诗人？

一个地方晨报的实习记者出于对诗人这个古老行当的愚蠢猜测，自然会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我并非在此有意诋毁内蒙古晨报的采访素质，而是感觉，当诗人这一平常的身份一旦进入反常的视野里，难免被恶意的预设身份和不端揣想。我曾经做过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我却讨厌这个不稳定的职业，它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尊严和安全感。

纯粹的诗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纯粹的诗人，关乎职业还是风格，清晰还是晦涩？如瓦雷里和史蒂文斯写“纯”诗的那种，还是陷入无序和庞杂就不算纯粹？或者做一个纯粹的人，荷马纯粹吗，还是但丁；抑或莎士比亚，荷尔德林，里尔克，博尔赫斯？拉伯雷曾经做过修士、医师，他是欧洲小说的发明者，他的书屡屡被禁，我感觉他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历数风格性写作的大师，无不走向了晦涩，我怀疑这就是纯粹，王尔德也断定“只有风格大师才能做到晦涩。”

问：是不是真有人为你从商而没有成为“纯粹的诗人”而幸灾乐祸呢？经商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祸”呢？由此看来，中国人发明“儒商”这个词，并长期以来争议不休，这对文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对商人又意味着什么？你自己有没有一种“蝙蝠身份被猜想”的感觉？

没有。什么“儒商”，扯淡呢！中国人发明“儒商”这个词，但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儒商，犬儒倒是挺多。我从来没有从商，我倒是想从商。做小买卖只是我养家糊口的一种简单手段，我很感谢为我带来快乐和实惠的那些小买卖。而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只是我的一个虚妄的想法，可惜我不是。商人这个不当称谓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不像很多人拥有诸多可以炫耀的身份，我只是曾经放过牛，但不是牧人；练过武术，却总是挨揍；做过中学英文教师，但现在我已经听不懂美式A片的对话了；我喂过鸡，却不是饲养员；做过报社记者，但被开除出了新闻队伍；我做点小买卖，兴致盎然；归根到底，我曾经种过地，我就是一个农民，这个身份使我心里踏实多了。

问：上世纪60年代，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中，有四位领军人物脱颖而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马尔克斯。他于1982年最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以《跳房子》闻名的阿根廷作家胡利奥• 科塔萨尔因病辞世，剩余的两位，秘鲁作家胡利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一直都是近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2010年略萨不负众望，终于获奖。放眼世界，很少有像拉美这样，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事实上，我们谈论最多的拉美文学风格又是“魔幻”的，这两种看似完全不搭界的风格又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有人说是靠作家的想像力，有人说只是表面的统一，内部依然是分裂的，如此等等。你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向拉美文学学什么？你自己也表示喜欢拉美文学，这与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关系？

看你提问题，感觉你对拉美文学好像很了解似的？套用雷蒙德•卡佛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名《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的话说是，当我们在谈论我们一知半解的东西时，我们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吗？我不知道是谁给炫目的拉美文学戴上了“魔幻”这顶大帽子的，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略萨，富恩特斯，卡朋铁尔，博尔赫斯，如此往下数，我也没看出来怎么“魔幻”的。“魔幻”是什么？恍惚的时空，迷离的梦境，乖张的场景，无边的想象力，宗教，迷信，还是匪夷所思的胡扯？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在歪曲和转译拉美作家，以期能从中学点一招半式，如同很多人发现了《百年孤独》的由战争、暴力、无知带来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轮回，而马尔克斯却认为他们忽视了这部作品中他对其笔下的所有不幸的人物寄予的深切同情，这就是人性。博尔赫斯？我认为他不是一位地道的拉美作家，他似乎没有国籍，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一个虚构出来的人。拉美作家的想象力是基于现实的神奇一面，即使放在中国，我们缺少那些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东西吗？不是，我们总是对熟视无睹的残忍现实吝啬那人性的一瞥，却热衷于玩弄类似“房中术”和“厚黑学”的奇技淫巧。

我喜欢拉美文学，尤其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但这和我的诗写没有多大关系，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问：据说《坚持》的最大贡献是，推出了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和诗人，这个人就是赵卡。说说你跟《坚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依存关系？赵卡，这个名字是你的笔名吗？你自称是冒牌卡夫卡，或赵卡夫卡，这里头有什么特殊的“隐喻”可言？跟你最早的笔名“狼人”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蜕变过程？

