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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权威——卡斯特里奥挑战加尔文 / 赵政

1563年12月29日，不期而至的死神终于解救了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之所以说是解救，实在是因为，如果他不死，那么，他的对手们——以约翰•加尔文为首的基督新教日内瓦宗教会议，必然会以“异端”的罪名，将其逮捕法办，结果可能是监禁、流放，或者绞杀，甚至文火烤杀；然而，在死神的眷顾下，勇敢的卡斯特里奥再也不用承受这些痛苦了。这一年，卡斯特里奥48岁，由于操劳过度，经过长期的呕吐和卧床不起之后，他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除了有关宗教宽容的精神资源，这位伟大的学者未能给他的孩子留下任何遗产，在他的房间里，没有一件银器，所有的丧葬费用都靠朋友们垫付，而墓碑竟然是由他的学生们出资捐建的，上面刻着这样一段话，“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学识，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生于1515年，母语为法语或意大利语，毕业于里昂大学，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德语，酷爱音乐、散文和诗歌。在他求学期间，正值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因崇尚良心自由却被罗马天主教廷处死的“异端”也不可胜数。1536年，约翰•加尔文出版《基督教原理》一书，勇敢地向当时的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在这本书中，年轻的约翰•加尔文愤怒地写道，“处死异端，不啻一种犯罪，以烈火利剑结束他们的性命，有悖于每一项人道的原则”。因为这一勇敢的倡议，在很多参与宗教改革、反抗天主教罗马教廷的人心中，加尔文很快地成为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而比他小6岁的卡斯特里奥，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成为他的信徒。1540年1月，三名路德派信徒在里昂被处火刑，当目睹异端被烧死的惨状后，卡斯特里奥大受震动，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并将良心自由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年的春天，卡斯特里奥公开改宗新教，并离开里昂，前往加尔文避难的斯特拉斯堡，之后又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日内瓦。1542年，卡斯特里奥被加尔文任命为日内瓦学院的院长，并兼任一家教堂的传教士。

为了与天主教罗马教廷分庭抗礼，马丁•路德早已将《圣经》翻译成德语，而出于让自己的同胞——法国人民也能掌握真理的考虑，卡斯特里奥决意效仿路德，将《圣经》译成拉丁文后再译为法文。然而此时《圣经》已有法文译本，作为基督新教钦定的“正式版”，加尔文还为之写了序言。可想而知，当卡斯特里奥为了他的新译本向加尔文请求颁发《出版许可证》时，这位在日内瓦早已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会多么恼怒。按照加尔文的理论，上帝是严厉的，所有死后可以升入天堂的人早已被“预定”，为了增耀上帝的荣光，个人只能通过严格遵守教规，以孜孜不倦的劳动来向上帝证明自己拥有“被拣选”的资格，而与之无关的所有仪式和忏悔都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在卡斯特里奥看来，加尔文的这一说教过于刻板，作为一个温和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耶稣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充其量，基督徒只应将其视为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凭借个人的理性自行效仿；至于尘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资格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更没有谁必然掌握真理。到此，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的蜜月期宣告结束，而斗争的大幕也徐徐拉开。

很快的，卡斯特里奥就被逐出日内瓦，而怯于加尔文的淫威，也没有大学和教堂敢邀请他。迫于生计，卡斯特里奥只好在一家印刷所当低级校对，当家庭教师，为书商翻译资料，甚至去巴塞尔的郊区当雇工挖土，莱茵河涨水的时候，这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为了一点报酬，不得不和周围的普通平民一起，用抓钩去捞取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料，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每日所需的面包……

如果没有后来的塞尔维特事件，也许加尔文和卡斯特里奥之间再也不会有故事发生，而卡斯特里奥也可能就寂寂无闻的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向生命的终点，在他死后，巴塞尔不会为他举行极尽哀荣的葬礼，几十年几百年过后，也不会有人再记得他。然而，既然他命中注定要和加尔文生活在一个时代，既然加尔文执意要将日内瓦打造成尘世的“上帝之城”，而卡斯特里奥也执意高举良心自由的旗帜，那么，这两个人必定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再次相遇。在这场因宗教改革引发的精神领域的战斗中，他们曾经是战友，而现在却成了对头。