我的朋友阿翔认为《坚持》的最大贡献是推出了我，我以为符合事实的一部分，我感谢《坚持》为我带来的任何正面声誉。至于“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和诗人”，我感到惶恐，实不敢当。我的朋友广子最初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煤城乌海市创办《坚持》时，显然他是孤独的，那时我在呼和浩特的一家养殖场，我们并不相识，我们彼此之间却在隐秘地寻找着一种相同的气味。那个时候，广子可能是内蒙古最好的诗人，现在，这个结论已经确凿无疑了。我协助广子办《坚持》应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基于此，我感谢他。也就是我正式参与《坚持》的编辑过程中，我写下了一首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诗《眺望时间消逝》，同时我更改了自己的笔名，算是对自己以前的浮躁、混乱、不加节制的书写的一种清算，并一直沿用至今。

那个时候大家对取一个笔名煞费苦心，就像现在取网名，赶时髦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我也不例外。今天看来，赵卡还不如我的本名赵先锋更来劲呢。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写作者对另一个写作者的仰慕和崇敬之情，对卡夫卡，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前置限制的热爱者，而且，我对卡夫卡的理解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

问：也不知你读过奥尼尔《诗人的气质》没有，这本书里无不来源于奥尼尔对亲身经历的生活的提炼，可以看出，塑造的许多人物，他们的生活境遇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回忆性、自传性的特点也越发明显起来。与之对应，“诗人的气质”同样显现在一个诗人的身上，却同样有“自传色彩”，只是与奥尼尔相比，生活的无奈放弃的悲剧没有在你身上发生，恰恰相反，我看到了你对人生或人性近似扭曲的喜剧性表达，那么这种表达方式离你内在的精神气质有多远？

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唔，没有读过，听你的介绍，我倒挺感兴趣，以后争取找来读读。如你所说，字里行间的“自传色彩”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宿命，写东西的人就活在他的文字里，看一个作家，你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或他有什么样的人生了。关于“诗人的气质”，好像有指向“个性”的嫌疑，我情愿相信奥尼尔说的是诗歌的气质，或者说，诗写过程中的每一个词的气质。你说看到了我的对人生或人性近似扭曲的喜剧性表达，我想说，本来它们就是扭曲的，我只是在扭曲的镜子里发现了人生或人性的喜感和冲突性。我不想说我本人有什么精神气质，我宁愿在我的诗行里寻找这种精神气质，哪怕一个句子，一个词，只要它的位置是适当的，无可替代的。看来，不止是你说的奥尼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写一种有“诗人的气质”的诗歌，我却感觉他们写下了诗人的性格，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诗大多是性格诗歌，或有“个性”的诗，关于这个问题，我宁愿信服艾略特说法，“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

问：最近你对一些诗人的诗作进行了随性式解读，但可以看出你是有计划的。在解读格式和哑石的作品时，你同样提到了“喜剧”的表达，在你看来格式的《守夜》是一首“最愉快”的诗，而哑石的诗篇“犹如观赏一部伟大的人间喜剧。”那么在你的视野里，中国诗歌喜剧气质依附在哪些人的身上？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词：“担当”。我感觉，“担当”这个词本来是凝重的，关乎责任感的，人性的，具有悲悯和救赎的意味。可一旦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语境里，它忽然变得生出恶意了，凡以此背书的诗歌，我们几乎都能读出了轻浮和虚妄的味道。这到底是诗人的一种自觉性还是半推半就的失身欲望，不得而知。而加入了“喜剧”成分表达的诗篇，让我感到了一种亲近感，它是现实的，近距离的，有体温的。正如海伦•文德勒谈到约翰•阿什伯利时说的，“很多抒情诗的说话者都用一种亲密的方式对看不见的倾听者发言，”负载了“担当”的诗人面对巨大的虚无布道，而拥有“喜剧”感的诗人却和他诗中的倾听者说话。

无论哑石还是格式，伊沙还是广子，余怒还是臧棣，还有我喜爱的西川、于坚、陈先发、柏桦、阿翔等等，我没有任何解读计划，这些都是随机的，即兴的，更确切的说，是我读到的这些诗发现了我的破绽。

问：诗歌与道德，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英国诗人史文朋说过：“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对于这个话题，我记得你在2010年衡山诗会的一个滞后发言中也提到了，认为对诗人来说，“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写好诗的道德，”在这里你同样强调了史文朋的“间接”性，即“非解决政治以及由政治延伸出来的非诗的立场和手段”，这就使得我从你的诗中渐渐读到了浓郁的人生批评和道德诉求的气息，不知道这种感觉确切不？ 在一个缺乏道德的国家里谈论道德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荒谬和滑稽的事情啊，如同商人舍利取义、嫖客承诺责任、列宁谈论人性！多数的时间里诗人们总是把道德和政治混淆起来，也就是说，政治话题成为一种道德风尚构成了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往往不可避免地带着政治因素。由此入诗，我始终认为道德入诗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之一，至少，一首诗不应该带着预设的道德判断面世，如果它产生了道德，那是完成后的结果而不是前置条件。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我没听说过的英国诗人史文朋说的“一切大诗人必然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但他更多的强调了诗人而不是诗歌，所以说，他的说法是有问题的。米兰•昆德拉谈到了拉什迪“将价值赋予不正经的原则”，那么，拉伯雷才是最大的道德。

说到我自己，我还真没发现我的诗写里的道德诉求，原来我以为我的诗中仅有讽刺、愤怒、批判和沧桑感，你这么一说，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开始觉得我的诗写应该是存在问题的，而我居然没有察觉到，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思考和写作。

问：我对独立诗人的理解是：他们并不广为人知，仅仅存活在一部分柔软的视野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种诗歌，忠于真实的自我表达、宣泄、忧郁、暴躁。对于诗歌，只在乎自己是否玩的尽兴，丝毫不去考虑装腔作势的评价和扭捏做作的大师姿态。而正是他们，陪伴你温暖的笑脸度过一个庸懒的午后……有一些人或一些选本，将你也纳入独立诗人名列，你个人觉得合适不？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独立诗人？ 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什么是独立诗人，是意识形态上的还是在技艺上的独立于其他诗人的诗人？我听说过一个选本，将我纳入独立诗人名列，首先我很感激那个选本的编者，至今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选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好说什么意见，但我感觉他们肯定意在坚持一种独立的编选立场。按照我个人的尝试性的粗陋理解，独立诗人一定是那些摒弃了流行趣味的诗人，在技艺上有所发明的诗人，读者不多却期待合格读者的诗人，源头性的，低调，偏执，奇怪，甚至有些晦涩的诗人。我举几个例子你看合适不？昌耀，钟鸣、于坚，孙文波，臧棣，余怒，桑克，王敖，哑石，巴彦卡尼达……

问：大约五六年前吧，北京《诗刊》曾组织一整年新诗标准讨论，由此看来这仍是一个饶不开的重要话题。那么诗歌标准是个问题吗，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或者说诗歌真有标准吗？

标准即标杆，诗歌怎么能够建立标准呢？难道我们所有的诗写都向荷马、但丁、歌德看齐？还是我们的技艺全部求教于波德莱尔、艾略特、里尔克？诗歌没有标准，这是常识中的常识。我认为那些给诗歌妄定（量化了的、细化了的、具体化了的）标准的白痴必心术不正，甚至阴险歹毒。

即便话虽如此，我依然认为诗歌是有标准的，它只有一种标准，针对个人的美学趣味，但它又是个秘密，谁又能有幸发现这个伟大的秘密呢？米沃什的意见算一个，“诗歌，即使其题材与叙述口吻与周围现实完全分离，要是一样能够顽强存在，那是令我激赏的诗歌。有力度的诗，或是一首抒情诗，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一种现实。”艾略特谈到布莱克时的意见也算一个，“这是整个世界都暗暗反对的那种真诚，因为它使人不快。布莱克的诗就有着所有伟大诗作所共有的那种不快之感。一切称之为病态的或反常的或荒谬的东西，一切说明了一个时代或一种风尚的不健康的东西，都不具有这种特色。”还有……

问：你除了诗人这一身份，好像还有批评家的身份，就当下诗歌写作而言，诗歌批评重要吗？你似乎一向对中国的诗歌批评家们持怀疑态度，这是为什么？或者说，也怀疑自己批评能力吗？