处死一个异端，在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历史上，根本不算什么。然而，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属于新教的日内瓦，却不得不激起所有内心尚存良知的人们的愤慨和思考。在西班牙阿拉贡人米圭尔•塞尔维特被加尔文烧死两百年之后，爱德华•吉本还要声称，此次事件带给他的反感，远超过天主教罗马教廷判处的那些火刑，而伏尔泰更将这一处决斥之为“宗教屠杀”。那些参与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像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甚至包括加尔文本人，都曾经大肆抨击天主教的暴行，反对将异端处死。然而，正是这些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自由”和为人最神圣的权利而战的改革家们，用文火烤杀了塞尔维特，而他之所以“该死”，并不是因为他渎神。当脚下的柴堆燃起烈焰，浓烟笼罩了他的身体，这个可怜的流浪学者依然高呼着耶稣的名字。他之所以被杀，不过是因为他不愿和那位被罗马教廷同样斥之为异端的加尔文保持一致。除了观念上的差异之外，他和加尔文的不同还在于，此时的加尔文，已经在新教的日内瓦权倾四野，而米圭尔•塞尔维特，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流浪汉，却又有着堂吉诃德般的性格，时刻准备着挑起战斗……

无可否认，总有些人对良心、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期望过高，以至于只要表达出来的东西，就期望对方能全盘接受，不达目的而誓不罢休。直到今天，我们中间依然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后，如果得不到对方的认可，立马气急败坏横加指责，甚至没边没沿地谩骂。他们永远都不会去想，为什么你的观点别人就一定要接受呢？只要对方能耐心聆听你的阐述，大家都能自由的表达、平等的交流，求同存异，不同的部分各自保留，交给时间去解决，不是很好吗？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些人就是理解不了，他们永远受到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思维的支配，只要多说两句，论战就变成了泼妇骂街。毫无疑问，米圭尔•塞尔维特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平地说，当塞尔维特就三位一体的教条写信给加尔文，对其阐述自己那惊世骇俗的观点时，加尔文还是尽量心平气和的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对方进行平等的沟通，但塞尔维特，这个极端情绪化的自大狂，在写给加尔文的信中，却从未掩饰过自己的放肆和傲慢。他不仅指责对方误入歧途，甚至将一本被他批改得惨不忍睹的《基督教原理》寄给原作者，其后不久，又写了一本所谓《基督教补正》送给加尔文；当然，基于他那张扬的个性，他也没忘了补上一顿破口大骂。可想而知，早已在日内瓦俯视芸芸众生的加尔文是多么的恼羞成怒。在写给助手法里尔的信中，加尔文说道，“若他竟来此地，只要我在本城尚有权威，定然叫他休想活着离开。”

也许连上帝都认为那位竟敢否认三位一体的塞尔维特该死吧，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塞尔维特居然出现在日内瓦，出现在加尔文布道的圣皮埃尔大教堂。四目相对，他们都认出了对方。带着一股子成为殉道者的狂热，塞尔维特很快被逮捕，接着就是审判、行刑。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处火刑。与死神的争斗，持续了漫长的半个小时，在骇人至极的惨叫声中，这个敢于挑战权威的自由思想家很快地变成了一堆焦炭。那一刻，加尔文呆在自己的书房里，想什么，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

当几个世纪过去之后，日内瓦的自由民终于为可怜的塞尔维特建起一座纪念碑，并将其称之为“时代的牺牲者”。就像之前之后的很多个黑暗、荒唐的时代结束之后一样，当阴霾散尽云淡风轻，人们总习惯于将所有的罪责推给那个时代，或推给某一个人、某一团体或体制。他们不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发现自己或个人在那个时代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所能承担的责任。于是，深植于人性深处的恶暂时潜伏起来，待到那段血腥的历史从人们的头脑中渐渐消失，或被压缩成仅仅只是书本上的故事，那恶毒的魔爪就开始在我们的头顶上空肆虐挥舞起来，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上演，只不过换一个形式罢了。

那并不是一个愚昧的时代，16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的曙光早已在各地闪耀，蒙田就属于那个时代。可是，面对加尔文的暴行，很多像蒙田一样的人文主义者都躲了起来，他们不敢直视现实的血腥，而只会龟缩在自己的书房里，隐晦而又含混不清地雄辩滔滔。在这个决定欧洲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这些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们自诩的人类理性，都不加思索地指向了自己。而加尔文，这个杀死塞尔维特的凶手，依然身着整齐干净的黑袍，在每一个礼拜日，走上布道台，向整个新教世界灌输他的真理。他要让民众相信，烧死塞尔维特是为了增耀上帝的荣光，这一举动不仅正确，而且伟大。

正当加尔文沉浸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中时，一个反对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个声音，加尔文是那样熟悉，他们曾经在一起共事，那是一个他过去非常欣赏的学者，只不过双方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就被他轰出了日内瓦。而这个勇敢的人，这个敢于挑战他加尔文权威的人，就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面对质疑，加尔文并非稳若磐石，事实上，从他后来写的那篇辩护辞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这篇文章名为“捍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尔维特的可怕错误”，像这种口号式的措辞，不同时代的独裁者好像都喜欢效仿，比如旗帜鲜明地捍卫什么、反对什么之类，看似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却不过是借助暴力才放大了他的声响，而骨子里早已脆弱不堪虚弱至极。当然，对付那些怯懦的芸芸众生，如此这般的张牙舞爪并非没有作用，只是总有些勇敢的心灵从不惧怕这样的恫吓，比如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

“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那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从解释“异端”这个概念入手，通过对它的反思和批判，卡斯特里奥掀起了针对加尔文的抗争。在《论异端》一书中，卡斯特里奥激情澎湃地写道，“人们确定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或可说，他们以虚幻的确定，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无误，而置他人的观点于不顾。残酷与迫害生自狂傲自大，因此虽然如今，观点几乎就跟世上的人数一样多，人却不会容忍任何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无一个教派不在谴责其他所有教派，并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正是因此，便出现了流放、驱逐、监禁、烧杀和绞杀”。那么，人们该如何规避这些野兽般的行径呢？卡斯特里奥提出了宗教宽容的观念，“让我们相互宽容吧，让我们不谴责他人的信仰吧”。至于那些可以动用暴力的当权者，“更应投身于温和的一方，决不屈从怂恿你谋杀他人的人”。当这样说的时候，卡斯特里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是像很多独裁者那样认为唯有自己掌握真理吗？当然不是，“我绝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上帝谴来的先知，惟是个平常人来自民众中间，我厌恶争论口角，只愿宗教的树立不靠争斗，而靠富同情心的爱，不靠诉诸外表的作为，而靠心灵内部的礼拜”。“毫无疑问，我绝未讲过前人未曾讲过的话，然而将真理和正义反复宣讲，才能使人们有所认识，而这并不多余”。