我的看法是，基于诗歌的任何形式的批评都是一种寄生性写作。问题是，理论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居然有压倒原创诗歌文本的趋势，这就显得很耐人寻味了；而且，诗歌批评已经沦为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诗人向批评家们暧昧的发出了邀约，或者是凶狠的讹诈，于是庸俗的合流出现了。中国当下的批评大多是，试图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发生、技艺和传达出来的意念以私人意见的表达寻求公众认同，我始终认为是可疑的。诗歌的解读产生歧义多么正常，而我们却深陷于一个声音说话，我想说，真正的批评行家一定如艾略特发现圣-琼•佩斯是一位艰深的诗人那样，“他不归属于任何范畴，在文学中他没有渊源和师承，他的诗只能由其诗歌自身来诠释。”

我对中国的诗歌批评家们的没有来由的自信一直持怀疑态度，欠缺读诗的能力大概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吧。

问：你刚才提到的圣-琼•佩斯，我特别喜欢，应该说，我热衷于写散文诗，也是受这位大师的影响（事实上在外国诗人那里，似乎就没有什么诗歌与散文诗的区别），看来你也喜欢佩斯？

是的，何止喜欢。我最崇敬的诗人就是圣-琼•佩斯，里尔克说他“语句如此地与众不同，近乎于脱离诗歌本身，它不满足于接下来的雷同：旋即变得孤单，面对这样洞察入微的诗人，我最终退回到一个听众、观赏者的角色。”我还喜欢李白，还有艾略特、特朗斯特朗姆和孙甘露，等等。

问：悉数70后事件，去年有“梦霍”之争……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对于70后，不知你还能谈出什么新意来？

我已经厌倦了谈论70后，大概是我那两万字的文章使然吧！

生活与梦想

问：诗人老巢说过：爱女人是男人最美好的事业。我发现你有不少诗是写给女人的，比如最近有一首题为《致妓女小游》的小诗，请简述一下属于你个人的“女人交往史”（包括“小游”）。我见过一些诗人，总是以诗人的身份去跟女人套近乎，把自己当作偶像塑造，然后引起对方崇而拜之投桃报李，那么你跟女人接近，是以什么身份采取什么手段？

老巢这话很实惠，哈哈哈，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你见过的“以诗人的身份去跟女人套近乎”的这些家伙们智商委实太低，简直是自讨其辱；还期望“引起对方崇而拜之投桃报李”，我看就连投桃的女人也一样纯属脑子和身体有毛病。当然，这年头“交际男”和“交际花”多了，套近乎套在床上也不稀奇。我这样说女人，其实不是诗人在床上的胜利，而是诗歌的内部发生了魅力。我生性自卑，又是个农民，其貌不扬，几无积蓄，更遑论个人的“女人交往史”，而且你企图探听到的“女人交往史”无非艳遇和不轨，本人倒是极其希望期望一次命犯桃花，但屡屡拙于交际的言辞和热烈的行动，迄今一无所获。

至于妓女小游的问题，我在一篇《说谎成性》的小说里大致做过交待，其中不乏暧昧的趣味性细节；还有其它的一些女人纠葛赝事，我建议日后再说。

问：当说到诗人，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其区别在了男女两性之外，马雅科夫斯基不是也说过：“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裤子的云。”你怎么识别或辨别男人赵卡、诗人赵卡之间的区别？诗人是敏感又脆弱的动物，最禁不起打击和伤害，对你来说，什么事发生会让你最“疼心”？

作为男人的赵卡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有些重色轻友，志在不劳而获；他怀有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总是对草芥般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却又无能为力；他试图努力赚钱以孝敬父母、养家糊口，终究让时间证明了他的力不从心；作为诗人的赵卡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吊儿郎当，耍点小聪明也是经常穿帮；读书不多，更谈不上思考，即使偶有佳作，无非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作为男人的赵卡和作为诗人的赵卡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失败者，无论从生活还是艺术上看皆如此。

你说“诗人是敏感又脆弱的动物，最禁不起打击和伤害”，这话我只能赞成一半，尽管很多诗人擅自挥霍了自己的珍贵生命，哦，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扼叹的死亡名单！但像歌德那样善终的大诗人才是我等仰慕的榜样。无论人还是诗人，轻贱自己的生命尊严，还不是我最“疼心”的，我最“疼心”的反倒是那些鼓吹、赞美或漠视诗人死亡的声音，那声音里裹挟的残忍和冷酷令人不寒而栗。