后面发生的事，我就不再赘述了，反正，卡斯特里奥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向他心目中仁慈的上帝发出吁请，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了他对加尔文的“判决”，那就是有罪，而且是杀人罪，“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可想而知，面对这一指控，加尔文会如何动用一切力量展开反击，而像卡斯特里奥这样宽厚温和懂得包容的学者，只需用挑剔的眼光稍微扫视一下，就能发现很多“毛病”，而这些“毛病”到了加尔文那里，就变成了他控告对方的罪证。当加尔文正密谋煽动法国的新教胡格诺教派向天主教徒动用武力时，卡斯特里奥发表《悲切吁告法兰西》，建议双方达成和解，而这更让加尔文对他恨之入骨。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了卡斯特里奥曾经和两个异端过从甚密，于是日内瓦当局开足马力，将卡斯特里奥指为某个并不存在的集团的首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卡斯特里奥尚未被捕， 加尔文就已经赢了。可是，这个叫加尔文寝食难安的人突然死了，他死得很及时，也很幸运，他躲过了那些异端们必须承受的可悲结局，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逃过了敌人的魔掌”。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引言中写道，“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能思的人，都需要一再确定自由和权威的分野。因一旦缺乏权威，自由势必堕落为放纵，随之演化成混乱；而如若没有自由的调节，权威势必转变为暴政。人性里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把个人吸收到社会之中；而另外的一种信念同样根深蒂固，便是必能寻找到一种宗教、国家或者社会体制，它会权威性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16世纪的欧洲，用天下大乱来形容绝不为过，这其中既有王权和教权的抗衡，也有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斗。面对这一混乱的时局，众多有识之士为了重建欧洲的秩序，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杀死塞尔维特的约翰•加尔文。客观地说，和其他观点比起来，加尔文强调的新教教义——“上帝预选说”更具可操作性。不管是震慑也好，恐吓也罢，一个严厉的、甚至无情的上帝对信徒产生的心理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在加尔文的大力推动下，克己、自律、朴素、端庄、勤奋以及敬业，这种种优秀的品质成为了新教徒们显而易见的标识，而且也正是这一群体，引领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些参与航海的冒险家，那些拓殖北美的殖民者，大多都属于这个群体。1620年，首批新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在北美登陆，之后随即开始了新教徒的大批移民。从踏上北美大陆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按照新教的传统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组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尚挣扎在专制暴政的淫威下时，北美的新教移民就确立了作为现代国家宪法的一些普遍原则，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等等。应该说，无论加尔文对所谓“异端”是如何的残暴，但他对信徒平等和教内民主的坚持却直接促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由信徒自行管理并推选“长老”的新教长老制，孕育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代议制。由于新教徒认为人人都可能犯罪，因此权利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宪法中有关制约与平衡的条款即源于此。最后，新教徒为了抵制罪恶，注重办学，培养对社会具有信托意识的个人，从而落实了民主宪政。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美国完全脱胎于新教精神，而这一结果，竟然都拜那个日内瓦的独裁者所赐，细想想，是不是很可笑？

其实也没什么可笑的，就改造人性这一点而言，我始终认为加尔文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由他开创的基督新教或曰清教，对于1500年以后的世界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低地国家荷兰到“日不落”大英帝国再到脱离母国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都相继引领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而在这些国家中，从普通国民的日常生活直到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随处都可看到新教精神的烙印。无可否认，这一切都有赖于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无上权威。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或人文主义者，无论是塞尔维特，还是卡斯特里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无可厚非，然而，在一个社会整体堕落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容置疑的权威以及清晰明确的秩序所打造的规范且标准的生活也许比自由更重要。我绝不怀疑像卡斯特里奥一般的知识分子具备足够的理性约束自己，但他们的生活距离芸芸众生又是何其遥远。享受自由的前提是明确树立“个人责任”的意识，而这种责任又有多少人敢于担当呢？看看我们身边，时刻准备着推卸责任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不受制约的自由只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并成为下一轮集权的注脚。其实，所谓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始终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那就是由加尔文一再强调的，个人独自面对上帝，理性规制自己的宗教内涵。在这里，一个温情脉脉的上帝是起不到多少作用的。中国的儒家强调“慎独”，但是很显然，没有敬畏的“慎独”无法转变成现实性，因此，当朱熹训导众生“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如此这般的教条却绝不妨碍他流连于花街柳巷，沉醉在莺歌燕舞之中；而伟大的约翰•加尔文却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上帝。（自由之鹰）http://yinjunzi1975.ycool.com/

（悄悄地说，如果你能看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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