问：你对余怒、阿翔、广子等比较推崇和欣赏，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私人”问题吗？反过来说，你认为他们欣赏你的哪一点？

推崇和欣赏来自两个方面，我喜欢为内心写作的诗人：一是他们本身是靠扎实的诗歌文本说话，恰好他们写下的东西对了我的胃口；二是来自私下的友谊，他们都属于那种阳光下暴晒的男人，对朋友柔情似水对作品却又直言不讳。其实这两个人我谈论的够多了，他们的诗写主要来自于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在余怒那里，这种冲突是紧张的，他致力于解决；在广子那里，这种冲突是松弛的，他致力于不解。关于他们的诗艺和人品我希望在我为他们写下的那些文字里寻找。

除了生死，人生还有三样东西难免遭遇：朋友、疾病和心藏大恶，你若隐瞒，无异欲盖弥彰。别的哥们儿我就不说了，我再来详细谈谈阿翔与广子这两个和我厮混了二十年的朋友。他俩无趣的童年和磨难的少年期是我不关心的，我通过诗歌、书信和民间小诗报认识他们时，作为70后诗人的“老大”他们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薄弱名声，而今天，步入中年的他们俨然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阿翔的经历虽谈不上传奇却也值得传诵，他的疾病，他的诗歌，他的爱情似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是一个善于慷慨放弃小原则而顽固坚持大原则的家伙，他的诗迷离迷人，有些奢华，那是巴洛克风格的一部分，至少我是很喜欢的。至于那个从小在煤矿长大的诗人广子，他的性格和他从小玩弄的煤球一样，外表粗糙，内心火热，他浑身散发出的魅力着实让人回味无穷，如果我是一个美女，我相信我肯定会爱上他。他现在的疾病是亲人的健康，他现在的朋友越来越多，他心藏大恶，却从不挥霍；广子的诗虽不能说卓绝却也称得上卓异，我断定喜欢他的诗的人会比喜欢他的人的人要多。

我对这两个很难照面的朋友没有什么要说的，祝他俩发财！

问：除了诗歌，还有你喜欢的那种艺术？

除了读小说就是看电影。我敢说没有露天电影，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灰暗的。这是卢米埃尔兄弟1895年为我们发明的伟大礼物。我特别羡慕那些电影工作者，能把工作、赚钱、爱好和理想结合在一起，神了。记得一则浅显的格言说，“人生最快乐的；并不是别人给你带来快乐，而是你给别人带来快乐。”电影应该就是这么个好玩的东西，它集成了技术和艺术的全部。我一直在寻思：如果我当初没有写诗，而是在做电影，那该是一生中多牛逼的一件事啊！从前我感觉小说是讲故事最好的形式，后来发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越来越觉得电影才是讲故事的最棒的形式了。我们小时候爱看电影，其实就是每个人从小就有爱听故事的习惯使然，只有电影满足了我们——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心理需求、精神需求，更重要的是生理需求——白日梦。

我写下的那些关于电影的肤浅文字，有一部分是我感到想说点什么；还有一部分是给我的儿子赵传推荐的私人意见，我发现他也是一个电影迷，这大概是他打发无聊时光的一个有效手段。顺带说一句，黑泽明、希区柯克和库布里克的片子是我的最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肖恩•康纳利是我的偶像哈！

问：新的一年开始了，回顾与展望一下你自己吧。

生活上，自去年与朋友穿着裘皮大衣合伙开办超市以来，先赔得只剩下裤头，后辗转商铺变更经营品种才起死回生；惨淡经营一年，这段时间可谓财源广进，总算舒了一口气。生活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过去热爱的业余活动已经提不起我的兴趣了，比如K歌、桑拿、打牌、纵酒、做爱等等；今年诗好像写的比往年多了几首，但更发表不了。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来年也没什么打算，继续做我的小买卖，读点书，写点诗，看点电影，喝点小酒……

试题起草：2010年12月8日 星期二 早间11时02分 银川 晴 微风 -2～-14℃

交卷时间：2011年2月24日 星期四 呼和浩特8～-7℃ 晴转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